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景年 | 经学与时代：《论语》“有妇人焉”宋明新说考诠

摘要:对于《论语·泰伯》“有妇人焉”一语，汉唐学者均认为“妇人”是指武王之母文母，并称其具有匡弼政化的作用。北宋刘敞以子无臣母之义，认为当是武王之妻邑姜；明代丰坊则认为妇人之善不出闺门，“妇人”当作“殷人”,指贤人胶鬲。对“有妇人焉”的诠释反映了不同时代思想观念的重大差异，汉唐时妇女地位未被刻意压制，相关诠释甚至承认她们可以在政治上发挥一定作用，而宋明学者由于重建思想和伦理秩序的需要，高度强调父子、夫妇等伦常关系，对于偏离伦常秩序的行为高度敏感。从这一微型个案可以看到，经学具有鲜活的时代气息，是时代精神和观念的反映。

关键词:《论语》；有妇人焉；经学；宋明；时代精神

近年来，经学越来越受到关注，对传统经典的研究也日趋精细化。杨海文教授提出了《孟子》单章研究这一学术范式，值得重视。对《论语》《孟子》这样的语录体经典来说，每一章都是一个独立的单元，有其完整的意义表达，在历史上也大多经历了多种不同的诠释，有些还产生了广泛的争论。单章研究一方面可以将经典研究推向深入，因为过去的很多经学研究只关注经书的重点章节、核心概念的诠释，而其他不那么重要的章节大多被忽略；另一方面也能够以更广阔的视角总结、审视经学与时代复杂的互动关系，为经学研究开辟新的思考方向。 本文即以上述方法为指导，来具体考察《论语·泰伯》中“有妇人焉”一语历代诠释的变迁。该章全文云：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也已矣。” 与《论语》中讲仁、讲礼、讲学的篇章对比，这一章的价值与地位并不突出，其主旨不过是讲任用贤人而已。宋代之后，学者们却就此章的解释产生激烈争论，并集中于“有妇人焉”一语，他们不但提出了有别于汉唐的全新解释，而且为了论证新说而不惜改经或作伪。是什么力量推动学者忽然对这一章产生如此大的兴趣?争论的背后又反映了怎样的思想和文化变迁?以下试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一、汉唐匡弼政化之论     

              在这一章中，“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一语是孔子对武王所谓“予有乱臣十人”的阐释。武王这句话最早见于《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苌弘语引武王伐纣誓师时发布的誓文：“《大誓》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何晏《论语集解》引马融语云：“乱，治也。治官者十人，谓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其一人谓文母。”也就是说，马融认为孔子所说的“妇人”是指文母。皇侃《论语义疏》进一步称：“文母，文王之妻也，是有辛氏之女太姒也。”