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北宋諸儒昂然奮起，證成孔孟挺立的地位，乃是思想史極為重要的一章，也是儒學發展最精彩的一頁，濂、洛、關、閩，相繼而起，成就斐然，然而匯聚成果，有賴朱熹（1130-1200）融鑄前言，集其大成，完成重構經典工作[ 參見拙撰 〈義理與訓詁：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之徵引原則〉，《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里仁書局，2006年9月），頁326。]，自此由理學入於經學，由講論而及於經典詮釋，成為儒學後續發展的重要事業，朱學傳布與四書講論，乃是一體之工作，宋寧宗嘉定五年（1212）劉爚（1144-1216）奏請朱熹《論語集注》、《孟子集注》立於國學[ 畢沅編集 《續資治通鑑》（臺北：洪氏出版社，1981年5月）卷159「寧宗嘉定五年」，頁4316。]，理宗淳祐元年（1241）詔入學宮從祀，云：「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裡渾融，使《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本末洞澈，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 畢沅編集 《續資治通鑑》卷170「理宗淳祐元年」，頁4630。]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頒《四書章句集注》為科舉定本[ 宋濂等撰 《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4月）卷81〈選舉〉云：「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復以己意結之。」頁2019。]，明初太祖定八股取士，初場試四書義，四書主朱熹《四書章句集注》[ 張廷玉等撰 《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4月）卷70〈選舉二〉，頁1693-1694。]，宋代淪亡，元代繼起，元朝既沒，明朝接續，不同朝代，同樣推崇四書，四書懸為功令，成為宋元以降學術核心，後人往往以政治威勢來解釋朱熹地位的提昇，認為朱熹學術乃出於官方表彰的結果，然而追本溯源，朱熹晚年遭受慶元黨禁[ 丁傳靖輯 《宋人軼事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9月）下冊卷17載：「及黨議之興，士之清修者，深入山林以避禍，而貪榮畏罪者，至易衣巾攜妓女于湖山都市之間以自別。雖文公之門人故交，嘗過其門，懍不敢入。」頁943。]，局勢洶洶之際，無法想像日後學脈得以延伸，學術得以拓展的情形，錢穆先生「雖有科舉功令，然不得專以科舉功令為說」[ 錢穆撰 《朱子新學案》（臺北：三民書局，1982年4月）第四冊〈朱子之四書學〉，頁180-181。]，乃是相當深入中肯的說法，朱熹的堅持與門人後學的傳播，印證義理，蓄積力量，由民間而及於官方，才是建立四書學術地位的關鍵因素。[ 拙撰 〈四書「官學化」進程：《四書大全》纂修及其體例〉，《東亞漢學回顧與展望》（長崎：長崎中國學會，2010年7月），頁87-102。]南宋推崇朱熹學術，來自於既壓復起，還予公道，回復朱熹名譽；元代表彰《四書章句集注》，以蒙元看待知識分子的態度，取用乃是懷柔兼納的手段而已，用意在於攏絡士子。[ 蕭啟慶撰 〈元代科舉特色新論〉云：「道學在科舉中的獨尊及成為近世的官學是始於元代，而非宋代。不過，道學在元代僅為儒學各派中的官學，還算不上『正統』學術。因為科舉在當時並非入仕的主要管道，而儒學不過是諸『教』中的一種。道學正統地位的確立是在明朝。」又「成祖永樂十三年（1415）頒行《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成為科舉考試及學校教育的準繩，廢棄舊注疏不用，但這兩部官纂大全與元代科舉所用注疏乃是一脈相承。朱學獨尊的地位自此獲得鞏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1本第1分（2010年3月）頁23、26。]同尊朱學，程度與用意不同，真正確立朱熹學術地位，主要來自於明朝態度，明初八股取士，沿唐、宋之舊，深有恢復傳統的意義，考試以朱學為宗，已具氣氛，然而貫徹帝王意志，以皇權威勢，整合歧異，建立朱熹為尊的經說體系，主要來自於明成祖（1360-1424）永樂十二年（1414）命胡廣等人纂修《四書大全》。[ 楊士奇等撰 《明太宗實錄》（據北京圖書館紅格抄本影印，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6年），卷158載「上諭行在翰林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注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於下。其周、程、張、朱諸子性理之言，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之羽翼，然各自為書，未有統會，爾等亦別類聚成編。二書務極精備，庶幾以垂後世。』命廣等總其事，仍命舉朝臣及在外教官有文學者同纂修，開館東華門外，命光祿寺給朝夕饌。」頁1803。]自此，朱熹成為學術宗主，四書成為後代最重要經典，《四書大全》成為明代士人成學、入仕最重要的經說依據。[ 侯美珍撰 〈明清科舉取士「重首場」現象的探討〉，《臺大中文學報》第23期（2005年12月），頁277-322。]《四書大全》地位無可比擬，檢視明儒言論，鄒元標（1555-1624）《願學集》云：「懼學者溺于異指，令童習家學，見之躬行，厝之政事，以翊戴皇圖無疆之治。」[ 鄒元標撰 《願學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卷4〈四書大全纂序〉，頁105。]高攀龍（1562-1626）《高子遺書》云：「二百餘年以來，庠序之所教，制科之所取，一稟於是。」[ 高攀龍撰 《高子遺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卷7〈崇正學闢異說疏〉，頁441。]指出皇權政教一體之事實，清人陸隴其甚至直指「蓋當時承宋元諸儒理學大明之後，黑白昭然，不必登堂入室之士，然後能知聖人之道，永樂之政未有善於此時者也。自成、弘以上，學術一而風俗同，豈非其明效耶！」[ 陸隴其撰 《松陽鈔存》卷上「道體」，（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725冊，頁636。]一學術，同風俗，明顯可見政治操作的影響，明儒的學術根基，韓國、日本所傳朱熹四書學[ 參見金培懿撰 〈作為道德╱語文教育教材的《論語》──以近代日本中學校教科書╱漢文學參考書所作的考察〉，《中國學術年刊》第32期（2010年9月），云：「江戶初期日本儒者對朱子學的吸收涵化，例如林羅山與貝原益軒等，基本上是以明代為科舉應試所出版的標準『四書學』，亦即《四書大全》類的學習書為憑藉。」頁5。觀察深入，所見極為正確。]，其實是「皇統」詮釋體系的《四書大全》，從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到《四書大全》，明代「官學化」的結果確立四書成為最重要經典。就經學發展而言，唐代《五經正義》整合義疏，完成經學統一，皮錫瑞（1850-1908）《經學歷史》言之為「經學統一時代」[ 皮錫瑞撰 《經學歷史》（臺北縣：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3年9月），頁198。案：《五經正義》有百八十卷，並非一百七十卷，說法有誤，詳見周予同注解。]，至於明代以《四書大全》統合元儒經說，皮氏以「積衰時代」[ 皮錫瑞撰 《經學歷史》，頁289。]來稱呼明朝經學，認為敗壞學風的源頭，立場明顯矛盾。事實上，《四書大全》整合宋元四書講論內容，一如《五經正義》統合漢魏以降的經疏成果，唐承漢魏，明繼宋元，落實經典教育工作，完成官方經典文本，具有同樣的學術發展意義，卻深受誤解，為求釐清，筆者針對《四書大全》「引用先儒姓氏」，覈以《宋元學案》，撰成〈《四書大全》徵引人物系譜分析〉[ 參見拙撰 〈《四書大全》徵引人物系譜分析〉，《東吳中文學報》（2012年5月）第23輯，頁219-246。]，分析龐大徵引來源，了解層層累聚的經解形態當中，從朱熹門人結集之後，宗派繼起，存在學脈、宗派而及於宗族鄉里情懷不同階段的傳衍線索，黃榦（1152-1221）傳學何基（1188-1268），北山一系稱為朱學「嫡子」，何基、王柏（1197-1274）、金履祥（1232-1303）、許謙（1269-1337）一脈相承，具有由宋入元，鞏固學脈正傳的地位，也具有確立朱學內涵的意義，《四書大全》徵引共計106家[ 明．胡廣等纂修 《四書大全》（《孔子文化大全》本 濟南市：山東友誼書社，1989年7月）〈四書大全凡例〉「引用先儒姓氏」，頁21-27。覈查其中，「張氏玉淵」生平今無可考；「晏氏」據《禮記集說》，以及阮元《十三經校勘記》所引，疑為「晏光」；「鄧氏」《四書通》作「名世」，《四書大全》誤作「名亞」；「郭忠孝」《四書通》、《四書大全》作「郭忠厚」；「倪氏」《四書通》、《四書大全》並無列名，據《禮記集說》應為「倪思」；《四書通》、《四書大全》「永嘉薛氏」為「薛季宣」；「李東窗、東窗李氏」應為「李性傳」；「程若庸」《四書大全》分作「徽蓭程氏」、「勿齋程氏」，實為一人；「黃仲元」於宋亡更名為「淵」，《四書大全》誤分「黃氏淵」、「四如黃氏仲元」；《四書大全》「朱伸」疑為「朱申」之誤；《四書大全》「宣氏」，據《禮記集說》應是「宣繒」；《四書大全》「趙氏」，比對《四書通》、《四書大全》所引內容，「趙氏」即是趙順孫，《四書大全》卻分為「格蓭趙氏」與「趙氏」；《四書大全》「魯齋王氏」下注名「侗」，應是「柏」字之誤，成書倉促，多有訛誤，不過重出之間，顯見《四書大全》有不同的引據來源。]，其中名列《宋元學案》「北山四先生學案」共計5人，分別為王柏、金履祥、許謙、歐陽玄（1283-1357）、何夢貴（1229-1303）、方逢辰（1221-1276）等人，徵引許謙材料最多，其次為方逢辰、金履祥、王柏、何夢貴、歐陽玄等人，共計154條，數量雖然不多，但卻是《四書大全》建立詮釋體系核心基礎，以及得以溯及朱熹的重要關鍵，對於掌握義理方向深有啟示，為求深入，循其發展，考其內容，期許有更清晰的觀察。

