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是明代哲学家王阳明论学的语录和书信合集，由其弟子门人记录、汇编而成。其中“传习”一词，源自“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意味着弟子门人将“传而习之”，表示要将王阳明的思想发扬光大并躬行实践。《传习录》记载了王阳明的主要哲学思想，是研究王阳明思想及心学发展的核心资料。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曾筑室于余姚阳明洞，故有阳明之号，后以此行于世。他是明代最为著名的哲学家，以心学思想著称于哲学史。王阳明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既有学说思想上的不朽创见，也有政事讲学上的丰功伟业。王阳明挑战当时最流行的主流思想，发起明代中后期的“心学”运动并不懈地进行“讲学”活动，同时在政事和讲学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明代中后期形成了门徒遍及朝野、影响波及百年的思想局面。
《传习录》是记述王阳明思想的主要文本，阅读《传习录》并把握其中所展现的阳明心学思想，有必要先对王阳明为什么会倡导“心学”思想进行了解。
王阳明的心学思想起源于他对朱子学的挑战。宋元之后，朱子学成为儒家学说的权威和正统思想，朱子著作成为具有经典地位的文本。针对朱子学而产生的阳明心学，是一种新的思想潮流。在这一意义上，王阳明的为学事业是儒家学说内部的一场深刻变革。嵇文甫认为：“王阳明是宋明道学史上一位最有光辉的人物。由他所领导的学术运动，是一种道学革新运动，也是一种反朱学运动。”（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历史地来看，王阳明大部分思想话语都是针对朱子学提出的，他的为学实际上就是对朱子学的一场挑战。
南宋宝庆三年（1227），宋理宗诏行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于天下。自此之后，朱子学开始以国家官方钦定学术正统的面目出现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为天下士子研习诵读，学习和熟悉朱子之学也逐渐成为读书人踏入具体政治领域的重要阶梯。蒙元时期，朱子学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元仁宗重视儒学对于统治的作用，恢复科举取士，钦定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考试内容和“标准答案”。朱子学在元代经钦定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被“定为国是”，这使得朱子学取得了正式合法的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家正统学术的地位。而此后的蒙元惠宗至元元年（1335），皇帝下诏兴建朱熹祠庙，以及后来统治者对朱子后人各种形式的褒奖，进一步使朱子在中国古代社会里获得了类似于孔子式的先圣、先师之地位，这些都让朱子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得到不断神圣化和制度化。
及至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在国定之初，诏令天下立学，以朱子《四书章句集注》和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为依据，来考选士子，录用治国人才。明代科举考试依据的儒家经典还是“四书五经”，但对“四书五经”的解释却独尊程朱一脉。明成祖朱棣夺取帝位以后，开始更大规模地强化朱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活动。他下诏编订以朱子学为主导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使上述三部《大全》成为明朝国家意识形态的书面载体。而借助三部《大全》，朱子学也由此牢牢地占据了明代正统学术的位置。三部《大全》基本上是朱子学的集成，其“注疏传释”大致不出乎朱学的范围，《大全》所选内容大多不是朱子本人的注疏、著作，就是其弟子门人后学所撰的著作。明初，不仅在科举经义考试上以朱子学为基本标准，在学术思想层面上，也基本上是以朱子为宗，学者极力推崇朱子学而不敢逾越之。朱子学在明初思想界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是学术思想领域的核心和主流，思想界形成了“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独占性局面，这种局面也是王阳明为学所面对的思想背景。在这种思想一元、学术一尊的情势下，王阳明为学的“革命性”意义确乎重大，正是因为面对强大的思想传统与学术惯性力量，王阳明的思想革新才更加具有价值。在朱子学作为官学正统的明代思想界，王阳明独辟新说、挑战权威、改造思想界的格局，可以称之为一场“思想革命”。
