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志毅︱周代大蜡礼与春节的由来

中国古代是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限于当时低下的认识水平，人们对外在自然及人类自身存有诸多不解之处，又希望获得其神秘的护佑，于是便产生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的意识。在这些崇拜意识主导下，人们频繁举行各种祭祀活动。同时古人出于对自身劳作生活的调节及精神释放的需要，将祭祀与饮食娱乐活动结合起来，于是产生各种民俗节庆，其中最重要的是春节。春节以辞旧迎新为主要内涵，一方面是对过去一年辛苦忙碌生活的回顾与总结，另一方面又寄托了对未来新生活的期盼与祝福。如春节中的拜年活动，寄托着人们新的一年团结家庭亲族、增进朋友邻里间感情的精神需要，是在对新的美好幸福希望之感召下做出的。由于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文化特征，对相关祭祀礼仪、民俗节庆尤其是春节意义的认识理解，必须与古代农业生活生产的社会需要联系起来。

上古尧时制定历法，为古代农业社会生活生产提供了有效指导，对农业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尚书·尧典》记载尧命羲和官分居四方，观测日月星辰运行，以定四时，其中关键是对“四中星”——“日中星鸟”“日永星火”“宵中星虚”“日短星昴”的观测。因为观测“四中星”，有助于确定春分、夏至、秋分、冬至，进而可定春、夏、秋、冬四时，达到“敬授民时”即指导农民按时令季节从事农业生产的目的。《尧典》又记尧命羲和官以“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即将366日定为一年，这已经十分接近现代回归年（约365.24天）的天数了。但是按照阴历，一个朔望月约为29.53天，则12个朔望月约为354天，与阳历回归年相差大约11天。为协调阴历与阳历之间的天数差异，中国古代便通过“置闰法”，以使一年四时的太阳运行周期与以月之圆缺为一月、12月为一年的月行周期相协调。这既可使人们遵循一年四时的农时节候进行农作生产，亦可满足人们据月行圆缺周期观测计数每月日时次序的需要，反映出中国古人在历法制定上的智慧。此外，观测“四中星”不仅对确定历法主干春分、秋分、夏至、冬至至为关键，而且对谷物农作时间有指示作用。《尚书大传·唐传》指出：“主春者张昏中，可以种谷；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种黍、菽；主秋者虚昏中，可以种麦；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敛、盖藏……故天子南面而视四星之中，知民之缓急，急则不赋籍，不举力役。故曰：‘敬授人时。’此之谓也。”“张（鸟）”“火”“虚”“昴”四星乃指示谷、黍、菽、麦等四时谷物种植收藏的天象标志。故天子南面观测天象，通过掌握时令指导农作生产履行其治民的职责。从农时历法的角度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对农作物生长及农业生产四时节候的概括。春秋二分、冬夏二至及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八节乃历法体系建立的纲纪枢纽。以八节为基础形成的二十四节气，乃一年农时节令的细目划分，其与节庆娱乐习俗亦有联系，像立春、清明、立夏、大暑、立秋、立冬等节气皆有相应的饮食娱乐活动，如立春吃春饼、清明踏青等。此外，民俗中农历二月二龙头节也与节气、天象密切相关。二月二一般落于雨水和惊蛰或惊蛰和春分之间，这时苍龙七宿中位于龙头部位的角宿开始出现于东方的地平线上，故称为“龙抬头”。这一天象预示着阳气生发，雨水增多。此时，古人会举办各种祈福、驱邪等活动，以求得风调雨顺。二月二较多保留了古代的社日遗俗。社日在古代是民间的重要节庆，除举办箫鼓赛神、社酒、社饭外，还有“社火”等庆祝活动，是下层民众中最有代表性的狂欢节。综而言之，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历法的重要部分，与农事相关，亦催生出一些节庆民俗。可以说，历法制定，除了记时功能外，不仅对指导农业生产意义重大，而且对祭祀活动及节庆民俗的形成有重大意义，可视为农业社会的一大文化特征。

