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景年 | 道统的突破：明儒管志道“群龙无首”说析义

发表时间：2026-04-24 16:07作者：曹景年

摘要：晚明儒者管志道以《周易》乾卦“群龙无首”一语为基础，对道统论进行了严厉批判。“群龙无首”说一方面以佛教的无尽时空观为理论背景，主张一切圣贤平等，批评了理学家贬低佛道圣人、孔门颜曾之外的其他弟子和事功人物的观点，是对道统思维的突破；另一方面又回到现世政治生活，推尊飞龙，将孔子定位为庸言庸行的见龙，并认为在儒者修行层面，当以潜龙和惕龙的心态继承孔子精神。“群龙无首”说是晚明具有独创性的思想体系，它以“取辞立说”的方式展现了经学与思想史的互动，其所展现的平等和实践精神对于今天儒学的弘扬与传承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其对君权的强调以及对泰州学派张扬师道的批判，代表了晚明开放思想生态中的秩序诉求。

关键词：道统管志道《周易》群龙无首泰州学派

作者：曹景年，文学博士，孔子研究院经学与儒学文献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经学、明代思想史。

来源：本文原载《孔子研究》2026年第2期，注释从略，引用时请核查原文。

道统论萌芽于唐代，一般认为韩愈《原道》中“尧以是传之舜”至“轲之死，不得其传焉”的经典论述是道统论的发端。南宋时，朱子创立了四书体系以及孔曾思孟道统之传，标志着道统论的正式成立。道统论在宋明时代影响很大，产生了多种理论形态，但其思维模式是一致的：一是强调道，认为道是由儒家学者传承，代表了最高的真理，道统高于帝王的治统，对治统有指导、修正和监督作用，治统应该向道统靠拢；二是强调统，认为从古至今存在一个单线的传道谱系，这个谱系是儒学正宗，其他都是旁支甚至异端。道统论因应唐宋时期儒学之复兴而产生，对于整合儒学资源以对抗佛老、重建儒学权威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到晚明时期，道统论所体现出的门户之见、自我标榜、藐视皇权等倾向逐渐引起学者的不满。其中，管志道（1536—1608）以《周易》乾卦中的“群龙无首”一语为基础，建立了一套系统的思想学说，对道统论进行了严厉批判。管志道是晚明较为活跃的思想家，“群龙无首”说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学说体系，但目前相关研究并不多见。本文以管志道对道统论的批判为中心，从三个角度探讨“群龙无首”说的义理脉络，并揭示这一学说的思想史意义。

一、圣贤平等：“群龙无首”说的第一要义

乾卦是《周易》首卦，代表天、刚健等意象，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由于乾卦的爻辞多次出现龙，管志道便以“龙德”这一概念将六爻统一起来，认为六爻各代表一种龙德。潜龙是初爻，表示潜藏、隐遁之义；见龙是二爻，代表显现于民间；三爻为下卦之上爻，处于不安定的地位，故为惕龙；四爻代表已由下卦跃升到了上卦，故为跃龙；飞龙为第五爻，即所谓飞龙在天，爻位最正；最上爻超过飞龙，故为亢龙。六爻之外，又有一句用九“见群龙无首，吉”。用九不对应任何一爻，而且只有乾卦多用九、坤卦多用六一条爻辞。关于用九的含义，有人认为只是对上九亢龙的补救，而管志道则认为用九是针对整个六爻的，表述了一种天则：

象曰天德不可为首，明言潜、见、惕、跃、飞、亢之皆天德，而不可以显晦安危分首尾也，故又曰乾元用九乃见天则。而世说乃有谓用九为救亢之穷、用六为救战之穷者，则用九、用六二繇专为乾坤上爻起义，而亢亦难乎称龙矣。朱元晦解用九之义虽讹，而训六龙皆圣人，有隐显而无浅深，则确也。安可独以亢龙为未尽善而假用九一繇以救之乎？

这里明确表示用九不单独属上九，而是对整个乾卦而言，表述了乾卦所体现出的“无首”的天则。管志道又云：“吾观文王系辞、孔子作翼，实分乾元为六用，而末乃以用九一繇合之，其几微矣。”六爻是分，用九是合，“群龙无首”一语正是对六爻基本精神的总体判断。