王阳明早年因对朱子格物说感兴趣，广泛阅读了朱子的著作，甚至还有“庭前格竹”的切身感受。从这些经历来看，王阳明对朱子学可谓十分熟悉，既有理论的研读和科考的训练，还有实践的体验。朱子学所倡之“天理”本来是代表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的根源，然而当时士人只将其作为科考仕进和博取清誉的工具，作为价值理性的朱子学，此时更多展现的是工具性的功能。这样，“天理”和人的行为以及由人的行为所构建的政治社会秩序之间产生了明显的鸿沟，一面是儒家经典及朱子学所阐述的伦理原则，一面是人们将其作为晋升之阶而不在生活中真正践行。有鉴于此，王阳明感到除了士大夫自身的功利倾向之外，朱子学本身也存在缺失之处。朱子学的缺失在于格物之学将天理与人心分离，这样，人心需要向外探求天理，因而人们放松对自己的道德要求，将心智转向对象物，其根子在于“析心与理为二”。他认为，“心”是不自欺的，如果人心的真实想法与天理对人的道德诉求隔若天壤，如何能将“天理”在主体行为上和社会生活上得以落实，如何能保证人们都按照“天理”去从事道德事务从而实现天理流行、天下大治呢？天理的旁落，其结果只能是“人心陷溺”。在王阳明看来，明代思想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分裂，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学术思想出现了问题，所谓“学术误人”，也就是朱子学自身理论存在重大缺陷而给士子带来方向上的偏差，从而指出“人心陷溺”“士风衰薄”“理学不明”“学术不明”“天下不治”等一系列问题。王阳明认为，儒家所提倡的“理”，本身代表人世道德之源泉，作为社会秩序之根柢，这一点无疑是正当的，社会堕落的原因不是因为“理”的不正当，而是由于“人心”的不正当。换言之，天理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人们对待天理的态度。王阳明认为，“天下不治”“人心陷溺”，主要是因为人的心理、行为与天理脱节，天理没有转化成有效约束人的行为和社会风化的主体道德意识，天理作为规范显然形同虚设，游离于人们的日用常行之道德生活，道德生活中根本无法落实悬设于外的天理。对于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王阳明把矛头指向“学术不明”，而当时的主流学术正是朱子学。因此，革新学术、拯救人心，就是要对朱子学为代表的主导思想予以深刻的反省，找出其弊病所在。这样的工作，需要“豪杰之士倡焉耳”，王阳明自己就是以这样的豪杰之士自命的，而革新学术、力挽明代社会之弊，也成为王阳明的学术抱负。为了以学救世，即使被当作“病狂丧心”之人也不足为念，王阳明倡明心学以救世，在他看来这是一件非常迫切的事情，故而无暇顾及他人的非笑，这正是王阳明为学的动机和背景。
正是由于对朱子学的不满，王阳明才倡导“心即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等心学主张，并从批评朱子格物说出发，建构了一套心学理论体系，这个体系的思想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传习录》里。
从文本上来看，流传的《传习录》分为上中下三卷，三卷的内容、体例各有侧重。上卷以对话、语录体呈现，其记述时间较早，曾经过王阳明本人审阅，偏重批评朱熹增改的《大学》古本，反复阐述他的格物致知新说和心即理、知行合一思想。中卷为王阳明与人论学的多篇书信，为王阳明本人亲笔写就，每篇书信都类似主题集中的专门性文章，是晚年成熟时期的著作，提出了著名的“拔本塞源”之论，也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心物合一、万物一体等思想，也表达了他对若干儒家核心命题的心学理解以及在为学工夫上的取向，还展现了他对当时学者质疑、责难心学的相关回应；中卷还附录了《训蒙大意》《教约》两篇短文，阐述了他的教学理念。下卷为弟子门人自行记述的学术问答和相关语录，汇编之时王阳明已经去世，本人没有审阅，钱德洪做了一些选择。下卷记述王阳明晚年的各种思想较为具体，有着多维的面向，还记载了他提出的“四句教”思想以及天泉证道、严滩问答等著名的学术讨论。另外，下卷还附录了王阳明编订的《朱子晚年定论》。
《传习录》是一部比较纯粹的哲学著作，在记述和传播王阳明的哲学思想方面起了主要作用，是研究王阳明哲学思想的主要依托文本，历来为研究者和爱好者所关注。近年来学界最为通行的版本收录于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等人编校的《王阳明全集》中，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2011年修订再版。另外，就《传习录》的章句诠解而言，陈荣捷先生所著《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邓艾民先生所著《传习录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吴震教授所著《〈传习录〉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以及吴震、孙钦香导读及译注的《传习录》（中信出版社，2016年）等，都比较具有代表性和参考价值。除此之外，目前学界、书市、网络以及视听媒体上还有很多诠注、解读《传习录》的各类材料，这些材料对于《传习录》思想的理解，“远近高低各不同”，也大多有可取之处，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