二、北山四先生四書學

    朱熹之後，黃榦為學門領袖[ 黃宗羲原著 全祖望補修 《宋元學案》（臺北市：華世出版社，1987年9月）卷63〈勉齋學案〉全祖望案語云：「嘉定而後，足以光其師傅，為有體有用之儒者，勉齋黃文肅公其人與？」頁2020。]，朱學由宋及元，北山一系學人最為重要，北山一系代表朱學之後傳播開展的第一個階段，統計朱熹門人籍貫分布，以第一傳門人而言，福建有83人、浙江有31人，江西有38人；二傳門人福建有45人，浙江有27人，江西有14人；三傳門人福建有16人，浙江有31人，江西有23人；四傳門人福建有5人，浙江有32人，江西有14人；五傳門人福建有2人，浙江有65人，江西有32人[ 程繼紅撰 〈宋元朱熹門人及後學籍貫地理分布與朱子學傳播區域〉，《朱子學刊》2008年第1輯（2009年6月），頁126-137。]，可見朱學三傳之後，浙江人數逐漸增多，五傳之後，更具有絕對優勢，朱學由福建往浙江傳播，影響日趨深遠，北山四先生正是其中核心所在。全祖望案語云：「勉齋之傳，得金華而益昌。」[ 黃宗羲原著 全祖望補修 《宋元學案》卷82〈北山四先生學案〉，頁2725。]黃百家（1643-1709）案語云：
 

    勉齋之學，既傳北山，而廣信饒雙峯亦高弟也。雙峯之後，有吳中行、朱公遷亦錚錚一時。然再傳即不振。而北山一派，魯齋、仁山、白雲既純然得朱子之學髓，而柳道傳、吳正傳以逮戴叔能、宋潛溪一輩，又得朱子之文瀾，蔚乎盛哉！是數紫陽之嫡子，端在金華也。[ 黃宗羲原著 全祖望補修 《宋元學案》卷82〈北山四先生學案〉，頁2727。]

