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传统四部分类法中，子部最庞杂、最混乱，前人研究多从其小类入手，本文则以分析子部的学术架构为视角，将子部分为三大系统，一是思想系统，承自《七略》之诸子略，其特点是著书立说阐发学术思想。二是技艺系统，承自《汉志》之兵书、数术、方技三略，其特点是记载某种实用性知识和技术。三是杂说系统，广收难以归类的各种杂书。三大系统在子部中长期处于三足鼎立的态势，其中思想、技艺二系统是子部的主体，杂说系统是子部的附庸。子部三大系统性质各异，共存于子部存在合法性问题，前人通过多个途径试图对其整合，均未能根本解决，这使子部始终存在分裂趋势，技艺、杂说系统日渐脱离子部，主要表现在四部分类法外的其他分类法中。基于对子部学术架构的考察，有必要对子部进行革新，子还于子，艺还于艺，杂还于杂，使子部学术性质更加明确，从而推动子学的发展和“新子学”的建构。
关键词：目录学 四部分类法 子部 古籍分类
在传统目录学的四部分类法中，子部是最庞杂、最混乱的一部。对子部颇有研究的近人江瑔（1888-1917）说：“分类之难，不难于经史集，而难于子。盖经史集三类颇有畛域，易于判别，若子类则无畛域之可言，判别维艰。”程千帆先生说：“在经史子集四部中，经部历代因袭，少有变化，史部专科性强，集部收诗文集也比较明确，其余统归子部。”子部专收其它三部不收之书，可见其杂乱性。余嘉锡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目录的各种不同分类法，如六部、七部、五部、四部等，“分合之故，大抵在诸子一部。”正因为如此，学界对子部比其它三部有较多关注，除了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等前贤名著对子部的源流演变有详细阐述外，现代学者也有很多新的研究成果。综观前人的研究，大多以子部的小类作为切入点。王林飞、汪泽、杨然等学者以《汉志》《隋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为基础考察了子部各小类的消长变化及演变规律，并分析了其学术意义。对子部某些小类的专门研究，如杂家类、小说类、谱录类、艺术类以及佛、道二类等，也有很多成果。
子部固然由小类组成，但小模拟较琐碎，一般多至十余个，单纯就小类研究子部，似不足以充分揭示子部的学术性质，因此，有必要将小类归并为几个大类，从而在更高的层面上研究子部的学术架构。前人对此也有所揭示，如姚名达先生说：“至于子部，则空谈理论之诸子（原注：自‘儒’至‘杂’。下同），记载实用之技艺（自‘兵’至‘历数’及‘医方’），充满迷信之术数（‘五行’），摭拾异闻之小说，混同一部。”他将子部分为诸子、技艺、术数、小说四个大类。江瑔在《读子卮言》中说：“然子部之范围究若何？兵书、术数、方技、天文、图书之属果可入于子部耶？抑不能名之曰子耶？是亦古今一大疑问也。大抵世之论子部者有广狭二义，而以荀勖为二者之枢纽。荀勖以前，皆取狭义者也；荀勖以后，皆取广义者也。”他认为子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子部应只包括《汉志》的诸子，广义的才包括兵书、术数、方技等，这是将子部分为两大部分。王智勇注意到了子部中言“道”之书与言“器”之书的不同。综上可见，前人对子部的内部架构已有所涉及，但没有进行系统研究。本文通过对子部小类的具体分析，将其归并为思想、技艺、杂说三大系统，并研究其各自特征、衍变及其与子部的分合关系，从而更准确地揭示子部的学术特性。在此基础上，通过拆解子部的异质内容，实现子部的革新。
子部小类虽然表面上显得杂乱无章，但也并非没有规律可循。就其来源看，在《隋志》以降的四部目录中，子部的小类有三个来源，一是《七略》中的诸子略，这是子部的基本盘；二是《七略》中的兵书、数术、方技三略，这是后来合并于子部者；三是后世新增的小类。今选取若干有代表性的四部目录列表如下，各小类前的数字为其在子部中的排列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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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儒家、2道家、3阴阳家、4法家、5名家、6墨家、7纵横家、8杂家、9农家、10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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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术（含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小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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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儒、2道、3法、4名、5墨、6纵横、7杂、8农、9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