中国古代文化的根本特征源于礼，礼作为一种制度体系，对社会生活生产及精神文化活动发挥着全面性的影响，并在有形无形的层面塑造着社会。中国古代讲求政教治化之道，其集中阐释可归纳为礼。《礼记·祭统》曰：“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即治理社会万民之道没有比礼更为急切者；在吉凶宾军嘉五礼中，没有比吉礼中的祭礼更加重要者。《论语·为政》记孔子曾谓对父母先人的孝表现为：“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即祭礼体现了对逝去先人的一种敬奉之情，是礼的内容之一。从更广泛的角度看，祭祀是超越层次上的礼，是一种身心精神的追求，是人对宇宙世界及自身生存状态的形上理解方式，是人的内在信念感受发之于外的表达形式。《礼记·祭统》曰：“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此强调祭祀乃发自人心的诚敬感情，人受内心感情涌动触发，以礼敬形式予以表达，故唯礼敬修养高者才能完美表达祭祀之义。《荀子·礼论》：“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即祭祀乃祭者内心思念感恩之情的表达。《礼记·祭统》亦曰：“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此主要指对父母先祖养育之恩的追忆报答，当然亦包括人对天地自然养育之恩的报答。可以说，祭祀不仅是人的感恩报答之心的礼敬表达形式，亦是研究理解诸多节庆礼俗之所以产生的入手聚焦点。

古人对祭祀的重视，可以举其对祭祀性质的理解认识作为证明。古人讲究修身，祭祀相当于修身的一个必要有效手段。因为祭祀乃交接神明之道，祭祀者必须整肃清洁身心精神进行斋戒，做好祭前准备。此可举《礼记·祭统》所记述之。其曰：“身致其诚信，诚信之谓尽，尽之谓敬，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即尽到自身的诚敬，方可祭祀交接神明，祭前斋戒可实现此精神准备。《祭统》又曰：“及时将祭，君子乃齐（斋）……是故君子之齐（斋）也，专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齐（斋）七日以定之，致齐（斋）三日以齐之，定之之谓齐。齐者，精明之致也，然后可以交于神明也。”斋戒乃祭前的精神准备，包括散斋七日、致斋三日，专意于身心精神的整齐清明。经过斋戒的人精神整肃凝聚，诚敬之至，祭祀时才可交接甚至见到所祭祀的神明对象。祭祀前斋戒有如此的精神整齐修洁功效，故被视为教化之本。《祭统》曰：“贤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谓福也。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谓之备。言内尽于己，而外顺于道也。”“顺以备者也，其教之本与……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顺之至也，祭其是与？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贤者祭祀因能尽其诚敬之心，故得内外无所不顺的道德福报；内外皆顺又可谓“顺以备”，是君子教化之本，亦可视为仁义孝悌之本。综之，祭祀实际是凝聚整肃精神的一种身心提升之法。其作为古人修身的方法之一，值得关注。

祭祀在古代有多方面的文化表现，此由礼制所决定。儒家有“礼三本”之说：天地乃生命之本，先祖乃族类之本，君师乃治化之本。故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敬君师。据此礼制，祭祀天地乃礼制最隆重的首务。相关的郊社之礼是周代最隆重的大型礼仪活动。其中，郊天之礼尤其特殊，为天子独享，其他人不可擅自举行，是天子统治天下的象征。社礼则异于郊天礼，祭祀的对象是土地神，祭社者身份亦多样，除天子外，诸侯、卿、大夫都可以举行。《礼记·祭法》记王所立有大社、王社；诸侯所立有国社、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庶民百姓亦有社，《礼记·月令》记仲春之月，“择元日，命民社”。《礼记·郊特牲》记：“唯为社事，单出里；唯为社田，国人毕作。”里乃古代的基层组织，里社乃民社之称，当为祭社准备祭物而打猎时，一里之人要全体尽数参加，由此可见里社之重要，亦可见祭地神之礼俗已深入到下层庶民百姓之中。《汉书·食货志》记战国时李悝在计算农民五口之家的生活开支时，说道“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农民百姓祭社之日每户需出钱聚会、饮食庆乐。里社举行祭祀，一来增加了农民百姓对里社组织的认同，二来有助于在农民百姓中推行维护统一的文化生活习俗，增强文化认同。这对后来秦汉大一统文化格局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社祭不仅及于天子、诸侯、卿、大夫等贵族，更与农民百姓有关联。社祭之外，与农民百姓有关的大型祭祀，即周代的大蜡礼。

