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自元文宗天历年间始，孔氏家族流传起孔末弑孔光嗣、孔仁玉中兴孔氏的故事，元明清史籍和孔氏家乘亦多记载，而且越晚的材料故事情节越丰富。由于元代以前的正史完全没有有关“孔末乱孔”的信息，《东家杂记》《孔氏祖庭广记》等孔氏志书中也没有记载，学界对这件事的真伪也是众说纷纭，一直没有定论。
清代著名学者俞樾在其著作《春在堂随笔》中，就孔末是真孔还是伪孔、仁玉以外祖之名为字所不为母讳而生发疑问。“文革”时期曲阜发现孔仁玉墓志，墓志所记与故事所述抵牾较多，再度引起学者与孔氏宗族内部对故事的疑虑。孔祥林先生“不敢怀疑其真实性”，但“又不敢轻信”，认为“很可能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讹误”。2015年，赵文坦先生在《孔子研究》发表《文宣公孔仁玉中兴本事考》一文，从孔仁玉本事角度考证提出“孔末乱孔”故事非历史真实，指出孔思晦们编撰此故事的目的是“以别亲疏，以辩真伪”，使孔仁玉后裔以外的孔族人不得逃避庸调，从而保障封建政府的赋税收入和徭役驱使。
“孔末乱孔”故事在孔氏家族中具有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元明清史籍和孔氏家乘中又多有记载，“此事关系太大”。职此之故，本文从故事的核心内容、发生原因和产生效果出发，围绕“孔末乱孔”故事继续做一些考辩工作，权作赵先生的续貂之议。
一、“袭爵”是“孔末乱孔”故事的核心内容
“孔末乱孔”最早记载见于元天历二年（1329）八月孔思晦所作《孔氏宗支图记》：
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诏以阙里往经寇乱，坟茔荒芜弗剪，鲁郡民孔景等五户居近孔子墓侧，蠲诸役，以给洒扫，种松拍。厥后孔景等遗胤浸致强横。有孔末者，承五季之扰，杀圣人子孙几尽，惟泗水县令光嗣之子仁玉，生才九月，隐于外家得免，实四十三世孙也。末遂冒为袭封□曲阜县令，葬其父祖于孔林之东。时鲁人以末之诈讼于上，蒙后周太祖罢末，以仁玉任曲阜县令，袭封文宣公。
《孔氏宗支图记》见元天历二年所立孔氏家谱碑碑阴，此碑现存于曲阜孔庙崇圣祠院内，文字基本可辨。“孔末乱孔”故事，元尤其明人文集或史志记载甚多，清多沿袭明人成说。影响较大的有危素作《孔思晦神道碑》、文时中《故虞城县儒学教谕孔（思政）先生墓志铭》、张敏《孔氏报本酬恩之记》碑、程敏政《圣裔考》、陆釴《山东通志》、陈镐《阙里志》、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孔继汾《阙里文献考》等等。其中《阙里文献考》综合元、明人对“孔末乱孔”的记载，有所增添，故事情节最为详细：
四十二代光嗣，昭宗天佑二年以斋郎授泗水主簿，遭世叛乱，遂失封爵。初，宋元嘉间蠲鲁郡民孔景等五户供孔子庙洒扫役，其裔孙孔末见孔氏子孙单承门祚衰弱，又多流寓他所者，乘时不纲，谋冒圣裔，窃世爵，遂计害公。卒年四十二，梁末帝乾化三年也。子一，仁玉。
通过对元明清典籍、碑刻记载“孔末乱孔”故事情节的梳理，不难发现“窃世爵，弑光嗣，冒圣裔，为曲阜令”是故事内容的关键。其中“窃世爵，冒圣裔”是“孔末乱孔”的核心，也是故事的起因，“弑光嗣”是手段和过程，“为曲阜令”是结果。
首先，“窃世爵”之说，指故事因孔末觊觎文宣公爵位而发生。换句话说，就是孔末之所以要杀孔光嗣，是因为光嗣当时有爵位在身，或者将来要承袭爵位，孔末出于“袭爵”目的而杀光嗣。那么，当时孔光嗣是否爵位在身或有承袭爵位的可能呢？从正史记载看，五代时承袭文宣公的另有其人，而非光嗣。
