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名参，少孔子四十六岁，春秋末年鲁国南武城人，孔子晚年的重要弟子，《论语》中记载了很多曾子与孔子的对话。但曾子不在后世所谓的孔门十哲之中，这可能是有特殊原因的。《论语》载孔门十哲孔子原话是：“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其中所列的十位弟子都是从孔子于陈蔡者，因此十哲并不能概括孔子所有杰出的弟子。《论语·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在曾子没有发问的情况下，直接向曾子讲自己的一贯之道，可见其对曾子的重视。曾子后世有著作流传，《汉书·艺文志》著录“《曾子》十八篇’，今《大戴礼记》篇名中带有“曾子”二字的十篇（以下简称“《曾子》十篇”），《礼记》篇名中带有“曾子”二字的《曾子问》篇，可能都是《曾子》一书的遗文。另外，《孝经》《大学》也相传是曾子所作，或与曾子有密切关系。
曾子性格朴实鲁钝，孔子评价他“参也鲁”，这似乎是他的缺点，因为论灵敏善辩他不及子贡，论聪明博学他不如子夏，论行政才能他不如冉有。但从另一方面讲这又成了他的优点，因为这种性格使他踏实、诚笃、质朴、务实，其对孔子所传孝道的提倡和身体力行就是这一性格的反映。曾子的孝道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孝文化的最典范的代表。《孝经》就是孔子向曾子传授孝道的记录。曾子对孝道有大量论述，首推《曾子》十篇，其中《本孝》《立孝》《大孝》《事父母》等篇集中论述的他的孝道理论，除此之外，《礼记》中的《檀弓上》《檀弓下》《曾子问》《内则》《杂记上》《杂记下》《祭义》等也记录了大量曾子孝道言论。曾子不但言孝道，他本身就是孝行的模范实践者，曾子的孝行故事在先秦和秦汉的文献中有大量的记载，成为中国古代最具模范意义的孝子。曾子的孝行，大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养亲
赡养父母，保证父母衣食无忧是孝行最低也是最基本的要求，曾子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今人常言子欲养而亲不待，其实这句话正是曾子所说。《韩诗外传》卷七载曾子之言曰：“往而不可还者，亲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养而亲不待也，木欲直而时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鸡豚逮存亲也。”父母在世的时候要尽心供养，克尽孝道，曾子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陆贾《新语·慎微》记载：“曾子孝于父母，昏定晨省，调寒温，适轻重，勉之于糜粥之间，行之于衽席之上，而德美重于后世。”曾子早晚都问候照顾父母，冷暖饮食等照顾得无微不至。曾子不喜欢做官，但为了获得俸禄以供养父母，也宁愿违背自己的意志去做官，《韩诗外传》卷一说：“曾子仕于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时，曾子重其禄而轻其身。亲没之后，齐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方是之时，曾予重其身而轻其禄。”卷七又载曾子云：“吾尝仕齐为吏，禄不过钟釜，尚犹欣欣而喜者，非以为多也，乐其逮亲也。既没之后，吾尝南游于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题三围，转毂百乘，犹北乡而泣涕者，非为贱也，悲不逮吾亲也。故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约其亲者，非孝也。”曾子在齐当官，虽然俸禄不多，但可以就近侍奉双亲，感到欢喜；等到双亲逝世后，即使取得高官厚禄，但因不能再侍奉双亲而悲伤不已。《战国策·燕策》谓曾子“义不离亲一夕宿于外”，为了照顾父母，甚至不在外面住一夜。
曾子不但奉养自己的亲生父母，而且对后母的奉养也丝毫不减。《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载：“参后母遇之无恩，而供养不衰。”曾子的后母对曾子没有慈爱之恩情，但是曾子照样供养，丝毫不马虎懈怠，甚至因为妻子没有把给后母吃的饭煮熟而把妻子休弃：“及其妻以藜不熟，因出之。”[1]
第二，顺志
《论语》中记载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孝虽以养为首，但更重要的是要敬，即不但养父母之体，更要养父母之志，承顺父母的心意，让父母的心情舒畅。曾子对此也有很多论述。《孟子·离娄上》载：“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余，必曰‘有’。曾皙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彻，不请所与。问有余，曰‘亡矣’。将以复进也，此所谓养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孟子所谓的“养志”者，指的就是曾子。曾子、曾元养亲都有酒肉，但二人方法完全不同，曾子更贴心，撤下去后问父母给谁，父母若问还有没有剩余，回答有余，以宽父母之心，而曾元则与此相反。二人不同的养亲方法，凸显了曾子的孝更能细致入微，顺承父母心志，不忍使之伤心。不过，由于曾子性格朴拙，有时候过于顺承父母意志，连孔子都对他严厉批评，《孔子家语·六本》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曾子耘瓜，误斩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击其背。曾予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顷乃苏，欣然而起，进于曾皙曰：‘向也参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教参，得无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而闻之，知其体康也。孔子闻之而怒，告门弟子曰：‘参来，勿内。’曾参自以为无罪，使人请于孔子。子曰：‘汝不闻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尝不在于侧；索而杀之，未尝可得。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燕燕之孝。今参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杀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参闻之，曰：‘参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谢过。（《韩诗外传》卷八、《说苑·建本》略同）
