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良钒︱“英伦儒绅”庄士敦与孔孟之道

英国人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874—1938）是近代来华的西方人中的一个“异类”，他爱好中国文化、艺术与哲学，身为一个佛教徒，但又极度推崇儒家，认为儒学在中国社会中具有道德伦理基石的地位，追求回归先秦儒家的孔孟之道。他以儒士的标准要求自己，取“志道”为字，意为“士志于道”，可谓是一个地道的“英伦儒绅”。他以现代理论阐释孔孟之道，试图发掘儒学在当代的价值。

一、庄士敦的生平与创作

庄士敦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一个中产家庭，从小接受英国传统教育，于1898年毕业于牛津大学玛格德琳学院。毕业后，庄士敦参加了香港文职选拔考试，并得到了香港见习生的录用通知。庄士敦对中国这个东方的国度充满好奇，认为“中国目前发生了一些激动人心的事情，令人向往”（〔英〕史奥娜·艾尔利：《回望庄士敦》）。

年轻时的庄士敦

1906年，庄士敦被任命为威海卫南区的区官。这是一个需要与普通民众经常接触的官职，庄士敦对此乐此不疲，经常下乡巡视，以一口流利的威海方言与各类人士亲切交流。1918年，经李经迈推荐，清皇室聘请庄士敦为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也就成为溥仪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外国老师。在担任帝师期间，庄士敦扮演着溥仪的亦师亦友的角色，在溥仪的自传中，他将庄士敦称为他“灵魂的重要部分”（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当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后，庄士敦的帝师生涯也就结束，他重返威海卫，担任最后一任行政长官，并于20世纪30年代表英方将威海卫交还中国。之后，他回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寻得了一个汉语教授的工作，并于1938年去世。

庄士敦出版了诸多有关中国研究的书籍。在威海卫任职时，他写了反映威海卫民俗的《狮龙共舞》，记录他跨国之旅的《从北京到曼德勒》，批判在华基督传教士的《一个中国人对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评议》（化名Lin Shao-yang）、《致一个传教士的几封信》，以及研究中国佛教的《佛教中国》。回英国之后，他完成了担任帝师时期的回忆录《紫禁城的黄昏》和系统阐述儒学思想的《儒学与近代中国》。《儒学与近代中国》一书详细记录了庄士敦在布里斯托大学所作的儒学讲座，全面阐述了他的儒学思想。

庄士敦与溥仪

二、庄士敦的孔孟之道

在20世纪初的中国，儒学受到西方文化的激烈冲击，地位岌岌可危，众多激进主义者已对儒家先贤失去了敬意，甚至企图摒弃那些铸就中华民族特性的美德，以期获得西方文明的接纳。然而，庄士敦质疑道，一个舍弃了自身核心精神文化的中国，是否真能通过全盘西化来重塑其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地位？他认为儒学的价值应当得到重新审视，而且儒家学说不仅对于中国文明有着重要价值，在世界文明、人类生命的意义上也有其独特之处。基于此，庄士敦主张儒学应进行自我重塑，回归其本真精神，并融合现代理论进行新的诠释，方能真正传承发展。

庄士敦认为，儒学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内容是如何通过教育、修养塑造完满的道德人格，而塑造道德人格的前提首先是对人性的洞察。庄士敦提出，儒学的人性观是追求人性本善，或者说人应当为善。他回顾了儒学史上有关人性的观点，其中包括孟子、荀子、韩愈、董仲舒等儒家的观点。他认为，孟子在一篇文章中说，真正的圣人永远不会丧失其“赤子之心”（〔英〕庄士敦：《儒学与近代中国》），这就是儒家人性观的真意，而这“赤子之心”就是人之本心，也就是四端之心和良知良能。人追求赤子之心，就是保持人性本源的纯粹。正如《论语·雍也》中“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所说的那样，儒家学说不管在人性本源上有何分歧，都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人应当为善的追求。

而儒家的道德原则就在人自身的道德之中。庄士敦认为，“为了德性本身而追求德性”这个原则，虽然孔子并没有明确阐发，但这无疑是他的伦理基石和事业动力，除了德性自身，任何其他事情都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美德。（〔英〕庄士敦：《狮龙共舞：一个英国人笔下的威海卫与中国传统文化》）庄士敦指出，与那些害怕遭到惩罚或是希图在另外一个世界得到报偿的宗教道德理论相比，儒家主张为了美德本身而恪守美德的原则才是真正触及了道德的根本，因为“如果任何人希望在一种高尚的生活中索取这种生活之外的东西，那么这就不是他所向往的那种高尚生活”（《普罗提诺的哲学》）。这句话是3世纪的哲学家普罗提诺所说的，但相似的道德学说在中国流行已经有好几个世纪了。

