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民族之魂，国家之根。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魂魄，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立足的重要根基。综观古今中外历史，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崛起必须要伴着文化的繁荣。现阶段，中华民族正走在复兴的道路上，传统文化也日益受到重视。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孔子研究院视察，发表重要讲话，体现国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决心。在此次讲话，习总书记特别指出：要结合对孔子及儒家思想的研究和传播，讲好中国故事，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历史的中国和当代的中国，进一步做到“四个讲清楚”。这一论述高屋建瓴，鞭辟入里，为文化工作者提出了以文载道、以文化人的重要使命。在当前的时代与文化背景下，如何践行“四个讲清楚”，讲清传统文化，值得思索。
一
回顾我党建立九十年、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余年间，中华民族从追求独立自主、小康富裕到倡行民主和谐、文化强国，走的就是儒家先贤曾为后人描述过的一条道路：“庶之”“富之”“教之”，所谓“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 (《荀子·大略》)，“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皆是此义。历史上每个治世无不遵之循之，难出其囿。从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互益可逆的角度来说，各个阶段社会经济的发展都需要有先进文化作思想指导和精神支持。古有“儒术诚行则天下大而富”（《荀子·富国》）之说，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我们现代化建设不断前进，都很好地说明了学以济世、道洽政治的密切关系。而其中的“诚行”之语似乎指陈了一个亘故不易的真理：凡学术欲得大用，务求其真，而后行之以诚。儒家经典中谈的“不诚无物”“至诚无息”，皆为此意。故当前欲以强大吾国，和谐天下，其背后依托的文化和学术亦当求真、诚行。习总书记提出“四个讲清楚”，亦体现了这一道理。只有讲清楚历史传统，才能找准中华民族的文明根柢；只有讲清楚民族大众的精神追求，才能重铸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只有讲清楚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才能最大程度提升文化软实力；只有讲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才能打造起我们中华民族新的辉煌。概言之，只有去蔽澄明，文化渊清源正，活水汩汩，方可保证社会发展渠涌清流，长盛不衰。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近代以降，特别是上个世纪，痛感当时国弱民弱的现实，遂不断有学者拿起批判的武器，向传统社会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发起口诛笔伐的运动，一再将传统文化逼于卑仄之地，使其趋于萎缩衰亡，民族文化自信力也降至最低。此风至今仍存余绪，普通民众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依然存在着种种的偏颇，甚至谬误。譬如一提到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知识女性可能马上联想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觉得他歧视妇女，是个男权主义者；追求个性的人可能会想到中庸之道，认为他鼓吹“折中主义”“调和路线”，是个好好先生；崇尚法治的人士，可能会想到“亲亲相隐”，认为他提倡徇情枉法、隐亲之恶；还有人会想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认为他主张愚民政策；会想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认为他主张愚忠愚孝。也许有人说他是个讲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家，而更多人往往将其与愚腐、守旧、保守、落后等词联系起来，斥其人为丧家犬、其学为南瓜汤者，诸如此类，众说纷纭，不一而足。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里曾说：“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然而，我们现在所缺乏不仅仅是对中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还有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精华缺乏足够清楚的认知与冷静的理解。
如果将这种态度再扩展来说，当今学界似乎更缺乏足够的科学精神和理性意识，缺乏求真冷静务实的思维，一些学者对具体的学术和社会问题的看法和做法，多务其浮华，弃其真淳，呈现出热情多余而冷静不足的状态。他们对当代的中国文化之本真没有清醒、深刻的认知和理解，对其未来发展亦多迷茫，以至于陷入自失而不知之中。如此之辈，或老或少，于己尚且昏昏，何以使人昭昭？就此而言，中华传统文化的振兴任重道远，需要发展的地方很多，需要讲清的地方很多。如教育界，有学者指出：近几十年来，我国高等学校将中国传统文化割裂，分别纳入文、史、哲、艺等学科，这就导致在当前的高等教育体系中，没有几个通读过这些书籍，就连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哲学专业的教授们也大都偏于一隅，对传统文化无法“讲清楚”，进而无法“教清楚”传统文化的基本经典，学生也就无法“学清楚”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孙劲松：《将传统文化“讲清楚”》，《光明日报》2013年12月19日）。教育界如此，在社会各界亦有说讲国学、弘扬国学的乱相和误区，讲不清、难讲清的情形也屡见不鲜。如当下的国学热，呈现出细大不捐、轻重不分、精糟难辨的状态。国学书院、国学讲堂、高级国学培训班乃至国学淑女班等等纷纷面世，但在很多地方这些活动或机构名为弘扬国学，实被视作谋利博名乃至扩大人脉的工具，即使是寄望于提高修养者，事后也发现学问修养是油水两张皮，捍格不通。这样的作法陷入一个深深的误区：国学是提升一个人修养和学养的终南捷径。放眼当下，国学如此热，而社会各阶层的文化修养、道德素质的滑坡依旧。对于国学的缺失，传统文化的乏力，社会人士办文化普及班，编国学普及本以满足大众多元的精神文化需求，无可非议，但学术界、文化界为市场供应的文化产品却远远难以满足这种需要，在优质和长效上更是瞠乎其后。
以上文化发展现实中的某些乱象，归根究底是因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不够，对其真实与性能的了解不够，难得其真所致。进而言之，当前我国传统文化传播与发展的现状亟待讲清讲明的地方很多，需要从理论和事实上去蔽澄明、追本溯源、正本清源。
二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现实需求下，习总书记来到曲阜孔子研究院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讲好中国的故事，像孔夫子一样，因材施教，对不同的对象，要有不同的、能产生共鸣的表达方式”，明确指示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传播要作到“四个讲清楚”，倡导讲清传统文化，可谓是一场沛然而降的及时雨，为研究和弘扬传统文化者指明了道路。概而论之，“四个讲请楚”是基于传统文化的复杂性而提出的指导方针，传统文化集历史性、现实性、特色性、多元性等因素于一体，我们想讲清楚其实，就要最大程度上全面理解、努力把握其真。只有务实求真，才能最大程度上理清和讲清中华传统文化。