世系綿長，代有名儒，金華既是宋元學術重鎮，也成為宋元朱學傳播中心，從脈絡淵源稱之朱學「嫡子」，確然可信。何基，字子恭，金華人，從父命師事黃榦，黃榦勉以「真實心地」、「刻苦工夫」，一如朱熹於病革之際對弟子的期許[ 蔡沈撰〈朱文公夢奠記〉云：「八日，精舍諸生來問病，先生起坐，曰：『誤諸生遠來，然道理只是恁地，但大家倡率做些堅苦工夫，須牢固著腳力，方有進步處。』」蔡有鵾輯 蔡重增輯《蔡氏九儒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46冊 臺南縣：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6月）卷六，頁793。]，撰有《中庸發揮》八卷、《大學發揮》四卷、《論語發揮》，朱彝尊（1629-1709）《經義考》皆標示為佚[ 朱彝尊撰 《經義考》卷153，頁4、卷157，頁4、卷219，頁8。]，覈其語錄，云：
 

以〈洪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約而符者；敬五事則明明德也，厚八政則新民也，建皇極則止至善也；至學皇極，有休徵而無咎徵，有仁壽而無鄙殀，則中和位育之應，皇極之極功也。
四書當以《集註》為主，而以《語錄》輔翼之。《語錄》既出眾手，不無失真，當以《集註》之精微，折衷《語錄》之疏密，以《語錄》之詳明，發揮《集註》之曲折。[ 黃宗羲原著 全祖望補修 《宋元學案》卷82〈北山四先生學案〉，頁2726-2727。]

前者發揮四書義理，後者深化四書義涵，不論是擴之於外，或是究之於內，皆是以四書作為學術核心，《四書章句集注》與《朱子語類》相參的路徑，更是指引後世解讀朱熹四書學非常重要的方向[ 何基研讀方法，乃是承繼黃榦「集注」與「或問」相參方式擴而及於語錄的結果，黄榦門人陳宓〈論語通釋題敘〉言：「先生合文公《集注》、《集義》、《或問》三書而通釋之。蓋《集注》之辭簡而嚴，學者未能遽曉，於是作《或問》一書，設為問答，以盡其詳，且明去取諸家之意。先生恐學者不暇旁究，故直取疏解《集注》之辭而列之於後，以便觀覽。」《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拾遺》（《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570。此書今已不傳，無法得見黃榦光大師門的成果，然而此一詮釋路徑，已為後人開啟思考方向。]，無怪乎黃宗羲案語云：
 

北山之宗旨，熟讀四書而已。北山晚年之論曰：「《集註》義理自足，若添入諸家語，反覺緩散。」蓋自嘉定以來，黨禁既開，人各以朱子之學為進取之具，天樂淺而世好深，所就日下，而剽掠見聞以欺世盜名者，尤不足數。北山介然獨立，于同門宿學，猶不滿意，曰：「恨某早衰，不能如若人強健，徧應聘講，第恐無益于人，而徒勤道路耳。然則，若人者，皆不熟讀四書之故也。」北山確守師說，可謂有漢儒之風焉。[ 宗羲原著 全祖望補修 《宋元學案》卷82〈北山四先生學案〉，頁2727。]

何基守之既嚴，甚至認為《四書章句集注》義理自足，熟讀即可，不宜有過多的詮釋，以免破壞原本義理脈絡，樹立熟讀四書的學門宗風，正是傳自黃榦學術的證明。何基學術傳於王柏，授予立志居敬之旨，關注四書態度不變，同樣強調必須深究其內，不必旁伸於外，語錄云：「且《集註》之書，雖曰開示後學為甚明，其間包含無窮之味，蓋深求之于意之內，尚未能得其彷彿，而欲求于言意之外乎？」[ 宗羲原著 全祖望補修 《宋元學案》卷82〈北山四先生學案〉，頁2731。]即可為證，崇信四書的立場並無改易，不過細節之間，王柏顯然已有不同的思考，「雖曰」一句，已可透露端倪，王柏重視四書經文本身結構的完整性，更甚於朱熹，包括《大學》格致傳不缺，無需補傳，《中庸》依〈漢志〉《中庸說》二篇，「誠明」以下別為一篇[ 王柏認為《大學》「格致傳」不缺，自「知止而后有定」以下，合「聽訟」一章，為「格致傳，」是受車若水的影響。至於分出《中庸》為兩篇，則是受《漢書．藝文志》「《中庸說》二篇」的啟發，參見王柏撰 〈大學沿革論〉、〈中庸論上〉，《魯齋集》（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1986年3月）卷9，頁146、卷10，頁156。]，相歧之處，皆是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建構義理詮釋的重點，然而王柏嘗試從結構化解改作問題，採取不同的思考方式，遂有不同於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的見解。王柏有關四書類著作，有《訂古中庸》二卷、《大學》、《論語衍義》七卷、《論語通旨》七卷、《魯經章句》、《孟子通旨》、《標注四書》，朱彝尊《經義考》於《大學》、《孟子通旨》標示未見，《標注四書》為存，其餘均言佚。[ 朱彝尊撰 《經義考》卷153，頁4、卷157，頁4、卷219，頁8、卷219，頁8、卷219，頁8、卷235，頁5、卷253，頁4。]重構四書文本，其實是延續朱熹思考的結果，只是違離朱熹說法，尊背注而求經，奉與違戾之間，立場不免令人疑惑。[ 宗羲原著 全祖望補修 《宋元學案》卷82〈北山四先生學案〉黃百家案語云：「後世之宗紫陽者，不能入郛廓，寧守注而背經，而昧其所以為說，苟有一言之異，則以為攻紫陽矣。然則，魯齋亦攻紫陽者乎？甚矣，今人之不學也！」頁2733。]金履祥，字吉父，學者稱仁山先生，柳貫〈故宋迪功郎史館編校仁山先生金公行狀〉云：
 

文公之於論《集注》，多因門人之問而更定之，其問所不及者，亦或未之備也。而事物名數，又以其非要而略之。今皆為之修補附益，成一家言，題其編曰《論語孟子考證》。[ 柳貫撰 〈故宋迪功郎史館編校仁山先生金公行狀〉，收入《待制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卷20，頁508。]

