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本文是为《人是情感的存在——蒙培元先生80寿辰学术研讨集》（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所作，今载《当代儒学》第12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2月版，第173-177页。
值此为蒙培元先生祝寿的机会，我想谈一段学术公案，涉及蒙先生“情感儒学”与李泽厚先生“情感本体论”之比较的问题，尤其是后者是否属于儒家的问题。
2015年6月1日，我接到美国夏威夷大学Roger T. Ames（安乐哲）和Peter D. Hershock两位教授代表世界儒学研究联合会（World Consortium for Research in Confucian Cultures）发出的邀请通知：当年10月要在夏威夷大学举办一次专题研讨会，主题是“李泽厚与儒家哲学”。
以下是我当天的回信，谈到了李泽厚的“情感本体论”：
Dear Roger and Peter
您好！非常感谢您对世界儒联、及其会议所付出的努力！
关于李泽厚的会议，我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参加，非常遗憾！
不过，我愿趁此机会，谈谈我对李泽厚“情感本体论”的看法。我在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儒家的情感观念》，曾谈到了李泽厚，并明确地将他排除在“儒家”之外：
20世纪以来，出现了一种“反智重情”思潮，最典型的如朱谦之的“唯情论”、袁家骅的“唯情哲学”。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李泽厚的“情感本体论”。……李泽厚的“情本论”：第一，出自美学思考，其思想立足点是20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体论”，把一切建立“在人类实践基础上”，属于历史唯物论性质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第二，这种本体论仍然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所以李泽厚批评海德格尔：“岂能一味斥责传统只专注于存在者而遗忘了存在？岂能一味否定价值、排斥伦理和形而上学？回归古典，重提本体，此其时矣。”以上几家均非儒学。
事实上，本世纪以来，在儒家内部，将儒学重新思想被称为“情感儒学”。李泽厚提出“情本论”是在2010年前后，而蒙培元提出情感儒学则是在此之前，即本世纪之初的2002年前后，见其代表作之一《情感与理性》及其它一些文章。
所以，如果可能，我愿意承办一次会议：蒙培元“情感儒学”研讨会。
当然，以上只是我的个人看法而已。
顺颂大安！
黄玉顺
鉴于此事涉及重大的学术问题，我于2015年6月1日当天将这封回信发布于“黄玉顺的博客” 。
紧接着，6月5日，“李泽厚的博客”做出了以下回应：
对黄文的一点纠正：
在此文中，黄玉顺教授说：“李泽厚提出‘情本论’是在2010年前后，而蒙培元提出情感儒学则是在此之前，即本世纪之初的2002年前后，见其代表作之一《情感与理性》及其它一些文章。”将李泽厚提出“情本体”的时间，定为2010年，谬矣！黄教授这一说法，大概依据的是《该中国哲学登场了？——李泽厚2010年谈话录》，其实，李泽厚提出“情本体”，远远早于此，比如在1985年的关于主体性的第三个提纲就提出了：“于是，只有注意那有相对独立性能的心理本体本身。时刻关注这个偶然性的生的每个片刻，使它变成是真正自己的。在自由直观的认识创造、自由意志的选择决定和自由享受的审美愉悦中，来参与构建这个本体。这一由无数个体偶然性所奋力追求的，构成了历史性和必然性。”“所谓本体即是不能问其存在意义的最后实在，它是对经验因果的超越。离开了心理的本体是上帝，是神；离开了本体的心理是科学，是机器。所以最后的本体实在其实就在人的感性结构中。”1989年出版的《美学四讲》结束语便是：“情感本体万岁，新感性万岁，人类万岁。”1989年的第四个提纲也提了“情感本体”，有一节的标题就是：“于是提出了建构心理本体特别是情感本体”。
奇怪的是，为何黄教授却要将这一时间推迟了整整25年？！
至于如何评价李泽厚的“情本体”是另一问题了。
这个回应，意在表明李先生提出“情本论”的时间很早，为此提出了以下三条证据：
一是1985年李先生关于主体性的第三个提纲提出：“于是，只有注意那有相对独立性能的心理本体本身。……”
