历史上孔府不仅是圣人之家，也是书香门第，他们不仅好读书，也好刻书。诗礼传家乃孔氏祖训。词者，诗之余，孔氏后裔在词学上也建树颇丰。《红萼轩词牌》便是孔府家刻词学作品之一，该词牌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该词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以孔府档案为核心资料，以馆藏雕版和古籍相印证，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对其专业名称、刊刻时间、独特之处等进行系统梳理。着重通过产生背景及编订者对它的定位和评价，探讨其在行政事务中的重要作用和文物玩赏价值，进而探索孔府藏书的历史影响和现实意义。
孔子被称为“万世师表”“帝王之师”，孔府“诗礼传家”“簪缨世泽”。历代孔氏后裔中不乏好读书者，如孔毓圻、孔宪培、孔广森等，他们在文学、书法、绘画方面均有较高造诣。其中孔子六十八代孙孔传铎是清代衍圣公中文学成就较高者，诗、词、文俱佳，对其后的衍圣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其词学成就——《红萼轩词牌》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孔子博物馆不仅藏有该词牌的古籍图书，还珍藏着雕版印刷的版片，目前已知词谱书版存世数量稀少，因而异常珍贵。
孔传铎（1673-1735），字振路，号牖民，又号静远，生于康熙十二年（1673），四十年赐二品冠服，雍正元年（1723）袭封衍圣公，诰授光禄大夫。九年因病告休，十三年病逝，享年62岁。孔传铎好读书、通礼乐、工诗词、精研理学、博学律吕之书、深于乐理。辑《阙里盛典》（即《世宗修庙盛典》），著有《安怀堂文集》《申椒集》《盟鸥集》等书计十八种，自称“红萼主人”或“红萼轩主人”。《红萼轩词牌》因编订之人而得名。
《红萼轩词牌》是清早期词选总集之一，收录历代诗词名家作品120篇，每张刻词一首，其中小令40首，中调30首，长调50首。卷首依次有孔传铎“诗余牌引”及顾彩序，卷末有孔传鋕跋。
该书椠印俱精，雕版为木板，凸版，设计精美，四周双边且花边每叶不同，或花草，或兰菊，或梅竹，或博古。（图一至图四）半叶一词，并视小令、中调、长调而行格有别。小令半叶五行，行十五字；中调半叶六行，行十四至十六字不等；长调半叶七行，行十七至十九字不等。存41片，内容分别为书名和跋2片，诗余牌引2片、序2片，目录3片，小令11片，中调8片，长调13片。现存雕版字迹清晰，仍可印刷，弥足珍贵。单张设计且每页各不相同的风格，在有清一代的书刻中是一种特殊的存在。
图三
孔传铎一生著述颇多，但遍查多种资料，对《红萼轩词牌》的记载和研究却很少，甚至可以说鲜有提及。如孔祥霖在《曲阜清儒著述记》记载：著有《礼记摛藻》一卷，《三传合纂》十二卷，《世宗修庙盛典》五十卷，《读书偶志》一卷，《安怀堂文集》二卷，《申椒集》二卷，《绘心集》二卷，《盟鸥草》二卷，《古文源》二卷，《红萼词》二卷，《炊香词》二卷[1]，并未提及《红萼轩词牌》。《孔子世家谱》记载：著《安怀堂文集》《读古偶志》《申椒集》《绘心集》《盟鸥草》《红萼词》《炊香词》 ，并订《春秋三传合纂》 《礼记擒藻》《古文源》[2]，也未提及该词牌。