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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儒家、2道家（含道释诸说）、3法家、4名家、5墨家、6纵横家、7杂家、8农家、9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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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儒家、2道家（含道释诸说）、3法家、4名家、5墨家、6纵横家、7杂家、8农家、9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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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儒家、2道家、3法家、4名家、5墨家、6纵横家、7杂家、8农家、9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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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算术、15卜筮、16天文占书、17历数、18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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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儒家、2道家、3法家、4名家、5墨家、6纵横家、7杂家、8农家、9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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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儒家、2道家（释氏及神仙附）、3法家、4名家、5墨家、6纵横家、7杂家、8农家、9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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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儒家、11道家、2杂家（前代艺文志名法诸家附之）、3农家、4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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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儒家、13道家、3法家、4农家、10杂家（义同明志）、12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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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表可见，子部三个来源的区分非常清楚。以此三个来源为基础，按内容性质，可以将子部分为思想、技艺、杂说三大系统。思想系统以第一来源诸子为主体，技艺系统以第二来源兵书、数术、方技为主体，杂说系统则是从思想系统中的杂家、小说家分化出来，新增小类可分别归入以上三大系统。
诸子部分在后世目录书中除了无阴阳家外，基本上保持了《七略》“九流十家”的格局，而且排列顺序与《七略》大体一致。子学作为一种学术形态，古人对其性质有明确的认识。《淮南子·泛论训》云：“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司马谈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汉志》也称：“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蠭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北齐刘昼认为九家之学“皆同其妙理，俱会治道”。《文心雕龙·诸子》称其“述道言治，枝条五经”。清陈澧云：“诸子之学，皆欲以治天下。”综合上述数据可知，诸子的特征是通过著书立说，讨论人生、社会、国家治理等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这一点与经、史、集三部有很大的区分度，经部解经，强调忠实于经文，史部记事，强调客观记述，集部主文采辞章。因此，子部中的诸子部分学术特色鲜明，自成一体，可以称为思想系统。在后世新增的类目中，道书（或称神仙）、释书也可以归入思想系统中，因它们也对人生、社会、国家等进行了一系列思考并形成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