管志道认为，“群龙无首”的基本内涵是六龙之德无主次、无优劣，他说：“盖诸卦皆可索一爻为卦主，而独乾坤二纯卦不可以索卦主，是以有用九、用六之繇也，然坤爻犹可权以六二为主，而乾则明言群龙无首，首之为言主也，无首则何主之有？”明言“无首”即指乾卦六爻无主从之分。管志道单提“群龙无首”一语意在揭示，六龙之德都是圣人之德，区别只在于时与位的不同，其德并无优劣高下之分。他说：“龙德无成心，时乘无定格。故有始潜而终见，始见而终飞，始惕而终跃者，又有见兼惕，惕兼见，飞兼跃且亢者，千变万化，不可胜穷，亦各乘其时而已矣，要之不可为首。”六龙各自处于不同的时机和地位，虽然千变万化，但“要之不可为首”，所以管志道综合评价六龙时说：“潜虽勿用，标龙德以首之。见实时舍，举君德而归之。亢不以有悔而掩其圣人，惕跃不以不中而劣其德业，参诸别传，如褒三仁，旌至德，赞犹龙，崇西圣，俱与此意吻合，此实万世圣学之提纲也。”只要是龙德，无论处哪一时位都可以；没有龙德，处于哪一时位都不合适，故管志道说：“德诚龙矣，君天下可，相天下可，师友天下亦可。不龙而处君臣师友之格，皆苟道也。不龙而飞必亢，不龙而见必危，不龙而跃且惕必有咎，不龙而亢则吾不知其所终矣。”由此，管志道批评了“有首”的观点，反对推尊某一龙而贬低其他，他说：“神五帝而抑群臣，见飞龙之为首也。轩仲尼而轾尧舜，见见龙之为首也。谓就汤可以就桀者，必首跃。谓避人不如避世者，必首潜。贵气节薄勋庸，必跻亢于飞之上。急进修，缓锡类，必推惕于见之先。群龙于是有首矣。皆由不知天德。知天德之不可为首，则纷纷之见悉属我见。”无论推尊哪一龙，都是“有首”之论的“我见”。因此，管志道的“群龙无首”说其实是一种平等的圣贤观，认为古往今来的圣贤没有优劣之分，他们各有各的优点、长处，不能推尊一人而排斥他人，更不能推尊自己而贬斥别人。

管志道的“群龙无首”说，充分吸收了佛教的无尽轮回观。管志道比较欣赏华严宗十方三世诸佛层层无尽的观点，即认为诸佛圣人都在法界中修行、成佛，他们的修行方式、修行时间各有不同，故虽灭于此世而可能生于彼世继续修行，三教的圣贤就是这些在法界中进行多世修行的人，他们都有很高的德行，怎么能分高下优劣呢？管志道云：“圣贤出没三祇劫中，亦何定相之有？安知孔子再来之不现祖师相，马祖再来之不现儒宗相乎？……吾侪不具佛眼，则姑以群龙无首一案收之可矣。”正是这种世界无穷、时间无尽的宇宙观，奠定了“群龙无首”说的思想基础。

这种平等圣贤观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上。

第一，承认三教圣人。宋代以来，儒者多斥佛、道二教为异端。管志道以“群龙无首”说批驳了这种看法，认为三教圣人都是圣人，没有高下之分。孔子曾称老子“犹龙”，管志道认为老子也具龙德，“盖在潜见之间”。他尤其推崇佛教，认为佛是“神龙而飞”者。飞龙一般指在位而能普济大众的圣人，佛正是“以大智洪慈，普化大千尘界，其为云龙风虎之应，抑又远矣！非洞彻先天而满其乘龙御天之分量讵能然乎”。佛作为天人师，救度众生，所以完全称得上是飞龙。称佛为神龙，也并不意味着其高于六龙，管志道在回复其师耿定向的质疑时说：“师疑《六龙解》中推佛氏为神龙，出于潜见惕跃飞亢之上，此非愚意也。乾之六爻，无一而非神龙也，是以谓之无首。使六龙外更有神龙，则群龙不称无首，而神龙独为首矣。……唯自宋以来，儒者类以孔子掩佛……岂合天道？故表佛为神龙，以见其不异于尧孔也。”可见，管志道认为，六龙都是神龙，单称佛是神龙只是为了突出佛与六龙无异，以打破世人以佛为异端的看法。

