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鲜有不知道“三纲”为何义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所谓“三纲”就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认为它是董仲舒、《白虎通》等提出来为汉代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服务的，并在中国历史上盛行了两千多年。

然而这类说法真的正确吗？且不说无任何文献证明董仲舒将“三纲”定义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白虎通》所谓“三纲”严格说来也不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下简称“某为某纲”）。在汉代以来两千多年里，尽管人们常使用“三纲”一词，但较少把它定义为“某为某纲”。他们所谓的“三纲”时常是指君臣、父子、夫妇这三大伦。之所以称其为“三纲”，是因认为这三伦关系对其他各伦、乃至所有人伦关系起着规范和引领的作用，因为它们是一切人伦中最重要的，代表“人伦之纲”或“人之大伦”。所以，他们所说的“三纲”，与“人之大伦”或“三大伦”几乎是同义语。本文将这一理解称为“三纲”之本义。

大约始于宋代，特别是自朱熹以来，并由于朱子等人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把“三纲”定义为“某为某纲”（本文将这一理解称为狭义“三纲”概念）。然而，即使如此，宋以来的学者们仍然普遍地从“人之大伦”或“人伦之纲”这一本义立场使用“三纲”一词。另外，许多学者虽将“三纲”界定为“某为某纲”，但同时却还是从本义出发来理解其意义。包括朱熹等在内的许多学者，都不断地或更多地从本义而不是狭义出发来使用“三纲”一词。

如果以上说法正确的话，那么“三纲”的历史面貌、历史作用就皆与今人所想差别甚大。本文试图说明历史上的“三纲”有本义与狭义之分，并认为：只有认识到这二义的关系才能正确认识“三纲”的真实含义。

“三纲”本义指三大伦，或人之大伦，寓意人伦之纲，这一事实台湾学者阎鸿中先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即已揭示。他明确指出，《白虎通》给予了“三纲”两个定义，其中第一个定义即是指“君臣、父子、夫妇三者为人伦之道的大纲领，而六纪是为其辅助的小纲领。所有的社会关系和伦理道德就像一张大网，由这九条纲纪来维系和推动”。他并考察了这一定义如何从先秦时的“纲纪”传统（特别是孔子以来“把‘君臣、父子、夫妇’视为三项主要人伦关系”，“将它们视为为政的要务”）演变而来。而在阎鸿中之前，徐复观先生也早在20世纪70年代即指出过，董仲舒“所谓三纲，是指君臣夫妇父子各尽其分而言，并非指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那么，“三纲”是如何从本义演变成狭义的呢？我根据《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1999）检索，得出狭义“三纲”概念的形成虽可追溯到《白虎通》及孔颖达《礼记正义》、邢昺《论语注疏》，但真正流行可能是在朱子之后。下表为“三纲”“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语词在《四库全书》中的出现次数统计：

据上表，《四库全书》中“君为臣纲”仅出现71次，今纂录《四库全书》中全部“君为臣纲”文献如下：

在这些“君为臣纲”的文献中，明确以“某为某纲”定义“三纲”者，查得53条，占所有“君为臣纲”文献条目中约70%。我们发现，在所有以“某为某纲”定义“三纲”的文献中，除了《含文嘉》原文外，有几条源文献较为重要，它们分别是：（1）《礼记·乐记》，（2）《论语》之《为政》《阳货》，（3）《周子通书》。狭义“三纲”的定义，多出现于古人对这几条文献的注解中。现将这三条原始文献对后世影响制成下表：

