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活”何以生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直接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正如中国著名思想家梁漱溟所言，文化是一种生活的样法。当我们提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提倡一种“生活的样法”。当我们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其实就是要让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实际作用，而我们的日常生活也一定是要充满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发”意味的“文化生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三大组织支柱：家庭、学校和国家，其与日常生活具有内在一致性，二者都以实践、致用为价值前提，以实现政治理想和个人发展相统一为价值追寻，特别是“人民中浸染着的儒家伦理观对于学术的挚爱，仍被证明是其发展活力和适应能力的源泉”。
　　就价值前提来看，文化的本质是“人化”，而生活的本质是“人为”。文化自始至终反映着人的生活，也会因人的生活变化而变化。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的生活是在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展开的人的生存状态或人的实际活动过程。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言，它始终将人们的现实生活作为最重要的实践场域，孔子提出的“六艺”，主要是实践性的功夫，而非理论性的技巧，因为它们属于能力的范畴，而不是知识的范畴。“经世致用”也是极具实践意蕴的思想，在当时主要表现为建立“士人政府”的实践指向，再到宋明理学的“知行合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也是对实践哲学的进一步深化，主要体现为一种道德实践。立足现代生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营养，“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
　　就价值追寻来看，文化的指向是“化人”，而生活的指向是“为人”。文化的价值在于“以文化人”，往往这种教化是与国家政治理想和社会治理紧密嵌合。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正统的儒家思想立足于现实生活，通过道德感召、伦理塑造和秩序规范对民众实行社会教化以实现“民善而国治”的理想。需要注意的是，教化的关键是“德化”。《大学》开篇即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其主导力量的自我成长，这种文化主体性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下，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突破了资本主义文明对“人”的宰制，超越了西方社会的“经济人”和“单向度的人”，真正追求“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点与日常生活中所追求的美好生活的目标是一致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形成的价值共识，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积淀，塑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是指人们一切生活活动的典型方式和主要特征的总和，包括饮食起居、社会交往、精神生活等方面。
　　就物质生活传统来看，古代的许多思想家都主张人们精神生活富足要立足于物质生活富裕，因此，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积淀了丰厚的物质生活传统。“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孔子在与其学生冉有的对话里提出了“庶—富—教”的惠民顺序，孟子继承了孔子的理念，他认为只有在使物质得到充分保障后，才可能“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在物质生活中，衣食住行是社会生活最基础的环节，其中，饮食文化是与生活最为紧密的传统。当下，饮食选择愈发多元，但我们的饮食传统的基本框架依然稳固。菜品制作上，传统的煎炸炒烧、卤煮蒸烤依然是主要烹调方式；口味偏好总体上仍然追求传统的五味调和，地域性的口味传统如“南甜北咸”等也依然保持；筷子、杯子、盘子以及同桌共食的习惯依旧未变；依旧保持老人、客人上座，晚辈、主人陪侍的餐桌礼仪。
　　就社会生活传统来看，中国传统社会是礼俗社会，当代社会虽然已进入现代法理社会，但在日常生活中依然有礼俗传统的印迹。儒家思想以仁、义、礼、智、信为道德行为准则。《蓝田乡约》中写道：“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人们在乡村生活共同体中，在生计、规约、礼俗、患难等方面，相互激励、监督、交往、救助。这种互助互惠人情交往方式是宋明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的主流社交传统。虽然近百年来这种传统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乡村治理模式嬗变而趋向淡化，但在婚丧嫁娶中，人情互惠传统仍普遍存在。此外，婚丧嫁娶作为一种重要人生仪礼，虽然屡经改易，但基本精神与主要环节仍然活态存在。
　　就精神生活传统来看，正所谓“百姓日用即道”“万方百姓恒日日赖用此道而得生而不觉”，精神生活层面的传统是“润物细无声”的，也是文化传统的核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突出表现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当下，人们的生活方式仍然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蕴的精神传统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比如诚实守信的立身原则和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从中国古代教子童谣“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到成人心灵契约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都是对儒家诚信理念的践履。“自强不息”一词出自《周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经典对“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精神作了进一步诠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中国几千年来的发展，就是中国人坚持“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最好印证。

在文化演进的链条上，人们基于其所生活时代的需要进行新的文化创造，并经由代代相承而积淀，使得文化成为一个不断增量的过程。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价值观“为哲学家所发明、政治家所强化、教育家和乡土文人所传播，最终由基层人民所实践，成为中国人族群的重要精神支柱与行为准则”。与此同时，在对传统的承继中，新的文化不断生长出来，成为新的传统的一部分。新的时代条件下，承继“旧传统”，培育“新传统”，并推动“优秀传统”在现代生活中达到“日用而不觉”的程度，需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持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需要出发，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习俗文化的有机融合。还要依靠日常生活的实践养成功能，通过“反求诸己”的方式，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不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贯通历史的文化力量，是过去、当下、未来并置融合的文化样态，也是生活世界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和精神皈依。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关键在于融通历史、聚焦时代、守正创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还要通过“出去分享其他民族的经验、宗教和伦理传统，通过更广泛的对话走向新的天地”，从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贴合现代生活、适应现代生活、融入现代生活，并在现代生活中达到“日用而不觉”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