邢昺《论语注疏》与其解释类似而加详：“文母，文王之后，大姒也，从夫之谥，武王之母，谓之文母。《周南》《召南》言后妃夫人者，皆是也。”由此可见，汉至宋初通行的理解是将孔子所说的“妇人”理解为文王之妻、武王之母文母。 作为辅佐武王的十位大臣之一，文母是唯一的妇人，显得非常特别，其具体作用是什么呢?皇侃的解释较为明确：“又明言有妇人者，明周代之盛，匪唯丈夫之才，抑妇人之能匡弼于政化也。”他认为周代人才很多，不只是男性，连像文母这样的女性也能在政事与教化上辅佐武王，这也是武王将其列为乱臣十人的原因。汉唐时人对“有妇人焉”的理解大体上与皇侃的这一说法类似。如《东观汉记》评价汉殇帝时说：“孝殇襁褓承统，寝疾不豫，天命早崩，国祚中绝，社稷无主，天下敖然，赖皇太后临朝。孔子称‘有妇人焉’,信哉!”又《南史·后妃传》论云：“齐氏孝、昭二后，并有贤明之训，惜乎早世，不得母临万国。‘有妇人焉’,空慕周典，祯符显瑞，徒萃徽名。”两处都引用“有妇人焉”一语来称赞皇太后临朝的政治功用，这与何晏《集解》、皇侃《义疏》对这句话的诠释是完全一致的。 汉唐时，由辅弼治国进而引申到治家，“有妇人焉”一语也常被引用来称赞治家有方的贤德女子。《晋书》卷五五《夏侯湛传》载传主所作《昆弟诰》云：“予闻之，周之有至德，有妇人焉。我母氏羊姬，宣慈恺悌，明粹笃诚，以抚训群子。厥乃我龀齿，则受厥教于书学，不遑惟宁。敦《诗》《书》礼乐，孜孜弗倦。我有识惟与汝服厥诲，惟仁义惟孝友是尚，忧深思远，祗以防于微。翳义形于色，厚爱平恕，以济其宽裕。用缉和我七子，训谐我五妹。惟我兄弟姊妹束修慎行，用不辱于冠带，实母氏是凭。”这里夏侯湛引用“有妇人焉”一语，来说明他的母亲在抚育教导其兄弟姊妹中的功绩，认为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束修慎行，用不辱于冠带”,全都是母亲的功劳。唐代此类例子亦复可见，如先天元年(712)《大唐故左威卫录事参军事孟府君妻刘氏志铭并序》说：“夫人躬省制节，绥宁孝敬，严不伤爱，慈不失威，亲纺绩以竭织纴之力，服浣濯而昭俭啬之度。恤孤则养发而舍承，博施则推厚而处薄。翼亮君子，弘宣母仪，洋洋乎有妇人焉。道未可量也。”开元二十年(732)《唐德州安陵尉卢公夫人河内司马氏墓志并序》云：“令德淳备，中年夭殁，曰可称者，有妇人焉，则安陵尉卢日进之妻河内司马氏之谓也。”两者都是将“妇人”理解为能够治家有声的贤德妇人。 由上可见，汉唐时期，人们对“有妇人焉”的理解基本一致，主要是从正面强调女性匡弼政化的功能，这是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充分肯定，也反映出汉唐时代男女尊卑观念并不是太强烈，妇女地位还是比较重要的，她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发挥政治作用。汉唐时代杰出的女性政治人物非常之多，秉政、临朝者屡见不鲜，最突出的当然是唐代的女皇武则天，这也可以与时人对“有妇人焉”的理解相印证。       

