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龙︱梁漱溟形象在苏联与俄罗斯的嬗变

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之称，其思想在俄苏的译介与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时期，至今已近七十载。从最初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思潮影响下的简单划分到后来多维度比较下的系统性研究，再到新世纪对梁漱溟思想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的分析，俄苏不同阶段对这位伟大思想家的译介与研究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从而使得梁漱溟先生的形象在俄苏读者心目中也历经嬗变。

梁漱溟塑像

一、初识梁漱溟：中国传统文化的卫道士

1957年，苏联科学院远东问题研究所研究员郭肇唐（俄文名为：А.Г. Крымов）在《哲学问题》（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杂志上发表文章《梁漱溟的哲学观》（Философские взгляды Лян Шумина），这是梁漱溟思想在俄苏研究的开端。《梁漱溟的哲学观》一文主要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分析了这位思想家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郭肇唐认为，梁漱溟宣扬“主观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和“形而上学”，其目的是“转移工人对社会客观规律认识的注意力”，从而鼓吹和复兴“中世纪的封建文化”。尽管文章的许多观点过于偏激，但无论如何，苏联读者通过这篇文章首次了解了梁漱溟的思想。1964年，苏联著名政治学家巴塔洛夫（Э.Я.Баталов）在其副博士论文《中国近代资产阶级主要反动哲学思潮的批判（自1919至1949年）》（Критика основных направлений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акционной буржуазн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новейшего времени 1919-1949）中，同样谈到了梁漱溟。在巴塔洛夫看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反动保守派与封建地主阶级有着“血缘关系”，因而他们极力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而梁漱溟的哲学思想“体现了这些资产阶级反动保守派的世界观”。除此之外，苏联中国哲学史研究家布罗夫（В.Г. Буров）在其1980年出版的《现代中国哲学》（Современная китай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一书中也介绍了梁漱溟的思想及代表著作。布罗夫认为，梁漱溟代表的是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他还重复了巴塔洛夫的论断，称梁漱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卫道士”。总之，受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思潮的影响，苏联自20世纪50年代关注梁漱溟思想之始，一直到80年代，多从单一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对其进行译介、研究和评价。在这一阶段，梁漱溟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被定性为反动的和资产阶级的。

二、多维度比较：成就非凡的思想家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为中心的新一代汉学家迅速成长起来，他们主张以更加客观、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分析中国和中国思想。1984年，在“中国社会与国家”大会（以下简称为“大会”）第十五次会议上，茨维利亚尼什维利（А.Г. Цверианишвили）做了题为“梁漱溟和胡适的东西文化观”（Лян Шумин и Ху Ши о культурах Востока и Запада）的报告。报告的大部分内容是对梁漱溟思想及其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介绍，只有最后两页提及了胡适对该书的批评。最后，茨维利亚尼什维利强调：“尽管两位中国思想家存在尖锐的分歧，但他们都坚信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不在经济和政治，而在文化。”一年后，他还发表了两篇相关文章：《梁漱溟和伯特兰·罗素的中西文化观》（Лян Шумин и Бертран Рассел о китайской и западной культурах）和《梁漱溟的“仁”与胡适的“仁”》（Категория «жэнь» в трактовке Лян Шумина и Ху Ши）。1986年，茨维利亚尼什维利以《梁漱溟及其救国理念》（Лян Шумин и его концепц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спасения Китая）一文取得了东方研究所的副博士学位。两年后，茨维利亚尼什维利在《梁漱溟的文化观》（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ческие воззрения Лян Шумина）一文中概述了副博士论文的部分内容。他认为梁漱溟的思想受到一些欧洲哲学家的影响，同时也明确了梁漱溟是中国第一位提出全球文化类型理论的思想家，肯定了其思想的重要开创性。文章还指出，梁漱溟思想的独特之处有三：一为将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有机的联系；二为既不同于西方又区别于儒家的独特世界发展观；三为努力在民族传统之外为儒家价值观寻找支持的做法。茨维利亚尼什维利的《梁漱溟的文化观》也标志着苏联汉学界、哲学界和史学界开始将梁漱溟的思想体系置于世界思想的大背景下进行综合分析与解读。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书影

1990年，克拉斯诺夫（А.Б. Краснов）在大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做了题为“梁漱溟的理性观”（Категория «лисин» в философии Лян Шумина）的报告。克拉斯诺夫认为，梁漱溟所言的“理性”是人所特有的、区别于动物的某种道德要求，它不同于“理智”，并且与之构成“体用”关系，即“理性”是生命本身、生命的本质，而“理智”是生命的工具、它的功能。他还指出，“理性”和“仁”一样，是“天理”在人身上的体现，是中国文化的内核。因此，“理性”将在未来的中国发挥巨大作用。克拉斯诺夫的论述也是苏联学界首次将梁漱溟的哲学观同文化观独立开来，进行单独分析。