補充名物，以備考證，用意在於補充而非闡釋，《宋元學案》黃百家案語云：
 

仁山有《論孟考證》，發朱子之所未發，多所牴牾。其所以牴牾朱子者，非立異以為高，其明道之心，亦欲如朱子耳。朱子豈好同而惡異者哉！世為科舉之學者，于朱子之言，未嘗不錙銖以求合也。乃學術之傳，在此而不在彼，可以憬然悟矣。[ 宗羲原著 全祖望補修 《宋元學案》卷82〈北山四先生學案〉，頁2738。]

朱熹以一生撰作《四書章句集注》，歷時既久，思之甚深，諸多說法前後不同，甚至留有諸多待解之處，臨終前為《大學》「誠意」章費心竭慮，更是人所熟知之事。[ 不著撰人 《兩朝綱目備要》（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29冊 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卷六「三月甲子朱熹卒」下云：「先是庚申熹臟腑微利，……辛酉改《大學》「誠意」一章，此熹絕筆也。是日午刻暴下，自此不復出書院……。」頁778。蔡沈撰〈朱文公夢奠記〉云：「初六日辛酉，改《大學》「誠意」一章，令詹淳謄寫，又改數字。……午後，大下，隨入宅堂，自是不能復出樓下書院矣。」見蔡有鵾輯 蔡重增輯《蔡氏九儒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46冊 臺南縣：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6月）卷6，頁793。不過錢穆撰 《朱子新學案》第二冊，依江永之說，朱熹最後所改其實並非《大學》「誠意」章，而是《大學》「誠意」二字最先見處之注，將經一章原本「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中「一於善」改為「必自慊」。頁425。]後人延續思考方向，嘗試補強經典文本與注解詮釋問題，補足與釐清，成為後學建構方向，乃是學術發展的常態，黃百家申明後人應循其求道之心而非墨守其跡，無疑是通達而且正確的看法，既守朱學之教，又發四書之義，有關四書之著作有《大學章句疏義》一卷、《大學指義》一卷、《論語集註考證》十卷、《孟子考證》，朱彝尊《經義考》於前兩種皆言已佚，後二種言未見[ 朱彝尊撰 《經義考》卷157，頁4、卷157，頁4、卷219，頁8、卷235，頁5。]，所幸《大學章句疏義》、《論語集註考證》、《孟子集註考證》皆收於《四庫全書》之中。金履祥傳之許謙，強調「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聖人之道，中而已矣」[ 黃溍撰 〈白雲許先生墓誌銘〉，《文獻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卷8下，頁522。]，皆是朱學核心要義，也是心念持守的重要工夫，而許謙得之於四書的心得，云：
 

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敷繹義理，惟務平實。每戒學者曰：「士之為學，當以聖人為準的。至於進修利鈍，則視己之力量如何。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舍其書，何以得其心乎？聖賢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辭約意廣，讀者或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貿亂，務為新奇者，其弊正坐此耳。始予三四讀，自以為瞭然，已而不能無惑，久若有得，覺其意初不與己異，愈久而所得愈深，與己意合者亦大異於初矣。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之哉？[ 黃溍撰 〈白雲許先生墓誌銘〉，《文獻集》，卷8下，頁524。]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言約意廣，深嚼有味，許謙推崇至極，由朱子而得四書義理，由四書而得見聖人，饒富義理進程，只是許謙發揮義理，並不墨守朱注，《四庫全書總目》云：「或有難曉，則為圖以明之，務使無所凝滯而後已。其於訓詁名物，亦頗考證，有足補《章句》所未備」[ 紀昀撰 《四庫全書總目》（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卷36，頁728。]，重視四書，強調朱子，也留意缺失，補正朱注[ 廖雲仙撰〈元代《四書》學的繼承與開創――以元儒許謙為例〉一文，以許謙為例，觀察元代《四書》學，其中有繼承之一面，也有開創的地方。以朱學為學術核心，闡發朱注，為其繼承之處；考訂錯誤，補其缺失，則為其開創的地方。《東海中文學報》第21期（2009年7月），頁67。]，許謙有關四書著作有《中庸叢說》一卷、《大學叢說》一卷、《讀四書叢說》二十卷，朱彝尊《經義考》皆云未見[ 朱彝尊撰 《經義考》卷153，頁8、卷157，頁9、卷254，頁7。]，《四庫全書》所收《讀四書叢說》只是四卷殘本，阮元（1764-1849）從元板影錄《論語叢說》三卷，又從吳中藏書家得元板《中庸叢說》足本二卷始得全帙。[ 阮元撰 《研經室外集》卷3〈《讀中庸叢說》二卷提要〉（北京市：中華書局，2006年6月）頁1248。]北山學脈由宋而及元，脈絡清楚於此可見，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經黃榦接續朱熹，設教講學，推究義理，昂然挺立，成為宋元之際最重要的朱學重鎮，一方面傳播朱學，延伸學脈；另一方面，闡釋義理，開展議題，證成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價值，誠如王柏所言：
 

夫天下所以不可易者，理也。二程子不以漢儒之不疑而不敢不更定，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敢不復改，亦各求其義之至善而全其心之所安，非強為異而苟于同也。[ 王柏撰 《魯齋集》（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1986年3月）卷9〈大學沿革論〉，頁146。]

以動態方式看待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同之與異，唯求心之所安，甚至倡言「道無古今，學無先後，亦在乎人之自勉而已，此僕所以確然有俟乎後之朱子也。」[ 王柏撰 《魯齋集》卷10〈誠明論〉，頁161。]既不執拘定見，又深化朱學成果，四書遂有多元豐富詮釋內容。朱學由宋入元，由注進入疏解的階段，學人在四書與《四書章句集注》之間，反覆辨證，不論是橫向發展，還是縱向深化，貢獻良多，也就無怪乎明代章一陽以「正學淵源」為名，纂輯四先生著作《金華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十卷[ 章一陽輯 《金華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臺南縣：莊嚴文化事業公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1996年）。]，指出由宋及元四書學發展一個重要環節，清戴錡甚至以洙泗、濂洛、關閩、北山一脈相承，云：
 

