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翼《廿二史札记》“累世经学”条有云：“古人习一业，则累世相传，数十百年不坠。盖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所谓世业也。工艺且然，况于学士大夫之术乎！”在中国家族史上，“累世相传，数十百年不坠”之 “学士大夫之术”当非孔氏家学莫属。它自孔子开创后，代代传承于家族内部，历代绵延不绝，所积累的学术成就斐然可观，堪为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
在这条线索之端，先秦两汉时期以孔伋、孔鲋、孔安国、孔僖等为代表的孔氏后裔坚守儒学传统，研习儒家经籍，赞明孔子之道，使孔氏家学形成并蓬勃发展。具体而言，先秦两汉时期孔氏家学的传承也有其一以贯之的主线，即以“夫子之教”为核心要义。“夫子之教”首重诗礼，学诗学礼家学传统的开创与代代承继，也促使孔氏家族形成了诗礼传家的独特门风。
一、 孔子重诗礼之教与孔氏家学之开启
提及孔氏家族，史有可考且较为详细的当从孔子算起，并且孔子对整个孔氏家族的影响又是空前绝后的。孔子之先祖是殷商后裔、宋国贵族，直到六祖孔父嘉时，家族才开始有“孔”氏之称，孔氏家族得以形成。在春秋社会流动、阶层变化渐剧的历史大背景下，旧贵族势力沉浮不定，发展曲折。孔氏家族在孔子之前，代际之间多呈衰象，到孔子之时，父亲叔梁纥早亡，家道中衰，他在少年时有过贱鄙的生活经历，所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论语•子罕》)。
从史料记载看，孔子之后，孔氏家族在先秦时期有孔伋、孔穿等人的不断努力，多有起色，但数代单传，人丁不旺，其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亦较为微弱。然而这一时期孔子后裔们都以儒学为业、勤于治经，家族内部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无疑与孔子所开创的家学家风密不可分。
孔子首开私家讲学之风，有教无类，广收弟子，“以《诗》《书》礼乐教”（《史记•孔子世家》）。同时他也非常注重家庭教育，开启家教传统。他对其子孔鲤（字伯鱼）的教诲，载于《论语•季氏》中：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
此处孔子要求儿子孔鲤学诗学礼，并阐明学习《诗》礼的重要意义：“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趋庭”一词亦因之被赋予特殊的含义，成为承受父教的代称。《阳货》篇又载：
子谓伯鱼：“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孔子又具体要求孔鲤研究《诗》之《周南》和《召南》，并指出如不学此两篇，如同面壁而立，前不得行。这两段记载，简要而生动描述了孔子在家教子的情况，可谓我国古代士人家学的最佳写照。
博学多才的孔子教育儿子学诗学礼，其对诗礼的重视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在孔子生活的时代，作诗是卿士阶层的必要素质之一。《诗经•墉风•定之方中》曰：“卜云其吉。”《毛传》云：“故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孔颖达疏云：“升高能赋者，谓升高有所见，能为诗赋其形状，铺陈其事势也。”其中“升高能赋”是士大夫的九项素质之一，即将升高所见所感赋为诗，以之表达情感。同时，引诗赋诗还是贵族们进行社会交往的独特环节，尤其是在一些政治、外交场合，人们往往以诗言志，以诗传意。《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
齐庆封来聘，其车美。孟孙谓叔孙曰：“庆季之车，不亦美乎？”叔孙曰：“豹闻之：‘服美不称，必以恶终。’美车何为？’叔孙与庆封食，不敬。为赋《相鼠》，亦不知也。”