第二，推尊孔门诸子。宋儒对孔门诸子区分等次，过度推尊颜子、曾子，而对其他弟子则常常吹毛求疵地推论其过失。管志道对此类观点进行了批评：“宋儒知尊孔子矣，而于孔门诸贤则唯放过颜、曾二子，余并吹毛求疵，几无完品，酿起后生浮薄之根，往往不揣分量，而妄议古人长短。”管志道认为，宋儒这种“进退古今、表里人物之有失衡处”，其根本原因“则皆为群龙无首之义不明也”。进而，管志道说：“孔门诸贤，无一非古心古道、希圣希天之君子，不可以凡心忖量也。”实际上将孔门诸子当作无穷宇宙中历世修行的群龙，他们各有成就，都是圣贤，而不是只有某位弟子才得到孔子真传。以此为基础，管志道对朱子批评孔门弟子的言论进行了反驳。如朱子认为颜回的境界高于仲弓：“克己复礼，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颜、冉之学，其高下浅深，于此可见。”管志道不同意这种说法：“颜、冉之所造有浅深，而克复敬恕，则皆彻上彻下之道也。朱子别为乾坤二道，亦言其似耳。”又如樊迟，因他曾问学稼学圃，孔子批评其为小人，这一点被朱子放大，认为樊迟有“粗鄙近利”之病，管志道则云：“语中所纪樊迟言行，无一而非切问近思之事，独稼圃一问近于粗鄙近利，而遂被以是名，此先儒操之切处，不可不察。”大体来说，宋儒多苛求颜、曾之外的孔门弟子，而管志道多予以正面理解和褒扬，这正是其“群龙无首”思想的重要体现。

第三，肯定功业人物价值。宋儒往往对事功型历史人物如管仲、汉武帝、唐太宗、诸葛亮等人评价很低，如朱子说：“管仲之德不胜其才，子产之才不胜其德，然于圣人之学，则概乎其未有闻也。”管志道则认为这些人物也有龙德，其价值也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他说：“愚考春秋之世，先王六德之教犹存，孔颜之学未尝不在宇宙间，特不若后儒之张道帜耳。子产以博物君子闻，而管仲志行周公之道，其学必有所本，岂从六德遗教中来耶？夫子高其人品，亦不徒以事功较量而已。……后儒类知闻道之为学，不知藏悟显行之为古学，乃概以不学卑百代殊绝人物，亦异于孔子仁管仲之旨矣。”管志道认为无论子产还是管仲，都是由先王六德之教中而来，其人品事功都有值得称道之处，理学家将其隔绝于圣学之外是一种偏见。不仅管仲、子产，秦汉以来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也具龙德：

后儒专以见龙高孔子之品，而谓龙德必在理学家，皆不知无首之义者。如汉之萧酇侯、诸葛武侯，唐之狄梁公、郭汾阳王，宋之李文靖公、王沂公，国朝之中山武宁王、于忠肃、刘忠宣公等，皆龙德中人也……安可以学术事功囿龙德？即方术家，如伶伦之于音，大挠之于历，扁鹊之于医，鬼谷之于卜，管辂之于数，张道陵、许逊之于玄，讵知其非乘龙而来者耶？儒则姑舍是，而所宗在孔耳。悟此可以得群龙无首之说。

管志道认为，萧何、诸葛亮、郭子仪，乃至明代的于谦等功业人物都是“龙德中人”，不仅如此，甚至专精一技的扁鹊、鬼谷子等人也未尝不是“乘龙而来”。

总体来看，“群龙无首”基于佛教无尽时空的理论建立了一种平等圣贤观。在管志道看来，无论是儒释道圣人，还是历代杰出人物，他们都在无尽时空中历世修行，都传承、彰显了龙德。这与理学家将历史看成是一团漆黑，只有道统谱系上的寥寥数人才是黑暗中的星火之光的情况完全不同，是对宋儒道统思维的一种突破。

