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卫国︱儒家人文教化如何回应科技发展

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和个人主义三者具有内在关联，构成了现代生活模式的基本内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根本保障，市场经济是现代社会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个人主义则是市场经济社会的流行价值观念。这三者中，科技是最根本的社会发展动力因素。科技发展有力地保障了人类的物质生活需求，整体提升了人类的健康水平，方便了人们的衣食住行。但与此同时，科技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贫富差距扩大、数据安全风险等，尤其当科技成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成为解释世界和衡量价值的权威标准，则必然意味着人文关怀在某种程度上的缺失。价值理性没落，而工具理性泛滥；利己主义盛行，而人际关系疏离。尤其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人工智能在未来社会中的应用前景，可能会加剧传统伦理生活的解体。那么，儒学应怎样回应科技的发展呢？

人工智能VS人类

一、人文教化的价值理想及其对人性的理解

传统儒学的根本精神在人文教化。与西方宗教曾经长期打压科技发展不同，儒学的理性精神一直对知识和技术持相对开明的态度。虽然在儒家的教化观念中，并不把成就知识技能作为教化的最终目标，但在“重德、利用、厚生”的价值导向下，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是实现社会理想的必要条件。然而，儒学更不同于科学主义，并不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人生社会问题。人文教化的根本在于从最原初、本真的生命存在出发，理解生命的价值属性和人生的价值理想，一切的工具理性必须服务于此价值目标。若遮蔽或偏离了人生的价值方向，那么从长远来看，科技的发展并不能真正增进人类幸福，反而会让人类陷入价值迷失。

国内学界常以“人文”一词翻译西语“Humanism”，但实际上，儒家的人文教化精神与“Humanism”之间的差别远大于相通。西方“Humanism”对人的理解往往体现为自然与文明、理性与感性、世俗与超越之间的断裂或紧张关系，而儒家的人文教化之道，则强调从文质的中道、知识与德性的圆融、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来理解人性。“人文教化”一词源自《易传》“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语。《周易程氏传·贲卦》曰：“人文，人理之伦序。”在传统儒学的语境中，所谓“人文化成”，是指回归于人性情之本然与生活之实然而引申出来的价值系统及其教化机制。所谓性情之本然，主要是指人心性本有的意识结构和价值内涵；所谓生活之实然，主要是指以家庭为核心的伦常关系。人文教化之价值目标在于个体人格之养成和伦理情义共同体的培养，即道德和伦常。本性情之本然以成德，由家庭伦理关系等差地建立共同体的伦理秩序，从而引导个人安身立命，实现生命之价值；引导社会形成好的价值信念，化民成俗，让政治共同体走向长治久安，这是儒家人文教化基本的价值理想。简而言之，即所谓人格理想——“内圣”，社会理想——“外王”。“内圣”“外王”两个方面是必然统一的，个体生命价值的终极实现必须经过伦理生活。西方宗教在生命和生活现象之外，预设一绝对、超越的存在者，赋予世俗生活以价值，且以神灵救赎和彼岸世界作为生命价值的最终安顿，儒家的人文教化之道则不然。先秦儒学语境中的“人文”一词，具有“回到人的生命事实本身（而发现生命价值）”的意味。

甘肃武威文庙“人文化成”匾额

人性情之本然（人性）与生活之实然（伦常）是一体的关系。根据儒学对人性的理解，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必然意味着对伦理责任的担负。孟子所举“四端”，其核心是一体恻隐之情。恻隐之情在现实伦理世界的发生，必然是具体的、等差的，其表现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儒家始终把孝道视为最原初的道德情感，所谓“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中庸》把孔子所倡导的德性标准和伦理规范总结为“三达德”和“五达道”。“达”，即“普遍”之义。知、仁、勇“三德”因人性情之本然而得以养成，“五伦”以人最原初、最普遍的家庭伦理为核心而展开，因此具有“普遍必然性”。知、仁、勇“三德”本于人心灵之知、情、意的三个面向，孔子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情感上的无私、理智上的明睿、意志上的果决，此为人人都需要追求的德性。而“五伦”关系是“三达德”展开的基本伦理境遇。儒家所提倡的“五伦”，实以家庭伦理为根基。夫妇是父子的前提，兄弟是父子的旁支，所以家庭伦理又以亲亲之孝为核心，所谓“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君臣、朋友也无不是孝悌之情的推扩。个人之德性养成，下学上达，与伦理关系之完善，推己及人，两个方面一起构成了人生的基本价值理想。知识与技术的发展、社会制度的完善，都以完成这个价值目标为归趋。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儒学对科技发展的根本态度，简单而言，科技为工具理性，而人文精神则奠定其价值基础。