齐国权臣庆封来鲁，其车服华丽与身份地位不相称，其言行举止亦十分不恭敬，鲁国叔孙穆子便为他赋诗《相鼠》，取义“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暗示耻笑羞辱，然庆封因不懂《诗》而浑然不知。故而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认为不学《诗》，就不知道在社交场合中如何运用语言来答对。他还多次谈学《诗》的意义。如《论语•阳货》载：“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其认为《诗》可以“感发志意”“考见得失”，让人“和而不流”“怨而不怒”，通“人伦之道”，又“足以资多识”。
“不学礼，无以立”亦与当时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在孔子生活的时代，虽然已有礼坏乐崩之势，但时人仍然十分重视礼。《左传•昭公七年》记载的一件事即能说明：“三月，公如楚。郑伯劳于师之梁。孟僖子为介，不能相仪。及楚，不能答郊劳。”鲁大夫孟僖子陪昭公访楚，路过郑国时，面对郑伯的慰劳，孟僖子“不能相仪”，到楚国，又“不能答郊劳”。因此，他深为自己“不能相礼”而羞愧懊恼，回国后，他听说有“能礼者”便从而问学。在临终前还阐发礼的重要意义，云“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左传•昭公七年》），并特别嘱咐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师事仲尼”学礼，以便能够“定其位”。这一时期，其他贤达人士亦频繁强调礼的重要作用。如师服曰：“义以出礼，礼以体政”（《左传•桓公二年》）。孟献子云：“礼，身之干也。”（《左传•成公十三年》）子太叔云：“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孔子自己十分重视礼，他曾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一个人即使己经具备了恭敬、谨慎、勇猛、正直等优良品性，仍需礼来加以规范，避免出现劳、葸、乱、绞等不良现象。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君子博学矣，又能以礼约束之，方可不畔道。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孔子心中的成人，不仅身集知、不欲、勇、艺等优良品格，更需礼乐的教育和熏陶。总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孔子一直在强调人的生活须臾难离“礼”的规范与约束，否则即使是具有好的气质、品格也得不到完美的呈现，故而说“不学礼，无以立”。
孔子教学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八佾》）。众所周知，礼乐不可分，在孔子眼里诗与礼乐亦存在着密切关系，其云：“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礼记•孔子闲居》) 诗与礼乐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相融互动的关系。即如学者邵炳军所言：“《诗》不是脱离礼而孤立存在的文本，其依托于礼以介入日常生活；礼也不是没有诗乐艺术形式的抽象说教，其依托于《诗》实现了艺术化。”司马迁曾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仪”（《史记•孔子世家》）。可见孔子删《诗》，亦是以“可施于礼仪”作为标准，注重诗礼结合。
再从《诗》与礼二者分属关系上看：《诗》以丰富的文化知识涵养道德陶染人的性情，以理情性；礼则以行为举止展现着人伦规范，以谨节文，诗礼之教又凸显著知识与实践的统一，意在将内心的仁德修养与外在的礼仪规范有机结合。是以，孔子家教强调学诗学礼亦是重视内外兼修、知行合一，培养文质彬彬的君子，渗透着他对子孙后人的人生规划。
孔子亲自教导儿子孔鲤学《诗》礼、通儒术，并明示诗礼之教的深刻内涵，在家族内部创立了读《诗》习礼的学术传统。
据史载，孔子对其孙孔伋（字子思）也进行了谆谆教导。《孔丛子》之《记问》篇记载了不少孔子与子思的对话，即是明证。如云：