《旧五代史》记载：
（天成二年）八月，丁酉，以吏部郎中、袭文宣公孔邈为左谏议大夫。
（天成四年）夏四月，丙辰，谏议大夫致仕、袭文宣公孔邈卒。
孔邈，文宣王四十一代孙。身长七尺余，神气温厚。登进士第，历校书郎、万年尉，充集贤校理，为谏议大夫，以年老致仕。案：《孔邈传》，原本残阙。考《册府元龟》云：乾宁五年，登进士第，除校书郎。崔远在中书，奏为万年尉，充集贤校理，以亲舅独孤损方在廊庙，避嫌不赴职。
虽然孔邈传中没有记载其袭封文宣公的事，《东家杂记》《孔氏祖庭广记》《孔子世家谱》《阙里文献考》等也都没有提及，但《明宗纪》中两次提及，其任文宣公当是无疑的。据赵文坦先生考证，孔光嗣生于唐僖宗光启二年（886），唐明宗天成二年（927）即世（时年孔仁玉九岁，与《孔仁玉墓志》记述相符）。天成四年（929）孔邈卒，说明光嗣去世时，孔邈还在世，光嗣亦不存在承袭文宣公爵位的可能性。
光嗣失爵说，最早见于程敏政《圣裔考》：（璲之）传七世生光〔嗣〕遭五季之乱，失爵，为泗水令。《阙里文献考》记述较为直接：（光嗣）遭世叛乱，遂失封爵。而《孔氏宗支图记》《孔氏报本酬恩之记》等碑刻和其他史料并未见有光嗣失爵之说。
据《宋史》记载：
自璲之至策，五世并袭封文宣公。策生振，（唐）懿宗咸通四年，举进士甲科，历兖州观察判官，至刑部员外郎。振生昭俭，历兖州司马、曲阜令。自策至昭俭，三世岁给封绢，以供享祀。昭俭生光嗣，（唐昭宗）哀帝天佑中，为泗水主簿，奉孔子祀。光嗣生仁玉，九岁通《春秋》，姿貌雄伟。后唐明宗长兴元年，以为曲阜主簿，三年，迁龚丘令，袭文宣公，晋高祖天福五年，改曲阜令。周太祖广顺二年，平慕容彦超，幸曲阜，拜孔子庙及墓，召仁玉，赐五品服，复以为本县令。
可知，光嗣、父昭俭、祖父振，三世皆未袭封文宣公。距唐末五代时较近的孔氏家乘《东家杂记》记载：“四十二代光嗣，斋郎出身，泗水令。”《孔氏祖庭广记》记载：“四十二代光嗣，斋郎出身，昭宗天佑中授泗水令，陵庙主，年四十二。葬祖墓西北。生仁玉。”也没有光嗣袭文宣公爵位的记述。
综上，故事发生时光嗣任泗水令（一说，泗水主簿）奉孔子祀，孔邈时任文宣公。光嗣去世时孔邈仍在世。所以孔末“窃世爵”而杀光嗣的说法是不确切的，“孔末乱孔”故事的起因实难成立。
其次，“冒圣裔”之说，指孔末冒为圣人之裔以自利，是为“以伪继真”。《孔氏宗支图记》《故虞城县儒学教谕孔（思政）先生墓志铭》《圣裔考》《阙里志》《阙里文献考》等称孔末为“外孔氏”或“洒扫户”或“洒扫户孔景裔孙”。孔末“伪孔”之说，首见于张敏《孔氏报本酬恩之记》碑：
吾先世祖宗昭穆族属甚众，传至四十二代有祖讳光嗣者，其室张氏，世为曲阜张阳里人。时值五代，四方弗靖，有伪孔氏孔末者，因世乱心生奸计，意欲以伪继真，将吾孔氏子孙戕灭几尽。时光嗣祖任泗水令，生四十三代祖仁玉，在襁褓中。难兴之日，光嗣被害，祖母张氏抱子仁玉逃依母氏，得免其难。孔氏之不绝者如一发千钧，红炉片雪，几何而不为伪孔有也。
张敏，孔颜孟三氏学教授。《孔氏报本酬恩之记》碑立于宣德五年（1430），现存曲阜孔庙崇圣祠院内。兹文是张敏应孔子五十九代孙衍圣公孔彦缙、曲阜尹孔克中和孔庭族长孔思楷等族人的要求而撰写。
清代学者俞樾在《春在堂随笔》中，曾对孔末“伪孔”之说提出疑问：“惟所云伪孔氏末者，不知何人。宋元嘉中蠲孔景等五户，亦必以为孔子之后也。孔末既其裔孙，则亦圣裔，何云伪乎？谓之以支庶夺嫡则可，谓之以伪乱真，恐未然也。”据《宋书》记载：
（元嘉十九年）十二月丙申，诏曰：“昔之贤哲及一介之善，犹或卫其丘垄，禁其刍牧，况尼父德表生民，功被百代，而坟茔荒芜，荆棘弗翦。可蠲墓侧数户，以掌洒扫。”鲁郡上民孔景等五户居近孔子墓侧，蠲其课役，供给洒扫，并种松柏六百株。
