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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公林“圣考齐国公墓”墓碑及石仪的始立时间考
发布日期: 2019-06-13 浏览次数:116 来源:《曲阜儒家碑刻文献辑录 作者:陈霞
    “圣考齐国公墓”是孔子父亲叔梁纥与母亲颜氏的合葬墓,位于曲阜城东三十里南梁公林(又称启圣林)。关于墓碑以及石仪所立时间,明陈镐所撰《阙里志·林庙志》记曰“墓前有齐国公庙,廊庑重门具备。金明昌甲辰衍圣公元措立石表其神道,溢津高翿书。”清孔继汾《阙里文献考·林庙考》则记:“金章宗明昌五年五十二代衍圣公元措始立墓碣、石仪表神道。”从上述文献记载来看,“圣考齐国公墓”碑及石仪乃由衍圣公孔元措于金明昌五年,即1194年所立。然而,结合仔细分析该墓碑上所记时间,以及梁公林内所存《至元二年修理曲阜启圣林庙碑》等文献,《阙里志》与《阙里文献考》对“圣考齐国公墓”碑及石仪的始立时间均有误。本文就结合上述文献,对齐国公墓碑及石仪的建造时间予以辨正,以纠偏改误,避免学人误用误传。
 
一、“圣考齐国公墓”碑应立于蒙元初期
 
    关于此碑所立时间,实际上碑文有记,但仅记为“甲辰春二月既望”,使用的是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而非像其它碑文所使用一目了然的皇帝年号纪年法。然而,即便这样,我们还是可以考证出“甲辰”所指代的确切年份。
此碑明确记载是由“五十一世孙元措立石”。孔元措,字梦得,是衍圣公孔摠之子。关于孔元措的出生,《阙里文献考》卷八还有一段颇具传奇的记载: 
    元措字梦得。初,父揔年已四十生数子皆不育。及宰曲阜,收葬枯骨,夜梦众人来谢,一人稍前曰:“嗟哉!暮云之弗及。”既寤,又搜得十余骸并葬之。已复梦其人来谢曰:“今子非而子,后丑年庚月丁日所生真尔子矣!当名元措。”已果得子,因即以名之,而字梦得。金章宗明昌二年四月袭封衍圣公。 
    这一记载虽然有些离奇,难免有神化祖先之嫌疑,然作为孔氏后裔,孔继汾对孔元措的生年记载应当不误。可是,这里所记载的“丑年”当为哪一年呢?单凭这一记载不好确定孔元措的生年。细读上述记载,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信息,那就是孔元措出生之时,其父孔揔已年过四十。既然知道他们父子之间的年龄差,只要我们能够确定孔揔的大体生年,就可推断出孔元措出生的“丑年”为哪一年了。幸运的是,通过《阙里文献考》以及相关传世文献,我们可以确定孔揔的生年。
    《阙里文献考》卷八记孔揔之事迹时说他“三岁而孤”。古代一般将幼年丧父称之为“孤”,由此可知父亲去世时孔揔只有三岁。孔揔的父亲,名璠,字文老,金熙宗天眷三年被诏封为衍圣公。孔璠的卒年,《金史》卷四有明确记载:“(皇统二年正月)壬子,衍圣公孔璠薨,子拯袭。”(《金史·熙宗本纪》)另《金史·列传第三十四》也记孔璠卒于皇统二年。金皇统二年,即1142年。前述孔璠去世时孔揔为三岁,由此可知,孔元措之父孔揔大约生于1139年。而孔元措出生时孔揔已年过四十,且应在孔揔“宰曲阜”之后。据《阙里文献考》可知,孔揔于“(大定)二十年冬十二月……乃授曲阜县令”,故孔元措当生于金大定二十年(1180)年之后不久。而根据古代天干地支纪年,金大定二十一年(1181)为“辛丑年”,是时人习惯称之为的“丑年”,而下一个“丑年”在12年之后才会出现。综合分析以上各材料,孔元措应当出生于金大定二十一年,即公元1181年。
    既然知道了孔元措的生年,我们便可容易确定“圣考齐国公墓”碑中所说的“甲辰”为哪一年。孔元措出生后不久,就出现一个“甲辰”年,即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但当时的孔元措只有3岁,年龄尚幼,且其父孔揔为袭封衍圣公,故而不可能出面立碑。六十年后,即1244年,是孔元措有生之年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甲辰”年。此年的孔元措已有63岁。不仅从年龄上有能力为先祖立碑,而且从其身份,他也有此资格与义务。
