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阙里文献 | 成化四年御制重修孔子庙碑
发布日期: 2017-08-28 浏览次数:56 来源:孔子文化季刊 作者:孔丽
    成化碑之所以享有极高的声誉,在于它极力赞扬孔子之道,给予孔子极高的评价。碑文开头便说“朕惟孔子之道,天下一日不可无焉”,治理天下一日也离不开孔子之道,因为它与“生民之休戚系焉,国家之治乱关焉”,它能使“纲常正而伦理明,万物各得其所矣”。它还关系到普通百姓的生活,关乎民生日用,即“孔子之道之在天下,如布帛菽粟,民生日用不可暂缺”。它是“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载于六经者是已”,经孔子“从而明之,以诏后世耳”,是对先哲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它始终自觉以三代文明为精华沉淀,自觉继承、复兴与发扬尧舜以来的中国文化之主流传统。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张载名言,史称“横渠四句”。宪宗以此来评价孔子,是对孔子在社会和民众的精神价值、生活意义和国家政治等方面积极作用的高度概括,表现出孔子儒者的博大襟怀,显现出其高远的宏愿,故而可以说“其功用之大,不但同乎天地而已”。
    众所周知,明宪宗在历史上的声誉并不好,沉溺于声色犬马、沉迷于佛老神仙之术、信用宦官佞臣、懒于朝政,被认为是昏君。他怎么会对孔子有如此高的评价呢?其实,早期的宪宗并非如此,他也是想有番作为,通过历史记载,可以看出其统治方略中有许多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崇儒倾向。
    从此碑“太祖高皇帝登极之初即遣官致祭,为文以著其盛而立碑焉”,“太宗文皇帝重修庙宇而一新之,亦为文以纪其实而立碑焉”等记载来看,祭祀孔子,重修圣庙,立碑记言在明代已成为一种定制。宪宗不仅遵照祖宗法制,而且还把祭祀孔子的规格提到新的高度。据《明史·宪宗本纪》记载:“成化元年春正月乙卯,享太庙。乙未,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戊子,祭社稷。……甲午,耕耤田。……丁巳,释奠于先师孔子、子夏。”在历史上,享太庙,祭天地、社稷,耕耤田是国家的头等大事,认为这关系着国家的兴盛衰败。宪宗登基后,把祭奠孔子与祭天地、社稷相提并论,这表明他将孔子与江山社稷相关联。并且“成化元年,遣吏部侍郎尹旻来祭告孔子庙”(《曲阜县志》),宪宗不仅在京城祭拜孔子,还专门派吏部侍郎来曲阜祭告。不止于此,宪宗还首次把祭祀孔子的礼遇等同于天子,“暨我皇考宪宗纯皇帝诏增庙之舞佾为八笾豆、为十二礼乐,尽同于天子褒崇之典,至是盖无以加”(《明孝宗宝训》卷1)。庙之舞佾为八笾豆、为十二礼乐,把祭祀推到极点,这是其他帝王没有做到的,足见宪宗对孔子重视程度之高。
    《明史》(卷73)记载:“成化元年,给孔、颜、孟三氏学印,令三年贡有学行者一人,入国子监。六年,命衍圣公始袭者在监读书一年。”给予儒家之代表孔颜孟的后人学印、入国子监等格外的优待和重用,是宪宗想从圣人的后裔中得到圣学,亦是对孔子思想的认可与重用。