从上表可见，《七略》的兵书、数术、方技三略被归入子部后，在历代目录书中也自成一体，有比较明显的对应传承关系。兵书作为独立的一类没有变化，数术在后世被拆分为若干小类，这些小类与《七略》中数术的小类是基本对应的，方技在后世多改称医家，除两《唐志》细分为医术、明堂经脉两类外，其余多不再细分。从性质上看，与诸子多就人生、社会、国家著书立说不同，兵书、数术、方技三略都是某一具体领域的实用性知识和技术，如兵书主要阐发军事、用兵方面的理论和技术，数术主要是天文、历法、算术、占卜、风水等各种实用的知识和技术，方技则是治病疗疾的医药学。在三者中，数术与方技的性质尤为接近，故梁代阮孝绪的《七录》将其合并为术技录。关于兵书的性质，学界有不同认识，有些学者认为其更接近诸子，阮孝绪即将兵家与诸子合并，称子兵录；近人江瑔也说：“兵书一类，尤纯然为子体，不过成帝时诸臣奉诏分门校辑，以用兵之道所关靡细，其书亦繁富，其中类别颇多，故别立一类，专人任之。”近代学者孙德谦（1869-1935）《诸子通考》一书遍研先秦诸子，兼及兵家，可见也认为兵家与诸子更接近。但事实上兵家与诸子的差别还是很明显的，就《七略》言，兵家分兵权谋、兵阴阳、兵形势、兵技巧四小类，讲的都是非常专门的用兵之术，古代兵学多讲阴阳、形势，这与数术本就有密切关系。且成帝以专人校兵书，并不完全是因为其书繁富，而是因为兵书专业性强，必须由专门习兵之人才能承担，而校诸子虚言的刘向显然是无法胜任的。再就后世子部类目的安排看，兵书从来不会放在诸子中，而多杂列于数术、方技类中，如两《唐志》将其置于历算与五行之间。可见，兵书的性质更接近数术、方技而非诸子，清章学诚认为“兵书、方技、数术皆守法以传艺”，前引姚名达先生之语也将兵书归于技艺类，与历数、医方等同科。因此，兵书、数术、方技三略因其性质接近，可以将其归纳为子部的另一大系统——技艺系统。
在诸子中，农家较为特殊，它之所以能列为诸子，在于它所提出的重农理论，而不在于具体的农业知识和技术。但农家理论之书甚少，更多的是农业技术之书，这一现象自《七略》已如此，后世农家类更是以技术书为主，因此，农家归属于技艺系统显得更为合理。在后世新增类目中，艺术类（杂艺术）主要着录琴、棋、书、画、射等休闲杂艺之书，这类书在阮孝绪《七录》中称为杂艺部，归属术技录，《隋志》未单独设类，其书分散于史部簿录类、子部兵家类等，直到《旧唐志》才又单独设类，后世因之。可见其与技艺系统不但性质接近，也有渊源关系，故应该归入其中。谱录类产生较晚，最早见于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后被《四库总目》采纳，主要收录以图谱形式记物的书，如砚谱、香谱、竹谱、群芳谱等，被称为“生物、制造器、饮食器的辞典”，这也与专门知识或技艺有关，故也可归入技艺系统。
综上所述，子部的技艺系统包括兵书、数术、方技、农书、艺术、谱录等类别。其实，古人往往把掌握某种技艺的人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在不少正史中为他们单独立传，如《后汉书》的《方术传》，《晋书》《北史》《周书》《隋书》的《艺术传》，《魏书》的《术艺传》，《三国志》《北齐书》《两唐书》的《方技传》等。这些类传所收人物包括掌握天文、阴阳、数术、医学、书法、绘画、建筑以及各种工艺的人，这也是子部的技艺系统得以成立的重要依据之一。
诸子中的杂家、小说家性质比较特殊。杂家本来也是某种思想学说，《汉志》云：“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可见，所谓杂家本是指兼采各家学说而立论的各种子书的统称，《吕氏春秋》《淮南子》是其代表作，但《汉志》的杂家也收录了很多与诸子无关的杂书，蒋伯潜先生说：“自《东方朔》以下，皆别集、对策、簿书、杂文之类，非专著矣。”后世杂家则更趋庞杂，变成各种难以归类的杂书的收容所，因此，杂家经历了由思想流派到庞杂之杂的演变。南宋尤袤将逐渐萎缩的法、名、墨、纵横等小类合并入杂家，清代《千顷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承袭此种做法。《四库总目》对杂家进行了系统整理和归类，将其分为杂学之属、杂考之属、杂说之属、杂品之属、杂纂之属、杂编之属六小类，与诸子有关的著作皆收录于杂学之属中，其余杂考等皆系各种杂书，与诸子无甚关系。杂家在历代目录中收书数量庞大，就是因为内容过于庞杂之故。小说家属于“街谈巷语，道听涂说”，在《七略》中的地位较低，属于不入流，仅勉强附于诸子后，其书虽已全部亡佚，但据学者推测，“盖亦杂家者流，稍错以事耳。如所列《伊尹》二十七篇、《黄帝》四十篇、《成汤》三篇，立义命名动依圣哲，岂后世所谓小说乎？”可见《七略》的小说多寓说理于叙事，有一定的子书特征。后世的小说类渐渐发生变化，主要收录各类博物、志怪、异闻、故事、杂说等，说理性减弱，而虚构性、叙事性等文学属性增强，内容杂乱，偏离于诸子的特征。综上可见，杂家、小说家的主要特征是“杂”，既不宜归入思想系统，与技艺系统也有较大差异，因此可以将它们单独归为一类，称为杂说系统。在新增类目中，类书在《隋志》中本就归属于杂家，《旧唐志》将其独立出来，后世因之。类书大多卷帙浩繁、无所不包，也具有“杂”的特征，因此也可以归入杂说系统。除此之外，明清以来，丛书也渐渐成为子部的一个新类别，明末祁承㸁的《澹生堂藏书目》在子部设立丛书类，但《四库总目》未单独设丛书类，而是将丛书划入子部杂家类中。