从本质上讲，周代大蜡礼是年终举行的大型丰收庆典，意在“劳农息民”，即慰劳辛苦忙碌一年的百姓庶民，使他们在年终的欢娱中得到身体上、精神上的放松。《尔雅·释天》在解释三代关于年岁的不同名称时曰：“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注疏家解曰：“年者，谷熟之名。”周以后稷为始祖，奉其为农神。周人本是长于农耕的民族，故以谷物成熟的“年”为岁名，而大蜡作为喜庆丰收的礼典，其盛行于周代亦为当然。记载亦可证此。

《礼记·郊特牲》谓“伊耆氏始为蜡”，据说伊耆氏即帝尧，尧制历法，又始行蜡祭。《周礼·秋官》记载，伊耆氏掌国之大祭祀，并负责授给年迈老臣手杖。郑玄认为，伊耆氏“始为蜡，以息老物”，也就是说蜡礼是为了慰问年老者。西周继承了伊耆氏的传统，《礼记·明堂位》记周公有大勋劳于周王室，故其封国鲁国特被授予虞夏商周四代礼仪及礼器。其中，鲁明堂中陈设有土鼓、蒉桴、苇籥，即筑土而成的鼓、烧泥所制的鼓槌、苇管所制的短笛，皆是承自伊耆氏的乐器。《明堂位》又曰：“是故夏礿、秋尝、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这说明承自伊耆氏的大蜡，在周代已成为周天子主持下的大型祭祀。作为丰收庆典的大蜡礼，在周代受到重视。这里于四时祭祀外，特提出“春社”“秋省”二者，此“秋省”与“秋食”有联系，二者又与两项重要的农时庆典春、秋二社有关。同时，《郊特牲》又谓：“春飨孤子，秋食耆老。”即秋、春二季犒劳慰问勤劳王事者的老人或孤子。“秋食耆老”亦含“息老物”之义，接着就是劳农息民的冬季年终大蜡。可以说，大蜡礼虽承自伊耆氏，但在周代有所改进发展，礼典愈加隆重。

借助《周礼·春官·籥章》的记载，可见周代对农时节庆与大蜡礼的重视及其举行盛况。据《籥章》曰：“掌土鼓、豳籥。中春，昼击土鼓，吹《豳诗》，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国祈年于田祖，吹《豳雅》，击土鼓，以乐田畯。国祭蜡，则吹《豳颂》，击土鼓，以息老物。”此记周代重要的农时节庆，包括蜡祭。《豳诗》《豳雅》《豳颂》即《诗经·豳风·七月》，乃周代农事诗。豳乃周先祖公刘迁居之地，《豳风·七月》记载周人的四时农事。其中，所谓“土鼓”“豳籥”即承自伊耆氏蜡祭的土鼓、苇籥，连同蜡祭都被周人继承；中春逆暑与中秋迎寒皆与春社、秋社农时节庆有关，田祖、田畯乃农官、农神。人们祈丰年于春社，秋社则于收获时报赛，田祖、田畯是祈祷报赛的对象。春祈秋报乃农事节庆民俗。所谓“国祭蜡”“息老物”，益可见大蜡与伊耆氏蜡祭的继承关系。考《七月》有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曰为改岁。”“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十月纳禾稼……我稼既同。”“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七月》的历法同于周历，以十月为年终岁尽，此时收获结束，酿酒兼宰杀羔羊，准备迎接新春到来，此时农夫齐聚贵族公堂，举杯祝福新年，欢呼万寿无疆祝福颂词。此情此景实可视为后世春节的前身。