水行地中，千條萬派，莫不從昆崙發源而來，猶夫學者窮經立說，傳道解惑，有不自洙泗來乎？由洙泗而濂洛，由濂洛而關閩，一脈相承，道統綿綿弗絕，何其盛哉！嗣後有造邪說以亂之，招岐途以引之，而終不能蠱惑人心，必以紫陽為傳道之準，斯時知有南軒張宣公、東萊呂成公，相與扶植而輔翼之，以為功之至鉅者矣。而不知無何、王砥柱於乾道、咸淳之間，必不能傳於金、許，無金、許振興於紹定、大德之時，又何能綿遠於今茲也哉！[ 戴錡撰〈原序〉，許謙撰 《白雲集》（《叢書集成新編》本，臺北市：新文豐出版社，1985年1月），頁1。]

承襲濂、洛、關、閩，儒學得傳，北山一脈學人地位於此可見。

三、《四書大全》徵引之北山學脈
 

    《四書大全》徵引當中名列《宋元學案》「北山四先生學案」共計5人，分別為王柏、金履祥、許謙、歐陽玄（1283-1357）、何夢貴（1229-1303）、方逢辰（1221-1276），徵引情形如下：

徵引數量共計154條，北山一系學人的著作，如今多數已經不傳，《四書大全》徵引其說，無疑是極為珍貴材料，尤其朱學發展當中，北山一脈具有銜接朱門與後學的作用，對此後人深有共識，吳師道（1283-1344）為許謙《讀四書叢說》撰序言之甚明，云：
 

《讀四書叢說》者，金華白雲先生許君益之為其徒講說，而其徒記之之編也。君師仁山金先生履祥，仁山師魯齋王先生柏，從登北山何先生基之門，北山則學於勉齋黃公，而得朱子之傳者也。四書自二程子表章，肇明其旨，至朱子《章句集注》之出，折衷群言，集厥大成，說者固蔑以加矣！門人高弟不為不多，然一再之後，不泯滅而就微，則泮渙而離真，其能的然久而不失傳授之正，則未有如吾鄉諸先生也。[ 引自朱彝尊撰 《經義考》（臺北市：臺灣中華書局，1979年2月）第7冊，卷254，頁7。]

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一脈相承，代表朱學正傳[ 吳師道推崇何、王、金、許北山一系學人，乃是元代後期建構北山一系學術地位的重要推手，《吳正傳先生文集》中有〈請鄉學祠金仁山先生〉、〈代請立北山書院文〉、〈請傳習許益之先生點書公文〉等文章，可以得見其用心所在，至於強調北山一系為朱學嫡傳，則是在柳貫為金履祥所寫的行狀，以及黃溍為許謙所寫的墓誌銘中逐漸形成的論述內容。參見陳雯怡撰〈「吾婺文獻之懿」――元代一個鄉里傳統的建構及其意義〉，《新史學》20卷2期（2009年6月），頁59。]，對於後世建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詮釋方式，具有關鍵地位，明代《四書大全》援取疏解內容，有意保留宋元之際朱學傳布情形，建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注解體系，未見何基言論，恐與何基「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議論，有欲為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 宗羲原著 全祖望補修 《宋元學案》卷82〈北山四先生學案〉，頁2727。]的態度有關，至於王柏、金履祥、許謙當中，許謙徵引最多，則是因為許謙為入元之後發揚朱學最重要人物，《元史．儒學列傳》云：
 

先是何基、王柏及金履祥歿，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其道益著，故學者推原統緒，以為朱子之世適。[ 宋濂撰 《元史》（北京市：中華書局，1976年4月）卷189〈儒學列傳〉，頁4320。]

許謙於元代，講學四十載，授徒著錄千餘人，發揚朱學不遺餘力，撰作既豐，成果斐然，成為《四書大全》重要徵引對象，乃是理所當然。此外，北山一系學人除四先生外，尚有歐陽玄、何夢桂（《四書通》、《四書大全》皆作何夢貴）、方逢辰三人。歐陽玄，字原功，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為淹博，列於「仁山門人」，有《圭齋文集》傳世。方逢辰，字君錫，學者稱蛟峰先生，學術「以格物為窮理之本，以篤行為修己之實，終身顧未嘗有師承」[ 宗羲原著 全祖望補修 《宋元學案》卷82〈北山四先生學案〉，頁2747。]，然而父親方鎔為「朱學續傳」，家學淵源，同是朱學一脈：
 

彼亦有以穎悟為道，以鹵莽滅裂為學者，其說謂：「不由階級，不假修為。」以致知格物為支離，以躐等陵節為易簡，以日就月將為初學，以真積力久為鈍才，匪徒誣人，亦以自誣，天下未有一超徑詣忽焉而聖賢者。

後之學孔、孟者，其以四書為根本，以六經為律令，格物致知以窮此理，誠意正心以體此理，學之博以積之，反之約以一之。[ 方逢辰撰 《蛟峰文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卷5〈勤有堂記〉，頁540。卷5〈常州路重修儒學記〉，頁545。]
 

