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佳︱历史上的孔庙与察院合一

在《阙里志》中，明代陈镐所绘正德年间新造曲阜城图，标注明代曲阜孔庙南门东面，分别设置、建造了三座政府机构，即“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其中，“按察使司”也被称为“察院”，离孔庙最近，中间仅隔一条阙里街。

济宁学院初等教育学院（原曲阜师范学校）校园里的“大清康熙五十一年岁次壬辰九月穀旦立”《重修试院碑记》记载：“曲阜学使者，校士衙门，即昔年察院也，所试邹县、泗水、滕县……共十四学。”由此，可确认此地为明代“察院”。清代时，此地改为兖州府东考棚，用作曲阜周围及四氏学共十四学乡试的考场。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被废，此地被改为“曲阜县官立四氏初级完全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又改为“山东省立曲阜师范学校”。

明代在孔庙旁边设置建造“察院”，非为偶然之选，而是有意将察院列为孔庙附属文化序列，由此构成“庙院合一”格局，以此塑造并展现孔庙的社会政治功能和文化意义。

在我国历史上，监察制度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殷商和西周时期，秦汉两朝设“御史府”，魏晋隋唐为“御史台”，至宋朝改为“通判”，元朝恢复为“御史台”，明朝朱元璋在元代“御史台”的基础上，改设“都察院”。所谓“都”，即首领或统领的意思；“察”，意为督察、监察；“院”为政府专设机构名称。朱元璋对监察极其重视，明确国家都察院职能为“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明史·职官二》）。也就是说，都察院专门负责监督“百官”职能的履行情况、监察司法公正与否、督查“各道”政务管理优劣，并作为天子了解四方之治的耳目，整肃国家机关与官吏纲纪。察院与刑部、大理寺并称“三法司”，其中都察院地位最高。

明代的“都察院”是一个庞大机构。上设长官左、右都御史（正二品），下设副都御史（正三品）、佥都御史（正四品）。除南北直隶外，其他十三省共设十三道监察御史（正七品），巡按州县，专司官吏的考察、举劾。除了都察院系统的各种御史，中央还设有“六科给事中”。“六科”，即吏、户、礼、兵、刑、工。每科各设都给事中1人（正七品），左、右给事中各1人（从七品），给事中4～10人不等。按照规定，国家都察院御史负责监察中央和地方官吏及机关事务，“六科”则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业务进行对口监察、监督。十三道御史主要是监察各道政务，它与六科给事合称为“科道之官”。张居正《请宥言官以彰圣德疏》谓：“窃以为科道乃朝廷耳目之官。”可见，这些官员都是中央安插的“朝廷耳目之官”，负有协同都察院完成官吏政务监察的职责。

中央政府每年都要从都察院派遣监察御史去往各省府州县巡按，同时考察各类官吏任职以及各类社会政务情况，一般任期为一年。中央所委派的巡按监察御史，虽然品秩、位阶不高，但权限很大，既负责考核吏治，又兼有审理大案、要案职责。知府以下，均要奉巡按之命行事，不得随意违抗。当时，各种监察官吏在地方“你来我往”。为了便于巡按御史监察办理相关业务，并为其审理案件和休憩提供场所，中央在地方州府专设都察分院，俗称“察院”，由此，地方都察衙门附近也被称为“察院场”等。

地方察院不仅建筑完整，内部设施条件也很完善。从济宁学院初等教育学院（原曲阜师范学校）校园中现有的察院部分建筑遗存看，当年察院具有相当规模。据文献记载，察院一般大门朝南，门前竖有专门的旗杆，悬挂旗帜，两边分列插戟，并摆放位阶相应的镇狮。察院内建有穿堂、大堂、后堂、御史寝室、客厅、书吏房、皂吏房、庖房等。在穿堂前，还专门设有登闻鼓、华表、铜匦、舆从仪仗等。正堂匾额上，一般书写“绳愆纠缪”四个大字，这也是常见的监察御史印章文字。

考察明代区域划分，山东承宣布政使司下辖六府十五州八十九县，曲阜为兖州府直辖县。依照规定，兖州府都察院分支机构应设置在州府所在地，但当时朝廷将此派出机构改设于曲阜城里，并让它与孔庙相毗邻，这绝非孔氏家族、衍圣公府的权势使然，而是基于司法监察理念和文化观念做出的选择。