子思问于夫子曰：“为人君者，莫不知任贤之逸也，而不能用贤，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失能者，由于不明也。其君以誉为赏，以毁为罚，贤者不居焉。”
子思问于夫子曰：“亟闻夫子之诏，正俗化民之政，莫善于礼乐也。管子任法以治齐，而天下称仁焉，是法与礼乐异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礼乐哉？”子曰：“尧舜之化，百世不辍，仁义之风远也。管仲任法，身死则法息，严而寡恩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专任法，终必乱成矣。”
子思问于夫子曰：“物有形类，事有真伪，必审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谓圣，推数究理，不以物疑。周其所察，圣人难诸。”
子思向孔子请教了如何用贤、礼乐治国和任法治国的异同以及“心”“ 圣”二者在认识上的作用等问题。所以，孔子对子思亦必有家教。
又《孔丛子•记问》载：
夫子闲居，喟然而叹。子思再拜请曰：“意子孙不修，将忝祖乎？羡尧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尔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对曰：“伋于进膳，亟闻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是谓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懈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无忧矣。世不废业，其克昌乎！”
此中生动描绘了孔子由“喟然而叹”到“吾无忧矣”的心境变化。透过祖孙的对话我们可知，其实孔子是有意培养后人继承家族学术以及传经弘儒的事业的，但当时或因其子伯鱼早逝，其孙子思年幼，故“喟然而叹”。当子思向孔子表明了自己继承祖业，不懈进取的心志时，孔子则为后继有人、“世不废业”而忻然无忧。由孔子所创的孔氏家学感召力之大在其草创之初已显一二。
二、先秦孔氏子孙的诗礼传承与孔氏家学的初步形成
孔子“庭训”子孙，首开“诗教”与“礼教”结合的家教传统，规范了孔氏家学的发展向路。而孔氏家学的真正形成，还需其后人不懈的努力。孔子儿子早卒，而其孙孔伋不负厚望，秉承祖训，为孔氏家学的发展以及儒学的光大都做出了重要贡献。《礼记》《孔丛子》等书还记载了子思的一些言论事迹，可窥知其家学传承。
在《孔丛子•抗志》中，子思引“《小雅•正月》‘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论“君臣自贤”之弊端。可见子思熟知《诗》。孙少华教授对子思之诗学学派归属作了论析，认为子思学出子夏，有毛《诗》风格。
《礼记•檀弓上》记载了子思关于丧礼的阐述：
子思曰：“丧三日而殡，凡附于身者必诚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诚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丧三年，以为极，亡则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终身之忧，而无一朝之患，故忌日不乐。”
曾子谓子思曰：“伋！吾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于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礼也，过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于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此两段中，子思对丧礼作了阐述，委婉批评曾子“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于口者七日”的过礼之举，对礼之中庸原则有着深刻认识。《檀弓下》又记子思答穆公问“为旧君反服”之礼。《孔丛子》之《杂训》《巡守》等篇也记载了他阐述吊唁之礼、回答陈庄伯有关巡守之礼等事情。可见他谙熟礼学，孔子弟子柳若就曾高度赞誉子思，说他为“圣人之后也，四方于子乎观礼”（《礼记•檀弓上》）。而这自然当得益于从父亲那里就开始的学礼的家学传统。子思在致力家学的同时，还周游列国，从政讲学，收徒授业，著书立说，在学仕著述中积极弘扬发展孔子思想，成为战国时代儒学发展的领军人物。