        二、纲常伦理下的宋明新说     

              从宋代开始，学者开始针对“有妇人焉”提出新的看法，主要有“子无臣母之义”和“妇人之善不出闺门”两种新说。 (一)子无臣母之义 北宋时，刘敞最先注意到，如将“有妇人焉”的“妇人”解释为文母，那么母亲就成了儿子的臣子了，这不是违背伦常吗?他说：“予谓子无臣母之理。或云古文无‘臣’字，如此则不成文。案武王即位已八十余，未知文母犹存否。以义推之，此乱臣盖邑姜，必非文母也。武王使九人者治外，而邑姜治内，故得以同之乱臣。”刘敞认为此妇人当是武王之妻邑姜，十臣中九臣治外，而邑姜作为唯一的妇人，其职责是治内。这一说法突破了汉唐的旧说，对后世影响很大，如略晚的程颐认为“妇人邑姜也”,朱子《论语集注》也采其说。其后，由于朱子地位的尊崇，刘敞之说逐渐成为主流而取代了旧说。 刘敞新说的主旨在于强调父子纲常，即父母相对于子女的尊崇地位，子女不应该以其父母为臣。这个意思南宋的杨简说得更为明白：“窃惟有妇人焉，当是武王后。使臣母之说行，是驱天下人子不母其母，不孝则不忠，不忠不孝，天下大乱，胥而为夷狄、为禽兽，难议谥。”杨简认为传统的解释与封建伦理背道而驰，为害殊大。当然，也有学者对刘敞之说提出质疑，如王应麟说：“《论语·释文》‘予有乱十人’,《左传》叔孙穆子亦曰‘武王有乱十人’。刘原父谓子无臣母之理，妇人盖邑姜也。然本无‘臣’字，旧说不必改。”王氏从校勘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本来没有这个“臣”字，谈不上以子臣母，所以刘敞提出新说没有必要。王应麟的说法虽然与刘敞不同，但显然也认同刘敞说的“子无臣母之理”,只是提出的解决路径不同而已。 (二)妇人之善不出闺门 到明代，有学者从另一个角度对刘敞新说提出质疑，认为“妇人”当为“殷人”,指的是贤人胶鬲。这种观点由丰坊发端，以所谓“古石经”和韩愈之说为立论依据。丰坊是明代中期有名的伪书作者，著名的《石经大学》就出自其手，《古易世学》《古书世学》《鲁诗世学》等也是他造作的伪书。丰坊制造伪书的基本方式有两种：其一是假托经书古本，如所谓石经本、海外本等；其二是假托古人言语或注解来增强伪书的可信性。关于《论语》“有妇人焉”一语的解释，其《古书世学》云： 清容袁氏曰：“胶鬲当纣时，以鱼盐为业，文王举之，使事纣。孟津之会，纣使胶鬲视师，遂留不去，武王乃渡河，故《大誓》中篇列胶鬲于治臣之末。孔子曰‘有殷人焉，九人而己’,以周、召等皆周人，唯胶鬲自殷来耳。何休本‘殷’误作‘妇’,盖因石经《论语》残阙而妄意补之，又妄注以为文母。吴才老曰‘子无臣母之理’是也，乃更以为邑姜，亦非也。妇人之善不出闺门，邑姜虽善于治内，无预于军旅之事，武王数纣，方以妇人是听为辞，顾对八百万众，自誉其妻而不耻，是谓以燕伐燕，何以服人心乎!韩昌黎据卫氏古文定为胶鬲，可以解万世之惑矣。” 在这段文字中，丰坊虽然赞同“子无臣母之理”的观点，但他认为经文中的“妇人”一词本身就有问题：所谓“妇人之善不出闺门”,“乱臣十人”是武王在伐纣起兵时对全军将士说的，而妇女以居内治家为主要职责，根本没有资格参与军旅之事，故其中不可能包括妇女。况且文王在《大誓》中指责纣王的过错时就有偏听妇人之言这一条，怎么可能又向将士们称赞自己的王后呢?这显然是无法服众的。加上胶鬲是由殷纣之臣而归附于周者，他认为“妇人”当作“殷人”,指的是贤人胶鬲。要注意的是，丰坊的这个观点是以清容袁氏(袁桷)的名义说出的，又谎称所谓“韩昌黎据卫氏古文定为胶鬲”,其实都是假托之辞，根本找不到出处(详下文),这正是其常用的作伪伎俩。另，这段话中也有几处史实讹误，如“吴才老”当为“刘敞”、“何休”当是“何晏”。 与丰坊之说接近的尚有另一种说法。明末清初谭贞默在解释《论语》此言时说： 其一妇人，或以为文母，或以为邑姜，母固无臣理，妻亦无臣说，妇人不从军中，《泰誓》何以称及?杨升庵云：“妇人，盖归人之误，指胶鬲是也。”按《吕览》,胶鬲遭殷末之乱，鬻贩鱼盐，文王举之于殷。文王没，武王立，使叔旦就胶鬲于四内而与之盟，又令召公盟微子于共头之下。武王伐殷至鲔水，殷使胶鬲候周师，曰：“以何日至?”武王曰：“将以甲子至殷郊。”胶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辍，军士皆谏，武王曰：“甲子不至，是令胶鬲不信也，其主必杀之。吾疾行以救胶鬲之死也。”胶鬲卒归周。是知盟四内者，胶鬲去而盟归也，故曰归人。 又云： 妇人者，归人之讹也，归人曷谓?谓胶鬲也。文王举胶鬲于鱼盐之中，因以事纣，往来殷、周之间，卒归周。非文母之谓，亦非邑姜之谓。子无臣母，夫无臣妻。邑姜无所传于彤管，妇人不得誓于军中也。 谭贞默也认为妇人无从军之理，但“妇人”不是“殷人”,而应是“归人”,并称这种说法来自杨慎。这种说法与丰坊之说的主旨是一致的，两者没有太大区别。 明人新说从武王说“予有乱臣十人”的时代背景出发，认为妇人不应该参与军政事务，而只能治内，所以“妇人”之说有误，从而将其更改为殷人胶鬲。换言之，在他们看来，妇人地位卑贱，不能参与军国大事，其中已经隐含了对“妇人”的贬低。       

