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儒学的复兴成为热门话题。在经历了五四以来的种种波折之后，儒学正以一种新的姿态重新回归中国人的生活。在儒学展现出的诸多新面孔之中，儒学与民粹主义的结合十分引人注目，成为新时期儒学复兴过程中一个别有蕴味的现象。
民粹主义（populism），也叫做平民主义、大众主义、人民主义、公民主义，意指平民论者所拥护的政治与经济信条，是社会科学语汇中最没有精确定义的名词之一。民粹主义所包含的内容异常庞杂，而且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域，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会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呈现出不同的内容与价值追求，甚至可以说它几乎与当代所有最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都有某种特定的关系。比如，在一定条件下，民粹主义既可以与民主革命相结合，也可以与民族主义联姻；在文化上，民粹主义则又会表现为留恋过去，试图用古代价值来对抗现代性，从而表现出保守主义的一面；民粹主义者的道德至上观念，认为道德只存在于底层大众之中，又为它打上了原教旨主义的烙印。
尽管民粹主义是舶来品，却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其渊源。厦门大学的杨春时先生认为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平民主义与民粹主义和中国社会文化中表现出来的平民性有关：“中国社会是平民社会而非贵族社会。中国文化也是平民文化而非贵族文化。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即儒生基本上是农村平民，经科举入仕，告老还乡后仍然是平民(乡绅)，不能像贵族那样世袭。这种循环往复，确定了中国文化精英和中国文化的平民化品格。”（杨春时：《从平民主义到民粹主义》，《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5期）杨春时先生的这一观点，在传统的孔子儒学与产生于近代的民粹主义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为考察近代以来中国民粹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孔子儒学在经济上提倡“不患寡而患不均”，在政治上则提倡民本。孟子更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激进思想。民本思想在中国漫长的君主社会中成为统治阶层治国理民的指导思想。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和平均主义当然不能等同于现代民粹主义，但却为民粹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土壤。正是在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平民文化的沃土上，现代民粹主义生根、发芽并发展壮大了起来。
五四时期，随着科学与民主概念的引入，一场由社会和知识精英引导的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作为一场全面引进现代性的运动，新文化运动不仅重创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对以反现代性为内涵的民粹主义形成了有效遏制。但五四提出的平民主义成为后来新民粹主义的思想源头，从五四时期的“劳工神圣”到“全民抗战”，直至“上山下乡”，文革“造反有理”、“砸烂公检法”、“知识越多越反动”等口号都带有显著的民粹主义影子。
儒学同样没有能够摆脱民粹主义的强大气场。从五四开始，儒学的影响力渐次下降，到文革时期沦落至谷底。80年代以后才逐渐走出低谷，向常态回归。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大陆儒家的话语权骤然增强，儒学的复兴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同样无法回避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导致了民粹主义的勃兴。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民众从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实惠。但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伴着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一些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分化、官商勾结、司法不公、贪污腐败、暴力强拆等社会丑恶现象的普遍存在，为民粹主义提供了滋长的社会氛围。民粹主义在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其话语权也变得越来越重。2015年7月23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这个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6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8.8%，半年共计新增网民1894万人。