在孔氏家学的传承中，子思是关键人物，他上承其祖，下启其子，实现了孔子所期待的“世不废业”。《孔丛子•杂训》篇记载了子思对其子孔白（字子上）的悉心教导和家学传授之事。如云：
子上请所习于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训焉：学必由圣，所以致其材也；厉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杂说不与焉。又何请？”
在这里，子思直接以“先人之训”为教，强调“夫子之教”在于学《诗》《书》礼乐。事实上，这一传统从孔鲤到孔伋都在继承，至孔白子上也在沿袭弘扬。
关于子上事迹，《孔丛子•杂训》略有记载：
子思在鲁，使以书如卫问子上。子上北面再拜，受书伏读。然后与使者宴。遂为复书，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受书，然后退。使者还鲁问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受臣书， 事毕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书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宾也。”
远在他乡，子思以书问子上，督促其学业，可见家教之严。而子上接到家信“北面再拜”，复书后“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受书，然后退”。这些举动一一循礼而行，足见他也是通礼之士。显然，这亦与孔氏学礼习礼的家学有关。《孔氏祖庭广记》记载，子上“通习群书，又善兵法”，以贤能闻名于世，曾被齐威王两次传召为相。
孔子六代孙孔穿，字子高。《孔子世家谱》载他“笃志博学、沉静清虚，有王佐之才”。从《孔丛子》之《公孙龙》《儒服》《对魏王》《执节》诸篇可见，他曾与公孙龙辩论、答魏王问、答信陵君问、答齐王问、与齐君论车裂之刑，在言行中宣传儒道、弘扬家学，是一个相当活跃的政治人物，在当时有着“天下之高士”的美誉。
在《孔丛子•公孙龙》篇中子高引《诗》论礼阐述“素丝”“缁布”“玄武”等事物的命名，可见其通晓《诗》礼。又《儒服》篇记载平原君问询子高“孔子见南子”之事，子高回答道：“卫君请见，犹不能终，何夫人之能觌乎？古者大飨，夫人与焉，于时礼仪虽废，犹有行之者。意卫君夫人飨夫子，则夫子亦弗获已矣。”子高结合古代大飨礼回答平原君，同时也维护了先祖孔子声誉，亦可见他熟稔礼，继承了研习诗礼的家学。
孔子第七代孙孔谦，字子顺，学识渊博，曾为魏安釐王相，以“圣人之后，道德懿邵”闻名诸侯，还曾担任赵、魏两国的国师。《孔丛子•执节》篇载：赵王以平原君及邹文之事问子顺，而子顺答曰：“先父之所交也，何敢不知？”可见子顺承父学，学有所源。尤其是在诗礼方面更是一脉相承。《孔丛子•执节》魏王问：“昔者上天神异，后稷为之下嘉谷，周遂以兴”，子顺引《诗•大雅•生民》“诞降嘉种”，认为此事乃“《诗》美后稷能大教民种嘉谷以利天下”。知其明于《诗》。于礼，他更是精晓。《执节》篇多次记载他与赵孝成王、季节、申叔等君、卿大夫谈论政治礼法之事。如：
申叔问子顺曰：“礼，为人臣三谏不从，可以称其君之非乎？ ”答曰：“礼所不得也。”曰：“叔也昔者逮事有道先生，问此义焉，而告叔曰：‘得称其非者，所以欲天下人君使不敢遂其非也’。”子顺曰：“然，吾亦闻之。是亡考起时之言，非礼意也。礼，受放之臣，不说人以无罪。先君夫子曰：‘事君欲谏，不欲陈言’，不欲显君之非也。”申叔曰：“然则晏子、叔向皆非礼也。”答曰：“此二大夫相与私燕，言及国事，未为非礼也。晏子既陈履贱而踊贵于君？其君为之省刑，然后以及叔向，叔向听晏子之私，又承其问所宜，亦答以其事也。”