现代相关研究成果中，田桂芬《明清词谱的发展概况》一文，在普及型词谱章节对该书的内容做了简单介绍。陈冬冬在《清代孔氏家族学术研究》中，对该书现存情况做了介绍。唐桂艳在《清代山东刻书史》中简单记录了该书是孔传铎著述刊刻书籍之一。姚金迪《清代曲阜孔氏家族诗文研究》、周洪才《孔子故里著述考》中提及编订《红萼轩词牌》。《孔子博物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中记载有：红萼轩词牌一卷，清刻本，一册。《中国古籍珍本丛刊孔子博物馆卷》第21册有该书全文影印内容，可读性较高。相比古籍图书而言，对该书雕版的记载和研究更是少之又少，仅在《孔府珍藏·档案卷》中有简单介绍。
经多方检索和查询，该书现存数量极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西北大学图书馆藏清刻本《诗余牌》（即为词牌）不分卷。国家图书馆藏一册刻本及二册刻本《红萼轩词牌》，此外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一册，考虑到统计可能存在遗漏的情况，存世数量最多几十册。
总体而言，不仅对该书的记载和研究很少，该书古籍图书现存数量也非常少。有清一代实属别格的词牌，若“藏在深闺无人识”终归是憾事一件。因而借助我馆馆藏文物和孔府档案记载的第一手资料开展此项研究，不仅具有现实可操作性，且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国家数字图书馆、国家博物馆及很多学术研究成果中均称此词牌为《红萼轩词牌》。馆藏雕版书名页刻有四个大字，从字形上看为“词坛雅玫”（图五 图六）。现代藏书家、版学家黄裳先生认为应是“词坛雅致”，其在《清代版刻一隅》中指出“此本前有[词坛雅致]牌子”[3]，张仲谋、姚金笛、徐冬冬等学者在其研究作品中直接称之为“词坛雅政”，但多未说明原因。为何字形为“玫”，学者们却有不同的解读，且多未具体阐释其中原因，或在词学领域具有普适性无需解释，或根据词牌性质显而易见，或为避讳考虑……综合所见材料，笔者倾向于认为“词坛雅政”更合理，原因如下：
一方面，在书前诗余牌引、红萼轩词牌序和书后跋中，多次提到该词牌觞政的作用，如诗余牌引：“而又别制词牌，取其便于觞政，为调凡百二十，皆取调不聱牙，调堪击节者，付之枣梨”[4]。序：“况月下花前，又足以佐觞政而助吟豪哉”[5]。跋开篇指出：“韵牌之作，便于即席赋诗，今词亦酒人一政也”[6]，后又强调“用为觞政，发挥不穷，诚游具所必携”[7]。这说明该词牌的三位编订者均非常认同其在觞政方面的重要作用，作为词牌正式名称，用“政”字也就顺理成章。
另一方面，雅政即觞政的意思，雅和觞都是古代的一种盛酒器。康熙字典中的解释如下：饮人以酒亦曰觞，雅：又酒器名。且雅玫也非古籍词汇中的习惯用语，无论是雅玫还是雅致，从意义上均与该书内容不符。
《孔子故里著述考》在介绍孔传铎时，引用孔宪彝《对岳楼诗抄》中《先高祖六十八代衍圣公红萼轩印歌》诗句：“同宣雅政削词牌（公制《红萼轩词牌》一册，名《词坛雅政》），裁月缝云侑歌席”[8]。从孔子博物馆所藏古籍来看，封皮书“词牌 红萼轩主人制”（图七），该内容为手书，并非印制，第二页有“词坛雅政”牌子，天头手书“莝城孔寿光氏藏本雍正辛亥夏五月订”（图八）。由此可推断，从传统意义上来说，该词牌正式名称应为“词坛雅政”，但封皮上手书“词牌”二字，又因红萼轩主人的盛名，且衍圣公府在政务活动中也称之为词牌（下文会有具体论述），因此《红萼轩词牌》的名称反而流行更广。
一般认为《红萼轩词牌》为孔传铎编订，顾彩在序中写到：“共其事者，仆与西铭，实左右之，因序而并及焉”[9]。仆指旧时男子对自己的谦称，西铭为孔传鋕号，由此可知该词牌实为孔传铎、孔传鋕、顾彩三人合作完成。