由此可知，孔景在钦拨前就姓孔，是孔氏后裔，鲁郡上民，俞樾言之有据。所以，孔末实为圣裔之后，因系出孔林洒扫户孔景，称之为“洒扫户孔景裔孙”或“洒扫户”或“外院”、“外孔”均可，称之为“伪孔”难免附会。所以“冒圣裔”以伪乱真之说是不确切的。
再次，“为曲阜令”之说，指孔末杀光嗣后“遂冒为袭封□曲阜县令”。据史料记载，唐、五代时“曲阜令”非文宣公兼任，也非孔氏子孙世袭。从前述《宋史》可以看出，五代时期光嗣及以上诸代只有昭俭曾任曲阜令，且未承袭文宣公。其实，由文宣公（后改衍圣公）兼任曲阜令，始于后晋高祖时期袭封文宣公的孔仁玉，并延续至蒙元时期。《旧五代史》记载：
（长兴三年五月）甲辰，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孙曲阜县主簿孔仁玉为兖州龚邱令，袭文宣公。（广顺二年）六月乙酉朔，帝幸曲阜县。……遂幸孔林，拜孔子墓。帝谓近臣曰：“仲尼、亚圣之后，今有何人？”对曰：“前曲阜令、袭文宣公孔仁玉，是仲尼四十三代孙；有乡贡《三礼》颜涉，是颜渊之后。”即召见。仁玉赐绯，口授曲阜令，颜涉授主簿，便令视事。仍敕兖州修葺孔子祠宇，墓侧禁樵采。
《册府元龟》亦记载孔仁玉袭文宣公、授曲阜令事，较《旧五代史》详细：
（唐明宗）长兴元年正月，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孙陵庙主仁玉为曲阜县主簿。
长兴三年五月甲申，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孙曲阜县主簿孔仁玉为兖州龚丘县令，袭封文宣公。
晋高祖天福五年四月辛酉，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孙袭文宣公孔仁玉为兖州曲阜令。
后晋、后周皆以孔仁玉为曲阜令，两朝间的后汉大约也是孔仁玉为县令。孔仁玉卒后，其子、孙任曲阜令的记载，见于《宋史•孔道辅传》《宋史•孔宜传》《阙里文献考•世系考》等，兹按时代先后顺序列出：
（1）《孔宜传》记载：仁玉长子孔宜，乾德四年诏为曲阜主簿，太平兴国三年加封文宣公。
（2）《孔宜传》记载：“（宜）子延世字茂先，以父死事赐学究出身，为曲阜主簿，历闽、长葛二令。真宗至道三年十一月，诏赴阙，以为曲阜令，袭封文宣公。”
（3）《孔道辅传》记载：“（大中祥符元年）会真宗东封，躬诣孔子祠。帝问宰相：‘孔氏今孰为名者？’或言勖（仁玉四子）有治行，即召对，以为太常博士、知曲阜县。”《孔宜传》记载：“（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时勖为殿中丞、通判广州，王钦若言其有声于乡曲，召赴阙，改太常博士赐绯，令知曲阜县，专主祠庙。”
（4）《孔道辅传》记载：“勖子道辅，大中祥符九年，迁大理寺丞，知仙源县（大中祥符五年，曲阜改为仙源县），主孔子祠事。”
（5）《孔宜传》记载：“（四十五代）延世子圣祐……天禧五年授光禄寺丞，袭封文宣公，知仙源县事。后改名佑，迁太子中舍，卒年三十。”
（6）《阙里文献考》记载：“（四十六代圣佑）无嗣，以从弟宗愿（孔宜次子孔延泽子）袭爵。（宗愿）宝元二年授国子监主簿，袭封文宣公，知仙源县事。”
（7）《阙里文献考》记载：“（宗愿子）四十七代若蒙，字公明，神宗熙宁元年二月，袭封衍圣公，为仙源县主簿。”