将子部划分为思想、技艺、杂说三大系统，是对子部自身学术架构的重新认识。思想系统是子部的根源和主体，是子之所以为子的依据所在；技艺系统本与诸子无涉，只是因子书过少而并入子部；杂说系统从思想系统中分化出来，演变成各种杂书的收容所，而为四部分类法兜底。三大系统三足鼎立，构成了子部的稳定架构，它们不仅代表了子部的三方面内容，也代表了子部的三种性质，即思想性、技艺性和杂乱性。其中，思想和技艺两大系统有明确的学术性质，是子部的主要组成部分，杂说系统是子部的附属部分。
三大系统在子部的分量及其历史变迁，可以通过历代书目中着录的具体数据进行考察。今选取《隋志》《旧唐志》《新唐志》《宋志》《明志》《四库总目》六种有代表性的官修目录作为考察对象，《隋志》反映了唐初典籍的存佚情况，《旧唐志》反映了唐开元时代官府藏书情况，《新唐志》在《旧唐志》基础上增加了大量唐人著述，《宋志》反映了两宋时代官府藏书的情况。《明志》不是藏书目录，而是有明一代的著述总目。《四库总目》收录了当时的存世古籍很大一部分，可以大体反映当时各类古籍的存量。通过考察，得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结论。
从这个表格中可以看出，三大系统在子部中各有其重要比重，并长期处于三足鼎立的态势。再将思想和技艺两大系统作对比，《隋志》中技艺系统占据绝对优势，思想系统无论是部数还是卷数都远低于技艺系统，显示出汉以来诸子之学的严重衰落，子部名实不副，实际变成技艺类文献的天下。从《旧唐志》开始，二大系统皆有发展，其差距也有所缩小，但技艺系统仍始终处于优势地位。在传统目录学中，技艺系统一直被当作子部的附属，在排序上都是先诸子，后技艺。但是通过数据对比可以发现，技艺系统的书籍竟然喧宾夺主，在子部中的分量长期大于思想系统而占据优势地位，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名为子部，子书却是少数，技艺系统虽在数量上占据优势，却不能拥有恰当的名分，这实际上体现了中国古代重道轻术、重虚理轻实用的学术传统。陈乐素先生（1902-1990）在研究《宋史·艺文志》时曾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考虑从目录学看中国学术的发展。重社会科学而轻自然科学的问题。为什么东晋李充《四部书目》的分类，历唐、宋、元、明、清，都看作是法定的分类法？”技艺系统在子部中的尴尬地位，或许能对这一问题作出某种回答。
（二）思想系统的变迁
思想系统的数据列表如下：
汉代以降，子学衰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一个民族对国家、社会的思考不可能中断，尤其是一向勤学善思的中华民族，所以子学不可能消亡，旧子学衰落，必有新子学兴起。从上表看，首先，儒、道二家保持了长期持续的发展。儒家由于与经学关系最为密切，故有持续增长的动力，尤其是宋代迎来儒学的大发展，儒家类典籍大增。道家之学虽不如儒家显赫，但也有强大生命力，注解、阐发老庄者代不乏人。其次，魏晋之后道教、佛教等新生学术资源加入子部。道教以传统道家为根基，融合民间宗教和各种方术，自成体系，发展迅猛。佛教更是以其精密的思想体系迅速占领思想市场。不过，由于汉代以来一直把佛教道教当作方外之教，所以不被编入四部目录中，阮孝绪《七录》将其作为外篇二录，《隋志》则在四部之后附录道经、佛经，个别佛道之书被放在子部杂家类。两《唐志》、《宋志》在子部道家类之后附载了部分佛道之书，《明志》《四库总目》佛、道二家均独立成类。最后，由于墨、名、法、纵横等日趋衰歇，后合并于杂家，这样，思想系统的主体架构就由原来的九流十家，逐渐渐变成儒、释、道（含道家、道教）三家鼎立。北宋《龙图阁书目》、南宋郑樵《通志·艺文略》其诸子类的前三类就是儒、道、释，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子部前四类是儒家、杂家、道家、释家，就是这一转变的反映。
（三）杂说系统的变迁
杂说系统数据列表如下：
在杂说系统中，除去卷帙庞大的类书，杂家、小说家的增长也非常迅速。杂家在《隋志》中达3000多卷，其数量完全碾压儒、道等其它各家，后来则有增有减，显示其不断亡佚又不断再生，生命力极强，到《明志》中达到2284卷，超过儒佛道三家之和。小说家在《隋志》和两《唐志》着录不多，但到《宋志》和《明志》则增长迅速，尤其是《明志》着录3307卷，卷数居各家之首，可见其创作之繁荣。杂说系统的扩张，一方面体现了文人创作笔记、杂说的热情，另一方面也说明子部广收杂书的性质进一步凸显。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隋志》以降的目录书中，子部表现出三个特点：第一，技艺系统虽然常被视为子部的附庸，但其数量却往往超过思想系统；第二，思想系统的架构由九流十家逐渐向儒释道三家并立转型；第三，各种异闻、杂说、笔记等无关思想的书开始大量充斥于子部。
就学术性质而言，思想系统和技艺系统的关系是非常疏远的，疏远程度甚至超过四部中各部的关系。一位学者的著述可能遍及经史子集，但可能与子部的技艺系统完全无关；高谈名学逻辑的名家著述，与记载实用农业技术的农书，很难想象二者在什么地方存在一致性，以至于在目录学上要把它们归于同一部类。但是，既然古人将它们长期归入同一部类，必然要提出一些理由来进行整合才行。
