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制定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讲好中国反腐败故事”。赓续文化传承,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赋能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意义重大。中原历史文化名人——“二程”的家风家训、廉洁思想挖掘、传承和弘扬极具时代价值。一、“二程”...
《新唐书·褚遂良传》载,唐太宗溺爱皇子李泰,对其耽于酒色、奢侈逾制之举不以为然,并以舜帝作漆器、大禹雕祭器为例驳回朝臣进谏。褚遂良挺身而出,直言进谏:“奢靡之始,危亡之渐。”此八字箴言言简意赅、发人深省,表明奢侈享乐与政权兴衰、人事成败存在深刻关联。奢靡之风的萌发,往往是危亡之患的开端;细微弊病的积累,终将酿成倾覆之祸。这既是对历史规律的总结,更是对为官从政者的告诫。先秦诸子早已洞悉奢俭与家...
肇始于孟子的儒家性善说,自其形成之日,便存在着一个理论困局:既然人性本善,那么恶从何来?在性善说与性恶说的辩论中,性善论者无论怎样辩说,都难以突破这个理论困局,就学理而言此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性善说缺乏本体论的根据和支撑。儒家传统的性善说,在朱熹理学中获得了系统性的理论重构。其最重要者,就是将理气论引入了人性论,使儒家性善说在本体论上获得突破。北宋五子构建的理学体系中,理气关系问题始终处于核心...
泰山辞赋作为彰显历代王朝礼乐文化的载体,以“德性”“和序”“颂美”为核心功能,构建起“礼乐—权力—文明”的阐释体系。其“德性”内核通过帝王封禅、巡狩等仪式实践,将“仁政”“德治”升华为政权合法性的伦理依据,形成“德性—礼乐—天命”的逻辑体系;“和...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力赞了对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重要学说和25位思想大家,就包括宋明理学和程颢程颐。从学理的角度看,北宋时期程颢程颐创立的理学,后又经南宋时期朱熹集大成而形成的理学体系,强调理性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指导,强调理性地看待事物和处理问题,是中国最早的理性主义学说。宋元明清尊程朱理学为儒学正统,教化世人。重新认识二程理学,研究...
中国传统经典诠释的主流形式是以文字注疏为主的文本阐释。近年来,学界对图解经典文本的关注悄然兴起,这一趋势在《易经》(易图学)和《礼》经(礼图学)的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值得注意的是,《四书》学传统中也蕴含着丰富的图解文本资源,这些材料为我们更全面地把握儒学理论形态提供了新的视角。系统梳理《四书》图解学术传统,不仅有助于拓展图式文本资源的发掘维度,更能深化我们对图解经典之意义与内在逻辑的理解。...
历史上多将二程之学称为道学,而道学的含义有三种,二程经学属于其中的四书学。二程对四书学有四大贡献:提出天理观念,为四书学提供核心范畴;建立起以天理为核心、以心性道德为主要内容的天理学说;推尊孟子,表彰四书,使四书的经典地位超越五经;提出以“玩味”为根本的解经方法,为四书学提供新的诠释方法论。二程的四大贡献,正式开创了经学史上不同于五经学的四书学。关键词:二程;天理;心性;四书;“玩味”...
张祥龙著文指出“个体的永生在世是不道德的”。通过对这篇文章的症候式阅读可以发现,该论断并非对“个体永生在世是否道德”的直接回应,而是以省略形式对一个隐含问题“作为恶魔的个体的永生在世是否道德”的回答。这一回答基于以沉默的形式依次对另外两个隐含问题即“《哈利·波特》中伏地魔的永生在世是否道德”和“《哈利·波特》中伏地魔对永生在世的‘追求’是否道德”的考察而做出,而问题“个体永生在世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尚贤使能”语出《荀子·王制》,意谓在选拔人才时不考虑出身贵贱、血缘亲疏,而是关注具有贤德与能力。该词虽然见诸...
2026年经济工作头绪多,要抓住关键、纲举目张。——2月16日,《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纲举目张”出自战国时期典籍《吕氏春秋·用民》:“民之用也有故,得其故,民无所不用。用民有纪有纲,壹引其纪,万目皆起,壹引其纲,万目皆张。”这段话的背景是吕不韦讲治理国家的中心和关键是对待百姓——即文中所说“有纪有纲”,得到了百姓拥护就会无往不胜。纲,是渔网上的总绳,...