自孔仁玉始，宋金时期实行“祭祀政治合一”制度，曲阜县令（或县主簿）多以文宣公兼摄（文宣公转他官，则有孔氏其他子孙继任或保举族人贤德者送部选授等情况）。《夜航船》载：“后周始诏孔子后为曲阜令。”所指应是从孔仁玉开始，文宣公兼曲阜令。《清史稿》亦载：“当唐末五季，以文宣公兼曲阜令。”蒙元时期，曲阜县尹（也称县令）不再由衍圣公兼任，几乎全部由元初功臣孔元用的后人袭替。即使孔思晦承袭爵位后，也没有兼任曲阜县尹。
由此可知，五代时期只有光嗣父昭俭曾任曲阜令，孔光嗣时任泗水令，当时没有“袭封曲阜令”之定制，所以“孔末乱孔”的直接结果“为曲阜令”是站不住脚的。至于孔末是否如《孔氏宗支图记》中所记“末遂冒为袭封□曲阜县令”，其他史料均不见孔末任曲阜令的相关记载，当是附会之。
综上所述，“孔末乱孔”故事中“窃世爵”“冒圣裔”“为曲阜令”等几个核心内容，均与五代、宋典籍不符，孔末不存在冒险弑光嗣而乱孔的主观和客观上的可能性，“孔末乱孔”故事当属子虚乌有或移花接木，非历史真实。
二、“固爵”是“孔末乱孔”故事产生的直接原因
蒙元时期，衍圣公孔浈“喜校猎，日事鹰犬，不修祖祀”，曲阜管民长官孔治率孔氏族人以“不事儒雅”攻之，并言“浈非孔氏子”，以“宗系失传”为由报朝而罢其爵。孔浈母任氏曾为此上书辩雪，力辨孔浈“乃五十一代袭封衍圣公孔元措之耳孙，五十二代袭封衍圣公孔之固之冢嗣”，“虽云庶出，实系长房”，为此与族人争讼至东平路总管府，虽有东平万户严忠济偏袒孔浈，打击孔氏族人，但孔浈仍然未能复爵。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东平路宣抚使姚枢奏曰：“在太宗世，诏孔子五十一代孙元措仍袭封衍圣公，卒，其子（此处记为孔元措子，误，应指孔浈）与族人争求袭爵，讼之潜藩，帝时曰：‘第往力学，俟有成德达才，我则官之。’又曲阜有太常雅乐，宪宗命东平守臣辇其歌工舞郎与乐色俎豆至日月山，帝亲临观，饬东平守臣，员阙充补，无辍肄习。且陛下闵圣贤之后，《诗》《书》不通，与凡庶等，既命洛士杨庸选孔、颜、孟三族诸孙俊秀者教之，乞真授庸教官，以成国家育材待聘风动四方之美。王镛练习故实，宜令提举礼乐，使不致崩坏。”对于姚枢的奏请，元世祖“皆从之”。可见元世祖对当时孔氏后裔的态度。因此，终忽必烈一朝未封授衍圣公，使世爵中绝四十三年，其原因远非孔继汾所说：“自浈之失爵，元人在兵戈扰攘间未暇讲求所当立者”这么简单，其中族人争爵不止和子嗣德才欠佳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时任奉直大夫知密州的孔治，因开国功臣之后和“权奉祀事三十余年”“有德有文”而袭封衍圣公，使曲阜世爵得以延续。蔡文渊作《元赠中议大夫袭封衍圣公孔公神道碑记》载：“元贞改元，公（孔治）见成宗皇帝于上都，时大臣奏：‘至圣文宣王孔夫子之嫡孙，其祖元用以军功没于王事，实开国立功之臣。治权奉祀事三十余年，有德有文，可袭封爵。’上可其奏，仍赐坐，慰劳甚厚，特授中议大夫、衍圣公。”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孔治卒。衍圣公爵位再度中绝，袭爵再次成为孔氏家族内部甚至朝中儒臣斗争的焦点。
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经仁宗帝钦定，孔思晦袭爵。危素作《孔思晦神道碑》载：“（延祐）三年，族人合议，以公嫡长且贤，宜袭封爵，主祀事。上政府，未决。平章政事李韩公偕礼部力主之。会仁宗皇帝问：‘孔子之裔迨今几世，袭爵为谁？’李公具以对。仁宗亲阅谱，若曰：‘以嫡应袭封者，思晦也，复奚疑! ’且以前袭封秩卑俸薄，遂授中议大夫，袭封衍圣公。月俸自百缗加至五百缗，铸印四品。”《元史•孔思晦传》亦有记载。《元史•元明善传》载：延祐二年。