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维钊︱《诗经·玄鸟》与商人玄鸟崇拜传统

《诗经·商颂》的《玄鸟》开篇即言：“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中国历史上关于王朝更迭变迁的记述，有些会带有神话传说的色彩，而由“玄鸟”诞下的商朝就是这样，其所创造的辉煌文明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玄鸟”与商族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通过对“玄鸟”这一商人图腾的考察，也能窥见商人玄鸟崇拜传统发展演变的一隅。

一、商人玄鸟崇拜渊源——从东夷族鸟崇拜谈起

商族的玄鸟崇拜由来已久，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商族的鸟崇拜源于东夷族。“夷”，从大从弓，表现为一个持弓的人。《礼记·王制》言：“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古代中原对东方各部族统称为“东夷”，比如淮夷、莱夷、鸟夷、风夷等。各部族大致分布于今江苏、安徽、山东一带。

东夷族是一个盛行鸟崇拜的民族，刘洪波《浅谈东夷族的鸟图腾崇拜》（《史前研究2013：纪念半坡遗址发现六十周年暨石兴邦先生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一文认为：在古史传说和历史文献的证明下，“东夷族是一个崇拜鸟的民族”，而“东夷人以凤凰作为祖先”，风姓之“风”即凤凰之“凤”，“说的是东夷人以凤凰作为图腾崇拜”。“东夷族全用鸟为名号，多以鸟为图腾来进行崇拜。”而东夷族这种鸟崇拜信仰也深刻影响了商人的鸟崇拜传统。

张富祥《商先与东夷的关系》（《殷都学刊》1997年第3期）一文就认为：“商族与东夷关系极为密切，其本身就是东夷族的一支，与传说中的东夷的一些部落有近亲关系。”而商人的鸟崇拜就与东夷的鸟崇拜一脉相承。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中说得就更详细：商族的祖先为东夷人，而东夷人的祖先为少昊氏。少昊族以鸟为图腾，是由几个胞族组成的部落。其中，第一胞族中的五个氏族分别以凤鸟、玄鸟、伯赵（劳）、青鸟、丹鸟为图腾，玄鸟为商族人的图腾。既然玄鸟成为商族人的图腾，那么这就与《商颂·玄鸟》篇中“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说法相契合。

“玄鸟生商”的故事准确来说，是“玄鸟”生下商人先祖“契”的故事。契，姓子，名契，商部族的杰出首领，他是商朝开国君主成汤的先祖。《史记·殷本纪》中有契降生的记载：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

另外，《楚辞》中的《离骚》《天问》篇、《吕氏春秋·音初》和《太平御览》也有对玄鸟和契感生故事的记述，只是《商颂·玄鸟》篇中说得更直接：是“天”命令“玄鸟”，降落凡世，生下商的祖先契，这才建立了商朝。一定意义上说，商朝是“天”或者“帝”借着“玄鸟”给予商部落的馈赠。“玄鸟”作为天与人沟通的媒介，保护和庇佑着商族，进而演化成商部落的图腾。

除了始祖契，商人先祖“王亥”也与玄鸟有着密切的关系。王亥，又名振，继任为商族首领，殷人先公之一。甲骨卜辞称其为“高祖亥”或“高祖王亥”。如果说契的出生标志着商的孕育，那么王亥的出现则对应着商部族的进一步发展壮大。这种时间节点划分也同样适用于商的玄鸟崇拜传统，契的阶段应是玄鸟图腾的孕育和确立，到王亥的阶段，则是玄鸟崇拜进一步发展并渐成风气。从王亥“亥”字的甲骨文写法看，亥字从亥从鸟。多种亥字写法中，“”最具有代表性。由此可以看出，此时期的鸟类崇拜已经扩展到商人的命名领域。

姓名寄托着最美好的希望和祝愿，而王亥作为商人始祖，其姓名更具有代表和象征意义。由此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商人玄鸟崇拜传统的渊源自“玄鸟生契”孕育奠定，并且进一步发展，逐步扩展到商部族先公、先祖的命名领域。玄鸟崇拜之风已经渐渐兴起。

随着商部落一步步发展壮大，其终于在商汤的带领下，消灭了夏朝最后一位国君桀，建立了延续五百多年的商朝。《商颂·玄鸟》篇曰：“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关于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其在文献中的称谓很多：《尚书》中的《酒诰》《多士》《多方》《君奭》诸篇、《楚辞》的《天问》篇和《史记》的《殷本纪》都称之为“成汤”，叔尸镈称之为“成唐”。“成”就是汤，卜辞中有称汤为“成”之例。例如“羌用自成、大丁、大甲、大庚”“今日用三豭于成”，以及“癸亥卜宗成又羌三十，岁十牢”等。陈梦家先生也指出，在卜辞中，“成”所排列的位置与大乙、唐完全一致，所以其断定大乙、成、唐并是一人，即“汤”。既为一人，从诸多文献对汤的记述中，也足见其重要地位及影响力。