曾子父亲用棍棒打曾子，曾子没有躲避，以至于被打昏过去，醒了之后还问父亲用力打我有没有累着自己？又怕父母担心自己，回到自己房里弹琴，想让父母知道自己没有被打坏。但孔子对曾子这种近似愚孝的做法非常不满，甚至不让他进门。孔子告诫他，父亲暴怒的时候不躲避，万一父亲失手把自己打坏，不是陷父亲于不义吗？这才是最大的不孝，真正合理的做法是要像舜那样讲究策略，“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待父亲怒气过去，再进行和解，这样才是真正的孝。
第三，善保身体不遗亲恶名
古人认为身体是父母所赐，是父母生命的延续，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不受伤害，也是孝的重要表现。孔子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经》）曾子也说：“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可谓全矣。故君子顷步之不敢忘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曾子终其一生，戒慎恐惧，以守身为大，直到病重时依然战战兢兢，检视身体的完整性，《论语·泰伯》载：“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临终前还让弟子们检视自己的身体，告诉弟子们，自己临终前保持了身体的完整性，在孝道方面是没有什么遗憾了。善保身体，还包括使身体的言行举止庄重合礼、不犯法不受刑罚等，在曾子看来，身体的一切举动都关系孝，身体行为举止的过错都是不孝。曾子说：“身者，亲之遗体也。行亲之遗体，敢不敬乎？故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乎身，敢不敬乎？”（《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因此，不敬、不忠、无勇等，都是不孝。曾子何以将善保身体作为孝的重要内涵呢？这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先秦时期，身体有损害、不完整，一般特指受过刑罚的人，即所谓的“刑余之人”，当时的刑罚，如五刑，墨，劓，剕（也作腓），宫，大辟等，都会造成身体的某种残害，这种残害不仅是身体的残缺，更是一种污名，是被人看不起的。注重保护自己的身体不受伤害，表面看是爱护自己，实际上是要避免自己因陷于刑罚而给父母带来污名。曾子所说“行亲之遗体，敢不敬”正是此意。
第四，父母没后尽礼尽哀
《孝经》云：“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孝包括生事与死事，不但生前尽心供养，去世后致哀尽礼也是孝的重要表现。《礼记·檀弓上》云：“曾予执亲之丧，水浆不入于口者七日。”为父母守丧七日不吃不喝，可以想见其悲哀之甚，以至于子思还因此批评他超过了礼的要求。虽然父母不在了，曾子还常常心怀思念。前引《韩诗外传》卷七载曾子言曰：“……既没之后，吾尝南游于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题三围，转毂百乘，犹北乡而泣涕者，非为贱也，悲不逮吾亲也。”曾子父母去世后，虽然南游楚国得到高官厚禄，但他仍然常常望着北方哭泣，不是因为自己贫贱，而是因为一想到这些荣华富贵父母都享用不到了就悲从心来。《孟子·尽心下》称“曾晰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羊枣”，曾子的父亲曾点生前独爱吃羊枣，在他死后，曾子睹物思亲，不忍心吃羊枣。《太平御览》卷八百六十二引《孝子传》记载了类似的故事：“曾参食生鱼甚美，因吐之。人问其故，参曰：‘母在之日，不知生鱼味；今我美，吐之，终身不食。’”因为母亲在世时，从来没有尝过生鱼的美味，因此曾子吃到美味的生鱼，马上就吐出来不吃了，并且终生不再吃生鱼。
从以上四个方面可以看出，曾子是先秦儒家中对孝道理解最透彻，实践最彻底的，他的孝道对后世影响深远，曾子也成了孝道的代名词。后世还流传了许多与孝有关的故事，将曾子之孝发挥到极致，《论衡·感虚》记载了一则因孝行而心灵感应的故事：
曾子之孝，与母同气。曾子出薪于野，有客至而欲去。曾母曰：‘愿留，参方到。’即以右手槛其左臂。曾子左臂立痛，即驰至问母：‘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来欲去，吾槛臂以呼汝耳。’盖以至孝，与父母同气，体有疾病，精神辄感。
这则故事后来被收入《二十四孝》中，即所谓的“啮指痛心”。另外，秦汉时期还盛传曾子坐车路过一个叫“胜母”的地方，赶忙避开这个地方，调转车头就离开了。这些故事很可能是后人的虚构，但正因为曾子之孝影响深远、感人至深，所以人们才会借曾子之名来虚构故事。
由于曾子对孝道的特殊贡献，历代对曾子的褒封也持续不断，唐太极元年配享孔庙；唐开元八年旌入十哲；开元二十七年被追赠为“郧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被加封为“瑕丘侯”；度宗咸淳三年升为“四配”，被加封为“郧国公”；元至顺元年被追加为“宗圣公”；明嘉靖九年被改称为“宗圣曾子”。宋代之后，曾子被推尊为孔子之学的正宗传人，成为孔曾思孟传承链条上的重要一环。（来源：孔子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作者：曹景年）
[1]此事在白虎通中有另一种说法，即认为曾子出妻，藜不熟只是一个借口，是为了“弃妻令可嫁也”。另外汉书卷七十二如淳注称曾参丧妻不更娶，认为曾子是丧妻而非出妻，说法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