改礼部尚书，正孔氏宗法，以宣圣五十五世孙思晦袭封衍圣公。事上，制可之。”此处将孔思晦作五十五世孙有误。《阙里文献考•孔彦侔传》载：“初大宗世绝，以宗法立嗣，宜以小宗之嫡思晦袭爵，而治与思诚再世以支庶越次绍封，为族人所不服。思友乃叙述家谱，力言于政府，其后卒黜思诚而封思晦，皆思友之力也。”（元典籍及曲阜碑刻均不见孔思诚袭封衍圣公的记载，孔思诚墓碑碑文也没有衍圣公爵号，可见孔思诚没有承袭。《阙里文献考》所记有误。）在中书省平章政事李孟、礼部尚书元明善等朝中儒臣以及孔思友等族人的合力推动下，依照宗法立嗣，孔思晦因“嫡长且贤”袭爵。但是，元仁宗一句“复奚疑”，说明朝中和孔氏族人对孔思晦承袭爵位，还是存有争议的。
孔思晦袭爵的道路可谓艰辛。从宗法制度上讲，孔思晦袭爵是由“小宗之嫡”升格为“大宗子”所致，可谓爵位回归大宗。时知天命的孔思晦承袭后，深知爵位来之不易，更对多年来族人围绕爵位的争斗心知肚明。如何巩固爵位，厘正“宗位”，维护宗法制度，避免内斗甚至出现小宗觊觎得爵的现象再次发生，是孔思晦及族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于是，以“窃世爵”“冒圣裔”为核心内容的“孔末乱孔”故事应时应势而生。
“孔末乱孔”故事之所以选择在五代时期发生，是因为就袭爵而言，孔仁玉与孔思晦有着极度相似的时代、宗位背景。因史料缺乏，不知孔仁玉父光嗣、祖昭俭、曾祖振是出于什么原因没有承袭文宣公。但是，据《旧五代史•唐书•明宗纪》，孔子四十一代孙孔邈承袭文宣公一事应毫无疑问。由于孔氏谱志载人不载袭封事，《阙里文献考‧世系考》也不提孔邈袭爵文宣公，所以孔邈其人其事，鲜为人知。从孔氏家谱记载看，孔邈系出西汉孔霸，袭封褒成君孔福次子之后，曾祖孔戣，祖孔温质，父孔织。对于唐代所封爵而言，应为“小宗”偏支，而非唐初袭封孔德伦后裔。后唐长兴三年（932）孔仁玉封爵，使爵位才回归“大宗”正支，自后唐至北宋，文宣公爵位没有离开孔仁玉一系。历史上，若孔氏宗子无嗣，选择继嗣人选的标准，受到与宗子血缘关系亲疏远近、学识、品行和官职以及当朝者用人取向等诸多因素影响，同时宗统决定于君主，爵位封授的最终决定权在朝廷。在争夺爵位的孔氏族人中，既有“大宗”“小宗”，又有“外院”“内院”，其中不乏冒充圣人后，以伪充真，甚至出现为争夺爵位而争讼的情况。
北宋时，四十三世孙孔仁玉的后裔分为五位，因孔宗愿袭封衍圣公，称为“袭封位”。从曲阜孔氏世系图袭封位世系（孔子第四十六世孙至五十四孙）可见，到了孔子五十四世孙“思”字辈，阙里孔氏族人中只有若愚的后人思晦是“大宗”。诚如陈镐所说：“自端操至浈凡六世，北袭封嗣绝，于是推端立（若愚）之后焉。”所以要厘正“宗位”、匡正“袭封位”就要追溯到孔仁玉。五代之时战乱不已，孔氏族人流离失所，虽然孔仁玉高祖振失爵，但是自孔仁玉复爵后爵位一直没有偏离嫡宗却是事实。孔宗愿之后的金元时期，南北宗并立，并且发生爵位一度中断多年的现象，但南宗传至孔洙，北宗传至孔浈，爵位皆未失传。期间，多次发生孔氏族人争夺爵位的激烈斗争，甚至出现了孔治“世以支庶越次绍封”。后经族人和朝中儒臣的干预，“以次相推，最为宗长”的孔思晦袭爵。孔思晦袭封与孔仁玉袭封的背景和情景极具相似之处：作为正支的孔仁玉父孔光嗣并没有袭封文宣公，而是由旁支的孔邈袭封；孔浈罢爵后，爵位空置四十余年，身处大宗的孔浣没有袭封，而是小宗的孔治袭封。历史轮回，颇有些历史重演的意味。