这里子顺向申叔阐述了人臣事君之礼，并提及其父（亡考）子高、先君孔子对此事的具体看法，以孔子所言“事君欲谏，不欲陈言”来辩证认识晏子、叔向的行为。足见他于礼有着透彻全面的理解，同时也彰显了礼在孔氏家族内部的传承。
孔子八代孙孔鲋，字子鱼，亦是先秦孔氏家族中的佼佼者。《孔丛子》之《独治》《问军礼》《答问》《诘墨》诸篇，记录了他的事迹。如《独治》篇记：“子鱼生于战国之世，长于兵戎之间，然独乐先王之道，讲习不倦。”可其友季则对其不合时宜的做法很不理解，疑而问之：“今先生淡泊世务，修无用之业，当身不蒙其荣，百姓不获其力，窃为先生不取也。”孔鲋对曰：“武者可以进取，文者可以守成，今天下将扰扰焉，终必有所定。子修武以助之取，吾修文以助之守，不亦可乎？”可见孔鲋身逢乱世，却倾心家学，研治儒家经典，有修文之恒心，并对儒学抱有经世致用的坚定志向。在其积极努力下，终成深受时人器重的一代名儒贤士，有“通才足以干天下，博知足以虑无形”之誉。
在具体学术传承方面，孔鲋继承了孔子重礼的思想，对各类礼制有全面系统的了解。《孔丛子•独治》篇即记载了孔鲋答陈涉所问社会伦理之礼，《问军礼》篇又记其答行军出征之礼、命将出师之礼、将居军中之礼。足见他精通各种礼制，而其所言诸礼，不见于其他典籍，必是家学传承。
陈寅恪先生曾言：“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惟一之表征，而实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又云：“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这两段论述共同揭示了家学传承、文化积淀对于一个家族的重要意义。其言虽针对隋唐时期的士族而言，对于先秦时期的孔氏家族来说亦恰如其分。是时，孔子后裔虽积极入仕，然因儒学不为各诸侯国所用，孔氏家族的社会地位并不高。但家族内部学术传衍不息，文化积淀深厚，深受时人的赞誉。如赵王曾对孔子第七孙子顺言：“寡人闻孔氏之世，自正考甫以来，儒林相继，仲尼重之以大圣，自兹以降，世业不替，天下诸侯咸宾礼焉。先生承绪，作二国师，从古及今，载德流声，未有若先生之家。”（《孔丛子•执节》）赵王从“三命兹益恭”（《史记•孔子世家》）的正考甫追述，尤重孔子所开启的 “世业不替”，对孔氏家族给予高度评价。由上文考述，我们亦可详知：这一时期孔子后人孔伋（子思）、孔穿（子高）、孔谦（子顺）、孔鲋（子鱼）等忠实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思想与儒家学说，诗礼相传，著述立说，保存典籍，家族内部已然形成了“儒林相继”、学诗学礼的家学范式，使孔氏家族成为一个渐至显赫的文化世家，“载德流声”，为世人敬仰。
三、两汉孔氏子孙的诗礼传承与孔氏家学的发展
基于先秦孔氏家学初步发展之轨迹，在汉代自武帝后尊崇儒学的社会环境下，孔子后裔得时势风气之便利，或学优而仕、贵为帝王师，或坚守家业、潜心学术，或著书立说、教化乡里，使孔氏家学呈现出内容丰瞻、成就斐然的兴盛面貌。两汉时期，孔氏家学的传承主要集中在孔武、孔安国、孔臧三支上，各支系治学涉猎广泛，又别具特色。综观而论，学诗学礼依然是核心内容。其中孔安国一支是家学传承的主力军，几乎代代研治经学，传承家业。下面依照世次顺序，对其诗礼传习情况考述之。
（一）孔安国之学诗守礼
李学勤先生于1987年在《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一文中曾指出：“在汉代儒学定于一尊之后，孔子后裔一家出过若干人物，有的受封袭爵，有的仕宦显贵，也有一些世守家学，成为一个学派，……学者中最早的一个是孔安国，……此后有些人传习他的学术。”简单论述了孔安国与汉代孔氏家学的关系。孔安国为孔子第十一代孙，两汉时期孔氏后裔学术成绩的取得与他本人对家学的继承、开拓和传递密切相关。