如前所言，科技的发展确实空前满足了人类的物质生活需要，这是必须给予肯定的。儒家从来都重视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孔子主张“先富后教”，孟子也强调为仁政应该先“制民之产”，让老百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然后再加以伦理教化。孟子对告子人性观的批评，反映了儒家对人性的理解思路。孟子并非反对“生之谓性”或“食色性也”说本身，他自己也说：“形色，天性也。”（《孟子·尽心上》）孟子只是反对离开四端之心而抽象地理解人的食色之欲。因为人的食色等情欲活动，从来都是有四端之心的道德意识贯通其中。如孟子所说，哪怕一个乞丐行将饿死，也不愿意接受“嗟来之食”，这是强调虽急迫的食欲之中也有羞恶与是非意识。可以说，生命在其本真义上，是自然与价值的统一整体，无视四端而谈“食色性也”，实际上割裂了生命存在的整全性，把人的情感生活等同于动物。所以，孔孟虽然重视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但是他们并不认为政治和教化的根本目标只此而已。孔子主张“富而后教”；孟子指出：“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综上，儒家对理想社会的理解包含两个层面：其一，相对富足的经济生活——物质文明建设；其二，道德伦理教化——精神文明建设。这两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科技是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直接保障，所以重视科技发展，是儒家人文教化之道的题中之义。然而，无数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单向度的生成发展和经济富足本身不能支撑起长期、稳定的文明，必须在科技发达、经济富足的基础上，推行人文教化，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才能维系文明体长期、稳定、健康的发展。

若如告子仅仅以抽象的食色之欲加上人的理智能力作为人性，仅视道德为功利性的外在规范，那也就否定了道德教化的必要性。市场经济下的主流人性观与告子对人性的理解高度相似。根据理性经济人（economic man）的假设，人始终是理性且自利的，通过理智来谋求利益最大化是最基本的人性。而整个现代性的经济理论、管理制度和生活方式，从根本上说，就是建立于这种人性论假设之上。这种对人性的理解，最大限度地承认了人的理性和欲望的合理性，也强烈刺激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然而，这实际上是把人视为生产（理智）和消费（欲望）的工具，相应地，也把知识技能和财富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这就忽视了生命本有的价值规定性和价值目标，容易使社会的发展陷入功利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误区。

二、君子不器与德性教养的重要性

就个人成长而言，儒家始终强调德性教养是“体”，而知识技能是“用”。无德性教养，则才能无价值方向；无才能，则德性往往流为空谈。孔子教育学生“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器”即器皿、工具，引申为特定的知识、技能。汉魏古注以及不少当代学者（如杨伯峻），多解本章为强调君子博学多才的重要性，这种理解恐怕并不符合孔子思想。孔子虽博学，但是并不认为知得多、会得广是学习的根本目的。“君子不器”是通过人与器皿的对比，而凸显人之生命的独特性。那么，人与器物最根本的差别难道仅在于人比器物知得多、会得多吗？显然不是。且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天，这种解释尤其难以成立。人与器物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人的生命是一个有特定价值目标的、（自由）创造性的存在，而工具器物则始终是一“定在”。人生的目标在于“成人”或“成仁”（仁者，人也）。追求知识技能本身并不能作为人生价值的根本安顿处。然而，现实生活中的人往往本末倒置，忽略了生命最本真的价值目标。或学了知识技能，以求尽快换取社会名利；或沉溺于技能本身的机巧：这些都是把自己的生命工具化、机械化了。

篆刻“君子不器”

然而，“君子不器”也绝非否定知识技能的价值。在以仁道为目标、以忠恕为学习方法的基础上，对知识技能的学习，又是必需的。“器”的环境乃是人生现成的处境。人生而具有特定身份，或某方面天赋，或学习某种知识技能的特殊缘分，这些全部可以归为“器”。然而，君子之学，必须即“器”而超越“器”，方可臻于“不器”，“不器”即德性。德性并非限定“器”，而恰是成就更大的、更具创造性的“器”。如钱穆先生所言：“孔门四科，德行为首。德行最是大器，亦是不器。有当于德行之科者，不仅备世用，亦知如何用世以淑世。成己成人，此即君师之大任。”（钱穆：《晚学盲言·器与识》）