最早将技艺系统归入子部的是晋荀勖的《中经新簿》，分群书为甲乙丙丁四部，“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其中乙部除了诸子书外，又增加了兵书和术数，应系合并自《七略》中的兵书略和数术略，这是首次将诸子书与技艺类书合并为一个大部。但《中经新簿》已经失传，其分类依据不得而知。荀勖之后，对两大系统的整合大体上有三个路径。
第一个路径，是从起源上统合，认为二者皆出于王官，一为先王之教，一为先王之政。这个路径起源于《七略》，而以《隋志》《郡斋读书志》及近人孙德谦的阐发为代表。《七略》虽然未将诸子与兵书、数术、方技合为一部，但在解释各自来源时都将其归结于古圣王的某一官守。关于诸子，《七略》认为都是出于古代的王官之学，如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等等。对于兵家来源，《七略》称：“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于数术云：“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于方技云：“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可见，《七略》认为，无论是诸子还是兵书、数术、方技，都是出于古代圣王的某一具体官守，它们是古圣王治理天下的思想、方略、举措的某个方面的遗存。《隋志》沿袭了《七略》的观点而有所发展，其子部序云：
《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儒、道、小说，圣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医方，圣人之政也，所施各异。世之治也，列在众职，下至衰乱，官失其守。或以其业游说诸侯，各崇所习，分镳并骛。若使总而不遗，折之中道，亦可以兴化致治者矣。《汉书》有《诸子》《兵书》《数术》《方伎》之略，今合而叙之，为十四种，谓之子部。
《隋志》在沿袭《七略》诸家出于王官观点的同时，进一步将其分为先王之教与先王之政，以此来统合思想与技艺系统。《隋志》认为，诸子的思想学说来自圣人之教，而兵书、方技等来自圣人之政，因为天下大乱，才使它们流落民间，于是发挥各自的特长，自成一家，虽然各有所偏、所施各异，但将它们贯通起来，“折之中道，亦可以兴化致治者矣”。其后，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子部小序亦云：
序九流者，以为皆出于先王之官，咸有所长，及失其传，故各有弊，非道本然，特学者之故也，是以录之。至于医、卜、技、艺，亦先王之所不废，故附于九流之末。夫儒墨名法，先王之教；医卜技艺，先王之政，其相附近也固宜。
与《隋志》道一风同，晁氏亦认为儒墨名法来自先王之教，医卜技艺来自先王之政，二者统一于先王，故“其相附近也固宜”。但在晁氏眼中，显然“教”是优先于“政”的，故子部仍以诸子为主，医卜技艺只是附于“九流之末”而已。近人孙德谦在研究子部时，立足于后世的四部框架而对《汉志》中单列兵书、术数、方技产生疑问，“余初疑班氏何以歧异若兹，及读志云：‘儒道小说，圣人之教；兵及医方，圣人之政。’然后知兰台之分别部居，不相杂厕者，盖有政教之判焉。”也就是说，诸子与技艺无论分合都有其道理，《隋志》之后的相合，是因为它们都是先王政教的遗存，《汉志》之分立则是因为它们有政教之不同。
第二个路径，是从效用上统合，认为二者各习专门之艺，皆有治国之用。这一路径以明胡应麟、清《四库总目》为代表。胡应麟认为诸子“其言虽岐趣殊尚，推原本始各有所承，意皆将举其术措之家国天下，故班氏谓使遇明王折衷辅拂，悉股肱之材。非如后世文人艺士，茍依托空谈，亡裨实用者也”，认为诸子各有其专门之术，措之家国天下，皆有所实用，并非空谈，而兵书、数术、方技的实用性更为明显，因此将其纳入子部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他又说：“夫兵书、术数、方技皆子也，当时三家至众，殆四百余部，而九流若儒、若杂多者不过数十编，故兵书、术技，向、歆俱别为一录，视《七略》几半之。”认为三家本来就应该归属子部，只是因为刘向刘歆时代三略之书太多，故只能分立。基于这种认识，胡应麟打破了思想与技艺的分立状态，而对子部的小类重新归并整理，将子部复位为九家，即所谓的“新九流”，即一儒、二杂（名、法、墨、杂等家）、三兵（含纵横）、四农（含方技）、五术（数术）、六艺（艺术类）、七说（小说）、八道（道家、神仙）、九释（佛教）。清《四库总目》作为古代目录学的集大成者，也对子部进行了重构，将子部的小类重新划分为四种，第一种，儒、兵、法、农、医、天文算法，认为这些皆与治国有关，“皆治世者所有事也”；第二种，数术、艺术，即“小道之可观者”；第三种，杂家、谱录、小说、类书，“皆旁资参考者”；第四种，佛、道，为外学。这四类中，第一类因与治国密切相关，故是最重要的，其余三类或为小道、或仅可参考或为方外之书，故重要性大打折扣。可见，《四库总目》是根据在治国实践中是否有用来重新划定子部框架的，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思想系统的儒、法，与技艺系统的兵、农、医、天文历算等作为同一类被统合到了一起。
第三个路径是，虽然意识到思想与技艺两大系统的巨大差异，共存于子部存在合法性问题，但由于受四部分类框架的深刻影响，主张存在即是合理的。这个路径以章学诚、江瑔为代表。章学诚《校雠通义》云：