    考之当时的历史背景,元兵伐金,势如破竹。曲阜一地,则在1234年蒙古灭金以后由蒙古人统治。作为文化相对落后的游牧民族,在其入主中原之初,就注意亲近中原文化,笼络中原知识分子。而作为中原文化象征的儒学,以及儒学传承之集中体现——衍圣公,蒙元统治者也极为重视。早在太宗四年(1232)围攻汴京之时,耶律楚材就“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孙孔元措”。窝阔台五年(1233)六月,“诏以孔子五十一世孙元措袭封衍圣公”,(《元史》卷2《太宗本纪》)衍圣公爵位得以恢复。可见,1244年的孔元措,其身份实际上是蒙元政权所封的衍圣公。在这一身份的职责与担当下,孔元措不仅主奉祀事,而且还向元太宗请求招募知礼懂乐之人,制造礼器,建立礼乐队,做了一些于儒家文化传承有功之事。修缮先祖之墓应当就是在这期间进行的。从曲阜现存石碑可知,除了梁公林中的“圣考齐国公墓”碑,同时立的碑还有两幢,其一为“宣圣墓”碑,位于曲阜孔林孔子墓前;其二为“颜子庙”碑,位于曲阜颜庙归仁门下南侧。这三块碑,都注明是“五十一世孙元措”于“甲辰春二月既望”所立,且都由当时著名的书法家“益津高翿”书写。
    可见,“圣考齐国公墓”碑,以及“宣圣墓”碑和“颜子庙”碑,应该都是立于蒙元初期的1244年,而非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这一讹误不仅将立碑的时间向前提了半个世纪,而且将原本属于蒙元时期的尊孔行为,误记为金朝之事。这对人们了解蒙元政权对孔子儒学的态度实在为一大缺憾。而石碑为何只书干支纪年,而不像其他石碑一样书皇帝纪年,笔者认为原因有二,其一,当时入主中原不久的蒙古政权尚未建元,尚无年号;其二,此一时期是元太宗去世(1241)后的第三年,是蒙元历史上乃马真后称制时期,也不便署皇帝年号。由此再次佐证此碑当立于蒙元初期。
 
二、墓前石仪应创建于元顺帝时期
 
    石仪,即石像生,是分立于帝王陵墓神道两侧的石人石兽的总称,因为象征帝王生前的仪卫,所以称之为石仪。其中,石人又称为翁仲,相传是秦朝一名名叫阮翁仲的大力士的化身。石兽,则是各种动物石雕,有石马、石象、石狮、石骆驼等。这些石雕仪卫,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成为我国古代帝王、重臣等重要人物陵墓前的主要祭仪物之一。石仪立于陵墓之前,除了装饰之用外,还有驱邪、镇墓的涵义,而更重要的,则是用以体现墓主的身份等级地位,是古代礼制的体现。
    自汉代儒学独尊以来,历代王朝对孔子的尊崇一再提升,除了封号不断升级等优渥措施之外,封建王朝还在扩大孔林面积、提升祭祀规格等方面予以褒崇。石仪作为陵墓前的重要祭仪物,在唐宋时期兴盛起来之后,也被用于孔子陵墓祭祀。孔子墓前最早的石仪立于宋宣和五年(1123)。据文献记载,宋宣和元年(1119),“有司请于朝,命工镌刻石仪,五年成,峙于墓所。”当时所立石仪为望柱、文豹、甪端、翁仲各一对,共八石。其中,文豹、甪端为瑞兽,神兽,根据唐朝时确立的石仪定制,本来只有帝王陵墓才有权使用,但建造石仪者考虑到孔子的“文宣王”封号及其地位,巧妙地打破石仪种类定制,没有在孔子墓前使用王公大臣陵墓使用的马、羊、虎等一般兽类,而是将文豹、甪端用于孔子墓前。这番别具匠心,体现了孔子在当时社会的崇高地位。此后,在孔子墓前立石仪为后世王朝所效仿。现在孔林存有明代石仪八组,清代石仪十组。