全国许多古城都有察院的历史遗存，明朝时期的地方察院通常靠近孔庙。这与当年城市规模较小有关，城市中心相对集中，官衙和孔庙这样的地标建筑也容易接近。据记载，苏州当年的察院场，便西接卧龙街（今苏州市人民路），与其相去不远的卧龙街西面，便是苏州文庙府学的所在地。另据河南《光州志》（光州现为潢川县）卷二记载，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时任光州知州的吴一介在光州城疏浚河道、修葺公署城垣时，便在北城正大街口文庙兴贤坊西侧，择地重建都察院衙门。

曲阜察院和孔庙相毗邻，这是根据明朝察院文化特征所做出的一个专门设置。曲阜孔庙不仅为千年文教根基，更是社会政治治理之本。据明嘉靖四年（1525）内阁大臣费宏所作的《城阙里记》（此石碑现存曲阜孔庙十三碑亭院东南部，北排西起第二石）记载，明代正德八年（1513），为加强对曲阜孔庙的保护力度，环庙筑城，“以城卫庙”，“视其内则庙貌公府伉然中居，而县治儒校行台（笔者注：行台即地方大吏的官署和居住地）分司，以及市廛门巷罫布环列，雅足以增宫墙之重。前此千百年之缺典，乃今始克举之”。（骆承烈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曲阜碑文录》）费宏认为，以孔庙为核心，官署学校等“罫布环列”四周，不仅“足以增宫墙之重”，增高凸显孔庙的师祖文化地位；同时也体现了儒道的官衙环侍建筑格局，完善了历史上“县治儒司”共同围庙的典章制度。察院和孔庙的合一，进一步丰富了孔庙的文化内涵，拓展与延伸了孔庙的政治功能。

在中国历史上，就道德修为而言，无论是理念还是方法，均以孔子及其儒家的道德思想观念为源出和标准，这既是一个传统，也是一种制度。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前提，明朝将察院修造在孔庙旁边，使其形成“庙院一体”格局，这不仅推高和扩大了察院的社会声誉，同时也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监察、监督施政规制与理念，有利于涵养、培育监察人员的道德观念和职业素养，堪称是监察思想道德教育的又一创举，其作用和意义非同寻常。

首先，“庙院一体”格局有利于强化道德品质建设，提高监察文化素养。孔子曾明确提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作为国家的监察机构，施政的根本在于“正”，而“正”的根本首先在于“正己”或“己正”，亦即孔子所谓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只有自己身正，才能起到不言自正的社会先导和典范作用。相反，用朱熹引用范祖禹的话说：“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自己不正，根本起不到任何社会矫正作用，只能起到相反作用。所以，强化监察人员的道德建设，是实施国家监察制度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具体来说，就是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如此方能真切明了监察之道，将其内化于心，形成良好的德性品质，真正为端肃社会风气起到表率作用。正如孔子所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监察是国家的重要政治举措，无论是监察者，还是监察对象，如果只是用刑法予以威慑规范，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是从道德上引导他们，从礼仪规范上规约他们，使监察人员以及社会人等能够做到既有羞耻心，又有规则意识，这无疑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监察创举。孔子及儒家为监察人员端正思想理念、增强道德观念，率先垂范，提供了道德理念和行为依据。

其次，“庙院一体”格局有利于提高监察履职意识，承担礼乐、司法职责。孔子曾经专门教导弟子：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

最后，“庙院一体”格局有利于树立天下“为公”观念，追求监察公平、正义。孔子专门提出：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

明代初期，孔庙附近常设“都察院”衙门，以此涵养、培育监察观念。明朝中后期，政局日益陷入混乱，伴随着宦官对都察院的掌控，特别是明世宗至神宗年间，四大党派林立，庶政废弛，都察院沦为各个党派竞相争夺的势力范围。再加上中央和地方的监督机构多有重叠，都察院的监察职能逐渐弱化，监察效率日益降低，以致各地察院日渐倾废。至明末清初，都察院基本失去了监察职能。于是，空闲的察院逐渐被挪作他用，或由监察巡按府衙改为科举考试的场所，或改为学政属衙，如苏州北察院因居城正中，便被改作了商业中心；曲阜察院被改作兖州东考棚；商丘归德府将察院改为试院；南阳察院清初为分守道署，后来也改为南阳试院。

虽然时过境迁，但曾经实施的“孔庙与察院合一”策略，不仅为我们更广泛、深入理解孔庙的文化内涵与社会作用，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意义的参例，更为当今更好地推进监察队伍思想道德建设、开展监察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与理念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