二、飞龙首出：“群龙无首”说的政治面向

圣贤平等是“群龙无首”说的第一要义，但不是全部含义。与圣贤平等互补的另一观点是“飞龙首出”。这个观点强调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群龙当以飞龙为首，这似乎与上文的平等圣贤观相矛盾，其实二者代表了“群龙无首”说的两个不同层面。从终极时空的角度看群龙是无首的，但终极时空也需要落实到现世，而现世的最大特征就是政治性，在此条件下，群龙则是有首的，飞龙高于其他各龙。管志道在解飞龙时说：“群龙虽曰无首，而飞龙之大人，则必首出庶物。”管志道的学友李材以三爻为首，管志道则说：“必欲强推无首中之一首，亦在五而不在三。”这进一步确认了飞龙首出的地位，而否定其他各龙为首的可能性。在《周易》的传统解释中，飞龙本来也是最尊贵的，代表帝王，因此，承认飞龙首出蕴含了管志道重塑帝王权威的意图。管志道说：“天位所以待天德也，故惟飞龙之圣乃为位乎天德，以是知上古有大圣人，必受天命而为天子。”飞龙所处为天位，是要受命为天子的。飞龙上通天神而下化百姓，所以是六龙的核心。

与飞龙相对的是见龙。见龙虽然也处中位，但在下卦，无法与上卦的飞龙匹敌。九二是圣人穷而在下的象征，所以表现为修身见于世；九五是圣人达而在上的象征，所以表现为圣人作而万物睹。这种差异，管志道进一步解释为君道与师德的差异，他说：

飞龙兼行君师之道，而以君道显，君道显则师道隐矣。见龙兼备君师之德，而以师德显，师德显则君德隐矣。显君道者不敢自有其君德，君德逊于师天下之大人，故圣如尧舜而犹必有师臣。显师德者不敢自擅夫师道，师道归诸君天下之大人，故圣如尼父而不敢当作者。

管志道以“君道—君德”与“师道—师德”两对范畴，对飞龙和见龙的内涵及相互关系进行了诠释。道是原理和依据，德是内涵和品德。飞龙兼有君师之道，但他以君道显，师道在他身上是隐性的存在。当然，他对百姓也负有教化的职责，也属于师，但却是从君的角度去行使的，其教化功能隐含在政治行动之中了。而见龙只有君师之德，不能有君师之道。就君师之德来说，其突出的也只能是师德而非君德，因为君德需要以君道为依据，没有君道而行君德，那是不合法的。所以，飞龙是以君道显，而见龙只能以师德显，这就是二者的差距。尧舜是飞龙，为君行君道，其师道是隐性的，所以可以以别人为师，故有“师臣”。孔子是见龙，仅有师德，由于没有君位，所以“不敢当作者”。管志道的这个分析，其主旨是强调飞龙优于见龙，见龙不能超越飞龙，不能与飞龙抗衡；见龙只能保有师德，绝对不能超越师德而侵犯飞龙的君道、君德。也就是说，见龙不能主动行使师道以教化百姓，否则就是攘夺了飞龙的权力。

不过，见龙毕竟处于下卦中位，象征着贤者在下位而为民众所信服，他的师德该如何体现呢？按管志道的说法，就是“庸言庸行”。管志道说：“德见则人自宗，大人亦不能离人群而自明其明德，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岂必在飞龙之位？故天下文明归诸见龙之德施焉。然大人不当事任，则亦何敢自任作师之道？但依于庸言庸行而已。”见龙不当事任，所以不能自任作师之道，只能努力提升个人修养，为民众表率，以自己的行事来影响感化民众，这是一种不以权力为基础的感召式的教化模式。而飞龙有教化民众的合法权力，可以主动教化和规范民众，故其教化模式是规范式、引导式的。这也说明飞龙是绝对优于见龙的。

