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芳︱孔府档案中的朝鲜儒生致衍圣公信函

中国和朝鲜半岛山水相连，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源远流长。在双方交流中，孔子思想、儒家文化对传统时代的朝鲜半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朝鲜半岛不少士人学者在不同的时期汲取中国儒家文化之精萃，并且阐发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为今天考察儒学的世界观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中朝两国一些交往的史实随着时光的流逝，尘封在历史的深处。孔子博物馆藏孔府档案里保存有一组1917年朝鲜儒生寄给时任衍圣公孔令贻的信函。当时，朝鲜儒生金羽善、尹宪燮、闵致亮、金鹤洙、李祥奎等人相继发函，请衍圣公孔令贻为高丽王朝时代（918—1392）的儒学学者安珦作神道碑文，同时合编了《孔子编年》《朱子年谱》《安珦年谱》一道寄来，请求孔令贻审阅纠错，并为之作序。孔令贻欣然同意，其所撰写回复的安珦神道碑文与合编年谱序言也保留在这组档案中。为何朝鲜儒生特意向中国的衍圣公请函为安珦作神道碑文？安珦又是何许人物？这要从朝鲜半岛的儒学发展史说起。

一、朝鲜半岛的儒学发展

朝鲜半岛很早就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据《尚书大传》记载，商朝的贵族箕子在周武王灭商后，“走之朝鲜”，周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尚书大传·洪范》）。《汉书》称箕子在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汉书·地理志》），《三国志》又说箕子作“八条之教”（《三国志·东夷传·濊》）教化朝鲜百姓。相传箕子是《尚书·洪范》的作者，其在朝鲜开国的故事被朝鲜后世的儒者津津乐道。据高丽王朝时所修撰的史书《三国史记》记载，3世纪时朝鲜半岛西南部百济国的博士王仁就携带《论语》等书东渡日本列岛传播儒家文化。朝鲜半岛东南部的徐罗伐国，又作斯卢、斯罗、新罗，当时没有固定的汉语国名，503年，其大臣奏请“新者德业日新，罗者网罗四方之义，则其为国号宜矣”（《三国史记》卷四），于是时任君主智证王定国号为“新罗”。682年，已经统一朝鲜半岛的新罗效仿唐朝设立国学，专门学习传授儒家思想。747年，新罗景德王于国学设置博士、助教，招收贵族子弟进行九年的儒学教育。788年，新罗开设读书三品科，规定“始定读书三品以出身，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三国史记》卷一〇），可视为朝鲜科举制度的雏形。新罗王朝派遣大量留学生赴唐朝学习儒学，其中比较著名者有强首、薛聪、金大问、崔致远等人。

箕子像

9世纪末期，统一的新罗分裂为“后三国”。936年，王氏高丽王朝重新统一朝鲜半岛。958年，高丽光宗采纳中国后周使臣双冀的建议，开始设立科举制度，把儒学经典列为考试科目。此时，儒学深入高丽国都开城与地方州郡。986年，高丽开始向全国十二牧派经学博士和医学博士，在地方教育中推广儒学。乡校作为高丽官学的地方教育机构，在这一时期得到普及。992年，高丽仿照中国之制在开京（今朝鲜开城）创建国子监，并在国子监设立文庙。国王亲至文庙举行祭祀仪式，同时开始加封孔子。凡上所述，可见中国的儒学以及相关的教育制度一直影响着朝鲜。但是在统一的新罗时期和高丽前中期，佛教对贵族和民间的影响又是超过儒学的。这一局面的改变是由高丽中后期以安珦为代表的儒者完成的，由此可见安珦在朝鲜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这也正是朝鲜儒生特意向中国的衍圣公请函为安珦作神道碑文的缘由。

二、安珦的生平及贡献

安珦（1243—1306），高丽王朝中后期的儒学学者。他年轻时好学，登进士第，历任校书郎、直翰林院、监察御史。高丽忠烈王元年（1275），担任尚州判官。他为官清廉，后陆续升任为版图佐郎（即户部员外郎）、殿中侍御史、国子司业、左副承旨。当时，高丽在元朝的控制下。元世祖忽必烈任命安珦担任征东行省员外郎，加授郎中、高丽儒学提举。高丽忠宣王到元朝觐见，安珦作为佥议参理随行。面对元朝皇帝，奏对得当，不辱国格。回国后，任赞成事。后来安珦于佥议中赞职位致仕。64岁去世，谥号“文成”。当时，高丽改变了与中国相同的官名，其中的佥议参理即之前的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赞成事即平章事，相当于群相制中的宰相；佥议中赞即门下侍中，相当于首相。

