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勇︱固本开新：王祝晨教育思想的传统文化底色

王祝晨（1882—1967）是近代山东教育史上的知名人物，与鞠思敏、范明枢、于明信并列“民国山东四大教育家”。五四运动前后，王祝晨致力于传播新思想、革新旧观念，推动了山东地区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培养出臧克家、邓广铭、李长之、季羡林等一批优秀学子，被时人称作“山东的胡适之”“山东新文化运动的先觉”（参见张默生：《王大牛传》）。王祝晨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受到学术界和社会层面的广泛关注与深入讨论。不过，人们大多将目光放在王祝晨因时趋新的一面，却很少留意他思想和行事背后的深厚传统文化底色。可以说，正是因为早年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充分滋养，王祝晨才培塑了坚韧的品格、正直的秉性和毕生投身教育事业的刚毅信念。

年轻时的王祝晨

一、幼时庭训与儒学基础

清光绪八年（1882），王祝晨出生于山东省齐河县安头乡王举人庄。彼时的中国，尽管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动荡变革时期，但家乡闭塞的社会环境和落后的经济条件，决定了王祝晨仍然遵循常规路径，学习儒家经典，以备参加科举考试。在此期间，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乃是其父王又光（1835—1893）。

王祝晨曾言：“我一生律身之道，皆秉承先父的遗训，未尝稍有违背。”（王祝晨撰，王恒誊抄：《王祝晨实录——山东教育史中的一隅》）其子王恒也说：“先生受其父影响最深、最广、最大，可以说先生的言行都可窥视出其父的影响。”（王恒：《王祝晨传》）王又光20岁时，以院考第一名的成绩进为县学生员，具有良好的学问基础。他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在幼年王祝晨身上打下了深刻烙印。

自7岁开始，王祝晨随父接受启蒙教育，从练习认字到诵读文章，均一丝不苟，且常常结合周围事物融会贯通，以此加深印象。最初的阅读范围主要是《千字文》和清人王仕云著的《四字鉴略》等童蒙书籍，随着学习程度日深，王祝晨开始涉猎《论语》《孟子》及朱熹所编《小学》《近思录》等儒家经典。据王祝晨回忆，他11岁时，其父为其讲解《孟子》“齐人有一妻一妾”章，待其复述无误后，得到其父题字奖掖，题文曰：“孟子不屑自卑也，参乎直以鲁得之。”（王祝晨撰，王恒誊抄：《王祝晨实录——山东教育史中的一隅》）王又光以此勉励自己稍显鲁钝的儿子：应像孟子一样不以己卑，像孔子弟子曾参那般取得一番成绩。

王又光生前曾批阅、增删清人李迪光纂辑的《身世准绳》，题为“强恕编”和“自省编”，常置左右，用以自警。他还仿照古人“功过格”，自制“是非格”，日记是非，刻刻自责。王又光病故后，留下《损斋闲话》《裕泉文集》《说思纪事》等数册遗著。其中的心得和训诲，被王祝晨奉为箴言信条。比如，《损斋闲话》写道：

子弟读书于秋麦时，务使作劳以习勤苦，一则知稼穑之事，一则知养亲之礼，一则使专力于学。世人溺爱其子，谓读书人不能力农，或耕读两废，遂为游民，因而邪辟，使父母驱之也。（王祝晨撰，王恒誊抄：《王祝晨实录——山东教育史中的一隅》）

正是遵循其父遗教，王祝晨在家乡、省城等地任教、办学时，格外注重书本知识与实践活动相结合，他曾组织学生利用假期，采集民间歌谣、风俗。王祝晨多次说过：“我秉承先父所亲教我的这些持身处世之道，拿他的遗集相对照，作为行动的指南针，这就是我终身的立脚点。”“凡先父所指的事实办法和其变化气质工夫，在我一生中，具有极大的作用。”（参见王祝晨撰，王恒誊抄：《王祝晨实录——山东教育史中的一隅》）结合其后来的言行举止，可知这并非虚言。

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为王祝晨先生所题“赞诗”

二、时代风尚与旧学新知

父亲去世后，王祝晨先是跟从乡贤张宗淮先生读书，学对字，学作文；15岁至17岁时，跟从鞠鹤云先生读《诗经》《左传》等各类元典和近世文集，背下了近百篇古文；其后又从族伯王琴圃先生学，熟读《礼记》等儒家经典；18岁时，他踏上科考之路，一度在童生试中取得优异成绩，但终因不愿逢迎考官喜好，拒作投机文章，以致未能走得更远。

这一时期，适值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庚子国难等一连串重大事件先后发生，民族危亡的惨痛现实不断刺激着国人觉醒。此前一直熏沐旧学的王祝晨，逐渐感受到来自新知的涤荡。

王祝晨22岁进入省城济南，曾短暂担任某家教馆教习。馆中藏书甚丰，使他有机会读到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严复的《严侯官文集》等名家名著，也接触到康有为、梁启超等时贤文章。这些内容令他印象颇深，增智良多。在此期间，他按照康有为提出的“三世说”（“据乱世”“升平世”“大同世”），为自己分别选取了对应之字，即“麈塵”、“助宸”和“祝晨”，并终以“祝晨”行世。同时，他也用余资购买了数学、英文等多种类型书籍，与朋友自修研习，初步接受了新学知识。