        三、明人新说的影响及辨伪     

              刘敞之说在宋明时因为朱熹的引用而广为人知，至晚明清初，随着对朱子的质疑，丰坊新说被更多人接受，但也有学者对其假托行为进行辨伪。 (一)丰坊新说的影响 丰坊之说是在嘉靖年间(1522—1566)提出的，到万历(1573—1620)中后期已经产生广泛影响。成书于万历年间(1573—1620)的《重订论语注释》即采此说，作者管志道曰：“愚考《外传》,当以胶鬲足十人之数。下文‘妇’字乃‘殷’字之讹，古篆‘妇’‘殷’两字相类，胶鬲自殷归周，故曰有殷人焉。”管志道没提到丰坊和《古书世学》,但由于管志道本身就钟情于丰坊所伪造的石经尤其是《石经大学》,所以他的观点应该是直接或间接来自丰坊，且又补充了古篆类似这一条证据。同样成书于万历年间(1573—1620)的沈万钶《诗经类考》卷八云：“《书·泰誓》篇‘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有殷人焉，九人而已’;何休误以‘殷人’为‘妇人’,妄指文母；刘原父谓‘子无臣父理’,又指邑姜。俱非。盖妇人之善不出闺门，邑姜虽善于治内，不预外事，岂可与九人并称?武王数纣之恶，方以妇言是辞，顾可对八百万众而自称其妻哉?韩昌黎据卫氏古文而定为胶鬲，可信也。”此段文字与《古书世学》基本一致，显然是承袭自彼，只是把“吴才老”修正为“刘原父”。 延及清初，丰坊之说流传愈广，很多学者辗转称引，但多已不详其最初出处。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卷三载： 马旻猍之骦曰：乱臣十人，有妇人焉，注曰邑姜，盖臆说也。近有著《识小编》者，谓“妇”当作“殷”,殷人者，胶鬲也。按殷亡鬲遁，实未臣周，此不足辩，而妇之必非邑姜，则不可不辩也。“予有乱臣十人”,武王行间誓师之言，此十人必尽在左右。以闺中之妇，褒誉于虎貔熊罴之列，其何以服众心乎?且武王数受之罪曰“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夫商以妇灭，而周乃以妇兴乎!即邑姜虽贤，不过如太姒之克勤克俭，克逮克容，如《葛覃》《卷耳》《樛木》《螽斯》诸诗尽之矣，岂参阃外之谋，或躬擐甲胄于疆场锋镝之间也?成王《大诰》曰：“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成王曷敢斥言其母，直与诸臣伍耶?此其大证明据也。学者读书明理，所不知者，何妨阙焉。献子五友，而忘其三，孟子大贤也。 这里载录马之骦所引《识小编》中的观点，认为“妇”当作“殷”,殷人即胶鬲。马之骦，清初学者，有诗文集《初调堂初集》传世；《识小编》,明万历(1573—1620)时学者周应宾撰，今中山大学图书馆有藏本。从马氏的引述看，《识小编》的观点显然来自《古书世学》,但无论是马之骦还是周亮工，都已不知此观点的源头，而只是根据传闻转述而已。马之骦主要反驳了妇人为邑姜之说，其基本理由与丰坊是一致的，即妇女不可能在武王的军旅中，“闺中之妇”是无法服军心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又补充了一条证据，即成王在《大诰》中也提到“十人”——如果妇人指邑姜，成王断断不会将他的母亲与诸臣相提并论。不过，马氏也不认同“妇”当作“殷”的观点，他认为证据不足，而主张阙疑，不要过度解释。顾炎武的观点与马氏大体一致，也主张阙疑。 清初经学家毛奇龄《四书改错》专挑朱子的毛病，所以也以“殷人”新说对抗朱子旧说： 旧儒谓古《论语》“妇人”是“殷人”,“妇”字本“殷”字之错，故六季庾勉有殷士周臣、楚才晋用语，正指十乱中有殷臣一人，不止殷士祼将也。先仲氏曰：“此以时代分合较才之多寡，唐虞二代止五人，不如周一代十人之盛，然犹杂殷代一人，名为十而止得九焉，何其难欤?如此则前后贯穿，意旨俱合。自“妇”字一错，而《集注》又误解唐虞二句，便扞格矣。” 其下记有邵国麟语： 卫氏古文作“有殷人焉”,韩愈直指为胶鬲。