    此外,宪宗还命人整理儒家典籍,为儒学的发展与传播做出贡献。考订《资治通鉴》,对其进行修订,阐发更新。《明宪宗宝训》卷1记载:“成化九年二月丁丑,上命儒臣考订宋儒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尽去其后儒所注考异、考证诸书,而以王逢集览、尹起莘发明附其后。”书成之后,宪宗亲自为其作序,其中说到:“朕惟朱子《通鉴纲目》,实备《春秋》经传之体,明天理、正人伦,褒善贬恶,词严而义精,其有功于天下后世大矣。”几年之后,即成化十八年十二月,御制《文华大训》成,宪宗亦亲自作序,其中说:“乃于万几之暇,博阅载籍,自孔、孟、濂、洛诸儒之论述,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以及汉唐宋诸贤君之蹈履,与我祖宗之谟烈,皇考之戒饬,凡有切于储副今日之所学,与夫异日之所行,采汇为编,名曰《文华大训》,以授皇太子。”(《明宪宗宝录》卷1)《文华大训》是明宪宗对皇室子孙的教诲之书,要求君主用儒家思想来治理江山社稷、修身养性。从这两篇自作的序文中可以看出,宪宗本人有着较深的儒学修养,对于儒学的认识也比较深刻。由此可见,宪宗在此碑碑文中对孔子的高度敬仰之词也是情之所发。
    宪宗崇儒思想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代对孔子“尊崇之礼,愈久而愈彰,愈远而愈盛”的势之所趋,也与其本人受到儒家学者李贤、孔公恂等人的教化和影响分不开。
    “成化初年以李贤为相,自后彭时、商辂皆不失辅臣体。”(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儒臣李贤历官吏、户、兵三部,从天顺元年始一直为内阁首辅,敢于直言进谏,“每遇灾变,必与同官极陈无隐,而于帝初政,申诫尤切”(《明史》卷176)。成化初年,宪宗朝中之事多听李贤所言,受其影响,举止行事多合乎儒家规范,政事较为清明。
    为了宪宗有更好的发展,李贤还为他推荐儒者孔公恂为师。《明史》(卷152)记曰:“贤言:‘公恂,大圣人后;赞善司马恂,宋大贤温国公光后。宜辅导太子。’帝喜。同日超拜少詹事,侍东宫讲读。入语孝肃皇后曰:‘吾今日得圣贤子孙为汝子傅。’”在《曲阜县志》中亦记录:“宣德七年,拜孔公恂少詹事侍东宫讲读。”孔公恂为先圣五十八世孙,能诗,善书,曾代理衍圣公府家事,具有深厚的儒家修养,品德高尚。宪宗以其为师,耳濡目染,受其影响亦习儒学也在情理之中。
    经筵对于宪宗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宪宗登基之初,接受廷臣的建议,同意恢复经筵制度,讲《四书》、《五经》。遂让礼部进经筵,命内阁推举讲读官,表示:“自古圣帝明王,未有不资学问而能致天下于太平者。”(《明实录·明宪宗实录》卷5)有鉴于此,“定于天顺八年八月初二开经筵,太保会昌侯孙继宗和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李贤知经筵事,李贤与陈文、彭时、司马恂、孔公恂及翰林院学士万安侍讲,学士李泰侍读,孙贤、刘珝等侍讲读”(《明实录·明宪宗实录》卷1)。经筵制度是文官们借古讽今、对皇帝灌输儒家伦理道德的讲坛,举贤任能,抑制奸臣。学者的劝谏再加上宪宗“临权莅人,不刚不柔,有张有弛。进贤不骤,而任之必专;远邪不亟,而御之有法”(谈迁:《国榷》,1958年,中华书局),这使宪宗能够接受他人的劝谏,进一步接触并感悟到儒家思想的精髓。宪宗宽宏大量,不刚不柔,有张有弛,有洞察力而且能理解人,这固然是其性格中的因素,也与他受《中庸》影响有一定关系,难怪在碑中独独提到“至于《中庸》一书,而发明之无余蕴矣”。虽然宪宗后来沉陷于宫闱纠纷之中,继而又沉迷于佛老,经筵形同虚设,但其早期受其一定影响。
    历史上,有人这样评价宪宗朱见深:“上以守成之君,值重熙之运,垂衣拱手,不动声色,而天下大治。”(《明实录·宪宗实录》卷293)《明史》(卷14)也毫不吝啬地称赞宪宗“仁、宣之治于斯复见”。《国榷》(卷40)亦说:“当其时,朝多耆德,士敦践履,上恬下熙,风淳政简,称明治者,首推成、弘焉”。虽说这些文字为王朝的史臣所写,受到了一定的约束,即必须颂扬能认定的德行,掩盖批评,但由于这一统治时期的稳定和某些方面扎实的成就,这种赞誉也是有道理的。当然也有对宪宗“失德”的批评,如在《罪惟录》(帝纪卷9)中,就批评成化年间“灾异之警,无有酷于此二十三年者也”。此批评可谓不诬,成化后期宪宗偏信僧道佛老,专宠万贵妃,重用宦官佞臣,使“佞幸钱能、覃勤、汪直、梁芳、韦兴辈,皆假贡献苛敛民财,倾竭府库,以结贵妃欢。奇技淫巧,祷祠宫观,靡费无算”(《明史》卷113)。终使朝纲败坏,政治黑暗,财匮力尽,民不聊生。但不得不承认成化早期时政治较为清明,亦可“幸称小康”。