    梁公林的石仪应该也是尊孔崇儒之风下的产物,可是立于何时呢?如若孔继汾《阙里文献考》所言,石仪是孔元措在立“圣考齐国公墓”碑时所立,根据前面考证可知,当在乃马真后三年(1244),但元人杨奂(1186-1255)在其《东游记》记他游览造访梁公林时,却只提到墓前石碑,而对石仪却只字未提。根据史籍记载,杨奂游历至曲阜的时间为蒙古宪宗二年(1252),是在“圣考齐国公墓”碑树立之后,但记碑却不记石仪,显然立碑之时尚未展列石仪。《阙里文献考》对此记载也是错误的。那么,石仪到底立于何时?实际上,这个时间的密码就镌刻的梁公林内的另一块碑碣之上。
在梁公林享殿与东掖门之间北墙上,镶嵌着一块方正的碑碣,根据时间与内容我们将其称之为“后至元二年修理曲阜启圣林庙碑”。此碑立于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三月,碑中文字大部分清晰可辨。碑文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元朝政府、孔氏族人等对梁公林的修理情况。根据碑文,此次对梁公林的修理应该算是历史上规模比较大的一次: 
    济宁路总管张亚中钦奉文修理曲阜启圣林庙,于至元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敬诣圣考林墓,瞻仰拜奠尽礼。看林人岳珍言,至顺年间,连年霪雨,(防)山之水贯注□□,北以泗河南溢不能吞伏,漫泛滥冲(缺)(林)东,已近坟(墙)二十余步。公见之骇然而惧,蹙然而忧,己俸回买林东吴大地一段,委泗水主簿吴备雇觅人夫,监督回河改水。自三月二日,顺其水性,剏挑东南西北□河取土,补塞林东冲缺。越五日告成,永除水患。以坟地之西高东下,大雨时行冲缺坟墙,岁岁人劳修筑。公又流通南北水渠,引水南流,转入东河。于退河沙滩上随栽枣壹佰伍拾株,内外栽白杨伍佰余株,令岳珍看守浇灌白杨,荣护墓茔。后枣结实所出之资,以备修理林墙,不克祀事。
    可见,此次修缮,不仅进行了“回河改水”,取河中泥土“补塞林东冲缺”,“流通南北水渠,引水南流,转入东河”,还于退河沙滩上栽种枣树、白杨等近700株,以保护墓茔。此外,碑文又记:
    至顺二年九月,圣考齐国公加封启圣王。既以褒封王爵,已加前代之尊崇,表列石仪,诚为清朝之盛典。……二十八日工()委泗水县达鲁花赤脱脱、县尹王郁、主簿吴备运水植□□□石曲阜石仪。公仍己俸,供给夫匠盐粮之资。同王之五十六代孙、曲阜县尹孔克钦,雇觅夫匠,竭力董督,(资)剏造石仪、石门、护□坟砖墙、享堂等事,乃率偕行路吏刘恭、后进赵桂芳、银铸,不避幕天席地之劳,亲临其事,并无风雨妨工。至三月二十五日工役落成。
    在这段略有残缺的碑文中,清晰可见有对石仪建造情况的记载。建造石仪的背景,就是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于至顺二年(1331)九月被加封为“启圣王”,位列王爵,尊崇之至,为了配合这一封号,更为了体现元政府尊孔崇儒之盛,所以又在墓前表列石仪。其中,“剏造石仪”一句,“剏”,同“创”,是初、开始的意思,“剏造石仪”,也就是第一次建造石仪的意思。显然,梁公林此前并无石仪,其最初建造时间是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而非《阙里文献考》所记载的金明昌五年(1194)。而且,石仪所立,也不是和“圣考齐国公墓”碑同时,而是先后所立。
    综观以上,无论是“圣考齐国公墓”碑的树立,还是石仪的创立,都体现了蒙元政权对孔子儒学的尊崇。而且,从孔元措树立“圣考齐国墓”碑来看,早在蒙元初期,这一以入主中原为目标的少数民族政权就已经积极向中原文化、中原意识形态靠近,表露出其支持中原正统思想的意愿。所以,终元一朝,虽然儒学在元代的发展不如其前后的宋、明两朝成就显著,但元朝对孔子儒学的尊崇之盛却可以称得上是空前的。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对两事件记载的讹误,有碍于人们对儒学在元代发展状况的认识,故特此辨正。(原载:《曲阜儒家碑刻文献辑录》第二辑 作者:陈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