且在器的层面上，人与人相差很大，难于相通，但是在不器的层面上，必须相通，因其本于人性和人生。这就是《中庸》称“三达德”“五达道”的意义。所以，儒家之学，以成人为本。孔子主张的“有教无类”是在人文教化这个意义上才能成立的。六艺之教是人文教化的成规，而诗、礼、乐是最基本的教育。孔子教导自己的儿子也无非劝其读诗、学礼。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大概诗教为情感教育，礼教为规矩教育，而乐常与诗礼相伴，是艺术教育，也有信仰意识贯彻其中，最能感发志意、陶冶性情、和睦族群、启发人精神向上之机。反观今天的教育，绝大部分是知识技能教育，即便是作为人文教育的内容，也往往是以知识化的形式传递的。今天，若要落实人文教育，可以创造性地恢复诗教、礼教、乐教的教育传统，重新重视情感教育、生活规矩教育、艺术教育，重视内在精神世界的建设，陶冶性情，启发人生的向上之机。

三、孝为德本与家庭意义

如前所言，人性情之本然（人性）与生活之实然（伦常）是一体的。人性之价值展开，必然会生成以家庭为核心的伦理生活。传统儒家特别看重家庭的意义，把家庭视为人生意义之源泉、社会道德教化之根基，尤其看重孝悌、亲亲作为家庭和社会核心伦理的意义。随着社会变革、科技发展，家庭模式也许会有所差别，但是家庭伦理的基本意义和秩序不容忽视，因为这些价值源于人文理性的自觉。然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科技的快速发展，推动了社会政治变革，也对家庭生活产生了强烈冲击，这主要包括家庭规模的缩小（核心家庭取代了大家族）、家庭情感联系的疏离、婚姻的不稳定（如离婚率上升），以及家庭传统功能（如教育、养老等）的弱化。例如：虽然智能手机普及和互联网通讯空前发达，但家庭成员分居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虚拟交流取代长期在场陪伴的共情，让情感表达趋于碎片化；有人主张推广“AI伴侣机器人”，以解决当代人婚姻难的问题，这必将影响人们的婚姻模式和婚姻观念；等等。总体而言，伴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家庭总体呈现衰落趋势。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应对家庭的衰落呢？家庭是人类必然的组织形式吗？

张祥龙先生对家的意义有深刻的诠释。他认为，与人类的其他社会组织不同，家具有不可还原性，家庭生活是人“植根于实际生活的源头或本性”。他以现象学的方法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说明家是关乎人性的存在。一方面，人类一开始就有某种形式的家庭，家庭伴随人类的所有历史；人性就是在家庭中形成的，而孝是人性的充分表达。另一方面，家与人性是同构的关系，人性的根本是一种过去、当下、将来三维回旋交织的内时间意识，这种时间意识足够激发起一种报答亲代养育之恩的意识，这就是孝的原型；家庭不仅仅是简单的生活组织，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意义发生的结构。（参见张祥龙：《家与孝：从中西间视野看》第三、四章）张祥龙先生的研究深刻阐述了传统儒学对家庭的理解。在传统儒学看来，家的含义并不仅仅是家人共居的空间概念，《诗》疏有云：“家者，承世之辞。”（《毛诗正义》卷一九）所谓“承世”，主要是强调时间上的继承与延续。家庭伦理的核心是孝，《孝经》所谓“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亲子关系是最原初的伦理关系，家庭是人性发生的原初场域。所以儒家强调以家庭培养的道德情感作为社会教化的根基。可以说，家庭是儒家伦理价值最核心的“阵地”。离开了家庭，我们将无法理解人性的价值实现方式。