《七略》以兵书、方技、数术为三部列于诸子之外者，诸子立言以明道，兵书、方技、数术皆守法以传艺，虚理实事，义不同科故也。至四部而皆列子类矣。南宋郑寅《七录》犹以艺、方技为三门，盖亦《七略》之遗法。然列其书于子部可也，校书之人则不可与诸子同业也，必取专门名家，亦如太史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之例，乃可无弊。否则文学之士但求之于文字语言，而术业之误，或且因而受其累矣。
章氏非常清醒地知道两大系统的差异，认为思想系统的诸子“立言以明道”，而技艺系统各类则“守法以传艺”，一言虚理，一言实事，属于“义不同科”。因此他主张如果校书，两种书要分开校，术类之书由于专业性太强，“必取专门名家”，不可让校诸子之人校技艺类书。但他又认为“列其书于子部可也”，似乎四部分类法是天经地义、不容更改的。江瑔也意识到两大系统的差异，他追溯了中国古代学术的渊源，认为古代一切学术均来源于巫和史，“巫之道，由显而之隐，推究乎吉凶祸福之理，传其学者，所以有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医方、房中、神仙、方技之派也。”“史之道，由隐而之显，会通夫人事政治之大，传其学者，所以有六艺、诸子、诗赋、兵书之派也。”认为诸子即九流之学尽出于史官，而数术方技诸家则“纯出于巫者”，二者渊源有所不同。故技术类图书合并于子部不完全合理，“以之与周秦诸子相较而并观，则渊源各别，拟非其类，而失诸子之真矣。”但他认为学术并无严格的界限，目录分类只是为了方便学习和研究的一种权宜之计：“学者为以简御繁起见，提纲挈领，举其大以统其小，本为不获已之苦心，则以术数、方技诸类附于子部之后，亦无大害。”这也是对现有四部分类法的妥协。
上述三种路径中，第三种只是承认现状，并未提出充足理由。前两种路径提出的理由也多是外围性的，不足以弥合思想与技艺的巨大鸿沟。例如，认为二者皆出于王官，一出于先王之道，一出于先王之政。所谓先王之教、先王之政，也只是笼统地说，不足以成为一个学理依据，若言先王之政，则史部的刑法类、职官类是否也要归属于子部？思想与技艺两大系统本身性质的差异，以及杂说系统的不断扩张，使得子部始终存在分裂趋势。
思想与技艺系统的异质性，为子部的分裂埋下了伏笔。其实，从技艺类最初并入子部开始，就出现了分裂的迹象；隋唐以来，虽然四部分类法是主流，但仍出现了很多新的分类方法，这些新方法的共同特点就是对子部技艺系统和杂说系统的拆分，正应了余嘉锡先生所说的“分合之故，大抵在诸子一部”的论断。
《隋志》之前，四部分类法虽已流行但尚未定于一尊，突破四部的代表性分类法是五部法，即将技艺系统单独列为一部。梁代整理文德殿图书，不再将数术类书列于子部，而是单独成立一部，阮孝绪《七录序》云：“有梁之初，缺亡甚众，爰命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别藏众书，使学士刘孝标等重加校进。乃分数术之文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暅撰其名录。”此即《七录序》附载《古今书最》所谓“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隋志》直接将其称为“五部目录”。余嘉锡先生对于《文德殿书目》的五部划分颇为赞赏，他说：“六朝官撰目录，皆只四部而已。惟梁刘孝标撰《文德殿书目》，分术数之文，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暅撰其名录，谓之五部目录。盖取《七略》中数术方技之书，自子部内分出，使专门名家，司其校雠也。此最得汉人校书分部之意。阮孝绪因之作《七录》……而以数术别为一录，师《文德殿目》之成例也。”阮孝绪的《七录》继承了这种做法，其内篇五录为经典录（经）、纪传录（史）、子兵录（子）、文集录（集）、术技录，其中术技录系合并自《七略》中的数术、方技二大类，兵书则并入诸子形成子兵录。这样，思想与技艺两大系统基本上实现了分立，从而形成典型的五部目录。这一分法为隋代的许善心所继承，《隋书》善心本传载：“于时秘藏图籍尚多淆乱，善心放阮孝绪《七录》更制《七林》，各为总叙，冠于篇首。又于部录之下，明作者之意，区分其类例焉。”善心的《七林》比《七录》体例更为完善，部类有小序，着录有提要，具有很高的目录学价值，惜此书早已亡佚不存，历代史志皆不着录。五部目录是在四部目录尚未完全定型的时候出现的，它将技艺类书籍独立于子部之外，使各部的学术性质更为明晰。虽然后来并未流行，但其学术意义还是值得肯定的。
唐代之后，较早突破四部分类法的是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的《龙图阁书目》，此目是一部典型的藏书目录，早已亡佚，但其内容框架尚有迹可寻。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二载：
实录：景德二年四月戊戌，幸龙图阁，阅太宗御书，观诸阁书画。阁藏太宗御制、御书并文集总五千一百十五卷轴册。下列六阁：经典总三千三百四十一卷（目录三十卷，正经、经解、训诂、小学、仪注、乐书）；史传总七千二百五十八卷（目录四百四十二卷，正史、编年、杂史、史抄、故事、职官、传记、岁时、刑法、谱牒、地理、伪史）；子书总八千四百八十九卷（儒家、道书、释书、子书、类书、小说、算术、医书）；文集总七千一百八卷（别集、总集）；天文总二千五百六十一卷（兵书、历书、天文、占书、六壬、遁甲、太一、气神、相书、卜筮、地理、二宅、三命、选日、杂录）；图画总七百一轴卷册，古画上中品、新画上品（又古贤墨迹总二百六十六卷）。