但读者不难注意到，李先生在这里提到的并非“情本体”或“情感本体”，而是“心理本体”。这条证据完全不能成立：岂能将“心理”归结为“情感”？
二是1989年李先生出版的《美学四讲》的结束语提到：“情感本体万岁，新感性万岁，人类万岁。”
但我想指出的是：在一句话里偶然地提到了“情感本体”这个词语，这并不等于提出了“情感本体论”，因为后者作为“XX论”应当是一个多多少少具有一定系统性的理论，而不仅仅是一个偶然提到的词语。
三是1989年李先生的第四个提纲，有一节的标题说“于是提出了建构心理本体特别是情感本体”。
其实，这里的“情感本体”同样只是一个偶然提到的词语，而且是隶属于上述所谓“心理本体”的；这同样并不是作为一种系统理论的“情本论”或“情感本体论”，故而并非充分的证据。
所以，仅仅根据以上三条材料，根本不能证明“黄教授将这一时间推迟了整整25年”。显然，我所说的“李泽厚提出‘情本论’是在2010年前后”，并不能被以上三条材料推翻。
不仅如此，其实，我在那篇文章里真正关心的，并不是时间先后的问题，而是“儒家的”情感理论，该文的题目就是《儒家的情感观念》。我那封信的主旨是委婉地指出，会议的主题“李泽厚与儒家哲学”（Li Zehou and Confucian Philosophy）是不太妥当的，我“明确地将他（李泽厚）排除在‘儒家’之外”。在那封信里，我的说法是“本世纪以来，在儒家内部，将儒学重新阐释为‘情感哲学’的代表人物，是我的导师蒙培元先生”。
当然，李先生及其“情本论”算不算是“儒家的”，这是可以讨论的。并且，我的意思也并不是说李先生的“情感本体论”没有意义；恰恰相反，在那篇文章里，我对20世纪以来出现的“重情”思潮，不论是否儒家，都是非常重视的。不仅如此，我一向认为，李泽厚先生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作为学界晚辈，我本人也曾从他那里学到过不少东西。
但尽管如此，我并不认为是李先生率先提出了关于情感本体的理论，更不认为李先生是儒家（我始终认为，李先生哲学思想的根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在那篇文章里，在李先生之前的非儒家的人物，我提到了“最典型的如朱谦之的‘唯情论’、袁家骅的‘唯情哲学’”（所谓“唯情”犹如“唯物”、“唯心”，就是将“情”视为本体、或者具有本体地位的东西）；而儒家的人物，我谈到了梁启超和梁漱溟：
与儒学有密切关系的情感主义倾向，有梁启超的情感观念。他认为“情感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因此主张“把情感教育放在第一位” 。他说：“只要从生活中看出自己的生命，自然会与宇宙融合为一”；“怎么才能看出自己的生命呢？这要引宋儒的话，说是‘体验’得来”。 这种情感体验具有浓厚的儒家思想渊源。
儒家情感主义的复兴，梁漱溟是一个典型。尽管受到柏格森的影响，梁漱溟的情感论显然属于儒学。其早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判定：“西洋人是用理智的，中国人要用直觉的——情感的。” 中期的《中国文化要义》仍然是这种“中/西—情感/理智”二分的观念，只不过是用他自己的独特概念“理性”来表示情感。 梁漱溟说：“周孔教化自亦不出于理知，而以情感为其根本”；“孔子学派以敦勉孝悌和一切仁厚肫挚之情为其最大特色” ；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的，而“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伦理之‘理’盖即于此情与义上见之” 。
儒家情感观念的更为彻底的复兴，见于蒙培元的专著《情感与理性》及一系列著述，他的理论被称为“情感儒学”。 陈来也认为，蒙培元的思想可以概括为“生命-情感儒学”。 在蒙培元看来，儒家哲学乃是“情感哲学” 。他说：“人的存在亦即心灵存在的最基本的方式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生命情感。” 因此，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人是情感的存在。”
总之，在我看来，蒙先生的“情感儒学”，可谓是孔孟之后的两千年来儒家思想之大翻转，即一反皇权帝国时代儒学的“性→情”架构，而重新确立了仁爱情感的根本地位。（原载：《当代儒学》第12辑 作者：黄玉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