宋人论诗,惯以“气”为核心枢纽。刘克庄在《刘圻父诗序》中明言秉承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之旨,卫宗武亦继其说,强调“诗亦然”,将“气”确立为诗文创作的根本内核。宋人结合宋代诗学的独特语境与理学思想的时代浸润,为传统“气”论赋予了全新的理论内涵与批评实践价值,“气韵”“气骨”“气格”等衍生范畴随之成为宋代诗学批评体系中的核心要义。陈善《扪虱新话》更是直截了当地将诗文工拙系于“气”之盛衰...
“仁”乃儒家文化之精髓。现如今,人们对其概念虽已耳熟能详,但若深究“何为仁”,则常难给出完备的言说。其实,此种解释困境自古有之。纵观儒学史可知,仁最不容忽视,又最不易表达。与如何识仁、行仁等问题相应,如何恰切“言仁”,亦渐成后世儒者必须直面的议题。孔门弟子常问仁,孔子则多答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等语。依程颢、程颐之见,此类答语多指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周易》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文化经典,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智慧的集中体现。“变易”思想贯穿《周易》始终,孕育了博大精深的创新智慧。从“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辩证法则,到“革故鼎新”的实践路径,再到“日新之谓盛德”的价值追求,《周易》构建了涵盖宇宙观、方法论、实践论、价值论的完整创新思想体系。这种创新...
中国是举世闻名的礼义之邦,中华文明是典型的礼乐文明。作为古代四大文明中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突出特性,尤其是传统礼乐文化所独具的凝聚力与生命力。传统礼乐文化能够落实道德、引导法治、砥砺风俗,得到民众的衷心拥护,得到官方的极力推崇。为政以礼,以礼治国,很早便成为社会的共识。中国历史上各朝代均建有各自的礼乐制度,礼制的损益沿革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古...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的著名命题。这一命题深刻而中肯地揭示了孔子作《春秋》的指导思想和《春秋》经的思想内涵都是以“礼”作为价值标准。南朝梁人皇侃强调礼在六经中的统摄地位说:“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皇侃的这一论述与司马迁关于《春秋》为“礼义之大宗”的命题是相通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非常明确而中肯地阐明了《春秋》经的主导思想就是礼。纵观历史上众多学者有关《...
在自汉魏迄隋唐的经学发展史上,“三礼”在儒家经学体系中的学术地位发生了两个方面的发展演变。其一,“三礼学”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地位渐趋显要。在《春秋》学占据经学核心地位的汉代,郑玄以“礼”为宗的经学阐释体系提升了“三礼学”的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礼学著述的数量迅速增长,在各类经学著述中居于首位,“三礼学”研习与教育也受到历代统治者重视。其原因当是“三礼”较为全面、系统地记述并阐释了儒家思想...
2026年第3期《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建设金融强国》。文章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见利忘义一向为君子所不齿。金融具有功能性和盈利性双重属性,盈利要服从功能发挥。金融行业要履行好社会责任,实现金融与经济、社会、环境共生共荣。”此处引用的古语“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出自《荀子·荣辱》。其原典为:“荣辱之...
唐君毅的文化哲学思想在现代新儒家文化哲学中占有重要位置,其思想体系以“心性之学”为核心,致力于在西方现代性冲击下重构儒家的人文信仰。他的理论既继承了宋明理学与陆王心学的传统,又融合了西方哲学资源,形成了独特的“人文精神论”。他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是“古今中西之争”的核心议题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第二个结合”这一重大命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现代定位,而国外学界依旧存在着“文化工具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的错误解读。原因在于西方理论界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理解在底层逻辑上存在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相关理论表现为三种类型——文化生成说、文化断裂说与文化工具说。这三种理论均否定非西方社会传统文化的现代...
在全面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规律,立足新时代文化建设实际需要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论述“‘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时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1] 这一论断的提出,显著地丰富并拓展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涵,标志着中国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