周代大蜡礼较详细地被记于《礼记·郊特牲》中，其曰：“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蜡祭就是于夏历十二月即周历十月，搜索聚合万物神灵一并祭祀。蜡祭对象共八种：一先啬，即农业发明者；二司啬，即农业管理者；三农，即农神田畯，因其有功于农事，死后被祀为农神；四邮表畷，即农官所居的田畔井间屋舍；五猫、虎，因其为农田除害而被祭；六坊，即堤坊水坝；七水庸，即田间排灌沟渠；八昆虫，祭祀有害昆虫，使之不为害农作物。所谓“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凡是对农业生产有贡献者，蜡祭时一概祭祀以为报答。天子穿素服主持大蜡祭，为衰老的万物送终，表达感戴万物的仁至义尽之情。农夫穿黄衣戴黄冠参与祭祀。黄衣冠乃草服。祭后天子以酒食慰劳农夫，使他们在农事结束后得到休息。蜡祭前要调查四方之丰歉，年成不好的地方不举行蜡祭，以慎用民财，年成好的地方才可行蜡祭。蜡祭之后，庶民休息，国君亦不兴功征发百姓。大蜡祭的过程表现出对农夫的尊重与抚慰，其祭为了“劳农息民”。可以说，大蜡是周代农业社会的丰收庆典，倾注着主祭者对农业劳动者及农业生产的尊重与关照，表现出农业社会浓重的自然崇拜意识。蜡祭尤可为自然崇拜的代表，寄寓着对百姓庶民生业的关心。

《礼记·礼运》记孔子曾参与大蜡祭典，其间因有感于五帝三王以来大同小康盛世的衰敝，不由得生出对夏殷二代制度的追忆认同。但孔子又感到二代之后杞宋之不足征，实则是感到三代之道已式微不振，因而认为目下之计唯有求于礼义才可挽世道之衰，故对子游说：“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即将希望寄于礼的践行上。由孔子之叹，可见蜡祭规模之盛大，乃至引起他如此的议论感慨。归根结底，乃因大蜡礼的启发，孔子深深有感于礼的伟大。大蜡礼对于表现礼所具有的特殊作用，亦可由此得到阐释。

《礼记·杂记下》记子贡观于蜡，看到人们那样欢乐，十分不解地叹道：“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孔子答说，农民终年辛勤劳作，得此一日的休息娱乐，其中甘苦是你无法理解的，并说“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要将松弛休息与紧张劳动二者结合起来，做到劳逸结合，“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孔子体察了农民在年终欢庆丰收庆典上得到休息娱乐的高兴心情，亦将大蜡礼对农民的意义揭示出来，同时道出张弛有度的治道理念之深意。

历来有一种看法，认为周代大蜡即秦汉的腊，此实不妥。《风俗通义·祀典》记《礼传》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汉改为腊。”这里讲汉代腊祭自三代以来的演变过程，谓周代大蜡被汉改称腊。又谓“腊者，猎也”，即举行田猎，获取禽兽猎物，用以祭祀先祖。还有一说认为，腊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报功也”，此指出周代大蜡与汉代腊祭的联系及其意义。考腊祭始于秦，《史记·秦本纪》有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腊”的记载，后为汉代所继承。周代大蜡实与秦汉腊祭有所区别：首先在时间上互异，《说文解字》载：“腊，冬至后三戌，腊祭百神。”汉以十二月为腊月，为保证腊祭百神必在十二月举行，故特指定腊祭时间是冬至后第三个戌日。因汉行腊祭在十二月，故后世称十二月为腊月。故而腊显然不同于在十月举行的周代大蜡。唐代以后，将腊、蜡合并为同日。其次，周代大蜡是在年终举行丰收庆典，强调劳农息民抚慰农夫之义，而腊祭重在庙祭先祖。二祭寓意不同，所以腊于庙，蜡于郊。中国古代盛行的腊八节就源于秦汉以来的腊祭。因为腊八节在十二月初八，故称为腊八。南北朝以来，腊八又被佛教徒定为纪念释迦牟尼成道的节日，这一节日因佛教的盛行被推广至民间。这一天，民间要做腊八粥供佛斋僧。腊八虽与佛教有关，但从腊八粥之俗视之，依稀可见周代大蜡庆丰收的遗意。