以“殷人”为“妇人”,由何氏本误，而马融以为文母，刘原父以邑姜当之。按武伐商时，年已八十有七，文母应不能无恙，况子无臣母理也。礼：妇人之善，不出闺闼。邑姜虽贤，岂干外政!且武数纣罪，以妇言是用，而乃对百万众而自称其妻，必无是事。 邵国麟，字在陬，生平不详，仅见《四书改错》部分卷帙题“邵国麟在陬较”,故其当为毛奇龄弟子或后学。其下又引蔡乃亶《四书模》曰： 文王举胶鬲，为殷臣，然实为周用，与伊尹之相汤而事桀正同。《吕览》载武伐纣时，惟惧失鬲，可验也。盖殷末有五臣，孟子称微子、微仲、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辅相。要之，鬲本周有耳。 蔡乃亶，明末人，生平不详，明代文学家王思任称“固陵蔡乃亶作《四子模》”。这几种说法对“殷人”新说作了更多论证。 稍晚的任启运《四书约旨》云：“汉石经作‘有殷人焉，九人而已’,注‘殷人谓胶鬲’,则上接‘唐虞之际’,下起‘以服事殷’,皆顺。朱子未见石经，故只从邢本。”任氏又指新说见于“汉石经”及注，大概是“卫氏古文”的讹传。卫氏应是指三国的卫恒，相传是曹魏三体石经的书写者，而三体石经向来又被认为是汉代所刻，所以卫氏石经就被讹传为汉石经。与任启运差不多同时的黄之隽云，“且夫《论语》,至朱子而其义始一耳。朱子以前，‘三月不知肉味’或解‘三月’乃‘音’字之讹，连上读；‘浴乎沂’,‘浴’作‘沿’;‘有妇人焉’,‘妇’字乃‘殷’字之讹，韩退之谓是胶鬲”,只是简单转述了这一观点。 (二)丰坊新说的辨伪 在丰坊新说广泛流传的同时，也有学者敏锐地发现了其存在的问题而予以辨伪。张文檒《螺江日记续编》曰：“余姚邵在陬云：‘《论语》“有妇人焉”,卫氏古文作“有殷人焉”,而韩退之直指为胶鬲。’似可从者，但卫氏古文不知见何书，韩退之说《论语笔解》亦无之，以为其人即胶鬲，更无凭据。”张文檒，毛奇龄门人，《四书改错》的辑录人，他援引邵国麟的观点，但发现其所记“卫氏古文”和韩愈《论语笔解》之语很可疑，尤其是后者。令人费解的是，至乾隆朝，顾堃则信誓旦旦说从唐代学者处见过此说：“武王‘十乱’,马氏融以文母足其数，刘原父谓子无臣母之理，疑是邑姜，朱子取之，皆因下文‘有妇人焉’一语而为此说也。愚尝见韩退之、李习之《论语》笔记，俱作‘有殷人焉’。”韩愈《论语笔解》世传有两卷本和十卷本，两者内容一致，其中没有关于这一章的注解，张氏之说更可信。 其后，翟灏、潘维城、冯登府等相继提出质疑。除了存有顾炎武《日知录》、张文檒《螺江日记续编》中的相关论述，翟灏《四书考异》还具引上述任启运《四书约旨》之说，且评云：“汉石经文之略见于今者，前四篇与后四篇耳，《泰伯》篇久悉湮没，任氏独何从见之耶?此言亦显无凭据。”潘维城《论语古注集笺》引《日知录》语，且云： 或谓汉石经作“有殷人焉”,注“殷人谓胶鬲”,则上接“唐虞之际”,下起“以服事殷”,皆顺。维城案，汉石经为鲁论，有经无注，而以为注“殷人谓胶鬲”,其谬甚明。虽马氏所注为古文，以妇人为文母，鲁论为今文，古今文不同，似属可信，然郑君兼通今文石经，果为殷人，岂不知妇人之不可通而必从其师说乎?《释文序录》谓郑就《鲁论》张、包、周之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是经文先当作殷人，即从师说为妇人，亦当如《释文》所载“传不习乎”郑注“鲁读传为专，今从古”,“崔子弑齐君”郑注“鲁读崔为高，今从古”之例，云“鲁读妇为殷，今从古”。今《释文》无此文，则汉石经作殷人之说，不足辨也。 潘氏主要考证汉石经不可能作“有殷人焉”,且不可能有注“殷人谓胶鬲”。冯登府《石经补考》云：“至任启运《四书约旨》,于‘有妇人焉’,谓汉石经作‘殷人’,此属伪说。余姚邵在陬云，卫氏古文作‘殷人’,而韩退之实指为胶鬲。卫氏古文，亦无所据。检《笔解》,无此文，皆臆造耳。因附辨于此。” 以上诸人之辨已非常明确，亦即“殷人”之说所谓石经、韩愈注等文献依据都是假的，故而“殷人”之说的影响在清中期后逐渐减小。       