远东研究所著名研究员杰留欣（Л.П. Делюсин）曾撰写大量关于中国思想史的文章，其中不乏关于梁漱溟的论述。他在199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梁漱溟的中国思想带有“保守和乌托邦性质”，“梁漱溟将中国的历史使命归于在自己的土地上创造一个充满仁爱和公正的社会，社会中的人们道德高尚，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和谐、团结与合作的典范”。因而在他看来，梁漱溟在批判左翼乌托邦的同时，也在“培育”自己的乌托邦理想。在这一方面，杰留欣还将梁漱溟的思想与苏联保守主义哲学家伊林（И.А. Ильин）的思想进行了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杰留欣首次注意到“梁漱溟呼吁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经验之外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与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尤其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相符合”。

除此之外，在世纪之交，俄罗斯的汉学研究开始关注新儒家的思想分期问题。1996年，洛曼诺夫（А.В. Ломанов）首次在俄罗斯区分了“现代新儒学”和“后儒学”两个概念。洛曼诺夫认为，现代新儒学主要关注传统儒学的转型问题，目的是将传统儒学纳入西方的哲学话语体系，即以王阳明和陆九渊的心学为指导，建立人类中心的主体哲学，代表人物是梁漱溟、马一浮、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等思想家和哲学家；而后儒学则是一种对传统儒学进行客观化、逻辑化分析与重建的思潮，重在探讨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应用和研究问题。因此，他提议将梁漱溟视为第一个“现代新儒家”。俄罗斯著名汉学家科布泽夫（А.И. Кобзев）对此则持不同观点。他认为，由于20世纪受到了外来文明的巨大影响，中国现代哲学在整体上超越了儒学的范畴，而“后儒学”一词本身就有“超越儒学”的意味，因此，20世纪的中国哲学体系都属于“后儒学”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意义上，科布泽夫更倾向于把梁漱溟称为“最后的儒家”。

三、新世纪以来：经世致用的一代大儒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在各领域取得的成就与20世纪末俄罗斯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危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此背景下，俄罗斯学界试图探究中国历经磨难而不倒、饱经风霜而弥坚的内在原因。受此影响，21世纪，俄罗斯相关学者也侧重于从整体上分析梁漱溟思想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及当代价值。

2009年，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塔罗斯金娜（А.Б.Старостина）在其副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整理出版了《梁漱溟的历史哲学》（Философия истории Лян Шумина）一书，这也是目前为止，俄罗斯最全面的梁漱溟思想研究专著。斯塔罗斯金娜毕业于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师从著名汉学家、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М.Л.Титаренко）。她的研究也体现着俄罗斯学院派汉学研究重视资料搜集和坚持综合分析的两大优良传统。该书介绍了梁漱溟思想的起源和演变，同时对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重要著作进行了论述。斯塔罗斯金娜认为，梁漱溟思想体系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历史哲学，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他是如何将中国传统的历史进程观念与西方哲学相结合的。全书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是梁漱溟的生平；第二章阐述了中国传统哲学对梁漱溟历史哲学的影响；第三章分析了唯识宗、阳明学等学说对梁漱溟历史认识论的影响；第四章和第五章通过文化三路向说介绍了梁漱溟的历史发展三阶段论。此外，在该书的附录部分，斯塔罗斯金娜还翻译了梁漱溟的两篇重要论述：1935年的《中国文化的特征在哪里？》（В чём специфика кита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和1966年的《儒佛异同论》（О различиях 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а и будизма и их сходстве）。这也是迄今为止这两篇论述的唯一俄译本。尤为值得关注的是，除了对梁漱溟历史哲学进行介绍和阐释，斯塔罗斯金娜还在书中以“他者”的视角提出了一些观点。

斯塔罗斯金娜

首先是关于梁漱溟的称呼问题。在斯塔罗斯金娜看来，思想家的自我定位是对其进行划分的重要依据。“新儒学”一词由梁漱溟同时代的思想家贺麟提出。斯氏认为，宋明的新儒家们在自己生活的年代还没有“新儒学”一词，我们也无从得知他们是否同意这一定义，但很可能不同意。因为尽管宋明新儒家们对孔孟学说进行了很大的拓展和延伸，但从根本上来说，他们都以复兴古代儒学、延续圣人的思想（“继绝学”）为己任。而梁漱溟先生知道“新儒学”这一术语的存在，但即使在谈论朱熹理学和王阳明心学时，他都没有使用这一术语，这足可见他对“新儒学”的说法并非多么认同。正因如此，斯塔罗斯金娜坚持称梁漱溟为“现代儒家”而不是“新儒家”。

