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考齐国公墓”是孔子父亲叔梁纥与母亲颜氏的合葬墓，位于曲阜城东三十里南梁公林（又称启圣林）。关于墓碑以及石仪所立时间，明陈镐所撰《阙里志·林庙志》记曰“墓前有齐国公庙，廊庑重门具备。金明昌甲辰衍圣公元措立石表其神道，溢津高翿书。”清孔继汾《阙里文献考·林庙考》则记：“金章宗明昌五年五十二代衍圣公元措始立墓碣、石仪表神道。”从上述文献记载来看，“圣考齐国公墓”碑及石仪乃由衍圣公孔元措于金明昌五年，即1194年所立。然而，结合仔细分析该墓碑上所记时间，以及梁公林内所存《至元二年修理曲阜启圣林庙碑》等文献，《阙里志》与《阙里文献考》对“圣考齐国公墓”碑及石仪的始立时间均有误。本文就结合上述文献，对齐国公墓碑及石仪的建造时间予以辨正，以纠偏改误，避免学人误用误传。
一、“圣考齐国公墓”碑应立于蒙元初期
关于此碑所立时间，实际上碑文有记，但仅记为“甲辰春二月既望”，使用的是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而非像其它碑文所使用一目了然的皇帝年号纪年法。然而，即便这样，我们还是可以考证出“甲辰”所指代的确切年份。
此碑明确记载是由“五十一世孙元措立石”。孔元措，字梦得，是衍圣公孔摠之子。关于孔元措的出生，《阙里文献考》卷八还有一段颇具传奇的记载：
元措字梦得。初，父揔年已四十生数子皆不育。及宰曲阜，收葬枯骨，夜梦众人来谢，一人稍前曰：“嗟哉！暮云之弗及。”既寤，又搜得十余骸并葬之。已复梦其人来谢曰：“今子非而子，后丑年庚月丁日所生真尔子矣！当名元措。”已果得子，因即以名之，而字梦得。金章宗明昌二年四月袭封衍圣公。
这一记载虽然有些离奇，难免有神化祖先之嫌疑，然作为孔氏后裔，孔继汾对孔元措的生年记载应当不误。可是，这里所记载的“丑年”当为哪一年呢？单凭这一记载不好确定孔元措的生年。细读上述记载，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信息，那就是孔元措出生之时，其父孔揔已年过四十。既然知道他们父子之间的年龄差，只要我们能够确定孔揔的大体生年，就可推断出孔元措出生的“丑年”为哪一年了。幸运的是，通过《阙里文献考》以及相关传世文献，我们可以确定孔揔的生年。
《阙里文献考》卷八记孔揔之事迹时说他“三岁而孤”。古代一般将幼年丧父称之为“孤”，由此可知父亲去世时孔揔只有三岁。孔揔的父亲，名璠，字文老，金熙宗天眷三年被诏封为衍圣公。孔璠的卒年，《金史》卷四有明确记载：“（皇统二年正月）壬子，衍圣公孔璠薨，子拯袭。”（《金史·熙宗本纪》）另《金史·列传第三十四》也记孔璠卒于皇统二年。金皇统二年，即1142年。前述孔璠去世时孔揔为三岁，由此可知，孔元措之父孔揔大约生于1139年。而孔元措出生时孔揔已年过四十，且应在孔揔“宰曲阜”之后。据《阙里文献考》可知，孔揔于“（大定）二十年冬十二月……乃授曲阜县令”，故孔元措当生于金大定二十年（1180）年之后不久。而根据古代天干地支纪年，金大定二十一年（1181）为“辛丑年”，是时人习惯称之为的“丑年”，而下一个“丑年”在12年之后才会出现。综合分析以上各材料，孔元措应当出生于金大定二十一年，即公元1181年。
既然知道了孔元措的生年，我们便可容易确定“圣考齐国公墓”碑中所说的“甲辰”为哪一年。孔元措出生后不久，就出现一个“甲辰”年，即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但当时的孔元措只有3岁，年龄尚幼，且其父孔揔为袭封衍圣公，故而不可能出面立碑。六十年后，即1244年，是孔元措有生之年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甲辰”年。此年的孔元措已有63岁。不仅从年龄上有能力为先祖立碑，而且从其身份，他也有此资格与义务。