周代大蜡礼俗，在稍后的记载中仍有遗留。《礼记·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闾，腊先祖、五祀，劳农以休息之”。按《月令》用夏历，故其孟冬之月即十月，乃周历年终，故其所谓“腊先祖、五祀，劳农以休息之”，实即周代行于十月的蜡祭，而与秦汉所行夏历十二月之腊祭有异，是蜡祭在日后记载中留下的痕迹。《月令》季冬之月即十二月，其记载值得关注，文曰：“是月也，日穷于次，月穷于纪，星回于天，数将几终，岁且更始。”又曰：“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无不咸献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寝庙、山林名川之祀。”也就是说，从日月星辰天文运行上看，季冬月已近年终岁尽之时，应准备除旧迎新，欢庆新年，对上天百神、宗庙先祖、山川神祇进行一次总的祭祀。不难看出，其对周历十月年终总祭万物神祇的大蜡礼遗意，似有所继承。《郊特牲》所谓“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用于描述蜡祭并不是十分妥切；若用此《月令》季冬十二月对总括皇天上帝、社稷寝庙、山林名川等天地人神全部神祇一次性祭飨之，似更合适。夏历十二月腊祭百神，是因为“数将几终，岁且更始”，要做除旧迎新的准备。这说明，当时“元旦”“春节”的概念已在形成中，乃至呼之欲出。《月令》成书在战国、秦之际，则“春节”概念的早期形成时间，大体可由此推定。

与腊月相接的正月出现较早。夏商周三代有所谓“三正”，“三正”之别在其元月之异，夏正建寅即夏历一月，商正建丑即夏历十二月，周正建子即夏历十一月。“三正”元月皆称正月，正月之名出现较早。腊月出现于秦汉时，相对较晚，而其渊源则可追溯至周代的大蜡。周历以十月为岁末，故丰收庆典大蜡置于此时，亦方便推行“劳农息民”之义。《月令》行夏历，以十二月为年终，又改称蜡为腊，将原十月大蜡改行为十二月举行的腊祭，自是顺理成章之事。

春节除旧迎新包括腊月与正月，旧年腊月乃辞旧岁迎新春的准备预演，正月“元旦”始进入迎新年的喜庆高潮。中国古代由于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深入人心，因此祭祀遍及社会生活几乎所有层面，节庆民俗的背后亦几乎皆有相应的祭祀意义。春节乃是将祭祀与娱乐文艺结合起来的盛大节庆活动的代表。下面选取春节中几个有代表性的日子略加说明。

腊八开始进入春节准备，其前腊七夜半，举行驱鬼逐疫的傩仪。《论语》有“乡人傩”的记载，其产生较古老。傩又称傩舞，由一班人众装束打扮表演驱鬼逐疫的情节，可称为大型的巫觋舞蹈，场面喧哗热闹，相当于民俗文艺表演活动。后来其愈趋世俗化，趣味性日增。后移至除夕表演，在清代废止，但由其派生出的春节市井民俗文艺表演活动仍多种多样。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祭灶。腊月三十，除夕夜，吃年夜饭，守岁。正月元旦，拜天地，迎神，祭祖，拜年。初二，归宁（出嫁女子回娘家），迎财神。初三日，小年朝，送穷鬼。初五日，破五，恢复日常工作，开市，抢迎路神。十五日，庆元宵，赏花灯，猜灯谜。十五元宵节是春节喜庆的又一高潮。元宵过后，一般春节就结束了。民间亦有春节延至正月结束的习惯，俗称闹正月。与春节有关的文艺娱乐活动，除赏灯、猜谜外，诸如贴门神、写春联、挂年画等为春节增添了一份文化韵味，燃放爆竹则为春节增添了声响上的热烈喜庆气氛。总之，人们想方设法通过种种娱乐文艺活动，积极休息，放松身心，尽情享受忙碌一年后而迎来的新春的快乐。

周代大蜡礼是欢庆丰收的大型礼典，其宗旨是“劳农息民”。大蜡时节，“一国之人皆若狂”，处于休息的狂欢中。大蜡作为年终丰收庆典，与诸多娱乐欢庆活动相联系，以松弛娱乐的形式为主，既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具体表现，又在贯彻“劳农息民”之旨中催生了诸多欢乐喜庆的民俗仪节活动。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给人民大众带来浓浓的喜庆欢乐，休闲性质十足，亦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祝福与向往，可视为将祭祀、娱乐、文艺活动综合为一的节庆民俗的代表。审视现有记载，春节源头应以周代大蜡礼为端绪。其作为独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产，弥足珍贵，值得继承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