细而论之，“四个讲请楚”精神为讲清传统文化提供了以下三方面思想指导：
一、讲清传统文化，需要全面正确地认识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义蕴丰富，但良莠不齐、精糟不一，需要全面、客观的正确认识，杜绝任何绝对化的观念和思维方式。进而言之，以博物馆化、游魂说的心态看待传统文化，自然不对；用盲目崇拜、惟其是从的心态膜拜之，亦属大谬。习总书记在曲阜讲话，曾指出孔子集中代表中国传统文化重要部分，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就孔子的思想而论，既有保守陈旧的一面，如倡导周礼治国安邦、严格尊卑等级、束缚人性等；又有积极求新的一面，如推拓仁德精神，重建礼乐文明等。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论，她提倡天人合一、人人相谐、万邦协和、天下一家等理念，具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其中所含民胞物与的仁爱精神、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以民为本的人文精神、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彰往察来的历史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等都在历史上产生过积极作用，至今流风仍在，影响颇巨。这些都是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文明重铸中不可或缺的文化与思想资源。当然传统文化中也存有某些糟粕性因素，不符合时代发展与文明进步，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愚孝思想，“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思想，“天人感应”的唯心思想，“隆丧厚葬”的落后思想等，对此，我们需要坚决抛弃。牟钟鉴先生说得好：传统文化中“凡是与君主专制主义、重男轻女、封建家长制相联系的道德挂念，如愚忠、愚孝、节烈等，绝不应保留。对这种旧道德的批评，已由‘五四’先进思想家们完成，他们的成果应当继承下来，并随时警惕封建性道德的死灰复燃或者变相出现”。（牟钟鉴：《儒家的伦理观与当代的取舍》）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孔子主张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执两用中，经权之变，务求中庸中正中和，“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等，为我们客观全面地认识、了解和把握传统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二、讲清传统文化，需要科学理性地研究传统文化。当前有学者提倡“要以理性的态度正确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强化对自身文化的认知和认同”（杜振吉：《文化自卑、文化自负与文化自信》，《道德与文明》2011年第4期）。理性是什么？约而论之，理性就是“无所私的感情”“求正确之心”（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细而论之，理性而为大致不离以下几方面：1.说话做事，有根有据，有条有理；2.说话听话，必要找真，必要找其意味，或其所关联，所姻缘。3.能于异见同，于现实看出可能，能由前提推结论，承认了前提就承认结论。4.能分析，能分别，明分际，有分寸，守分量，重分明。5.承认有它，作面面观，敬重他人，肯替他人设想。（张申府：《思与文》）只有保持一种清醒冷静的理性思维和科学精神，方可求得传统文化学术之真，然后学以致用，将其讲清楚。科学特别是哲学层面的理性是振兴文化的必要条件，因为“人在文化价值创造活动的具体产物中所获得的一切，通过科学，最后通过哲学，达到概念的清晰性和纯洁性”（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对于讲清传统文化而言，我们也需保持思想认识上的“清晰纯洁”，秉持一份科学理性和冷静清醒，以陈其优劣，去粗存精，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
三、讲清传统文化，需要创造性转化、综合应用传统文化。一切学问在最大程度上求真务实，最终归入致用上来，即如古语所言“正德利用厚生”、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清楚传统文化，目的也是学以致用，立己达己，立人达人，进而利国利民。习总书记提出的“四个讲清楚”内含应用层面的丰富意蕴，如他在曲阜考察时强调运用传统文化的优质资源，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如何创造性转化、综合应用传统文化，就是要紧紧围绕“道德”二字，以优秀的传统文化弘扬向上、向善的力量，使道德的力量强大起来。道德向来不是空洞无实之物，而是在人心向善、人人行善中萌生、壮大，形成一种无形无状但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创造性转化、综合应用传统文化就是要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我为主、即用见体，以广阔的视野与恢弘的气度，会通古今、融合中西，协和万邦之学，重铸中华国学之新体，弘扬其新用。如季羡林先生所言，对待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只局限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几十年近百年，也不能只局限于我们居住于其中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我们必须上下数千年，纵横万里，目光远大，胸襟开阔，才能更清楚地看到问题的全貌，而不至于陷入井蛙的地步，不能自拔”（季羡林：《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换言之，我们需要在全面认识、科学研究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合理发掘、发扬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与精粹，创造性转化、综合应用之，以服务于当代文化建设，使之变为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厚底蕴和精神资源。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就现实而言，传统文化的发展不仅仅取决于其自身的资源和时代的机遇，更重要地取决于人们对传统文化认知、研究与运用的能力和效果。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到曲阜特别是在孔子研究院视察并就传统文化发表重要讲话，旗帜鲜明地向全中国传递了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信息。东风已俱，文化发展的春天就在眼前，我们需要做的是，努力讲清传统文化，为自己讲清，也为别人讲清，去蔽澄明，继往开来，再创文化发展的新辉煌。（来源：孔子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作者：陈以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