考之当时的历史背景，元兵伐金，势如破竹。曲阜一地，则在1234年蒙古灭金以后由蒙古人统治。作为文化相对落后的游牧民族，在其入主中原之初，就注意亲近中原文化，笼络中原知识分子。而作为中原文化象征的儒学，以及儒学传承之集中体现——衍圣公，蒙元统治者也极为重视。早在太宗四年（1232）围攻汴京之时，耶律楚材就“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孙孔元措”。窝阔台五年（1233）六月，“诏以孔子五十一世孙元措袭封衍圣公”，（《元史》卷2《太宗本纪》）衍圣公爵位得以恢复。可见，1244年的孔元措，其身份实际上是蒙元政权所封的衍圣公。在这一身份的职责与担当下，孔元措不仅主奉祀事，而且还向元太宗请求招募知礼懂乐之人，制造礼器，建立礼乐队，做了一些于儒家文化传承有功之事。修缮先祖之墓应当就是在这期间进行的。从曲阜现存石碑可知，除了梁公林中的“圣考齐国公墓”碑，同时立的碑还有两幢，其一为“宣圣墓”碑，位于曲阜孔林孔子墓前；其二为“颜子庙”碑，位于曲阜颜庙归仁门下南侧。这三块碑，都注明是“五十一世孙元措”于“甲辰春二月既望”所立，且都由当时著名的书法家“益津高翿”书写。
可见，“圣考齐国公墓”碑，以及“宣圣墓”碑和“颜子庙”碑，应该都是立于蒙元初期的1244年，而非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这一讹误不仅将立碑的时间向前提了半个世纪，而且将原本属于蒙元时期的尊孔行为，误记为金朝之事。这对人们了解蒙元政权对孔子儒学的态度实在为一大缺憾。而石碑为何只书干支纪年，而不像其他石碑一样书皇帝纪年，笔者认为原因有二，其一，当时入主中原不久的蒙古政权尚未建元，尚无年号；其二，此一时期是元太宗去世（1241）后的第三年，是蒙元历史上乃马真后称制时期，也不便署皇帝年号。由此再次佐证此碑当立于蒙元初期。
二、墓前石仪应创建于元顺帝时期
石仪，即石像生，是分立于帝王陵墓神道两侧的石人石兽的总称，因为象征帝王生前的仪卫，所以称之为石仪。其中，石人又称为翁仲，相传是秦朝一名名叫阮翁仲的大力士的化身。石兽，则是各种动物石雕，有石马、石象、石狮、石骆驼等。这些石雕仪卫，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成为我国古代帝王、重臣等重要人物陵墓前的主要祭仪物之一。石仪立于陵墓之前，除了装饰之用外，还有驱邪、镇墓的涵义，而更重要的，则是用以体现墓主的身份等级地位，是古代礼制的体现。
自汉代儒学独尊以来，历代王朝对孔子的尊崇一再提升，除了封号不断升级等优渥措施之外，封建王朝还在扩大孔林面积、提升祭祀规格等方面予以褒崇。石仪作为陵墓前的重要祭仪物，在唐宋时期兴盛起来之后，也被用于孔子陵墓祭祀。孔子墓前最早的石仪立于宋宣和五年（1123）。据文献记载，宋宣和元年（1119），“有司请于朝，命工镌刻石仪，五年成，峙于墓所。”当时所立石仪为望柱、文豹、甪端、翁仲各一对，共八石。其中，文豹、甪端为瑞兽，神兽，根据唐朝时确立的石仪定制，本来只有帝王陵墓才有权使用，但建造石仪者考虑到孔子的“文宣王”封号及其地位，巧妙地打破石仪种类定制，没有在孔子墓前使用王公大臣陵墓使用的马、羊、虎等一般兽类，而是将文豹、甪端用于孔子墓前。这番别具匠心，体现了孔子在当时社会的崇高地位。此后，在孔子墓前立石仪为后世王朝所效仿。现在孔林存有明代石仪八组，清代石仪十组。
梁公林的石仪应该也是尊孔崇儒之风下的产物，可是立于何时呢？如若孔继汾《阙里文献考》所言，石仪是孔元措在立“圣考齐国公墓”碑时所立，根据前面考证可知，当在乃马真后三年（1244），但元人杨奂（1186-1255）在其《东游记》记他游览造访梁公林时，却只提到墓前石碑，而对石仪却只字未提。根据史籍记载，杨奂游历至曲阜的时间为蒙古宪宗二年（1252），是在“圣考齐国公墓”碑树立之后，但记碑却不记石仪，显然立碑之时尚未展列石仪。《阙里文献考》对此记载也是错误的。那么，石仪到底立于何时？实际上，这个时间的密码就镌刻的梁公林内的另一块碑碣之上。