重申格致之教，闡明窮理之功。由四書而六經，學而有序，歸之於理，朱學提供一條有進程，有境界的儒學道路，體系嚴然，至於易簡之教，直接聖人，不僅是自誣，而且也誣人，以此分判，方逢辰申朱斥陸，立場至為明顯，黃榦不立門戶，唯求於理，然而於學術推展，北山一脈學人彰顯朱學，也有與陸學爭是非的意義。何夢桂，字巖叟，學者稱潛齋先生，與方逢辰為講友，宋亡不仕，於艱困之中，昂揚挺立，於家國淪亡之際，慨然承傳，在山林鄉野之間，講授不輟，具有以身體道的實踐意義。[ 參見方彥壽撰 《朱熹書院門人考》（上海市：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7月）〈序言〉，頁3。]事實上，朱熹對於呂祖謙死後的浙東學風深有疑慮，永康功利之學，永嘉事功之學，繼之而起，一重實利，一重實事，然而求之於外的結果，違失根本，心失其和，容易為利所誘，為求釐清，朱熹特別表彰金華先儒范浚，並將「心箴」載於《孟子集注》當中，以鄉賢前輩的名望，對治後學馳功逐利的缺失，期許從功利之中，回歸於人心救贖[ 朱熹撰 《孟子集注》卷10〈告子上〉，《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市：長安出版社，1991年2月）頁335。黃宗羲原著 全祖望補修 《宋元學案》卷四十五〈范許諸儒〉云：「范浚，字茂明，……學者稱為香溪先生。先生之文，世之所誦習者，朱子所取《心箴》而已。」頁1439。黎靖德編 《朱子語類》（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86年12月）卷59「《孟子．告子上》」云：「問《集注》所載范浚〈心銘〉，不知范曾從誰學？」曰：「不曾從人，但他自見得到，說得此件物事如此好。向見呂伯恭甚忽之，問：『須取他銘則甚？』曰：『但見他說得好，故取之。』曰：『似恁說話，人也多說得到。』曰：『正為少見有人能說得如此者，此意蓋有在也。』」頁1416。]，可見往浙東開展乃是朱熹宿願所在，只是北山一系學人由黃榦而繼承朱學，另一方面浙東本身也有其學術傳統，呂祖謙（1137-1181）於麗澤書院和明招堂講學，門人眾多[ 浙江省武義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呂祖謙與浙東明招文化》（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12月），頁12-26。]，金華原就是眾多學派思潮交會之地，陸學、永康學、永嘉學相互交流，深有調和色彩，《朱子語錄》載錄朱熹分析，云：

或問東萊象山之學。曰：「伯恭失之多，子靜失之寡。」
東萊聰明，看文理卻不子細。……緣他先讀史多，而以看粗著眼。讀書須是以經為本，而後讀史。
伯恭子約宗太史公之學，以為非漢儒所及，某嘗痛與之辨。……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卻只在於權謀功利。……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疏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
婺州士友只流從祖宗故事與史傳一邊去。其馳外之失，不知病在不曾於《論語》上加工。[ 黎靖德編 《朱子語類》卷122「呂伯恭」，頁2949-2956。]

呂祖謙兼納博采，重史輕經，成為浙東學術的特色，然而朱熹認為根源不明，不免於關鍵處偏失，重權謀，求功利的結果，不免讓人違棄仁義，最終讓人誤以為成功即王道，朱熹甚至有意以《論語》救治偏蔽，強調在日用之際，在心念之間，高舉仁義價值，堅持儒學工夫，才能救其偏差，日後與陳亮王霸義利之辨，也是採取相同立場，朱熹對於浙東學風深有憂慮，於此可見。近人束景南先生以「平衡浙學與陸學的道學砥柱」標題，說明朱熹於南宋尚虛、尚實學風之間，展開全方位文化論戰，在南宋紛然並起的學術社群當中，具有中流砥柱的作用，頗能說明朱熹學術的方向[ 束景南撰 《朱子大傳》（北京市：商務印書館，2003年4月），頁615-633。]，門人黃榦往浙東傳學，不僅延伸朱熹道統論述的影響層面，北山一系學人習之有驗的結果，也代表在學統分立，彼此競逐當中，朱熹學術最終得以勝出，只是學術面相更為複雜，朱學既從北山一系學人而深入於浙學，卻也濡染浙東以史證經，務求博通的詮釋方式，學術既延伸又相互影響，也就無怪乎《宋元學案》黃百家一方面有「紫陽之嫡子，端在金華」的說法，另一方面又有「豈有心與紫陽異哉」、「發朱子之所未發，多所牴牾」的觀察，甚至於末云：「金華之學，自白雲一輩而下，多流而為文人。夫文與道不相離，文顯而道薄耳，雖然，道之不亡也，猶幸有斯」[ 宗羲原著 全祖望補修 《宋元學案》卷82〈北山四先生學案〉，頁2727、2733、2738、2801。]，黃百家出於浙學，深有感受，可以理解，朱學於浙學發展中入於史，通於文[ 浙東學術重視文獻，也強調文學，乃是地域學術傳統，參見徐永明撰 〈婺州文人群體之構成及其形成之地域文化背景〉，《浙江學刊》2004年第6期，頁130-131。]，朱學開枝散葉，枝脈扶疏，四書義理愈加豐富，卻也漸生歧見，其中矛盾，正來自於學脈繼承與學風交互濡染的結果，尤其後人缺乏朱熹融鑄義理的歷程[ 參見拙撰 《「融鑄」與「進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之歷史思維》（臺北市：政大出版社，2013年10月），頁19-21。]，各自揣想之下，於經文興發議論，時見新意，也時有誤解，甚至以糾彈朱熹說法作為個人學術成就，混淆朱熹四書義理體系，形成後人了解的困擾。此一情形從後人論述當中，可以得見，鄧文原（1258-1328）〈四書通序〉云：
 

近世為圖為書者益眾，大抵於先儒論著及朱子取舍之說有所未通，而遽為臆說，以衒於世。余嘗以謂，昔之學者常患其不如古人，今之學者常患其不勝古人，求勝古人而卒以不如，予不知其可也。[ 鄧文原撰 〈四書通序〉，見胡炳文撰 《四書通》（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03冊，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頁2。]

揭蹊斯（1274-1344）撰〈定宇先生墓誌銘〉云：
 

朱子既沒，天下學士，群起著書，一得一失，各立門戶，爭奇取異，附會繳繞，使朱子之說，翳然以昏。[ 揭蹊斯撰〈定宇先生墓誌銘〉，收入陳櫟撰 《定宇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卷17，頁441-442。]