关于“正”字，程俊英《诗经译注》将之翻译为“治理”，但笔者更倾向于“征伐”之义。将“正”字译为“治理”，或许和《论语·颜渊》篇孔子所言“政者，正也”的解释相类。但是纵观武汤一生，其征伐建国之功要在治理之功的前面，而其最大功绩也莫过于“成汤代夏”。所以，笔者认为，“征伐”之“正”（征）要优于“治理”之“正”（政），“正”字释义为“征伐”更佳。另外，甲骨文“正”字上从口，下从止，为“行军至城邦”之义，其本义也为“征伐”。

成汤代夏之后，商部族才真正作为中原地区统一的正统稳定下来，正式开启了中国版图上商朝历史的书写。而商人的玄鸟崇拜传统也由契时期的孕育、奠定，王亥时期的进一步普及、拓展，走向了商汤时期的正式确立。

二、商人玄鸟崇拜的深化与发展——武丁与飞雉

紧接着，《商颂·玄鸟》篇又言：“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这就把时间一下子向后推进到了商朝中期。武丁，子姓，名昭，他在位期间勤于政事，励精图治，使商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得到了空前发展，史称“武丁中兴”。《竹书纪年》赞武丁曰：“王，殷之大仁也。力行王道，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大小，无时或怨。是时舆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荆蛮，北不过朔方，而颂声作。礼废而复起，庙号高宗。”《史记·殷本纪》也记载有武丁选拔贤人傅说，“举以为相，殷国大治”的事迹。武丁在位时，向内勤修政治，向外积极扩展国土，使初显颓势的商朝又振作了起来。

从《史记·殷本纪》记载武丁时期“飞雉登鼎”一事可见一斑，其文曰：

帝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惧。祖己曰：“王勿忧，先修政事。”祖己乃训王曰：“唯天监下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绝其命。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附命正厥德，乃曰其奈何。呜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继，常祀毋礼于弃道。”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

《史记·殷本纪》对武丁“惧而修德”这一段的记载有很多细节。第一，武丁祭成汤，结合当时的社会状况，商朝外有舌方、鬼方和羌方扰乱边境，内有民众的信任危机，即“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在这种情况下，武丁祀祖先汤，一是希望求得先祖庇佑，希望如先祖当年一般“正域彼四方”，来谋求国家稳定；二是希望自己的治理能够施行天下，受到国人爱戴和拥护，借着祖先的盛名来获得自己政权施行的合法性。第二，武丁时期的国家治理出现问题。从“常祀毋礼于弃道”可以看出，商朝在武丁中兴之前，很可能进入了一个礼法制度在运行一段时间后被破坏的局面，国家内部在一定时间内存在动乱。这些都是武丁祭祀成汤的内在和深层原因。

而武丁“惧”的直接原因就是“飞雉登鼎”事件，这也反映出商人玄鸟崇拜传统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首先，对象为飞雉，并非“玄鸟”，这一方面可以看出商人玄鸟崇拜的深化——由单一“玄鸟”崇拜推扩到包括飞雉在内的“鸟类”崇拜，这反映出商人对鸟类信仰崇拜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商人的玄鸟崇拜也具有不同的面向。“玄鸟”作为“生商”的祥瑞，是商人高尚的信仰和崇拜追求。而作为国家衰变的灾异和恶兆，“飞雉”则是传递上天消息的使者。“玄鸟”与“飞雉”都是商人鸟崇拜传统的体现。其次，“飞雉”动作为“登鼎”。众所周知，“鼎”是国家权力的象征，作为国之重器，其重要性在商朝应该就已表现出来。通常情况下，国家权力集中在统治者手中。在上古“三代”时期，君权往往还需要依靠神权来加强自己的统治。“飞雉”登“鼎”，既说明君权尚未达到睥睨天下的独尊地位，也说明此时期的神权与君权，不再是非常融洽的利益共同体，至少是出现了分歧。武丁正是“惧”于自己商族所信奉的神明对自己统治权的动摇，所以才会勤修德政，争取在神明面前、百姓面前做个好君主，振兴商朝。