在梁公林享殿与东掖门之间北墙上，镶嵌着一块方正的碑碣，根据时间与内容我们将其称之为“后至元二年修理曲阜启圣林庙碑”。此碑立于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三月，碑中文字大部分清晰可辨。碑文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元朝政府、孔氏族人等对梁公林的修理情况。根据碑文，此次对梁公林的修理应该算是历史上规模比较大的一次：
济宁路总管张亚中钦奉文修理曲阜启圣林庙，于至元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敬诣圣考林墓，瞻仰拜奠尽礼。看林人岳珍言，至顺年间，连年霪雨，（防）山之水贯注□□，北以泗河南溢不能吞伏，漫泛滥冲（缺）（林）东，已近坟（墙）二十余步。公见之骇然而惧，蹙然而忧，己俸回买林东吴大地一段，委泗水主簿吴备雇觅人夫，监督回河改水。自三月二日，顺其水性，剏挑东南西北□河取土，补塞林东冲缺。越五日告成，永除水患。以坟地之西高东下，大雨时行冲缺坟墙，岁岁人劳修筑。公又流通南北水渠，引水南流，转入东河。于退河沙滩上随栽枣壹佰伍拾株，内外栽白杨伍佰余株，令岳珍看守浇灌白杨，荣护墓茔。后枣结实所出之资，以备修理林墙，不克祀事。
可见，此次修缮，不仅进行了“回河改水”，取河中泥土“补塞林东冲缺”，“流通南北水渠，引水南流，转入东河”，还于退河沙滩上栽种枣树、白杨等近700株，以保护墓茔。此外，碑文又记：
至顺二年九月，圣考齐国公加封启圣王。既以褒封王爵，已加前代之尊崇，表列石仪，诚为清朝之盛典。……二十八日工（）委泗水县达鲁花赤脱脱、县尹王郁、主簿吴备运水植□□□石曲阜石仪。公仍己俸，供给夫匠盐粮之资。同王之五十六代孙、曲阜县尹孔克钦，雇觅夫匠，竭力董督，（资）剏造石仪、石门、护□坟砖墙、享堂等事，乃率偕行路吏刘恭、后进赵桂芳、银铸，不避幕天席地之劳，亲临其事，并无风雨妨工。至三月二十五日工役落成。
在这段略有残缺的碑文中，清晰可见有对石仪建造情况的记载。建造石仪的背景，就是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于至顺二年（1331）九月被加封为“启圣王”，位列王爵，尊崇之至，为了配合这一封号，更为了体现元政府尊孔崇儒之盛，所以又在墓前表列石仪。其中，“剏造石仪”一句，“剏”，同“创”，是初、开始的意思，“剏造石仪”，也就是第一次建造石仪的意思。显然，梁公林此前并无石仪，其最初建造时间是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而非《阙里文献考》所记载的金明昌五年（1194）。而且，石仪所立，也不是和“圣考齐国公墓”碑同时，而是先后所立。
综观以上，无论是“圣考齐国公墓”碑的树立，还是石仪的创立，都体现了蒙元政权对孔子儒学的尊崇。而且，从孔元措树立“圣考齐国墓”碑来看，早在蒙元初期，这一以入主中原为目标的少数民族政权就已经积极向中原文化、中原意识形态靠近，表露出其支持中原正统思想的意愿。所以，终元一朝，虽然儒学在元代的发展不如其前后的宋、明两朝成就显著，但元朝对孔子儒学的尊崇之盛却可以称得上是空前的。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对两事件记载的讹误，有碍于人们对儒学在元代发展状况的认识，故特此辨正。（原载：《曲阜儒家碑刻文献辑录》第二辑 作者：陈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