顾彩，字天石，号湘槎、补斋，别号梦鹤居士，无锡人，才华横溢，但矜名节，不求仕进，好遨游，和曲阜孔氏结缘很深。康熙二十六年（1687）顾彩游曲阜，得到衍圣公孔毓圻的赏识，被聘为孔府西宾（对家塾教师或幕友的尊称），教授其子孔传铎、孔传鋕兄弟。此后顾彩多次出入孔府，一直受到孔氏父子的尊重。从康熙二十六年直至其去世，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顾彩与孔家一直保持往来。被孔府聘为西宾后，顾彩一直没有再去寻找别的仕宦之途，他的一生除了自己游走，便是在曲阜度过。他毕生的文学活动与曲阜孔氏尤其是孔毓圻、孔传铎、孔传鋕等人紧紧相连。顾彩虽才华横溢，但其一生笔墨没有刊刻下来，“毓圻恐其不自惜，而诗稿散失也，命子传铎传鋕搜其佳者梓而寿之，曰往深斋集，凡八卷。”[10]孔毓圻父子为他选辑并出资刊刻了《往深斋诗集》八卷。
孔传鋕，字振文，号西铭，别号蝶庵、也足园叟，衍圣公孔毓圻次子，孔传铎之弟，袭翰林院五经博士，诰授通议大夫，康熙十七年（1678）生，雍正五年（1731）卒，享年54岁。
现在对于该书的记载，一般为清刻本或清孔传铎辑。顾彩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二月病逝，结合孔府档案相关记载，雍正元年二月初一日，回表礼中便有词牌的记录，由此可推断，该书应为清康熙刻本，且刊刻时间为康熙晚年。
《红萼轩词牌》收录历代诗词名家作品120篇。为何编订此词牌？顾彩在序中指出，自小令至长调，一调而数名，使人难以记忆。而诸如晏同叔（晏殊）、秦少游（秦观）、苏长公（苏轼）、辛稼轩（辛弃疾）、周羙成（周邦彦）、柳屯田（柳永）、姜白石（姜燮）、陆放翁（陆游）等著名词作家众多，有醇乎其醇、登峰造极者，有言情细腻、铁石为柔者，有随意行止、如掉鞅之御夫、如游刃之庖丁者……。“有此十数家，工乎斯技，则词之一道。夫安得而废之。后有作者，又安得而加之哉。此吾友红萼主人，所以有词牌百二十章之选也”[11]。一方面指出词一调数名的弊端，另一方面指出词学和著名词学家的卓越成就，既不可荒废，又要兴利除弊，所以才精选此120章词之菁华，说明了编订此词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而关于内容的选取，有一套严格的标准，“是牌也，仿删诗家法，取调不杂，遴词贵雅，抽名家之菁华，尽度曲之能事”[12]。孔传铎在诗余牌引中指出：“余少嗜风雅，学步小词，冬夜与顾子湘槎挑灯展卷，论次唐五代宋元人词，择其佳者，汇录成帙，较他家词选为富”[13]。可见选取作品为唐五代宋元名人佳作，且取调不聱牙（即不拗口）作品。孔传鋕跋“是帙也，单调者不录，极长者不录，录此一百二十章，词之能事尽矣，每调选极佳者一章，非其余尽可弃，盖取法乎上，足为程式云尔”[14]，除了内容精挑细选之外，对于篇幅的选择也同样重视，单调者、极长者均不录，这可以保障选取作品质量极佳，同时也有词牌每页可容纳字数的考量。
《红萼轩词牌》在清词兴盛的大环境下产生，编订者对其寄予厚望，其在政务活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且极具文物玩赏价值，这是我们以前研究者很少关注到的。