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以“某为某纲”定义“三纲”的现象多发生在宋代以来。宋代以前，除《白虎通》之外，唯一一例仅见于孔颖达《礼记注疏》卷三十九引《含文嘉》文。入宋以来，朱子之前，明确以“某为某纲”定义“三纲”者，今只查得见于邢昺《论语注疏》及阮逸注《文中子中说》。孔疏引用《含文嘉》，虽定义色彩明显，但影响并不大，而邢疏引用《白虎通》两处，在引狭义“三纲”定义之前，先引本义“三纲”定义，可见邢疏没有明确地以“某为某纲”定义“三纲”。后世朱子引邢疏，明确以“某为某纲”界定“三纲”，影响甚大。顺着上述三条源文献，我们很容易发现朱子的影响。因为后世《礼记》《论语》的注解基本上按照朱子的观点展开，真德秀、陈澔、胡广、江永等莫不引朱子之语释“三纲”。而后世《周子通书》的注解主要通过《近思录》等扩散，其中对“三纲”的注解基本照搬朱子。据初步统计，在全部53条以“某为某纲”定义“三纲”的例子中，明显受朱子影响的次数、加上朱子本人使用的次数，总计不少于31条，占总数58%，这还不包括许多可能间接受朱子影响的情况。

孔颖达、邢昺、朱熹以“某为某纲”定义“三纲”文献如下：

（1）唐孔颖达《礼记注疏》卷三十九《乐记》“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章疏：

（2）宋邢昺《论语注疏》卷二“子张问十世可知也”章疏：

（3）朱熹《论语集注》卷一“子张问十世可知也”章注：

朱子以“某为某纲”定义“三纲”，共查得如下几处：

（1）《论语集注》卷一“子张问十世可知也”章注；

（2）《四书或问》卷七；

（3）《仪礼经传通解》卷五、卷九；

（4）朱子注《周子通书》“三纲正、九畴叙”一段，后人纳入《近思录》等书中，影响甚广，见于叶采、茅星来、江永等所编各种《近思录》注解本。

朱子一生使用“三纲”一词次数冠绝古今，其中《朱子语类》（四库本)21次、《朱子文集》（丛刊本）39次，共计60次（一般学者使用“三纲”通常只见一二例，达十次者已属罕见），其观点为理学后脉所继承，影响所及，真德秀、陈淳、陈澔、胡三省、吴澄、湛若水、丘濬、曹端、顾炎武、江永等均以“某为某纲”定义“三纲”。考虑到理学在南宋以来的统治地位，特别是朱注的特殊影响力，可以肯定朱熹是塑造这一定义统治地位的主要功臣。

然而，在朱子所处的宋代，明确以“某为某纲”定义“三纲”仍然少见。北宋学者如周敦颐等虽用“三纲”一词，但并未以“某为某纲”定义“三纲”；二程所用“三纲”接近于“三大伦”之义（后文分析）；胡安国、胡宏、胡寅三人均大量使用“三纲”一词，然皆未从狭义定义“三纲”；朱熹好友吕祖谦虽然在《唐鉴》注中引邢疏以“某为某纲”定义“三纲”，但在《左氏传说》卷四中又使用“君臣父子夫妇”定义“三纲”；至于宋末王应麟，其《困学纪闻》中“三纲”凡8见，皆无明确定义；其《小学绀珠》卷三倾向于以君臣、父子、夫妇定义“三纲”，同时亦标“某为某纲”之文。宋末学者黄震亦喜谈“三纲”，但较明显地是从本义而非狭义使用“三纲”一词。

如何理解本义与狭义之关系？

人们也许会问，宋代以后，特别是朱子之后，“三纲”在人们心目中究竟是什么意思？哪种含义占上风？

回答此类问题时，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古人心目中，“三纲”的这两个含义本来就不是相互矛盾的。这是因为，“三纲”的本义以三大伦为人伦之纲；预设君臣、父子、夫妇这三伦走上正道，则一切人伦皆入正道，人间秩序将因此而建立。而狭义“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恰恰是确立君臣、父子、夫妇之道的途径。因此，本义与狭义的关系可以这样理解：本义代表人伦之道的宗旨，狭义代表人伦之道的途径。所以，本义与狭义是相互支持、相辅相成的，至少对于接受狭义“三纲”内涵的人来说是如此。