以飞龙与见龙的关系为基础，管志道对孔子作了重新定位。汉唐以来，孔子一直被当作传承先王之道的先师、圣人，具有崇高地位，尤其是在宋明儒者眼中，师道高于君道，孔子是万世师表，其地位是高于帝王的，是历代帝王学习和效法的楷模。朱子在《中庸章句序》中就说：“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管志道对此提出异议，他一方面承认孔子具有很高的德行，“仲尼一身，六龙之道存焉”。孔子具有六龙所有的德行，虽然他表现为见龙，但绝不亚于飞龙，“仲尼不飞，无尧舜之荐也，《春秋》成而乱贼惧，不减于飞。”但他毕竟只是见龙，只能履行见龙的职责，即修身见于世，而不能从事侵犯飞龙权限的教化活动。管志道将见龙的这种状态也称为“无首”，这里的“无首”是不以自我为首之义，而是称达到这种状态的学问为“执御”之学，以与“执射”相区别。这个区分来自《论语》，当达巷党人称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时，孔子自言“执御”而非“执射”。管志道认为，射以射中目标、胜过他人为义，故执射之学的特征是标宗立派，主于胜人；而御以仆从驾车为义，所以执御之学的特征是服务、陪伴，主于随人。孔子自称“执御”，正体现了他不自我标立、自我突出，而是俯首做事、砥砺修行，故是无首之学。管志道认为，孔子虽也有执射之心，但所行皆执御之事，“孔子任文王之文，笔《春秋》之义，亦是射者之事，而以执御自居，其意良远”。又说：“念及作述之际，自以为位不君师，而斯文之命有在，只为委此身于天下万世，为握道权者执鞭焉耳。”孔子只是庸言庸行，通过自己的斯文担当，为天下后世“握道权者执鞭”，而不是以王者、圣者自居。由此，管志道将孔子塑造成一个心具万德，却只表现出砥砺自修、庸言庸行的修行者形象，而不再是先知、帝王师等。为进一步强化这种形象，管志道引入了佛教的菩萨道概念，认为孔子就是放弃成佛而入世的菩萨，不自我成名，而是通过日常的一言一行去修行和实践：“舜与孔子，俱从古佛化身，贬其德以应世，其宿生殆与弥陀释迦诸佛为友，乘愿而来，乘愿而去。无事于求生净土者，即终其身与日用不知之百姓，同矻矻于庸言庸行中，正是行菩萨道。”

从“群龙无首”到“无首之学”，一个是圣贤平等的观念，一个是庸言庸行的心态，“无首”的含义在无形中被滑转。前者提倡绝对平等，后者则是在推尊飞龙的前提下，导出对见龙心态和言行的要求。其中似乎隐含着一种矛盾：既然倡导无首，为何又推尊飞龙？其实，管志道立“群龙无首”说的最主要目的，就是破除理学家唯我独尊的道统论，从前者来说，所有圣贤都平等，理学家并不能高人一等；从后者来说，理学家应该像孔子那样庸言庸行，而不是以道统的方式自我标榜，尤其是不能凌驾于政治权力之上。从这个角度看，两种无首的含义又是相通的。

三、以潜惕行见：“群龙无首”说的修行面向

在飞龙首出、见龙庸言庸行的思想框架下，对一般儒者的修行实践来说，非但不能僭越飞龙，连自标为见龙都是不合时宜的，而应以潜龙、惕龙为言行的标准。

管志道以龙德的转移为标准，将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上古时期是飞龙主导时期，自孔子至明代王学兴起是见龙主导时期，而王学之后则应递嬗到惕龙。管志道云：

古者道权统于天子，自周道衰而春秋之木铎不得不出，故飞龙之禅于见龙，无足疑者。何以知见龙之当禅于惕龙也？洙泗仁圣之宗，几为禅学所夺，而濂洛关闽振之；濂洛关闽相传之绪，复为俗学所蔽，而姚江泰州新之，皆本见龙之一脉以维世教。至于泰州之末流而其脉又穷也，则安得不承之以惕？