据此可知，龙图阁分设六阁，即经典阁、史传阁、子书阁，文集阁、天文阁、图画阁等。与四部分类法比较，多出天文阁和图画阁，图画阁着录的是古画作品，非著作，可置不论。值得一提的是天文阁，天文阁包括兵书、历书、天文、占书、六壬、遁甲、太一、气神、相书、卜筮、地理、二宅、三命、选日、杂录等小类，大致相当于子部的数术和兵书二类，这意味着该目将子部中的一部分技艺类书独立出来，与阮孝绪《七录》从子部分出术技录有相似之处。
南宋郑樵《通志·艺文略》汇聚古今之书，分为经、礼、乐、小学、史、子、天文、五行、艺术、医方、类书、文十二类。其多于四部的另外八类，除了礼、乐、小学三类来自经部外，其余天文、五行、艺术、医方、类书五类都来自子部，这五类中，天文等四类来自子部的技艺系统，类书来自杂说系统，这样子类就基本上只剩下思想系统了，近于恢复了子部的原初面貌。
莆田郑氏为藏书世家，郑樵之后，其族孙郑寅编有《郑氏书目》，其分类亦颇有特色。此书今已亡佚，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着录，其解题云：“莆田郑寅子敬以所藏书为七录，曰经，曰史，曰子，曰艺，曰方技，曰文，曰类。”《郑氏书目》将群书分为七类，其中经、史、子、文显然是对应经史子集的，类录应来自子部的类书类，艺录应来自子部的艺术类，关于方技录，姚名达先生推测：“并‘天文’、‘医方’入《方技录》（原注：‘天文’是否改入‘方技’尚未可定）。”可见，方技录可能包括方技、数术的全部或一部分。郑寅的七部分类法很明显是通过拆分子部完成的，于四部之外多出的艺录、方技录主要来自子部的技艺系统，而类录则来自子部的杂说系统。章学诚认为这种做法“亦《七略》之遗法”，《七略》分兵书、数术、方技为三类，与诸子并列，而郑氏则将子部的技艺、杂说类书独立出来，二者异曲而同工。姚名达先生非常欣赏郑氏的这种分类法，他说：“此在分类学中，颇近合理，盖空谈之‘诸子’万不可与消遣之‘艺术’、实用之‘方技’合部，类书包含一切，更不宜屈居子末。今郑寅能拔‘艺’、‘技’、‘类’与四部抗颜行，真可谓目光如炬矣。”
明代以降，目录分类更加丰富多彩，公私目录多有突破四部分类法者。公藏目录以《文渊阁书目》《内阁藏书目录》为代表；私家目录以《晁氏宝文堂书目》、《孙氏祠堂书目》为代表。
《文渊阁书目》是明初杨士奇等主持编纂的一种比较粗糙的图书登记目录。此目按千字文为序，分为二十号，其下又分三十九类，依其与四部的对应关系列表如下：
从此表可以看出，其中多出四部的类别，大多出于子、史二部，而以子部最多，其兵法、算法、阴阳、医书、农圃、画谱（诸谱附）在子部属于技艺系统，现皆予以独立。道书、佛书与旧有诸子不同，且各自有藏，故亦独立。这样，子部就只剩下思想系统的子书及相关杂类书籍。由此可见，《文渊阁书目》的分类虽然显得杂乱无章，但它能将技艺系统独立出子部，从而使子部的属性趋于明确、单一，还是显示出了一定的学术判断力。
《内阁藏书目录》为明万历中张萱等主持编纂，分十八类，包括圣制部、典制部、经部、史部、子部、集部、总集部、类书部、金石部、图经部、乐律部、字学部、理学部、奏疏部、传记部、技艺部、志乘部、杂部。这十八类中，除了前两部收明朝帝王著述及相关典制文书外，其余各部多从经史子集中分出，其中从子部分出的为技艺部、杂部，技艺部收录天文历法、阴阳、占卜、算法、医书、艺术、绘画、建筑类书籍，杂部近似于子部的杂家，包括笔记、杂说、小说、杂传等，这也是子部技艺、杂说二大系统走向独立的体现。
私家目录方面，值得一提的首先是明代的《晁氏宝文堂书目》，此目分为三卷三十三类，上卷包括诸经总录、易、书、诗经、春秋、礼、四书、性理、史、子、文集、诗词等十二类，大体上仍属于传统的经史子集的范畴，其中子类所收纯为思想系统之书。中卷、下卷为新增类目，来自子部或与子部相关的有类书、子杂、兵书、阴阳、医书、农圃、艺谱、算法、法帖、佛藏、道藏等十一类，其中类书、子杂相当于杂说系统，兵书至法帖等七种可看作技艺系统的书籍。清代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的分类也颇有特色。他根据自己的藏书实际，将图书分为十二类，依次是：经学、小学、诸子、天文、地理、医律、史学、金石、类书、词赋、书画、小说等。其中诸子下分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兵家九类。而天文部下分天部、算法、五行术数三类，医律下分医学、律学。数术、方技等技艺类书都从子部独立出来，诸子类除了兵家外，也基本上回归了传统诸子的含义。
综上可知，无论是四部分类法定型之前抑或之后，都有大量拆分子部的新分类法出现，它们大多将技艺系统、杂说系统的全部或一部分从子部中独立出来。这其中以南朝梁阮孝绪《七录》的五部目录，和南宋郑寅的七部目录的分类更为科学合理，也比较有代表性。子部的分裂，是子部三大系统异质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通过上文论述可知，四部分类法之外的众多公私目录，已经显著昭示了子部走向分裂的趋势。子部的分裂，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子部的革新，可以使子部的分类更加科学、合理，对于促进子学的发展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综合前文论述，我们可以对子部的革新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议。