    成化碑是明宪宗的精神世界中曾经含有儒家思想的一个见证,把对孔子之道的尊崇推到了极至,也充分道出了历代封建王朝尊崇孔子的原因所在,说明了儒家思想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也许正是因为该石碑的重要性或者特殊性,它在“文革”中被破坏断裂,后来虽修补了残损之处,但个别字自此难以辨认,成为一大憾事。
    附碑文:
    御制重修孔子庙碑
    朕惟孔子之道,天下一日不可无焉。何也?有孔子之道,则纲常正而伦理明,万物各得其所矣。不然,则异端横起,邪说纷作,纲常何自而正?伦理何自而明?天下万物又岂能各得其所哉?是以生民之休戚系焉,国家之治乱关焉,有天下者诚不可一日无孔子之道也盖孔子之道,即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载于六经者是已,孔子则从而明之,以诏后世耳。故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使天不生孔子,则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后世何从而知之?将必昏昏冥冥,无异于梦中,所谓万古如长夜也。由此观之,则天生孔子,实所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者也。其功用之大,不但同乎天地而已。噫,盛矣哉!诚生民以来之所未有者,宜乎弟子形容其圣不一而足。至于《中庸》一书,而发明之无余蕴矣。自孔子以后,有天下者,无虑十余代,其君虽有贤否智愚之不同,孰不赖孔子之道以为治?其尊崇之礼,愈久而愈彰,愈远而愈盛。观于汉魏以来,褒赠加封可见矣。
    迨我祖宗,益兴学校,益隆祀典,自京师以达于天下郡邑,无处无之。而在阙里者,尤加之意焉。故太祖高皇帝登极之初即遣官致祭,为文以著其盛而立碑焉。太宗文皇帝重修庙宇而一新之,亦为文以纪其实而立碑焉。朕嗣位之日,躬诣太学,释奠孔子。复因阙里之庙岁久渐弊而重修之。至是毕工,有司以闻,深慰朕怀。
    呜呼!孔子之道之在天下,如布帛菽粟,民生日用不可暂缺。其深仁厚泽,所以流被于天下后世者,信无穷也。为生民之主者,将何以报之哉?故新其庙貌而尊崇之。尊崇之者,岂徒然哉?兾其道之存焉尔,使孔子之道常存而不泯,则纲常无不正,伦理无不明,而万物亦无有不得其所者。行将措斯世于雍熙泰和之域,而无异于唐虞三代之盛也。久安长治之术,端在于斯。用是为文勒石,树于庙庭,以昭我朝崇儒重道之意焉。系以诗曰:
    天生孔子,纵之为圣。生知安行,仁义中正。
    师道兴起,从游三千。往圣是继,道统流传。
    六经既明,以诏后世。三纲五常,昭然不替。
    道德高厚,教化无穷。人极斯立,天地同功。
    生民以来,卓乎独盛。允集大成,实天所命。
    有天下者,是尊是崇。曰惟圣道,曷敢弗宗。
    顾予躬,承此大业。惟圣之谟,于心乃惬。
    用之为治,以康兆民。圣泽流被,万世聿新。
    报典之隆,尤在阙里。庙宇巍巍,于兹重美。
    文诸贞石,以光于前。木铎遗响,余千万年。
    成化四年六月十一日(原载:《孔子文化季刊》2017年第一期 作者:孔丽,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