北宋·《报父母恩重经变图轴》（甘肃博物馆藏）

当代学者对家庭意义的哲学诠释，是对传统儒学家庭价值观的有力辩护。然而要提升家庭的稳定性和幸福指数，必须从实践上恢复家庭生活的秩序，让家庭重新成为人文教化的基本单元，这必须创造性地恢复传统的家庭礼仪。礼者，履也。礼作为具体的日常行为规范和生活秩序，是最普遍的教化依托。传统礼乐文化，如冠、婚、丧、祭之礼，其义理根基和实践原则往往植根于家庭。例如：冠礼所蕴含的成人之道，核心是引导年轻人对家庭伦理的自觉；婚礼所蕴含的婚姻观念，核心是上慈下孝；丧祭之礼，则是体现了家哲学的超越性维度。今天不仅应该重新理解家的意义，最重要的是，需要创造性地恢复家庭生活的礼仪教化，让家庭生活重回正轨。

四、文明以止与科技发展的价值方向

需要强调的是，儒家从来都重视知识技能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在历史上，儒学的影响力逐渐超出政权范围而形成所谓“东亚儒家文化圈”，这与中原王朝一直具有较为发达的生产力水平有直接关系。《论语·颜渊》篇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从事实的建设顺序上说，百姓的生活保障、族群的安全是政治的基础。但是从价值秩序上说，价值认同尤要重于物质生活保障，所以“足食”“足兵”后必须推进人文教化，让民众对共同体的价值观有至死不渝的认同。知识技能支撑起发达的生产力，才能为文化的发展和传播创造生存空间。硬实力壮大以后，文化建设才能保障共同体的秩序、凝聚力和价值方向。历史上靠武力征服而建立的政权，往往盛极一时，昙花一现，更说明了片面追求物质力量的脆弱性。

当今社会，科技快速发展，市场经济席卷全球，现代性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导致工具理性较为泛滥，功利主义、消费主义盛行一时，而与此同时，价值理性有些没落，人文教养也在某种程度上缺失；人对现代科技的依赖，降低了人对家庭的现实需要。人类是否还需要价值理想和德性教养？传统的家庭会走向消亡吗？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新科技日新月异，科技展现着其强大的吸引力。科技真能解决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吗？今天的人类似乎站在了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上，面临历史性的价值选择。古人是否曾预见今天的社会处境？如果有，那大概是孔子与子张的对话。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一“世”为三十年，孔子说的“百世可知”，刚好差不多是我们这个时代。此处的“礼”可以理解为社会文明的整体。孔子之意，从三代文明的因革损益的规律，可以推知久远的社会发展情况。那么所损益和所因袭者分别为何？马融曰：“所因，谓三纲五常。所损益，谓文质三统。”（何晏：《论语集解·为政》）朱子认可马融说而有引申：“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谓：仁、义、礼、智、信。文质，谓：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三统，谓：夏正建寅为人统，商正建丑为地统，周正建子为天统。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其所损益，不过文章制度小过不及之间。”（朱熹：《论语集注·为政》）“五常”即本于人性情之本然而养成的德性教养；“三纲”即人最基本的伦理关系。三纲的核心是家庭，亲子关系是家庭的核心，夫妻关系是亲子关系的基础，而君臣关系可以理解为父子关系在政治上的推扩或类比（如“移孝作忠”）。体会孔子之意，大概是说三代名物制度虽有所变革，但是三纲五常作为其核心价值观则是以因袭为主。即便是三千年之后，社会的发展依然不能完全脱离这些基本价值观念。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并非仅仅为自然动力所推动，还会从自身的价值自觉出发来设定和调整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孔子所言，应该是“应然”而未必是“实然”，大概抛开了儒家人文精神的人类社会，也就超出了儒家对“人”的理解，是人无法预见也不敢预见的。但是我们相信，人不会轻易抛弃这些指引了人类数千年的价值系统，而会选择“温故知新”，由对这些价值的创造性诠释中，做出正确的价值抉择，这大概就是“文明以止”的意思。《周易·贲·彖辞》载：“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杨万里说：“天文之著者，三辰五行之象，观之可以察四时之变。人文之著者，三纲五常之典，观之可以成天下之化。”（《诚斋易传·贲》）所谓“文明”，即对秩序、法则的自觉，基于对人性情之本然与人生之实然的觉悟而生成的道德伦理法则，确定了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规范与价值方向。无论社会如何发展，科技如何进步，基本的价值系统应该被不断回溯和重新诠释，而不可轻易抛弃。对于中国这样自古以来就以人文教化为社会文化基础的文明共同体而言，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