安珦像

安珦在任赞成事时，忧虑高丽的学校逐渐衰落。他认为宰相之职，以教育人才为先。建议让六品以上官员各出银一斤，七品以下按级别出布，归入府库，存本取息，作为办学钱财。密直（枢密使）高世是武人出身，不肯出钱。安珦驳斥他，认为“夫子之道，垂宪万世。臣忠于君，子孝于父，弟恭于兄，是诅教”（参见《高丽史·安珦传》），如果以自己是武人，拒绝出钱供养儒生、反对办学，则是眼里没有孔子。高世非常惭愧，只好出钱。安珦又将办学剩余的资金交给博士金文鼎等人，让他们到中国求取先圣孔子和七十子画像，以及祭器、乐器、“六经”、诸子史，带回高丽。他遇到有志向学习儒学的士人都会加以鼓励，推荐官员担任经史教授都监使，高丽后期的名臣金怡、白元恒、李齐贤都被他赏识。忠肃王六年（1319），安珦从祀于高丽文庙。

安珦非常仰慕朱熹，晚年将朱子画像挂在房间里，根据朱熹的号“晦庵”，自号“晦轩”。（《高丽史·安珦传》）安珦将朱熹学说引入了当时的朝鲜半岛，理学从此在朝鲜半岛扎根，成为高丽王朝末期和朝鲜王朝的主流思想。受此影响，高丽王朝末期，一批笃信朱子学的士人开展了激烈的斥佛扬儒运动，反对当时高丽王朝崇信佛教的政策。郑梦周、赵仁沃、金子粹、赵浚、郑道传等人纷纷上书、著文，抨击僧徒干涉朝政，佛事耗损钱财，以朱熹、张载的思想理论批驳佛教的轮回说、因果说。特别是郑道传，他后来成为朝鲜王朝开国重臣，推动了朱子学的发展，使朱子学在朝鲜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绝对统治地位。

三、朝鲜儒生致函的历史背景及思想内容

20世纪初，西方列强对东方国家加紧侵略，朝鲜逐步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面对这样的局面，朝鲜儒生认为要重振朝鲜儒学的道统，于是在朝鲜庆尚南道晋州郡砚山建文庙，作为道统祠，祭祀孔子、朱熹与安珦。金羽善、尹宪燮、闵致亮、金鹤洙、李祥奎等儒生函请衍圣公孔令贻为安珦作神道碑文，并且将《孔子编年》《朱子年谱》《安珦年谱》合编，请孔令贻察看纠错、为作序言。虽然当时朝鲜半岛已经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但是朝鲜儒生不用日本年号，而用的是孔子纪年。如闵致亮、李祥奎、李道枢等人的书信落款皆为“孔子诞降二千四百六十八年正月十五日”，彰显他们对孔子之道的拳拳服膺。

金羽善在其信件中说到曾经梦到孔子，让自己在郡北十里建庙宇祭祀。金鹤洙说安珦，“遣金文鼎于金陵，奉夫子又七十子又朱子画像，又购书万卷而还。创大学宫，又举万金之资、百口之力，以备廪供使役。于是乎原田假假、弦诵洋洋，逮及朝鲜全国之凡三百六十州郡，莫不郡置学宫，而家诵孔子，人通‘六经’”（《孔府档案》卷八一一三）。闵致亮书信中提到朝鲜半岛虽有箕子启蒙荒昧，但“自箕子没后，历千年淫于释教，不知圣人之道为何事”，安珦引入朱子学，使朝鲜半岛礼乐文物大盛，五百年来国纲严明、英才蔚兴，“脱乎夷狄禽兽之区而称为小中华矣”（《孔府档案》卷八一一三），高度评价了安珦在朝鲜半岛传播儒学特别是朱子学的贡献。

其中，尹宪燮的信函与其他人的相比，更为深刻一些，不仅有其他书信中对安珦的称颂和对衍圣公的致意，而且还有他对时局的见解、对自己家族传承的回顾，特别是关于儒家思想自己的感触和理想。他在书信中自称“小华逋播人”。“逋播”是指不顺从新朝而逃亡的遗民，表现了他对日本吞并朝鲜、朝鲜沦为殖民地的不满。在信中，他说“夫子之道为万世之宗，而极天罔坠者也”，称衍圣公“阁下吾夫子之胄孙，述圣公之嫡传，以潢流玉瓒之源，有瑚琏宝树之美，克绍趋庭之训，学业夙就，令闻远播”。他化用“瑟彼玉瓒，黄流在中”（《诗经·大雅·旱麓》）、“瑚琏之器”（《论语·公冶长》）、“趋庭之训”（《论语·季氏》）等典故，称赞孔令贻的门第和学识。