孔安国，字子国，以经学为业，博通儒家典籍，先后任武帝经学博士、侍中、谏大夫、临淮太守等职，可谓学宦两成。在《孔子家语》《古文孝经孔传》所附《后序》中他曾多次自叙孔家典籍与学术之事，如“窃惧先人之典辞将遂泯灭，于是因诸公卿士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反云孔氏无《古文孝经》，欲蒙时人，……吾悯其如此，发愤精思为之训传”，其弘扬家学、振兴家族的使命感可见一斑。并且孔安国出生于文化氛围浓厚的孔氏家族，孔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的祖训应对他具有很大的影响。史载他“少学《诗》于申公，受《尚书》于伏生，长则博览经传，问无常师”。可见其积极进取，广泛求学。《史记•儒林传》《汉书•儒林传》皆记载他从申公学《诗》一事：“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者则阙不传。……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孔安国至临淮太守，周霸至胶西内史，……言《诗》虽殊，多本于申公。”
汉初经历焚书和战乱，经济文化等百废待兴，当时诗学“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汉书•儒林传》），后发展为传今文《诗经》的鲁、齐、韩三家，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孔安国居于鲁地，得地利之便而受业于申公，故其《诗》学源自申公的鲁《诗》。且《史记》《汉书》在叙述申公弟子都首推孔安国，说明他当是申公受业弟子中的出类拔萃者，于鲁《诗》自有一番造诣。
另，孔安国可能曾游学河间，学习《毛诗》。《后汉书•儒林传》：“孔僖字仲和，鲁国鲁人也。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毛诗》。”孔僖为安国嫡系后裔，由此记载知《毛诗》是孔安国所传家学的重要内容之一。然《史记》《汉书》等史料并没有记载孔安国何处受学《毛诗》。而据《汉书•景十三王传》载，景、武之世，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以六艺相召，大兴儒术，广纳天下学士，“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献书，“山东诸儒多从其游”，使河间地区出现了一派学术兴盛的景象。河间献王推崇古文经学，曾立《毛诗》博士，《毛诗》学在献王及河间儒者的阐释和传播中得到长足发展，名噪天下。而孔安国正生活于河间文化繁盛之时，他应属山东诸儒之列。所以，我们认为孔安国最有可能在游学河间时学习了《毛诗》，归鲁后传于子孙，成为汉代孔氏家学的重要内容。
对于孔安国，孔臧曾在《与子琳书》中称赞道：“侍中子国，明达渊博，雅学绝伦，言不及利，行不欺名，动遵礼法，少小及长，操行如故。故虽与群臣并参侍，见待崇礼不供亵事，独得掌御唾壶，朝廷之士，莫不荣之。”（《孔丛子•连丛子•叙书》）而所谓“言不及利，行不欺名，动遵礼法，少小及长，操行如故”等语，可见孔安国不仅通晓礼，并恪守遵行，呈现出德学双修的彬彬君子气象。正因遵礼崇礼，博学绝伦，故而为武帝博士，并获得“不供亵事，独得掌御唾壶”之殊荣。
（二）孔安国后人的诗礼传承
孔安国为汉代大儒，其治学深受祖辈如孔子、孔伋、孔鲋等人的影响，恪守儒道，积极求学，以传承家业为志，确实作到了“不忝前人”“不泯祖业”。而他的德业风范亦对孔家学人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是其直系后裔所受濡染浓厚，使孔子所开启的诗礼传承在家族内部箕裘不坠。
孔卬，孔安国之子，孔子第十二代孙。《孔丛子•连丛子•叙世》云：“子国生卬，为诸生，特善《诗》礼而传之。”《后汉书•孔僖传》载：“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毛诗》。”《孔子世家谱》载他“传家学”。其特善《诗》礼正是传家学的最突出表现，而这又显然承继了自孔鲤以来的家风。
孔驩，字仲驩，孔安国孙，孔子第十三代孙。前文引《连丛子•叙世》言其父孔卬“善《诗》礼而传之”，孔驩为其子必得亲传，这同样也是对孔子学诗学礼祖训的秉承。
又《连丛子•叙世》：“子卬生仲驩，为博士。弘农太守，善《春秋》三传，《公羊》《榖梁》训诸生。”《阙里文献考》所载与上述大同小异：“驩，成帝时博士，官至弘农太守，精《春秋》三传，著《公羊》《榖梁》训诂。”可见孔驩除了传承《诗》礼之外，更有专长，精《春秋》三传，并有著述传世。