不过，需要说明，狭义“三纲”并不是如今人所理解的那样，以服从权威为宗旨，而是指西周宗法制度所包含的礼制，以及特别是孔子所倡导的名分思想。狭义“三纲”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天然存在着上下之分、轻重之别或等级之差，从《仪礼》《周易》《论语》发展到汉代，这种差序性质的人伦关系被董仲舒等人表述为阳尊阴卑或君尊臣卑，被《含文嘉》表述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本义和狭义都是为了确立人伦正道，差别在于：本义并不预设确立的具体方式，或者说预设的确立方式比较宽，而狭义预设的确立方式则比较明确、具体。

由于狭义“三纲”的名分思想可以追溯到周初和孔子，源远流长，古人通常不反对。如果有人认为“阳尊阴卑”或“某为某纲”是确立三大伦的基本方式，他们就很容易得出：为了确立三伦正道，只要坚持“某为某纲”就行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三纲”的狭义与本义就合一了。也就是说，在这里，他们表面上讲的是狭义，但同时实际上预设了本义为前提，他们讲“某为某纲”就是为了实现本义的目标，即三伦之正道。所以我要说的是：宋代以来，特别是朱子之后，狭义“三纲”虽然盛行，但并不是以狭义取代了本义，而只是以狭义合并了本义；由于狭义的用法同时也包含了本义，可以说，狭义“三纲”还是以本义为宗旨的。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朱熹等一大批学者倾向于狭义“三纲”概念？正因为他们认为，狭义“三纲”足以实现本义“三纲”宗旨，不必再专门讲本义了。前面我们讲的吴澄《吴文正集》卷二十《纲常明鉴序》之文，即是典型例证。

狭义可包含本义，也许明人宋濂的说法最能反映。他说：

可以追问：宋濂以君、父、夫为纲，这里的“纲”究竟是指君、父、夫分别是臣、子、妇之纲呢，还是指君、父、夫为整个人伦之纲呢？如果是前者，就是狭义“三纲”概念；如果是后者，就是本义“三纲”概念。从行文看，作者既然说这三者为“人伦之纲”，显然是从本义出发，但又不说君臣、父子、夫妇为人伦之纲，而只讲君、父、夫为人伦之纲，显然预设了通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可确立人伦之纲。这就是把狭义“三纲”与本义“三纲”合二为一了。可以说，后世大多数从狭义讲“三纲”的人，都预设了同样的前提，也以本义“三纲”为宗旨。我认为这是狭义“三纲”概念在后世流行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在一些情况下，古人讲“三纲”时并不愿意从“某为某纲”这一狭义出发，而是直接从五常出发，比如前面提到的朱子、吴澄、丘濬、刘宝楠以及《三字经》均有时从“君臣义、父子亲、夫妇别”的角度来讲三伦之道，所以我们说这里他们可能是在从本义讲“三纲”，也可能兼本义与狭义而讲“三纲”。这可能是因为古人虽认同“某为某纲”，但觉得“某为某纲”不足以说明三伦之道。

还有很多时候，古人实际上是从本义讲“三纲”，但看起来却十分象是从狭义出发，至少从狭义出发也似乎可通。这是因为，凡是君臣、父子、夫妇之道没有确立，基本上都包含着君臣、父子、夫妇的名分遭到破坏这个前提，后者正是狭义“三纲”之旨。这就需要仔细分辨，而分辨的标准在于从上下文看作者的真正用意。比如当作者总结“三纲”不立的原因时，并没有归咎于“某不为某纲”，而是归结为“无君臣父子夫妇之道或之义”；更重要的是，作者的立论重心在于说明三伦之不立会对其他人伦关系、乃至较大范围的社会秩序造成破坏。在这些情况下，我认为作者主要是从本义而非狭义出发来使用“三纲”一词。下面我们举三个例子来说明，如何来分辨古人“三纲”概念的真实含义。