（一）单独设立技艺部
子部的技艺系统主要收录实用性、操作性的知识、技术类书籍，虽然其中充斥了不少方术、迷信之书，但毕竟是中国古代科技知识的渊薮，凝聚了我国古代技术工人、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心血。技艺系统虽然一直都存在和发展，并且数量庞大，但在正统的四部目录中只能寄存于子部，而没有独立的名分。把技艺系统从子部抽出来单独成立一部，不但可以使子部的学术性质更加明确、单一，也可以进一步凸显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方面的伟大成就。方勇先生的“新子学”构想，就主张“严格区分诸子与方技，前者侧重思想，后者重在技巧，故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均不在子学之列”。从操作层面看，单独设立技艺部不但有大量先例可循，如阮孝绪《七录》的五部分类法等，而且由于技艺系统在子部本来就是相对独立的，将其单独立部不需要牵涉太多，没有技术障碍，以《中国古籍总目》为例，其兵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等，属于传统的技艺系统，可以直接从子部分出来单独设立技艺部。
（二）从子部分出杂说系统
子部的杂说系统，主要包括杂家、小说家、类书、丛书等四类，它们与诸子的性质也多有差异，其大部分也应该从子部分离出来。杂家虽有子学的内容，如《四库总目》所谓的“杂学之属”，但更多的是杂考、杂说等与子学无关的各种杂书。张之洞《书目答问》对于子部杂家类的处理值得借鉴：“学术不纯宗一家者入此，其杂记事实者入杂史，杂考经史者入儒家。”子部杂家类仅保留“学术不纯宗一家者”， 而剔除杂家中的各类杂书归入其它部类中，这是向杂家作为子书本义的回归。小说类的归属学界争议较多，突出其子学价值的主张仍留在子部，强调其史学功能的则主张归入史部杂史、杂传等类中，突出其文学功能则主张在集部立小说类。总体来说，小说类似应当归入集部比较合适。
类书与丛书脱离子部，前人成例较多。明祁理孙《奕庆藏书楼书目》、清姚际恒《好古堂书目》于四部外分别单设“四部汇”、“经史子集总”，专收各类丛书，成为丛书部单独立部的早期典范。《书目答问》正式将丛书设为一个独立部类，对后来的书目编纂影响较大，《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总目》以及杜泽逊先生编纂的《清人著述总目》等，均据之设丛书部。关于类书，《四库总目》就认识到把它放在子部是不合适的：“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皇览》始于魏文，晋荀勖《中经簿》分隶何门，今无所考。《隋志》载入子部，当有所受之。历代相承，莫之或易。明胡应麟作《笔丛》，始议改入集部，然无所取义，徒事纷更，则不如仍旧贯矣。”《书目答问》于类书下云：“类书实非子，从旧例附列于此。”都认为类书是综合性书籍，归属子部是不恰当的，但由于没有好的处理办法，只能循旧例将其附于子部。许逸民先生主张类书单独成部，他在讨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体例时说：“类书自成一部,与经、史、子、集、丛并列,是有充分理由的。”近年来国家推进的古籍整理大型项目《中华古籍总目》把类书与丛书合为类丛部，是比较妥善的处理方法。
（三）进一步丰富子部的内容
子部分出技艺和杂说系统之后，学术性质变得更为明确和单一，更加符合中华传统子学的内涵，而其内容也可以作进一步充实和调整。传统的儒释道是子部的三大支柱，道藏、佛藏等原来独立的大型丛书可以融入子部，其它各种民间宗教、外来宗教类书籍也可以一例收入子部，从而使子部更为充实丰富。《四库总目》将西方传入的天主教有关书籍归入子部杂家类杂学之属，实际上也是对其子学性质的肯定。《中国古籍总目》在子部中新增的诸教类，《中华古籍总目》新增的宗教类，正是其例。
目录分类的目的不仅仅是着录藏书，更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子部因先秦子学而立部，但由于子学在后世的衰落，子部萎缩，导致其它与子学不相关的内容并入子部，形成技艺系统、杂说系统与诸子书并立的架构，从而造成了子部的庞杂和混乱，使子部变成了各种难以归类的杂书的收容所和四部分类法的兜底部类。子部的三大系统由于学术性质的差异难以完成整合，反而日趋走向分裂。纵观中华传统文化，经史子集各代表了一个传统文化的分支，各有其深刻的内涵和底蕴，尤其是子学，蕴含了中华先民对世界、国家、社会、民族的哲学思考，而这种思考其实并没有衰落，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思想，只是被庞杂的子部所掩盖而已。返本溯源，子还于子，艺还于艺，杂还于杂，从学术分类上厘清各自的学术畛域，是重建新子学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本文刊发于《诸子学刊》第2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此为作者原稿，注释从略，引用请以正式刊发文本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