孔子立，孔安国曾孙，孔子第十四代孙。《连丛子•叙世》云：“仲驩生子立，善《诗》《书》，少游京，与刘歆友善，尝以清论讥贬史丹。史丹诸子并用事，为是不仕，以《诗》《书》教于阙里数百人。”孔子立终生未仕，乃一清纯儒者，依旧秉承家训，其善《诗》《书》，并教化阙里，从其学生数量足见他博学闻达，享名乡里。
据学者研究，孔子立与其父孔驩为“训诸生”和“教阙里”还合编了《小尔雅》一书。而《小尔雅》不乏专释《周礼》和本《周礼》立说的文字，可知其作者孔驩、孔子立父子必研习《周礼》。因此，子立也在恪守学诗学礼的祖训，善《诗》《书》《周礼》。
孔子元，孔子第十五代孙。《连丛子•叙世》云：“子立生子元，以郎校书，时刘歆大用事，而子元校书七年官不益，或讥以为不恤于进取，唯扬子云善之。”《孔子世家谱》记载与此大同小异：“元字子元，为校书郎，尝见称于扬雄，时刘歆大用事，而元七年官不益，或讥其不恤于进取，元泊如也。”子元能担当校书大任为校书郎，必是饱学之士。史料虽未记载其具体家学传承，然《后汉书•孔僖传》载：“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毛诗》。”子元作为孔安国嫡系后裔，对安国所传的《古文尚书》《毛诗》必有学习。
孔子建，孔子第十六孙。其事迹见于《后汉书•孔僖传》中，云：
孔僖字仲和，鲁国鲁人也，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毛诗》。曾祖父子建，少游长安与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为建新大尹，尝劝子建仕。对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从所好，不亦善乎？道即乖矣，请从此辞。”遂归终于家。
另，《连丛子上•叙世》载：“（子建）与崔义幼相善，长相亲也。义仕王莽为建新大尹，数以世利劝子建仕。子建答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从所好，不亦善乎！且昔与子幼同志，故相友也，今子以富贵为荣，而吾以贫贱为乐，而志已乖矣。乖而相友，非中情也，请与子辞。”此两处所载事迹一致，其中的“崔篆”与“崔义”应为同一人，或因字形相近而误。既然崔篆劝子建出仕，说明子建在当时也是一位有声望的博学之士。面对崔篆的劝告，子建曾说“昔与子幼同志”，知他与崔篆“幼相善，长相亲”的原因在于他们志同道合，学业应具一致性。《后汉书•崔骃传》载：“毅生骃，年十三能通《诗》《易》《春秋》，博学有伟才，尽通古今训诂百家之言，善属文。”崔骃是崔篆的孙子，既然“十三能通《诗》《易》《春秋》”，其年幼而博学当得益于家学，祖父崔篆可能比较精通《诗》《易》《春秋》。子建与崔篆治学“同志”，除传习自家世传的《古文尚书》外，当对《诗》《易》《春秋》当也有涉猎。
子建以后，孔子仁、孔子丰等人亦是颇有声望的博学之士。如《孔子世家谱》记载：“十八代丰，字子丰，以学行闻名，明帝时辟司空府，章帝时为御史。”可知他亦是孔氏家族中的品行优良、学识出众者。但史料对他们的治学活动记得十分简约，仅《连丛子•叙世》篇云，“子丰善于经学，不好诸家书”。 既善经学，对于家族世代传承的诗礼必会研习之。
孔僖，字仲和，孔子第十九代孙。他声名卓著，《连丛子下》记载了杨太尉与孔僖之子孔季彦的对话：“吾闻临晋君（孔僖）异才博闻，周洽群籍，而世不归大儒，何也。’答曰：‘不为禄学，故也。’”孔僖淡泊名禄，“不为禄学”，但博学多才，实为当时之大儒。其所治之学，见于《连丛子下》的记载：“元和二年三月，孝章皇帝东巡过鲁，幸阙里。……（章帝）曰：‘治何经？’(仲和)对曰：‘为《诗》《书》，颇涉《礼》《传》。’”可见孔僖亦“不泯祖业”，继续学诗学礼，传承儒道。因《后汉书•孔僖传》记载孔家自安国之后，世代传习《古文尚书》《毛诗》，故孔僖所治的《诗》《书》当为此二者。
孔长彦、孔季彦，孔僖二子，孔子第二十代孙。其生平事迹见载于《后汉书》和《孔丛子•连丛子下》，从中可知，长彦、季彦幼年随父迁临晋，受学于姚进，最终成为学有专长、远近闻名的学者，“十余年，会徒数百”。时人编诗赞之：“鲁国孔氏好读经，兄弟讲诵皆可听，学士来者有声名，不过孔氏哪得成。”(《孔丛子•连丛子下》)但在治学的风格旨趣上，两人却不尽一致。“长彦好章句学，季彦守其家业”（《后汉书•儒林传》），章句学，即为当时的今文经学；所谓家业，当是自孔子以来孔家世代一脉相承的诗礼之学。