我们常以唐诗宋词元曲来概括这几个时期突出的文学形式和体裁。词至元明日渐衰弊，元曲、元杂剧的兴盛冲击了词体的主流地位。但清初词坛出现了一个词风胚变，百花齐放的局面，清词的繁荣已是学术界的共识，是继两宋词以来词史上的第二座高峰。[15]清词的兴盛与最高统治者的直接提倡有密切联系，清初统治者为了笼络士人，直接参与到词学尊体观念的提倡运动中，以朝廷的力量编辑大型词谱，表现之一就是《钦定词谱》与《历代诗余》的整理编订。康熙四十六年（1707），沈辰垣等奉敕编辑而成《历代诗余》，以之为基础，五十四年（1715）辑成《钦定词谱》，康熙帝亲自做序。统治者的大力倡导提高了词体的文学地位，是清代词学繁荣的动力[16]。与之相对应，阙里孔氏清以前的词作也是寥寥无几，“孔氏为词者，宋时孔武仲、孔平仲、孔夷僅数家，又《阙里志》诸书载宋孔汉英善诗词，早卒。元五十五代公乐府一卷，明孔公琦《泗渔乐府》一卷，俱近鲜传本”[17]，“而词则自宋迄明，寥寥数家，传本亦鲜”[18]。《红萼轩词牌》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孔子删诗书，定礼乐，孔鲤受趋庭之训，“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诗礼传家成为孔氏祖训，“然则阙里家庭，世世皆当学《诗》，更为家教矣”[19]。诗在孔氏家族尤其重要，孔氏后裔中有不少诗学成就突出者，如五十五代衍圣公孔克坚著有《乐府诗》一卷，六十七代衍圣公孔毓圻有《蓝堂遗稿》二卷，七十三代衍圣公孔庆镕有《铁山园诗集》等。词者，诗之余，实际上孔氏后裔在词坛中也颇有建树，而孔传铎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阙里孔氏词钞》记载，该书共分四卷，孔传铎独为一卷且位居卷一，卷二4人，卷三8人，卷四7人，由此可见其在孔氏家族词学中的地位和贡献。
在红萼轩词牌序中，顾彩对该书定位极高：“是牌也，仿删诗家法，取调不杂，遴词贵雅，抽名家之菁华，尽度曲之能事”[20]。顾彩将此词牌的编选与孔子删诗书放到同等的位置，可见对其评价极高，也说明该词牌的重要性。所以对其寄予厚望，认为付梓后会引发洛阳纸贵的盛况，“郎刊之官板，亦必纸贵国门”[21]。
该词牌可做何用，孔传铎在诗余牌引中如是说：“付之枣梨，文其边栏，令堪玩赏，既自怡悦，又可赠人”[22]。孔府档案5168卷记载，雍正元年正月二十六日，皇上登基谴官致祭，钦差通政使司右通政杨汝榖御祭，二月初一日与大人送表礼：“盛典一部 词牌一部 端砚一方 画绫一幅”[23]。（图九）雍正二年闰四月，钦差礼部尚书张伯行曲阜致祭，“初六日与大人表礼：……志书一部 楷木一握 词牌一帙”[24]（图十）、“三老爷与笔帖式仪……志书全部 词牌全付”[25]（图十一）。所谓表礼，就是国家派遣官员来孔庙祭祀时，孔府给祭祀人员所赠送的礼品，是中国古代礼仪的一种体现。盛典即《幸鲁盛典》，记载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代第一位亲祭阙里的帝王清圣祖临幸阙里、亲祭孔庙、行三跪九叩之礼的盛况，对于孔府来说，该书彰显家族历史与荣誉，所以做工精美、刻书品质上乘、纸墨精良、意义非凡。志书即《阙里志》，主要记述了孔子生平、祀典、封赐、祭孔礼乐、古迹、艺文志等内容，是一部较为完整的孔氏家族史。这两部书对于孔府乃至曲阜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而《红萼轩词牌》能与之并列，成为表礼之一，说明不论其内容、品质、政治意义都有特殊的地位。
黄裳先生认为，部分精品私家刻本具有文物玩赏性质，“像这类书，刻印者已经不仅将书册做为传播思想的工具，同时做为一种文玩性质的东西来制做欣赏了”[26]。《红萼轩词牌》不仅是一部词牌，也是酒牌，黄裳指出“晚明叶子、酒牌盛行，入清余风尚未消歇，此其一例也”[27]。顾彩在序中也强调“况月下花前，又足以佐觞政而助吟豪哉”[28]。三位编订者均非常重视词牌的觞政作用，前文已有所述，在此不再赘述。具体怎么使用，孔传鋕在跋中指出：“帙成，刊之为牌，使即席拈之，可以依调度曲，不相雷同”[29]。该词牌与现在的扑克牌相似，不仅每页单独设计，非常精美，且体量小巧，在酒席上顺手拈来，依调填入空白处恰当词语，不会出现雷同或重复的情况。更难得的是，即使在做宾客不善于作词填词，也可以依据曲调填入词句，“即座客不尽善此，亦可借调名词句”[30]，这扩大了其适用范围，使其具有了实用性和普及性，可以作为按谱填词的工具书。所以会取得非常好的效果，“用为觞政，发挥不穷，诚游具所必携，亦鸡壇之赤帜也”[31]，成为宴会娱乐指南，交友拜盟、朋友相聚必备。