上古三代圣人德位合一，故为飞龙。孔子时周道衰，德位分离，儒者有德无位，只能居于见龙，故飞龙禅于见龙。宋代的濂洛关闽及明代的王学，传承的都是见龙一脉。但是到了王学之泰州学派的末流，见龙一脉已经发展到了尽头，必须转变为惕龙。惕龙的时位显然不如见龙，见龙居下位之中，是获得群众响应和威信的象征，尚有教导、教化民众的责任，但惕龙处于危疑之地，根本无暇他顾，只能管好自身。这就要求儒者以战战兢兢的心态做好个人修养，而不要做教化、教导他人这类彰显自己地位的事，故他说：“见龙之用，全在作人，而立言亦其余事；惕则不汲汲于作人，亦不汲汲于立言，而唯以进修为实地。”惕励自修，是惕龙的核心要义。

为什么见龙要转变为惕龙？管志道认为，这是因为飞龙又重新出现了，所以见龙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个飞龙就是明太祖。晚明儒者中存在一种明太祖崇拜，认为明太祖可以比肩古代圣王，明太祖的思想及所建立的一套制度具有典范意义，值得历代遵守。管志道就持这种看法，他说：“圣祖既接尧舜飞龙之历，而以三重王天下矣，道统有在，教泽未衰，畴敢以匹夫贰天子而曰吾以见龙师天下乎？今之以见龙为家舍者，但知祖述之在仲尼，不知宪章之在圣祖。”当年孔子之所以以见龙显，是因为在上者没有飞龙。而一旦飞龙重新出现，如果见龙继续存在且承担教化天下的责任，那无疑是以匹夫挑战天子的权威。

管志道大力提倡惕龙而反对见龙，主要针对的是泰州学派。泰州学派以重振师道为口号，以传道、弘道为己任，游历天下，对普通老百姓进行讲学、教化，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兼善万世”。在管志道看来，这是一种明显的见龙行为，而这种行为是不合适的。

首先，这不符合孔子的意图，因为孔子虽是见龙，也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行见龙之事，而是非常谦卑地秉持潜龙、惕龙的心态。管志道说：“仲尼弗为而致思遁世之圣人也，仲尼何以思遁世？盖虽述而不作，犹自以为讲堂大启，不无行怪之嫌，故望潜龙而深自贬损焉。”他又云：“夫子述而不作，逊于作者。遁世不悔，逊于圣人。智不惑，仁不忧，勇不惧，逊于君子，实以惕意行于见龙之中。”孔子很谦虚谨慎，即使“述而不作”，仍担心太过张扬，有“行怪之嫌”，所以把自己放在潜龙、惕龙的位置而深自贬损。泰州学派只学到孔子见龙的表面，而没有真正理解孔子以潜、惕行见的实质：“今之急于立言、滥于聚徒者，皆知见而不知惕，道统之所不归也。帝王之道在孔子，故曰飞龙禅于见龙，今不当以立言聚徒学孔子，而当以闇然进修学孔子，故曰见龙将禅于惕龙。”真要继承孔子，就要学习孔子“闇然进修”的自谦精神。

其次，在泰州学派的倡导下，很多人只有见龙的表象，事实上却是以名利为目的，“伪夫得以名利巢其中”，名义上是讲学，实际上是到处混吃混喝。有的依傍佛教，自我标榜：“中有豪宕敏给之士，窥圆宗之一班者，辄以宗风扫孔矩，而吾复无以裁之，相寻于不儒不佛之场，日以心斗，而曰烦恼即菩提也。珍此敝帚，利于游大人以成名，仕路染其风，亦成养交猎誉之习，而真伪至于难辨。”有的以匹夫而论天下大事，扰乱民心，破坏社会秩序：“薄帝王而卑夷尹，弁髦郡邑大夫，四出而传食于天下，转圣学为霸学，而处士之横议起矣。”他们的传教及议论行为已经僭越了飞龙的职权，属于“贰天子以行教者”，这是不能容忍的。在管志道看来，当代最急需的不是讲学而是自修，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修行，整个社会就会走上正轨。管志道揭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即真正难的不是讲，而是行；不是难在以传道人自命，思出其位，而是难在按捺住躁动的心，行庸德，谨庸言：“非任道之难，行庸德、谨庸言之难也。”