赵文坦先生认为，孔思晦与族人编造“孔末乱孔”故事，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严内孔外孔之防，剥夺外孔豁免赋税、免除徭役的权利。”目的是“以别亲疏，以辨真伪，使孔仁玉后裔以外的孔族人不得逃避庸调，从而保障封建政府的赋税收入和徭役驱使。”其实赋税、徭役利于朝廷，与孔府基本无涉，即使孔思晦们为朝廷所想，剥夺外孔免赋税、除徭役的权利，也不足以倾力编撰此故事。辨明孔氏族裔，严内孔外孔之别，避免外院觊蠲徭役只是故事的表像而已。
孔思晦“会族人，稽典故”编撰“孔末乱孔”故事，其根本原因是面对“大宗”与“小宗”、“外院”与“内院”袭爵争斗不止的现实，为强调“袭封位”正源，巩固“大宗”地位，加强族人管理所采取的应对之策。故事编撰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巩固爵位、厘正“宗位”、维护宗法制度。
三、“孔末乱孔”故事在孔氏家族历史上的积极作用
孔思晦袭爵的十八年间（延祐三年至元统元年），曲阜县尹一直由旁支的孔元用之后孔治弟孔济、济之子思凯先后担任。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孔思晦卒，但是其子克坚却没有按照大宗袭爵制度袭封衍圣公，时任曲阜县尹的孔治之孙、孔思诚之子孔克钦权主祀事。从此角度看，尽管孔思晦与族人编撰“孔末乱孔”故事、刻谱于石，以图强化并稳固“袭封位”的“大宗”地位，但是从天历二年（1329）故事产生，到元统元年（1333）孔思晦去世，期间不过五年，故事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短时间内还没有显现出来。后至元六年（1340）十一月，克坚袭封衍圣公。克坚之后爵位一直没有偏离“宗位”，“以支庶越次绍封”的历史也没有重演。从克坚起，朝廷最终确定形成了“世封其大宗为衍圣公，以奉祀事；世任其小宗为曲阜尹，以治其地”的制度。
仁宗帝亲阅谱牒定袭封，使孔思晦及族人深知谱牒之重要，所以编撰故事的同时，“参究考《广记》诸书”刊刻宗谱于石。才有后来的“别以二十派，继又分为五十七户再增而为六十户”。阙里五十三世孙分20派，以思晦之父浣为第一派；明初细分60户，以思晦之孙希学为第一户“大宗户”，实现了“朔源流，慎派别”使“孔氏族裔益明”的目的。
“孔末乱孔”故事，在孔思晦去世之后并没有停止续编和流传，元明清典籍、碑刻记载的故事内容和情节不断丰富完善，相继出现如仁玉外祖的姓氏、乡里、光嗣被害之年，以及孔末结局由“罢末”到“抵罪”“诛末”等等，主要体现在张敏《孔氏报本酬恩之记》、程敏政《圣裔考》、陈镐《阙里志》、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孔继汾《阙里文献考》等著述或碑记。故事从一个侧面揭示了长期以来孔氏家族内部存在的官民、贵贱、亲疏等方面的对立与矛盾，甚至出现地位低贱的洒扫户后裔都可以犯上作乱、凌辱摧残孔氏嫡裔的事情，所谓“不早辨，则真伪久益不可明”。从另一方面也迎合了当时圣公府打击“外孔氏”子孙“假托世胄，觊蠲徭役”的实际需要，所谓“是乱，吾宗今不明，后世莫知矣。乃力斥其非，绝不与通”。故事的背后，影射的是族人袭爵争斗的历史现实，甚至“以支庶越次绍封”有悖宗法所带来的混乱。
孔氏族人乐此不疲地对“孔末乱孔”故事予以续编，故事内容与情节不断丰富，影响不断扩大，使世人尤其族人“不敢怀疑其真实性”，故而影响深远。故事的编撰和流传，对于厘正“宗位”、维护宗法制度，团结族人、避免袭爵争斗，统一族人思想、加强宗族管理起到了很好的警示和警醒作用。（原载：《孔子学刊》第十辑 作者：孟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