例一，《二程遗书》卷十八《刘元承手编》载伊川先生论唐无“三纲”曰：

前面还有“唐之纪纲，自太宗乱之。终唐之世无三纲者，自太宗始也”等语。所谓“无三纲”，如果从狭义来理解，即唐太宗、肃宗等人不守本分，做出越轨之事，这是没问题的。《近思录》叶采集解此语称，“太宗以智力劫持取天下，其于君臣父子之义有亏，闺门之间又有慙德，三纲皆已不正”。太宗以天子身份做出了乱伦之事，包括杀兄夺位、杀弟夺妻等，这些当然是破坏了狭义“三纲”中的名分关系，但是我们要记住，程颐的重心并不在于太宗是否遵守了“某为某纲”，而是“三纲”的被破坏，为何开启了后世数百年祸乱。显然，如果唐太宗只是一介匹夫，即使有同样的行为，也不可能有如此大的影响；正因为他是天子，影响就非同凡响。

如果我们把程子所说的“三纲”解读为本义，即指君臣、父子、夫妇这三大伦，也许能更好地贴近上下文所反映的原意。“三纲”的本义旨在说明：“三大伦”为一切秩序之源，这典型地体现在太宗未能率先垂范以立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对后世产生的一连串连锁效应中：一方面，唐太宗的行为直接影响到了他的子孙后代，导致了后世王室之乱不绝；另一方面，唐王室“三纲”之乱也间接成为藩镇兴起的原因，成为大唐衰落之根源；再一方面，唐无“三纲”还延伸到了唐末五代，成为五代朝代更迭、干戈不息的间接原因。所以，说小程子使用的“三纲”是指本义，应该更合乎程子原意。正因如此，无论是程子给出的总结，所谓“无父子君臣夫妇”“君不君、臣不臣”，还是叶采所作的总结，所谓“其于君臣父子之义有亏”，都未提到“不以君父夫为纲”。

例二，宋朝历史上曾几次发生为皇位害死亲人之事。宋太宗曾逼死亲弟廷美（即秦王），宋理宗整死了同族兄弟赵竑（即济王）。故宋理宗初即位时，礼部侍郎、直学士院真德秀入见，以三纲五常为天下秩序之基为由，要求理宗善待济王，为其立后。真德秀奏理宗曰：

若无济王被废，将无理宗即位。这正是理宗易受天下诟病的根源。故真德秀欲理宗宽待济王，以塞天下之议，以收天下人心。而真德秀之理据即所谓“三纲五常”，其历史根据则举“晋废三纲而刘石之变兴，唐废三纲而安禄山之难作”。这体现了“三纲”在古人心目中的含义。刘、石之变、安禄山之难固然是破坏名分，然而“三纲”如果只是指“某为某纲”，何以能为“扶持宇宙之栋干、奠安生民之柱石”？真德秀的逻辑只有通过“三纲”本义才能说清。他的十足自信在于：身为皇上不爱亲戚家人，违背天理良心，是最高统治者以贪私示人，天下人不能心服，将群起而效之，故不能“奠安生民”，这是历史上发生刘、石之变、安禄山之难的根本原因，也每一位皇帝所必须正视的。这正是“三纲”本义所告诉我们的道理，即君臣、父子、夫妇为人伦之纲。

例三，《明史》卷五十九《志第三十五·礼十三皇后陵寝》载嘉靖七年，世宗皇后陈氏崩。礼部上丧祭仪，帝疑过隆，议再上，帝自裁定，概从减杀，欲五日释服。阁臣张璁等言：

大臣张璁批评皇上为皇后执服太短，不合夫妇之道，违背“三纲”。当然在这里，如果我们把“三纲”读为狭义，指国君未能尽好“纲”的职责，违背了夫为妻纲、君为臣纲，也是可以的。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张氏并未以夫为妻纲、君为臣纲为由，而是以“人君乃纲常之主”为由，这体现了“三纲”本义：夫妇之伦之所以为“纲”，正因为它关系到全天下的秩序。

通过上面三个例子我们可以发现，“三纲”本义与狭义之所以难分，是因为在古人心目中，狭义是本义的方式，而本义是狭义的目标。但只要我们仔细阅读上下文，还是容易发现究竟是用狭义还是本义。本文的要点是，对本义的忽略，将“三纲”简单地归结为“某为某纲”，导致今人无法正确理解古人思想，结果导致歪曲古人，乃至把“三纲”妖魔化。这可能正是“三纲”在今天为人诟病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