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鹄 | 《春秋》义例平议

1 据《春秋谷梁传》、《公羊传》，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一年。见钟文烝：《春秋谷梁经传补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569页；陈立：《公羊义疏》，中华书局，2017年，第2228页。

2 孙觉：《春秋经解》，山东友谊书社，1991年，第159页。

3 钟文烝：《春秋谷梁经传补注》，第133-134页。

4 陈立：《公羊义疏》，第621-622页。《谷梁传》《公羊传》与《左传》不同，主要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跟其来源有关。《汉书·艺文志》著录有《谷梁传》、《公羊传》，班固称作者分别是谷梁子、公羊子，颜师古认为即谷梁喜和公羊高。据《经典释文序录》引东汉应劭所著《风俗通》，谷梁子是“子夏门人”(吴承仕：《经典释文序録疏证》，中华书局，2008年，第102页)。另据唐人徐彦引东汉经学家戴宏的说法，公羊高也是子夏传人。子夏把孔子的讲课内容，转述给学生，而谷梁子、公羊子又接着把子夏教他们的，教给了自己的学生。这样一代代口耳相传，最初没有文本，可能晚至西汉才写定。对于口耳相传，一般会质疑其可靠性。有些现代学者认为《谷梁传》、《公羊传》反映的只是西汉人的思想，与孔子无关。即便谨慎一些的研究者，往往也只是上推至战国，认为主要反映的是战国时代儒家对《春秋》的理解。总之，文献学、历史学领域的现代学者基本不承认《公羊》《谷梁》对《春秋》的解释主要来源于孔子。笔者倾向于认为，谷梁子、公羊子是子夏某个数传弟子的学生(具体论证容俟另文)。虽然在流传过程中，《公羊》、《谷梁》的很多解释走样了，仍有大量孔子的观点保留了下来。事实上，在西方，最初的一些经典文本开始也只是口传的。“就希腊而言，根据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工作，尽管基本断定希腊文字诞生于公元前16至14世纪之间，但希腊文明的最初的精神载体——荷马史诗——则是直到公元前8世纪才被书写下来。在此之前，荷马史诗由游吟诗人们口口相传，完全不着文字。……肩负着传承知识职责的诗人们都具有非凡的记忆力。当然他们并不是逐字逐句的精确背诵，而是记住整个叙事框架和结构以及许多固定修饰搭配，然后可以在实际吟唱中作一些即兴发挥。……正是通过口口相传，诗人们把现在和过去(把过去发生的事情活生生地呈现在当代人面前)，把人和神(把神的法则和禁忌传达给人们)联系在一起。诗人的崇高地位就是这样奠定的。”(先刚：《柏拉图的本原学说》，三联书店，2014年，第59页) 从逻辑上讲，虽然《谷梁》《公羊》的文本到西汉才出现，但其中包含了大量孔子本人对《春秋》的解释，是可能的。

5 钟文烝：《春秋谷梁经传补注》，第37页。

6 陈立：《公羊义疏》，第343页。

7 孔广森：《春秋公羊经传通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98页。

8 陈立：《公羊义疏》，第343页。

9 叶酉：《春秋究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百八十一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51、355页。

10 王夫之：《读通鉴论》，《船山全书》第十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1179页。

11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清嘉庆刊本《十三经注疏》第七册，中华书局，2009年，第3707页。

12 吕祖谦：《左氏博议》，《吕祖谦全集》第六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93-494页。

13 比如戴君仁：《春秋辨例》，台北：“国立”编译馆，1978年。此外，杜预依托《左传》，提出了“五十凡”义例说，也被现代学者否定。参杨向奎：《略论“五十凡”》，《绎史斋学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15-227页；陈槃：《左氏春秋义例辨(重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陈恩林：《评杜预〈春秋左传序〉的“三体五例”问题》，《史学集刊》1999年第3期。其反驳理据，主要就是举出不合义例的记载。

14 赵伯雄：《春秋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65、66页。

15 陈立：《公羊义疏》，第954页。

16 王晳：《春秋皇纲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百四十七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46页。

17 钟文烝：《春秋谷梁经传补注》，第502页。

18 《春秋》不仅源自鲁国史书，而且因为孔子是鲁国人——这应当也是孔子选择鲁史的原因，笔削后的《春秋》依然是基于鲁国立场的史书，内外有别，所以鲁与华夏诸国的战争，也不书“战”。

19 赵伯雄：《春秋学史》，第66页。

20 钟文烝：《春秋谷梁经传补注》，第353页。

21 张洽：《春秋集注》，中华书局，2021年，第187页。

22 “荆”“楚”背后的大义，本文暂不涉及。

23 陈傅良：《春秋后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百五十一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27页。

24 胡安国：《春秋胡氏传》，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0页。

25 孙觉：《春秋经解》，第450、585页。

26 姚际恒：《春秋通论》卷前《春秋论旨》，《姚际恒著作集》第四册，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4年，第1-2页。姚氏的本意是否定“例”的存在，但他的批评仅仅在针对迷信义例、坚持认为例应当“通贯全经”的教条主义儒生时是有效的。他恐怕没想到，他的批评同样适用于当代对“祛魅”怀有宗教般狂热的教条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