《狮龙共舞：一个英国人笔下的威海卫与中国传统文化》英文原著书影（威海博物馆藏）

庄士敦总结道，儒家的基本学说认为人的行为必须建立在完全的诚意与纯粹的道德动机上，道德上的进取必须遵循由内及外不断扩充的步骤。在这个基础上，道德修养的方式是自律，自律即为“君子慎独”，灵魂的品格是在独处中塑造出来的，当他融入群体之中，其人格才得以彰显。而一个人的人格真诚与否，可以从他如何待人处事看出，因为一个丑恶虚伪的人不管怎么伪装，都无法成为一个问心无愧、道德坚定、正气无瑕的君子。庄士敦指出，儒家的这种“君子”人格与英国绅士“Gentleman”的品格相类似。英国绅士的品格就是无论何时都要保持高贵、公正、仁慈，以及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尊重他人的权利，这与儒家的“君子”人格相通。而在1915年《字林西报》的一篇文章中，一个英国人写道，遵循儒家理想的中国人往往是文质彬彬的，他们爱自己的孩子，孝敬自己的父母，时刻坚守自身的道德品行。梁启超曾经对英国这种称为“世俗宗教”的绅士精神大加赞赏，而庄士敦认为，中国儒学同样能培育这种精神。（参见〔英〕庄士敦：《儒学与近代中国》）

三、儒学的现代意义

在庄士敦的儒学研究中，他并没有仅仅去考察那种“历史中的儒学”所蕴含的价值，而是时刻把儒学放在现代价值中进行衡量。他反驳那种认为儒学导致了刚愎自用的独裁君主政治的观点，指出君臣关系的存在实际上并不是源自孔子及其后学，反而是孔孟的学说教导君主与臣子之间要互相负责，各司其职。当君主统治人民不当，拒绝接受良好的意见，或是其行为损害了公众的利益时，他就会被认为已经丧失了统治权——这一权力是上天赋予他的，那么天命将不再庇护于他，权力将转移到能胜任此职的人身上。这个理论最好的例子是《孟子》所说的“汤放桀，武王伐纣”（《孟子·梁惠王下》），那些背离天命的人终将会沦为残贼之人，失去统治的资格。也就是说，孔孟学说中并没有那种与共和、民主价值观相冲突的内容，也不需要为独裁君主的专制负责。

与君臣之间的关系相类似的是，庄士敦认为父母与子女之间同样互相负有责任。孝道不是子女单方面地孝顺父母，如果父母犯了错误，子女也应当以正确的方式指出来。因为如果不指出，那么父母将陷入不义，而且父母和子女一样，要对他们共同的祖先尽孝。

庄士敦始终认为，儒家并不像那些激进主义者认为的那样腐朽、落后。在家庭方面，儒家并不存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禁锢，反而是一种从本真人性、血肉亲情出发的情感纽带；在国家政治方面，儒家中的孔孟学说倡导的是君主与臣民之间的互相监督、互相尊重，其中蕴含着民主思想的萌芽。或许儒家并没有真正实现理想中的社会形态，然而，其追求的理想社会之合理性仍不容忽视。在实践中，庄士敦在威海卫任职时的“德治”取得了一定成果，高效率的行政也给威海卫政府带来了良好的声誉，这也可以说是部分印证了儒家政治学说的可行性。

穿清朝官服的庄士敦

结语

在激进主义席卷中国的时代，庄士敦对儒学本真精神的追寻，本质上是对文明主体性的深刻叩问——当一个民族摒弃自身的道德基石，是否真能在他者文明中寻得灵魂的锚点？他以“赤子之心”阐释人性本善的哲学，以“君臣共治”重构传统政治伦理，更以威海卫治理的实效印证儒学“德治”思想的实践可能。这种将孔孟之道以现代理论进行阐发的尝试，为当代文化对话提供了珍贵的历史参照：真正的文明互鉴，或许正始于对他者文化内核的真诚体认，而非将其简化为意识形态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