1904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前夕，王祝晨考入山东师范学堂。其在校修读的课程包括国文、中国历史、中国地理、英文、数学等门类，内容亦旧亦新，体现着鲜明的时代风尚。王祝晨把这段时光描述为“生命之始”，不仅在这期间确立了自己终生奉献教育的职业目标，也在新旧社会的思潮碰撞中形成了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更为重要的是，他愈发关注政局变动，忧心民族安危和国家前途。

王祝晨曾说：

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之役，虽然没赶上，但幼时曾听说琦善卖梅花桩、火烧圆明园、咸丰奔热河的传说。我十三岁即逢值中日甲午战役，战地的消息，常常打动我幼稚的心弦……中国既屡败，跟着请来了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不求自助而求人助，不久就有《百战百胜图》小说流传到我眼前，内容叙说刘义（即刘永福在台湾事）的子女皆仙家门徒，屡屡打败日本兵。（王祝晨撰，王恒誊抄：《王祝晨实录——山东教育史中的一隅》）

这些通过闻听而来的大事动向，对彼时的王祝晨来说，尽管没有产生直接影响，但无疑在内心深处播下了立志图强的种子。等到置身省城，情况则全然不同了。王祝晨记述说，清廷派遣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吴樾炸之于北京正阳门车站以及陈天华投海自杀，这一系列事件“惊醒我多年不问政治的头脑”。他千方百计获得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希望从中寻求医国良药，并与同学于明信一道常常“奔走国事”。（参见王祝晨撰，王恒誊抄：《王祝晨实录——山东教育史中的一隅》）自学堂毕业后，王祝晨游走于济宁师范、临清中学、山东省立第三师范、省立一师等地任教，并一度担任省国民议会议员，唯其以教育救国的信念丝毫未曾改变。究其根由，则是源于他自幼培育起的对国家、民族的深厚情怀和使命担当。

陈天华像

三、国文教育与写作文风

王祝晨的教育思想包罗宏富，学者将其分为教育救国、教育改革、女子教育、家庭教育、职业教育、教学方法、学习方法、教师职责八个方面。（参见马德坤、张晓兰：《民国山东四大教育家研究》）其中，关于国文的教授方法，尤其折射出王祝晨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养。

1914年前后，王祝晨担任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国文教员，亦曾主编《山东教育报》，“很想以文字来宣传他的教育主张，指摘或阐扬当时教育的缺点与优点”（张默生：《王大牛传》）。王祝晨发现，在中等学校教授国文之人，多系科举出身，不明白新的教学方法，所以他专门撰写了《师范国文教授上之商榷》一文。该文凡两万余字，最初印成小册子分发学生，后分三期刊登于1915年《教育周报》第78期（3月28日）、第79期（4月1日）和第81期（4月15日）。

在此文中，王祝晨先是指出了当时国文教学的一些共通弊病，如“教材缺系统”“教授无专注”“言文不联络”等，进而开列了具体的改进办法，包括“多读书”“重笔记”“尚应用”“贵熟读”“审时宜”“善变通”“修言词”“兼拟体”“慎选字”“正宗旨”，计十条。他先后引用姚鼐、苏轼、朱熹、曾国藩等前贤关于治学作文的心得名句，条分缕析，剖解入微。其中，他最为推崇的当属朱熹和曾国藩，认为他们留下的“熟读精思”“高声朗诵”之法，是“二千余年来精当之论”（王恒：《王祝晨传》）。王祝晨指出的这些问题和对策，对民国初年的国文教育颇具参考价值。当时的教育部专门批示道：“该书大意在融合新旧教法以治国文，此为今日讲授国文之不二方法，非深明教育学理及洞达文学途径者，未易具此特识。仰照商榷条例、编辑教本，送部审定，以资观摩，而图进步有厚望焉。”（《教育公报》第八册，1915年1月）新文化运动开始后，王祝晨编辑出版《文化新介绍》（后易名《新文学评论》），着意收入蔡元培等人讨论国文的文章，延续着对如何融合新旧文体等问题的思考。

王祝晨毕生从事教育工作，留存的文字多是有关教育的谈话或意见。事实上，他自身的写作风格也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且立足古文根基，增入新的特点。王祝晨总结自己的写作之路：14岁开笔，学作八股文、试帖诗；25岁学桐城派古文，“学得词意干枯，下笔艰难”，乃因“没有韵文底子”；30岁后受曾国藩、阳湖派影响较大，“俯扬上下的无意识创造自己的历史”；38岁学作白话文，终因“受过桐城派的束缚”，“好像缠了脚的女子，遽然放足，怎样走路也没有自幼天足女子那样有天然风味”；中年以后，再学欧化白话文及普罗文学，“更是可望而不可即了”。（参见王祝晨撰，王恒誊抄：《王祝晨实录——山东教育史中的一隅》）他形容个人文风“不中不西，不文不白”（王祝晨撰，王恒誊抄：《王祝晨实录——山东教育史中的一隅》），虽带有自谦成分，却也反映出时代变革的波涛在他身上镌下了兼具古今中西的鲜明特点。

结语

近代中国处于剧烈的全面转型期，所谓“传统”与“现代”、“旧学”与“新知”之间并非决然二分的对立关系，而是经常互相混融，共同影响着社会发展。王祝晨和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人一样，早年接受了较为扎实的儒学基础训练，中途汲取了新的思想和观念，在泥泞与挣扎中逐渐摸索出一条独特的“固本开新”之路，以启学生心智，实现教育救国。这份珍贵的遗产提示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巨大的时代价值，坚持守正创新，损益前行，无疑能为我们解决当下的一些复杂难题，提供一定的智慧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