纵观整个飞雉“登鼎而鸣”和武丁“惧而修德”事件，商人的鸟崇拜贯穿其中。其中，既可以看到人神之间无声的对话和利益沟通，也可以看出鸟崇拜在商朝国家层面政治与祭祀中的至高地位。这一时期，商人的鸟崇拜得到丰富和深化，并为商人玄鸟崇拜传统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商人玄鸟崇拜的顶峰——从出土文物看商代晚期鸟崇拜

武丁修政行德后，便迎来殷道复兴的大好局面。《商颂·玄鸟》言：“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景员维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商朝疆域辽阔，人民生活富足；同时，商人的玄鸟崇拜在此后也迎来了发展的高潮和顶峰。

殷周金文暨青铜器数据库现存有商代（或西周早期）含有“鸟”意象青铜器一百余件。值得注意的是，首先，整个青铜器资料库中，商代早、中期含有“鸟”意象的青铜器竟然近乎于无，即晚期“鸟”意象青铜器占据商代所有“鸟”意象青铜器的极大部分。一方面，这或许是受限于商代青铜冶炼技术的发展水平：商代的青铜冶炼水平在王朝后期，才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另一方面，这也与商人玄鸟崇拜的进一步发展有关。玄鸟崇拜经历了先公、先祖时期的孕育和奠定，商汤、武丁时期的深化和发展，最终在商代晚期达到了高峰。青铜器是商代辉煌文明的重要标志，而“鸟”意象青铜器则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由此也可看出商人玄鸟文化崇拜的高度发达。

其次，这些出土的“鸟”意象青铜器中，既有出土于商朝统治中心——今河南省及周边地区的青铜器，也有出土于商朝统治边缘地区，如今甘肃省周边以及今辽宁省周边等地区的青铜器。这说明：此时期的商人玄鸟崇拜，已经由商朝统治中央区域扩展到边缘地区，玄鸟崇拜传统已经普及到商朝统治区域的大江南北，玄鸟文化渐已深入人心，融于商人的日常生活中。

除了“鸟”意象青铜器在“数量”上的独树一帜，玄鸟崇拜在“范围”上也高度普及。在出土文物的造型和样式上，商人的玄鸟崇拜传统也达到了一个高峰。如前文所言，商人玄鸟崇拜的对象经历了一个由“玄鸟”到“鸟类”的扩展过程，这在出土文物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如安阳殷墟出土的商妇好青铜鸮尊，其由器盖与器身两部分组成，器身铭文“妇好”。整器为一站立鸮形，器通体以云雷纹为地，器盖饰饕餮纹，前端有一立鸟，鸟后饰一龙。鸮，即猫头鹰一类的鸟，声音凄厉，《毛传》言：“鸮，恶声鸟也。”后人认为，鸮是“恶声之鸟”，然其既作为葬器出现于妇好墓中，也足见商人鸟文化崇拜的发达。又如其中出土的玉凤，侧身回首，身躯扁平，形体修长。整件器物造型优美，线条流畅，神态迷人。既反映了商代治玉水平的高超，也反映了商人鸟文化崇拜的普遍。再如其中出土的鹦鹉形玉佩，整体青绿色，鹦鹉作站立状，鸟体丰满，上饰云纹，翅膀上勾，栩栩如生地刻画出鹦鹉之形态。不仅是立体的鸟形器物，商代晚期青铜器上大量凤鸟纹的出现，也彰显了鸟文化崇拜的巨大影响力。由此可见，商人的鸟文化崇拜，不仅是“玄鸟”崇拜，到了商代晚期，还逐渐扩展到鸮、凤、鹦鹉等诸多鸟类崇拜上，这表现了商人鸟文化崇拜的巨大生命力以及蓬勃发展的态势。

由此，我们便可窥见商人玄鸟崇拜传统的发展历程：其孕育、奠定自始祖契，经历了王亥时期的普及发展，在商汤时期正式确立下来；随后，其在武丁时期又经历了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最终在商代晚期达到顶峰。但这既是一个顶峰，又是一个落幕。西周的建立使得商人的图腾崇拜走向崩溃。《诗经·大雅》中的《大明》篇言：“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但商人的玄鸟崇拜传统并未就此消亡，这一方面保留在器物纹饰、造型种类的继承上，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后人对商代辉煌文明的追忆和怀念上。《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言：“予始殷人也。”《论语·微子》篇也载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接舆将孔子称作“凤”，这也与商人的玄鸟崇拜传统有关。“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诗经·小雅·鹤鸣》）孔子作为儒家文化的代表，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接续“三代”文化，集前二千五百年之大成，开后二千五百年之新统，成为中华文化的符号和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