管志道认为，以惕龙行见龙是孔子衣钵的真正所在，继承这一衣钵的宋儒不是程朱，而是周敦颐。管志道极为推崇周敦颐，认为他开创了后世惕龙的先河：“持孔铎而乾乾者谁欤？吾以为莫若周元公，元公以易理圆三教而不用其圆者也，故虽接见龙之脉，而实垂惕龙之标。”所以，身处晚明见龙日暮途穷之时，只有重返周敦颐所主张的主静立极，才能真正接续孔子的真精神：“今自姚江倡道以来，浮露甚矣，不反诸主静立极之宗，则何以寿洙泗之脉络哉！”

以潜、惕行见是管志道“群龙无首”说的实践落脚点。无论飞龙还是见龙，都需要外在的时、位等条件，而只有潜龙、惕龙只关涉自身。潜龙、惕龙代表一种自谦的心态，也是一种“无首”的心态，管志道说：“乾道之圣人虽曰时乘六龙以御天，然飞与见必乘利见之时，时非利见，则唯以潜、惕为本分耳。”潜、惕其实是所有大圣人的本分事，在无时无位时更应如此。

四、“群龙无首”说的思想史意义

管志道的“群龙无首”说是一个内涵丰富、视角多维的综合性理论体系，其基本旨趣是反对宋代以来道统论的自我标榜，并力图把儒学拉回到实践、自修的层面。一方面，“群龙无首”立足于无尽时空的理论背景，认为一切圣贤平等，各有优长，不能像理学家那样区分正统与异端，自我标榜而贬低他人。另一方面又结合现实政治，认为飞龙首出，“无首”就是不自我作首，要求儒者把自己放在潜龙、惕龙的位置上，而不要像泰州学派那样自我为师，张扬师道，从而侵犯飞龙的权力。“群龙无首”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思想史意义。

首先，以“取辞立说”的方式展现了经学与思想史的互动。秦汉以后的中国思想史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就是几乎所有的原创性思想都有经学的影子，冯友兰称之为“经学时代”不是没有道理的。由于长期浸润在经学的氛围中，圣人、圣言、圣道等经学化概念对学者的影响无处不在，因此他们不习惯自创新说，而更喜欢以重新解释经典的方式建立自己的学说。当然，思想与经学的互动可以有多种方式，而“取辞立说”无疑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这种方式是通过截取经典中的某个核心概念或语句，赋予其全新的意义以建立自己的学说。儒家经书，无论是五经还是四书，其实本来就是一些松散的文本，其中并非所有内容都有思想价值，从中截取核心概念或语句以建立学说，而不是对全部经文进行系统解释，就能够迅速抓住经典的核心要义，是一种高效的经典诠释方式。这种方式在思想活跃的宋明时代表现得最为明显，如朱子取《大学》“格物”、阳明取《孟子》“良知”、邹守益取《大学》“戒惧慎独”、李材取《大学》“知止知本”、刘宗周取《大学》“慎独诚意”等等，都是其例。但与其他学者多从四书中取辞不同，管志道从《周易》中截取“群龙无首”一语作为其论学宗旨，显得别具一格。管志道本来有意于解释《周易》全经，并取名《易测》，但最后仅完成了《六龙解》。当其师耿定向向他索要全书时，他只能敷衍说“此编尚未成也”。虽然他一直心心念念要完成《易测》全编，如云“尚有未了之愿在《周易》一书”，但始终没有完成，这正是“取辞立说”方式的特点，因为六龙之说已经足以完成其学说之创立，而《周易》其他部分对他来说并没有思想的创发意义，故无解释之必要。管志道“群龙无首”说启示我们，“取辞立说”是考察经学史和思想史值得关注的一个新视角。