《红萼轩词牌》椠印俱精，不仅在政务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极具文物玩赏性，“制作者没有料到，这些只供自己和朋友欣赏的物事有朝一日将成为传世的艺术珍品、文化遗产”[32]。孔子博物馆同时藏有该书古籍与印刷版片，难能可贵。实际上孔府藏书丰富，家刻本与御赐书籍是最重要两大组成部分。
作为圣人后裔、书香门第，孔氏后裔不仅好读书，也好刻书。孔府刻书始于宋代，清代达到顶峰，是山东地区刻书最多的家族。孔子博物馆现存古籍和雕版众多，其中古籍6400余部40000余册，雕版4000余块，是研究孔府藏书、刻书的重要文献。而对其的保护和学术研究，有利于古籍再生性保护，有益于使其融入现代生活并换发出新的活力，正所谓“前世之宝，后世宝之”。
[2] 民国版《孔子世家谱.初集.卷三之一.大宗户》，第47页。
[3] 黄裳：《清代版刻一隅》，齐鲁书社，1992年，第140页。
[4]（清）孔传铎等：《红萼轩词牌》孔传铎诗余牌引，清康熙刻本。
[5]（清）孔传铎等：《红萼轩词牌》顾彩红萼轩词牌序，清康熙刻本。
[6] （清）孔传铎等：《红萼轩词牌》孔传鋕跋，清康熙刻本。
[8] 周洪才：《孔子故里著述考》，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第482页。
[9] （清）孔传铎等：《红萼轩词牌》顾彩红萼轩词牌序，清康熙刻本。
[11]（清）孔传铎等：《红萼轩词牌》顾彩红萼轩词牌序，清康熙刻本。
[13]（清）孔传铎等：《红萼轩词牌》孔传铎诗余牌引，清康熙刻本。
[14]（清）孔传铎等：《红萼轩词牌》孔传鋕跋，清康熙刻本。
[15] 薛冉冉：《清顺康时期论词词研究》，2018年江苏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43页。
[16] 田桂芬：《明清词谱的发展概况》，2005年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52页。
[17]姚金笛：《阙里孔氏诗钞阙里孔氏词钞曲阜诗钞》济南：齐鲁书社，2019年，第295页。
[20]（清）孔传铎等：《红萼轩词牌》顾彩红萼轩词牌序，清康熙刻本。
[22]（清）孔传铎等：《红萼轩词牌》孔传铎诗余牌引，清康熙刻本。
[23]孔子博物馆藏：《孔府档案》 卷五一六八，第三件，第六页。
[24]孔子博物馆藏：《孔府档案》 卷五一六八，第十三件，第四十页。
[25]孔子博物馆藏：《孔府档案》 卷五一六八，第十三件，第四十三页。
[26]黄裳：《清代版刻一隅》，齐鲁书社，1992年，第424页。
[27]黄裳：《清代版刻一隅》，齐鲁书社，1992年，第140页。
[28]（清）孔传铎等：《红萼轩词牌》顾彩红萼轩词牌序，清康熙刻本。
[29]（清）孔传铎等：《红萼轩词牌》孔传鋕跋，清康熙刻本。
[32]黄裳：《清代版刻一隅》，齐鲁书社，1992年，第4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