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始终是出发点，世界繁荣昌盛是目标。用“角色”作为一个生存内涵与赋予道德性的词汇，打通了家庭、社会与国家的隔阂。这一具有辐射性、有机性概想的关系秩序，所表达的儒家思想是，美满家庭才是昌盛国家的直接、真正的源头。
在《论语》中我们看到的，也是《大学》呈现的，是人对自己修养的那种辐射结构；人生至善的视野在这个结构中展开，从直接家庭关系展开，而且此时，作为家庭“角色”的一个直接展开，向外推延。其实，家庭是儒家世界观无处不在的比喻，“孝”既是手段，也是目的，还是儒学的灵感和反响。正如行仁为的是成仁，行孝也为的是成孝。由于在儒家思想，家庭具有中心作用，适于家庭的亲情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人生的路径才得以形成。《论语》出现多次的期待，人的旅途从与父母相伴开始，整个人生，从实际上或精神上，在任何境遇都不曾远离家庭。儒家的人生是家庭的人生。
《论语》《孝经》提倡“仁”，是以孝为本。它的开宗明义段落明确提出，人的价值与教化来自家庭亲情。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子女对长辈应有的“下对上”遵从与尊敬，必须要与“家长制”和“父权”——那种古罗马式“一家之长”制的、自父亲的从上至下、单向权力与特权的——严格区别开来。其实，家庭关系，就像传统生态中国宇宙观中的一切所有关系一样，都是双向性的。长辈以自己为表率对下一代施行教育，在他们自己时代，自然是受到年轻一代的尊敬，但是值得期待的是，年轻一代的成员们，也从长辈那里学得很多很多，也从对长辈之需与亲情的服侍中获得很大的愉悦：礼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所敬者寡，而悦者众，此之谓要道也。
从生存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一个悉心的女儿照料自己年迈的母亲，更是将这样的尽道德之责，当做孝敬机会，而不看成负担。
理解孝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一个很重要的考虑是，教诲是以身作则做出的，不是命令出来的。老一辈教育自己子女怎样恰当地遵从，效果最好的是，对孩子们的祖父母表现同等性质的尊敬态度，也在孩子们祭拜祖宗场合表现出这种态度。孩子们则会效法长辈在家里、在社会的行为作风。
然而，“遵从”只是“孝”比较明显一方面，它还有不时被忽略的另一方面。在家庭中真做到“孝”，也如同朝廷上的忠君之臣，需要进“谏”，并非只是恭顺而已。进“谏”远不是随意的或可做可不做的，而是严格问责要求的。例如《孝经》中学生问“孝”是否可认为是顺从，孔子强烈地不认同：曾子曰：“……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荀子》一书也是这样观点；〈子道〉篇一大半内容都阐述复杂的关系，都是对把“孝”或“忠”理解为盲目顺从的批驳，并以大量现成事例说明，对长辈或上级权威要求不加分析地顺从，恰是不孝、不忠。
进“谏”是一件包容性和思考性事情，思考集中点是在于“我们”，是一种对“我们”责成的询问：“‘我们’怎样才能做得更好？”是这种情况，进“谏”必须与那种抗议性的表达行动区别开来，抗议性批评是排斥性和对立性的，是一种反对：只是针对“你”的。当然，为了有效地使人接受行“谏”，改变原来的做事，进“谏”说服别人，必须对对方的感受与态度十分敏感，并善于应对，有丰富想象力。不过，这种对上级权威的进“谏”是有底线的，它决不容许顽固地以自己判断与长辈抗争。虽说作为后辈对父母有进“谏”之责，却不意味长辈就一定听后辈进谏的道理。孔子这样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我们从早期文献记载看到的孔子不是推理性的，他的关注倾向只集中在普通人的经验，“德”基本是指“至善仁德”。如果我们作为一个繁荣昌盛社会的成员，是智慧地生活而且已经“获得”（“知”）惬意的个人生活，那么，“德”就是我们真正能够做的和能够成为的。“德”即是我们实在能做什么和我们确实能成为什么样。就像“仁”，“德”一定是能从具体特别事例当中得出的——我们能谈论的“人德”，但是它是归纳总结而来的，总是从具体的模范开始的。
“德”的扩展，必需既是一种有意图的行为，也是一种吸引的魅力。作为一位艺术家，一位社会领导者，一名教师，你可以做到将你的自然、社会和文化环境条件统统调动起来，使它们展露出达到一种积极和谐之状的可能。你能够在你的身上体现、诠释与绽放你所来自文化的风采。这样一个具体的人，其实就是一个社会、一个世界内部的相互恭让形态之构成；在这一构成之中，正处于这一域境化“其他人们”的方向和意愿，都同以你来诠释的域境，都与你所施展的影响与魅力，融合为一体。
“德”是有政治和宇宙深度的。在政治范畴，“德”指的是一个领导者与人民之间的最为恰宜关系，是在领导者所能延伸出去、所能达到与他人民的普遍文化倾向共荣的程度，领导者身上体现的是他所属于社会的价值。在领导者通过他高超的领导力，所能让从人民显示出相互诚敬的状态程度上，人民显出乐于分享领导者所建立的价值和道德眼界，因为人民拥戴他。
我们知道，准确说，《道德经》是“德”“道”之说，通篇是对“德 / 道”这一“视点 / 视域”宇宙论的阐述。它的中心论点是致使“特殊性 / 一般性”关系呈现最恰宜的状态——致使这一具体特别事物如何能够最有效将从它视角的视域置入视点。是从这样对“德”所做的聚焦过程，从人的角度来说，产生出“认知”“道德”“审美”与“精神”的意义来。《道德经》对修养之人具有的创造意义与意义展现能力做出阐述，强调这样一种情形，即这样人的论理之清晰可超越人类社会，具有宇宙的意义。这样具有“上德”圣人，也具有宇宙的意义，是他能致使人类经验与环境之间的共生关系出现最适宜的状态。
《中庸》可能是儒学传统在宇宙论思考方面对早期道家思想的一个比较明显的呼应。《中庸》将古代儒家经典中的“人为中心”视点加以延伸，将君子视为天地和谐、创生的全部意义的参与者，将此种前途作为一宗旨加以论述。这样的一个参者角色，从对“德”修养开始，“德”的修养实践贯穿于人对礼仪之邦建设的全身投入整个过程，在这种参与中，在角色与关系上修养而成之仁德，使自己成为一个他人诚敬的对象。是对这样一种“诚敬”状态的扩展和参与，建立起一个文化价值的共享世界。“德”作为一个聚合体的孔子，跨越时空，服务于一个共有的中华身份的统一性与永久长存；这就是那种融合之作的整体性，有时强一些，有时弱一点，一种绵延不断的道德与宗教成就——“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