其次，凸显了平等与实践精神。“群龙无首”说的根本宗旨在于突破道统论自我标榜的思维模式，而强调圣贤的平等。道统论学者建立道统谱系，虽然是为了弘扬儒学，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人抬高自身、贬低他人的印象，助推了门户之见的产生。管志道则强调六龙都是圣人，只有时与位的不同，而没有高下之分，不应抬高某些人而贬低另一些人。“群龙无首”说强调圣贤在更广阔的无尽时空中的平等性，其中不但包括儒家的圣贤，还包括佛、道二教中的圣贤，以及历代的事功人物，只要具有龙德者都是圣贤，都应受到尊重。这种平等观和包容心态更值得重视，从某种角度说可以补传统儒家之不足。儒家自孟子以来，即高度强调“辟异端”，孟子本人就以批驳杨、墨为己任。其后，从唐代到宋明，儒家学者更是将佛、老当成首要敌人，斥为异端。“群龙无首”说力图打破这种思维，承认异己者的价值，认为儒、佛、道三家圣贤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相通的，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包容和平等精神。

“群龙无首”说的另一宗旨是强调实践和庸言庸行，这是对传统儒学实践精神的回归。儒学的本质在于实践而不在于讲说。实践，就是要将儒学所提倡的格致诚正等工夫理论用在自己身上，提升自己的思想和人生境界，向圣贤靠拢。但自宋代以来，由于心性之学的发达，儒者大多以立言讲论自显，袖手谈心性，真正的修身实践反倒不被重视。晚明王学末流更是将这种情形发展到极端，从而导致学风空疏，虽然良知之说遍天下，真正践行良知者却寥寥无几。管志道的“群龙无首”说正是对这种空疏学风的有力批判。管志道说：“唯念群龙无首之义，乃今讲学者之急剂也。”“群龙无首”说反对儒者将主要精力用在讲论上，而主张个人的踏实修行，在实践中迁善改过。个人自修是儒学的精义所在，人人都有道德良知，只要人人自修，天下就能够趋于治理。自修可以树立一种风范，从而影响周围的人，而不需要苦口婆心地长篇大论，或者制造高深的思想体系去教导、教化他人。管志道不但提倡此说，更是以此自励，晚年他一直以“潜龙”“惕龙”的精神约束自己，不出人头地，不显身扬名，并名其斋为“惕若斋”。平等和实践精神是“群龙无首”说的核心精义，对于今天儒学的弘扬与传承，无疑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三，代表了晚明开放思想中的秩序诉求。明代中期阳明心学的产生，使人们从朱子学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思潮，形成了晚明思想的开放性生态。晚明时代不但可以容忍佛教、道教、基督教乃至李贽异端思想的发展，而且带来了世俗生活的繁荣。管志道能够以包容的心态看待儒、释、道三教，成为晚明典型的三教论者，也是这种状况的反映。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的思想也代表了某种相反的收缩倾向，这种收缩其实也是对晚明思想界的一种“纠偏”。晚明思想的过度开放，导致士人的行为放荡不羁，或自高自大，或行为乖僻，或呵佛骂祖，甚至辱骂皇帝都成为时尚。这种风气对传统的道德规范和礼法秩序形成严峻挑战，引起一些学者的忧虑。耿定向就是起而维护礼教秩序的著名卫道士。作为耿定向的弟子，管志道虽然与乃师的思想主张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们的宗旨是相同的，那就是致力于在晚明混乱的学术氛围中重建礼法秩序，重塑君主权威。“群龙无首”说的后两条要义，即推尊飞龙和主张惕龙，就是这一思想主线的哲学表达。推尊飞龙，就是要重塑帝王的权威，使其掌控其自身本应具有的治理天下、教化百姓的权力，所以管志道认为儒者不能对抗帝王，见龙不能抗衡飞龙。主张惕龙，意味着儒者不能像泰州学派那样自任师道，从而分享飞龙教化百姓的权力，而只能以潜龙、惕龙自守，自己默默地下功夫修身养性，提升自我。应当注意的是，这种思想固然是时代的客观需求，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儒学的独立性和批判性。

管志道作为晚明思想界特立独行的思想家，其“群龙无首”说融贯了经学、儒学与佛、道二教，既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又具有明显的保守性。“群龙无首”说所体现的平等和实践精神，突破了宋明的道统论，是对儒学精义的重要阐发和创新，其中的深刻内涵，值得深入挖掘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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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类：儒学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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