综上所考可知，孔安国一支在两汉时期以儒学为业，以诗礼传承为核心，博通经籍，著述丰富，推动了家学的发展。《孔丛子•连丛子下》载：“弘农太守皇甫威明问仲渊曰：“吾闻孔氏自三父之后，能传祖之业者，常在于叔祖，今观《连丛》所记，信如所闻。”东汉皇甫规（字威明）与孔扶（字仲渊）的对话其实高度赞誉了孔安国一支对孔氏祖业家学的传承，他们虽不是孔氏嫡系子孙，但却是传习诗礼、弘扬家学的中坚力量。又清人孔继汾道：“子国至仲和（孔僖字）皆湛深经术，称专家者，……经学推汉世为盛，而孔氏子孙无不以明经征博士者，语曰：良工之子学为箕，良冶之子学为裘，盖言渊源之有本也。”此语亦评述了自孔安国到孔僖二百多年的学术传承，他们秉承诗书继世的优良传统，世守家学，代有“专家”。而由孔安国的家学传承再向上追溯，可直至孔子。是以，孔氏家学由先秦孔子开创后到东汉末期，子孙绳绳，瓜瓞绵绵，一直传承不息。而在家学传承中，诗礼之学又相沿不衰、渊源流长。
结语
综上可知，先秦时期孔子重视诗礼，教学子孙，开创了孔氏家学。此后，以孔伋（子思）、孔穿（子高）、孔谦（子顺）、孔鲋（子鱼）为代表的孔子后裔，秉承祖训，以诗礼为核心内容，传承不绝，为家学的正式形成作出重要贡献。两汉时期，孔安国、孔驩、孔僖等人承先秦孔氏家学草创之绪，继续弘扬家学，研习诗礼，并“作以训法”，教育宗族子弟，使孔氏家学获得长足发展。汉代之后，孔氏家学受社会政治因素影响时而兴盛、时而衰寂，但学诗学礼的传统却承袭不坠，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历代孔氏家族发展图景中。
家族是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枢纽，在历史上家族尤其是世家大族扮演了传承文明薪火的重要角色。陈寅恪先生在《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曾言：“东汉以后……中原经五胡之乱，而学术文化尚能保持不坠者，固由地方大族之力，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此论断既鲜明地指出了东汉之后学术文化与士家大族的紧密关系，又深刻揭示了中国古代学术发展中的“家门化”特征。其实，早在周秦之际，儒学发展“家门化”即初现端倪。其发展与孔氏家族的联系相当紧密，孔伋、孔穿等人的家学传承皆推动了儒学的传布与发展。尤其是在秦始皇焚书高压政策下，孔鲋藏书卫道，意义深远。“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孔壁古书为孔家后人的家学传承，以及广大儒者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有力推动了汉代儒学的弘扬与发展。故而，孔氏家学可谓是儒学发展的一条辅线。
在家族文化中，家学与家风又相辅相成。关于世家望族文化培养和形塑的影响因子，钱穆先生曾说，一个家族对于后世子孙的期冀无外乎“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为当时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家学是家风的学术载体，它推动着家风的形成与发展。家风的形成、传衍又依赖于家学的传承与弘扬。《诗》礼体现着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读《诗》研礼作为先秦两汉时期孔氏家学的重要内容，亦是对孔子儒学的递代相传，在长期的传承发展中促使孔氏家族内部形成了诗礼传家的门楣风尚，也成就了孔氏家族“天下第一家”的威望地位。孔氏家族诗礼传家的家学家风，不仅仅承载着这一家族的文化基因和价值追求，同时也辐射至传统社会的众多家族，开启了中华诗礼家风的传统。在今天，这无疑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对当下家风建设亦有重要启示意义。（原载：《孔子学刊》第十辑 作者：陈以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