議論紛出，各立門戶，恐怕也包括北山一系學人，爭奇取異的結果，孰為正解，成為經典詮釋的重要問題，以朱熹為宗，成為後人最終思考方向，回歸於朱學成為建構詮釋主軸最重要的訴求，此一主張於新安一系宗主鄉賢前輩的氣氛中開展[ 程曈撰〈新安學系錄序〉云：「新安為程子之所從出，朱子之闕里也。故邦之人於程子則私淑之，有得其傳者；於朱子則友之事之，上下議論，講劘問答，莫不充然各有得焉。嗣時以還，碩儒迭興，更相授受，推明羽翼，以壽其傳。由宋而元，以至我朝，賢賢相承，繩繩相繼，而未嘗泯也。蓋朱子之沒，海內學士群起著書，爭奇衒異，各立門戶，浸失其真。諸先哲秉相傳之正印，起而閑之。故筆躬行之實，心得之妙，乃於聖人之經，濂洛諸書，具為傳注。究極精微，闡明幽奧，朱子之所未發者，擴充之；有畔於朱子者，刊去之，由是朱子之煥然於天下。我太宗皇帝詔修《五經》、《四書》、《性理》，……一惟其言是宗。採錄之以明聖經，淑人心，維民極，而垂教後世，則其有功於聖道正學大矣哉！」程曈輯撰 《新安學系錄》（合肥市：黃山書社，2006年11月）〈新安學系錄序〉，頁1。]，而於明代完成，明代四書「官學」化過程，整合前說，分歧當中，歸之於一，確立朱熹尊隆地位，既是一種整合學術的手段，也是嘗試解決此一朱學傳衍問題的結果。[ 拙撰 〈四書「官學化」進程：《四書大全》纂修及其體例〉，《東亞漢學回顧與展望》，頁87-102。]發展之下，北山一系的四書經說內容，於後人剔除歧出，化異求同的調整當中，納入「官學」系統，成為《四書大全》申明朱熹四書體系，闡釋朱熹詮釋經旨的重要材料，明代推崇朱熹地位，北山一系具有學術傳衍作用，也具有階段性發展意義。

四、詮釋轉折與開展

 

    檢視《四書大全》徵引情形，金履祥考證四書的內容，《四書大全》收錄不多，有關名物訓詁的資料，《四書大全》以張存中《四書通證》為主，原因所在，可以由其言「學者於余之《通》，知四書用意之深；於《通證》知四書用事之審，推之甚至，今核其書，引經數典，字字必著所出」[ 胡炳文撰 〈四書通證序〉，《雲峰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卷3，頁762。]一窺端倪，考證後出轉精，張存中以補其所出的角度，內容更為豐富，自然成為《四書大全》取用材料，至於王柏有關《大學》、《中庸》文本結構的調整，也並未反映於《四書大全》徵引材料當中，顯然關注所在，已有不同。其次，以徵引的數目分析，《四書大全》徵引許謙材料，《大學》部分有29條、《中庸》有34條，《論語》22條，《孟子》33條，數目相當平均，然而以《大學》、《中庸》與《論語》、《孟子》分量懸殊，即可發覺其中有異，許謙有關《大學》、《中庸》詮釋成果，徵引比例明顯較高，如果與其他人加總計算，《大學》42條、《中庸》43條、《論語》30條、《孟子》39條，《大學》、《中庸》徵引比例明顯偏多，至於《論語》則明顯偏少，檢覈《金華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大學》、《中庸》各有一卷，《論語》四卷、《孟子》四卷，共計十卷，《論語》、《孟子》並無空缺，經過後人篩選揀擇，《四書大全》似乎更加留意北山一系學人《大學》、《中庸》詮釋成果，而對於《論語》、《孟子》部分關注不深。北山一系學人重視四書進程、體系與境界的討論，對於四書義理的興趣，高於日用之間、事理之際的體悟，朱熹對於浙東學術曾有「不知病在不曾於《論語》上加工」[ 黎靖德編 《朱子語類》卷122「呂伯恭」，頁2956。]的鍼砭語，似乎也反映於《四書大全》徵引當中。事實上，檢視《四書大全》列舉方式，小注以朱熹《語類》、《或問》內容為主，後文輔以弟子門人意見，最末則以「雲峰胡氏」、「新安陳氏」、「東陽許氏」等元儒詮釋作結，分析徵引結構，前者可見朱熹講論之義理方向，後者可見訓詁與體例的補充，形成朱熹、門人、元儒一系相承的經說體系，元儒經說部分，多數依循饒魯、新安、北山三系為序，而許謙說法往往列於徵引之末，藉以闡明章旨的價值與意義，可見北山一系做為朱學結集後由宋而及元的最初發展階段，也成為後人討論的基礎，後人賡續推究，進行更全面的四書義理思索，其中排序並非偶然，北山一系學人深化與開展之處，列舉如下：

（一）、推究工夫進程

訓解經文為《四書大全》徵引內容的大宗，收錄北山一系學者意見也以此類說解最多，分析語意，也辨證義理，北山學人一脈相承，經典詮釋有繼承發展的現象，《大學章句》朱注「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引許謙、方逢辰云：
 

嚴密，是嚴厲縝密。武毅，是剛武彊毅。以恂慄釋瑟僩，而朱子謂恂慄者，嚴敬存乎中，金仁山謂所守者嚴密，所養者剛毅，嚴密是不麤疏，武毅是不頹惰，以此展轉體認，則瑟僩之義可見。
瑟是工夫細密，僩是工夫強毅，恂慄是兢兢業業。惟其兢業戒懼，所以工夫精密而強毅[ 胡廣等纂修 《大學章句大全》，《四書大全》，頁68。]

金履祥分出所守所養有嚴密與剛毅的不同，許謙、方逢辰的詮釋乃是承前發展，《孟子集注．告子上》「鄉為身死而不受」一章，引許謙云：
 

三鄉為身，北山先生作一讀，言鄉為辱身失義之故，尚不受嘑蹴之食，以救身之死，今乃為身外之物，施惠於人，而受失義之祿乎，可謂無良心矣。[ 胡廣等纂修 《孟子集註大全》，《四書大全》，頁2774。]

申明經旨，乃是引用何基說法，詮釋層層累聚，於此可見。北山一系學人彰顯經典旨趣，揭示其中要旨，最終往往歸於修養工夫的思考，《大學章句》「《詩》云：『瞻彼淇澳』」章，引許謙云：
 