其次，在对梁漱溟思想的认识上，斯塔罗斯金娜认为他的思想体系兼具传承性和创新性，但最根本的特点是实用性。关于传承性，斯氏认为梁漱溟的文化类型说在结构上明显受到了中国古代时空观的影响，认为他的历史三阶段论带有公羊学派传统历史观——“张三世”理论的明显印记。并且在斯氏看来，中国哲学是道德哲学。例如，在朱熹的学说中，本体论层面的“太极”对应着认识论层面的“心”或者“意识”和伦理层面的“人性”。同样，在梁漱溟思想体系中，世界在认识论层面上表现为意识本身，在伦理层面上表现为实践理性，“梁漱溟的哲学思想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关于创新性，斯氏认为，梁漱溟注重分析不同文明之后的价值观，他在许多方面都是中国哲学的先驱：他打破了民族主义的禁锢，在确定三大文化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理解人类历史进程的框架，是现代中国第一位将历史进程理论与文化哲学相结合的思想家。此外，在斯氏看来，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巨大变革使本国社会和文化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这也使得儒学高明心性智慧与实际社会文化脱节的根本性问题更具迫切性。而“梁漱溟的思想正是在他认识到中国文化的本质，寻求摆脱民族危机的道路中形成的”。梁漱溟致力于复兴儒学和中国文化，挽救民族危机。正因如此，一方面他探寻周孔等圣贤学说，明晰中华文化的传承脉络，恢复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他在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时，又援西入儒，借鉴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构建新的本体。梁漱溟将东西方哲学相结合的同时，始终不忘保留中国传统，警惕全面西化。因而，斯氏认为，问题导向和实用主义贯穿梁漱溟思想的始终，是其思想体系最根本的特点。

梁漱溟先生书法手迹

最后，斯塔罗斯金娜认为，梁漱溟的文化类型学说不仅是对中国传统儒学的继承与发展，而且还对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梁漱溟先生在上世纪20年代首次发出的反对世界西方化的警告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梁漱溟思想体系的研究在当代并没有失去价值。”

与斯塔罗斯金娜的历史哲学视角不同，卢金（А.В. Лукин）和巴莉钦朵日耶娃（О.Б. Бальчиндоржиева）更加关注梁漱溟思想的当代价值。卢金是俄罗斯著名的政治学家和东方学家，自2004年起，他担任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东亚与上合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中俄关系研究。1985年，卢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当时在杜维明教授的介绍下，他与梁漱溟先生进行过当面交流。卢金在研究梁漱溟思想的论文中明确指出：“梁漱溟的思想在很多方面都与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相吻合，例如：中国有别于西方和苏联的特色道路、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独特性及其对人类发展的积极作用等。”他认为，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的战略安排下，梁漱溟的思想将备受关注。巴莉钦朵日耶娃也关注到了梁漱溟的思想。2015年，她在博士论文《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哲学分析》（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социально-философский анализ）中表示：“俄罗斯社会仍然面临着完成现代化和制定符合国情发展模式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国在复杂经济和社会条件下所制定的，且已在实践中取得成功的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并且在她看来，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现代化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如此，她在2024年初发表的一篇关于梁漱溟“生命教育”的文章中，不仅论述了梁漱溟生命教育概念的哲学基础，而且还肯定了这一理念在塑造全面、可持续发展人格方面的重要作用：“在当今时代，社会出现道德危机，媒体大量报道各种负面的社会现象，我们对生活的理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梁漱溟‘合理的人生态度’更具现实意义。他的‘全生活教育’观也有利于我们将理论知识与生活经验相结合，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

结语

梁漱溟思想在俄苏的译介与研究最早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时期，当时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思潮的影响下，梁漱溟被片面地视为“唯心主义”哲学家和复兴中国“封建”文化的支持者。后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苏联和俄罗斯新一代的研究者们认为，梁漱溟是中国儒学的继承者和改革者，是创造性社会发展文化理论的建立者，研究角度和方法也更加多元和客观。在新世纪，随着梁漱溟的许多思想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俄罗斯相关学者着眼于研究梁漱溟思想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梁漱溟形象在俄苏半个多世纪的嬗变，既反映着苏、俄社会的变革，也见证了中国与苏联、俄罗斯的文化交流。

俄罗斯是汉学大国，最早的汉学研究可追溯到17世纪的俄国传教使团来华。梁漱溟思想在俄苏译介与研究的进程与俄苏汉学密不可分，同时也构成了中华文化域外传播的重要板块。因此，观照俄苏的相关研究，一方面可以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之中以第三视角对梁漱溟思想体系进行审视，有助于我们打破固有的思维模式，从而获得新的理解与认知；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脉络，推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早日取得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跨越式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