        四、余论：经学诠释与时代精神     

              从汉唐到宋明，《论语》“有妇人焉”一语的解读经历了明显的变迁。汉唐学者皆将“妇人”解作武王之母文母，认为其有匡弼政化的作用。自宋代之后产生了两种新说，一种依据“子无臣母之义”,认为妇人当是武王之妻邑姜；另一种认为善不出闺门之妇人不能参与军旅之事，并把“妇人”改为“殷人”或“归人”,指向贤人胶鬲。从旧说到新说的变迁引申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即宋代之前的千余年时间里，为什么没有人对“妇人”一语及其解释提出质疑，而宋明时期各种质疑却蜂拥而起?这实际上是汉唐和宋明不同时代思想观念差异在经学上的突出反映。 汉唐时代，女性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汉代女性可以接受封爵，也可以继承财产，女性往往能够在政治上发挥重要作用，太后临朝是常见的正常现象。《毛诗序》中说：“《卷耳》,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诐私谒之心，朝夕思念，至于忧勤也。”唐代社会的开放更不待言，上层女性拥有更大程度的自由，乃至从政治舞台的幕后走到台前。正是在后妃可以参与“求贤审官”等政治事务的背景下，《论语》“有妇人焉”才被解释为能够“匡弼政化”的武王之母。 北宋是理学诞生的时代。理学的产生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一方面，唐代以来佛道兴盛，儒门淡泊，收拾不住，儒家思想体系和思想权威亟待重建；另一方面，五代以来社会长期动荡，道德沦丧、风俗颓败，伦理秩序、政治秩序也都需要重建。严峻的现实迫使儒家学者努力实现思想创造，建构新的思想理论体系，重塑儒家的伦理道德权威，其主要成果就是理学。理学的根本宗旨是把儒家过去坚持的伦理道德如三纲五常、忠孝仁爱等上升到天理的高度，从而提升其权威性和不可侵犯性，所以，宋代儒者大都是严格的伦理道德主义者，高度强调伦理秩序的神圣性，二程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点正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具体到经学层面上，宋人的著作也大都带上了鲜明的伦理色彩，他们总能从经文的字里行间发现伦理教条。正因为如此，后人评价宋儒解经非常“深刻”,是不无道理的。 在这种思想氛围之下，《论语》“有妇人焉”的“妇人”很容易就引起学者的注意：将“妇人”解释为武王之母，那岂不是母亲要做儿子的臣子?这可是违背伦常的大逆不道!这正是北宋刘敞质疑旧说的动机。他的这个质疑很符合当时对伦常的诉求，所以在提出之后才受到宋代理学家的广泛赞同，并经过朱熹的发扬成为主流诠释。当然，宋人也有不赞同刘敞之说者，如与二程同时的苏辙说：“妇人者，太姒也。然则武王盖臣其母乎?古者，妇人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故《春秋》书鲁僖公之母曰：‘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襚。’太姒虽母，以九人故，谓之臣可也。”苏辙虽然反对刘敞之说，但他的立论基础则是“三从”思想之“夫死从子”。刘敞强调的是父母的尊贵地位，而苏辙强调的则是妇人的从属性地位，二者都是基于儒家纲常做出的解释。 到了明代，封建伦理纲常更加固化，学者们又进一步质疑：不但子无臣母之理，而且妇女作为武臣出征这件事本身就是违背伦常的，妇要从夫，妇女主内，她们只能作为历史的背景，怎么能出现在军旅之中，成为历史的主角呢?为了讲通这句话，胆大而具有丰富想象力的明人想到了贤人胶鬲，于是将“妇人”改为“殷人”或“归人”,并制造了一系列文献证据证明这一点。谨慎的清代学者虽然做了细心的辨伪，但他们对“妇人”的怀疑也并无二致，只是他们比较谨慎，主张阙疑。 汉唐和宋明学者对“妇人”的不同理解反映了两个时代的思想观念存在重大差异。汉唐时期妇女地位尚未受到刻意压制，她们可以在政治上发挥一定作用，而在宋明时期，人们高度强调父子、夫妇等伦常关系，对于破坏伦常秩序的行为高度敏感。这种显著差异大概也可以算是唐宋变革论的一种表现。《论语》“有妇人焉”的经学新说只是传统经学中的沧海一粟，但通过这一小小的个案可以看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经学，经学不是死的学问，它往往具有鲜活的时代气息，是时代精神和思想观念的反映，经学史与思想文化史的复杂关系值得作进一步深入探讨。

基金资助：孔子研究院课题(24KZYJY12)

作者简介:曹景年(1983—),男，山东省嘉祥县人，文学博士，孔子研究院经学与儒家文献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学术研究部助理研究员，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主要从事四书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