此節工夫，全在切磋琢磨四字上，《章句》謂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治之有緒，謂先切琢而後可以磋磨，循序而進，工夫不輟，切磋以喻學，是就知上說止至善，講習討論，窮究事物之理，自淺以至深，自表以至裡，直究至其極處，琢磨是就行上說止至善，謂脩行者省察克治，至於私欲淨盡，天理流行，直行至極處，瑟兮僩兮謂恂慄，是德存於中者完，赫兮喧兮謂威儀，是德見於外者著。[ 胡廣等纂修 《大學章句大全》，《四書大全》，頁70。]

切磋琢磨，止於至善，許謙由知行兩端，說明工夫所在，誠敬存乎中，尚不足有美盛德之形容，唯有達於至善，內恂慄而外威儀，融通內外，德容充溢表裡，儒學有工夫、有進程，豐足飽滿，由經典以入聖人之境，更有自信。《中庸章句》「誠者，天之道也」章，引許謙云：
 

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擇者，謂致察事物之理；明者，謂洞明吾心之理，合外內而言之。擇善，是格物；明善，是知至。[ 胡廣等纂修 《中庸章句大全》，《四書大全》，頁461。]

以格物窮理說解經典意涵，擇善而固執正是內外交養的結果。《大學章句》「所謂誠其意者」章，引許謙云：
 

誠意只是著實為善，著實去惡。自欺是誠意之反，毋自欺，是誠意工夫。二如，是誠意之實。自慊，是自欺之反。而誠意之效，慎獨，是誠意地頭。欺慊皆言自，是意之誠不誠，皆自為之，自欺者，適害己；不自慊者，徒為人。惡惡臭，好好色，人人皆實有此心，非偽也。二如字，曉學者當實為善去惡，若惡惡臭，好好色之為也。[ 胡廣等纂修 《大學章句大全》，《四書大全》，頁84。]

以實釋誠，途徑直捷明朗，為善去惡一出於誠，工夫純由自己，無絲毫勉強，許謙確實掌握朱學的精神。《孟子．告子上》「操則存，舍則亡」章，引許謙云：
 

浩然章論養氣，而以心為主；此章論養心，而以氣為驗。曰志者氣之帥，故謂以心為主。曰平旦好惡與人相近，故謂以氣為驗。集義固為養氣之方，所以知夫義而集之者乃心也，養心固戒其梏亡。驗其所息而可致力者則氣也，彼欲養而無暴，以充吾仁義之氣，此欲因氣之息，以養吾仁義之心。兩章之持志操心之意未嘗不同，而氣則有在身在天之異，然未始不相為用也。[ 胡廣等纂修 《孟子集注大全》卷11〈告子章句上〉，《四書大全》，頁2765。]

心與氣的關係，言之甚詳，養心驗氣，養氣由心，唯有心氣交養，才能仁義充盈，指出儒學極為重要的修養方法，以及朱學重要學理內容，詮釋深切到位，《孟子．梁惠王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章，引王柏云：
 

「善推其所為」一句是孟子平生功夫受用只在此。[ 胡廣等纂修 《孟子集注大全》卷1〈梁惠王章句上〉，《四書大全》，頁2100。]

孟子開展仁義，正是善推其所為，學問在此，修養亦在此，儒學精神於此顯豁，可見經典閱讀的深入與精彩。當然其中也有理解偏失之處，《中庸章句》「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一章，引許謙云：
 

程子謂不偏之謂中，固兼舉動靜。朱子不偏不倚，則專指未發者。[ 胡廣等纂修 《中庸章句大全》，《四書大全》，頁326。]

程子兼有動靜，朱熹僅言及未發之中，許氏分別程、朱有不同的詮釋重點，但對於朱熹融靜於敬，涵養更密的思考，體會不深，《四書大全》載錄朱熹弟子陳淳之言，云：「中和之中，是專主未發而言；中庸之中，卻是含二義，有在心之中，有在事物之中，所以文公必合內外而言，謂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可謂確而盡矣」[ 胡廣等纂修 《中庸章句大全》，《四書大全》，頁325。]，朱熹取程子之說，推而及於內外動靜，內涵更為周延細膩，許氏未能詳究朱熹中和之悟的進程[ 拙撰 〈「道南」與「湖湘」――朱熹義理進程之檢討〉，《「融鑄」與「進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之歷史思維》，頁197-209。]，細微之失，不免陷於文字之中，觀察並不深入，《大學章句》「物格而后知至」一章，引許謙云：
 

凡言必先而后，固是謂欲如此，必先如此，既如此了，然後如此。然而致知力行，並行不悖。若曰：「必格盡天下之物，然後謂之知至，心知無有不明，然後可以誠意。」則或者終身無可行之日矣，聖賢之意，蓋以一物之格，便是吾之心知於此一理為至，及應此事，便當誠其意、正其心、脩其身也，須一條一節，逐旋理會，他日揍合將來，遂全其心而足應天下事矣。[ 胡廣等纂修 《大學章句大全》，《四書大全》，頁52-53。]

「而后」既是順序之詞，也是一種條件滿足情況的說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目，關乎工夫進程，茲事體大，《四書大全》引朱熹說法，云：
 

物格而後知至，至心正而後身修，著「而」字，則是先為此而後能為彼也，蓋即物而極致其理矣，而後吾之所知無不至，吾知無不至矣，而後見善明、察惡盡，不容有所自欺而意誠，意無不誠矣。而後念慮隱微慊快充足而心正，心得其本然之正矣，而後身有所主，而可得而脩。[ 胡廣等纂修 《大學章句大全》，《四書大全》，頁51-52。]

格物乃是修養的關鍵，即物窮理，知明而意誠，就工夫而言，朱熹有深刻的思考，所謂「先為此而後能為彼」，正是強調其中順序不可紊亂，以及學術進程的安排，此為朱學工夫論的核心，然而浙東學術貴通達，許謙對此卻一種轉折性的詮釋，強調「致知力行」並進，於是一物之格，誠意、正心、修身乃是同時進行，最終期許逐漸理會，全其心以應天下之事，於是工夫所在，一次到位，說法是否符合朱熹原旨，有待深入討論，但對於人無法「格盡天下之物」，因此「終身無可行之日」的邏輯問題，遂有可以解決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