尹宪燮致孔令贻信函（部分）

尹宪燮说自己在弱冠之年，就想到曲阜拜谒孔子林庙：“趋曲阜之佳城，攀楷树而兴叹奠楹之梦。”“然后周览名地胜景，遍访醇儒达士。”但是因为其先祖在明清鼎革时，作为朝鲜的学士，被清廷在沈阳杀害了，“自永历后，神州陆沉以来，吾宗嫌避仇地之去来”，所以一直没有再来中国。现在清廷覆灭，“中华之国体一变”，没有之前的拘束了。当时朝鲜被日本吞并，“自恨宗国颠覆”，他“宁投吾夫子后昆、汤沐之所，借一㕓而居之。守死善道，共扶一线阳脉，以待天运之回还”。他对于当时的状况，悲观中又充满乐观：“夫吾儒之厄穷，圣道之湮没，未有甚于此时者。乱极思治，剥尽复来，人情之常也。天理之固然，实有吾道一大明于全地球之现状。凡此六洲而房闼，万里而咫尺，往来相亲者，虽有华夷之别，皆吾父乾母坤，均赋一理，而为同胞之民也。以其良知之本心，得见圣人书，而涵濡于吾教之内渠，必悦服斯道之正，而同归一致也。夫子所论有教无类，此可验矣。”（《孔府档案》卷八一一三）虽然当时已经到了儒厄道穷之时，但是尹宪燮仍然对孔子儒家文化充满信心，认为六洲人民虽相隔万里，风俗相异，然都有“良知之本心”，是同胞之民，见到“圣人书”也会触发良知，服膺儒道之正。这种原始、朴素的儒家世界主义大同观，确实值得现代社会进一步阐发、发扬。

四、衍圣公孔令贻的复函

衍圣公孔令贻收到这一组信函之后，写成了《孔子编年、朱子年谱、安子年谱合刻序》和《高丽门下侍中谥文成安晦轩先生神道碑》。在序文中，他简述了儒学的发展史，称“圣人之道，大而博学焉”，而后“及门有四科之别，递传有八儒之分，近世乃有汉学宋学之判，宋学又有朱陆之异同”。他认为这些都是“学圣人之道，本不必过于自分畛域也”，但“入德之门以师朱子为最得其中”。安珦将朱子学引入朝鲜半岛，振兴了东方的学风、政教。所以道统祠奉祀先圣，朱子配享、安珦从祀是当之无愧的。在碑文中，孔令贻歌颂了安珦的功绩，认为他在数千年后重振了箕子之教，“及门多贤，传其学至今，代而益盛”，也希望海外其他国家也能有安珦一样的儒者发扬孔子儒学。所谓圣人之道，“既为四海所共仰矣，他日环瀛诸邦，必有继先生而起，载圣道于中国而归，驯至举世率循吾道，臻乎大同之运者，则先生匪特为东邦之先觉，洵全世宙之先觉也”（《孔府档案》卷八一一三）；认为安珦对儒家文化在朝鲜的传播贡献卓著，甚至可以算得上“全世宙之先觉”。其作铭文称赞安珦道：“峨峨东邦，箕畴之遗，世远俗敝，教弛风微。巍巍尼山，道焕中夏，僻兹偏隅，得闻盖寡。卓哉安公，先觉先知，一朝京师，载道而归。敷教海滨，化成邹鲁，继往开来，泽垂千古。於穆判宫，有严其位，东方晦翁，当之无愧。松林之域，天德之山，勒铭贞石，永冠三韩。”（《孔府档案》卷八一一三）

衍圣公孔令贻复函之安珦神道碑铭文

孔令贻作为清朝最后一任袭封衍圣公，在清末民初的历史大变局中，目睹了辛亥革命、清帝退位、北洋政府“尊孔复古”、袁世凯“洪宪帝制”、“新文化运动”批判“孔家店”等一系列的政治态势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剧变。他作为孔子裔孙、一个自幼学习儒家文化的传统士人，与这些朝鲜儒生同样怀有对儒家传统延续的担忧和实现儒家理想的憧憬。更重要的是，他有着“孔圣后裔”的特殊身份，国家社会对孔子儒家思想的尊崇与否，直接与他个人及家族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孔令贻对千里之外、异域之国朝鲜儒生的请求十分重视，亲自撰写年谱序文、碑文，并希望将来能有如同六百年前的高丽安珦一样的人物，将孔子儒学在域外发扬光大。

结语

朝鲜儒生与衍圣公孔令贻的来往信函虽然内容不多，但内涵丰富，从侧面反映了中国与朝鲜的儒学交流，展现了当时域外儒生的思想心路。在20世纪初的世界格局变化中，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儒家文化也在朝鲜逐渐式微，儒生们追思古圣先贤，以这种形式寄托自己救亡、复兴儒学的理想。朝鲜儒生与孔令贻信函的字里行间，也传递着对孔子、儒学的文化认同。其中，六洲“均赋一理”“同胞之民”的思想，是关于世界各种族、民族为平等之人的看法，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无疑是进步的，在今天也是值得珍视的。两千多年来，儒家文化一直传承不息，与一代代的传道者、弘道者密切相关。在那个战乱频仍、儒家文化式微的时代，朝鲜儒生与孔令贻都认为会有继安珦先生而起之人，对“圣人之道”传播世界充满信心，也折射着孔子儒学具有超越时空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