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94亿，较2014年12月增加3679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由2014年12月的85.8%提升至88.9%，随着手机终端的大屏化和手机应用体验的不断提升，手机作为网民主要上网终端的趋势进一步明显。这个增长速度是非常惊人的。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垄断局面，伴随着微博、微信等新型信息平台的出现和用户的激增，民间话语权开始向网络自媒体转移。当下，互联网已成为平民参与政治，表达民意的一个重要渠道，在促进公民权利的落实，行使公民的社会监督权力，传达民间呼声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网上也存在着许多不良信息与不实之词，在网民们的相互传播之中，常常会形成雪崩式连锁反应，演化成为网络语言暴政，把民粹主义非理性的狂热发挥到极致。
在90年代文化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激烈交锋之中，儒学和具有反现代内涵的民粹主义成为天然的盟友，二者相互助力，共同发展。儒学在复兴的道路上携民粹主义之风气，在平民大众中得以广泛传播，新世纪的儒学复兴因而具有了某些民粹主义的色彩。孔子热与国学热，大众儒学，民间儒学等新概念的产生，于丹快餐式的心得体会的流行，一方面切合了时代发展的特征，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民粹主义在文化上对传统的支持以及底层民众在文化问题上的态度。从这一点上来说，民粹主义在当下的兴起确实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其正面作用应当得到肯定。但民粹主义的负面作用也不可小觑。
总体说来，民粹主义具有草根性、非理性、与抗争性三大特征。这三大特征决定了它与孔子儒学不可能长期保持密切关系。
其一，草根性。有人称民粹为极端平民主义，其基本意义就是极端的平民化，以平民的是非为是非是它的一大特点。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人，往往对精英阶层抱有天然的敌意，以人民的旗号否定精英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认为平民大众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真正力量。民粹主义者的词汇中充满了对知识分子、富人阶层、各级官吏的蔑视与挑衅。因此，在行动上，民粹主义就表现为仇官、仇富、仇警，仇视知识分子与社会精英，具有非常鲜明的反智主义倾向。
必须指出的是，孔子儒学并不是一种平民文化，而是一种精英文化。这与民粹主义的极端平民主义，反对精英主义的特征存在着重大矛盾。民粹主义者喜欢打着民众的旗号来否定精英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其话语中，充满了对知识精英与富人官员的蔑视与诋毁。文革中，“孔老二”这一污蔑性称呼被广泛使用，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孔子虽然出身于贵族，却生活于民间。他深知民间的疾苦，历史性地开创了平民教育的先河，使学术下移，草根阶层拥有了和贵族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孔子认同了民间的思维观念与行为方式。孔子的平民教育，本质上还是一种精英教育，他的理念是通过教育把平民变成精英，变成国家和社会的栋梁，从而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来改变社会，改变社会底层的生存环境，帮助草根阶层走出困境。孔子所做的不是消灭精英来达到社会的平等，而是要让更多的平民变成精英，从而改变社会的构成。孔子的弟子们很多任职于诸侯大夫之处正说明了这一点。
孔子儒学的精英特征与民粹主义的反智反精英的平民主义特征截然不同。只是时代的风云际会让二者在特定历史时期走到了一起，这个过程究竟会迟续多久，现在还很不好说。儒学借助民粹主义的平民性、大众性、参与性，的确达到了在民间普及推广的目的，对近代以来的污名化也起了很好的消解作用，这是它积极的一面，必须肯定。但是民粹主义抹杀精英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应有作用，过度强调对大众情绪和意愿的绝对顺从，它常常通过大众的普遍动员而对全部群众实施高度集中的操纵和控制，形成多数人的暴政。因而，从社会发展和平民大众的长远利益看，它的消极意义也十分明显。
其二，非理性。民粹是一种民众因对现状不满而表现出的一种意识形态，民粹主义者往往认为精英阶级所代表的统治团体，既腐化又堕落，因此宁愿要人民相信自己，也不愿相信这套制度，因此在许多具体的行动中，常常带有强烈的情绪化色彩，呈现出非理性的特征。在这一点上，它与民族主义有相似之处。面对这种极端非理性行为的出现，每个心智健全的人都应当有所反思。与之相比，孔子更注重的是礼，是制度性建设。孔子所倡导的“仁政”就是一种顶层设计。他希望以推行“仁政”自上而下地改变社会，从整体上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扩大其生存空间，尽量避免剧烈的变革引起的社会动荡。现在看来，孔子是很有政治眼光的。理性，是孔子儒家一以贯之的行事原则。尽管近代以来，这种理性颇受一些人诟病，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孔子的理性。
其三，抗争性。民粹主义是社会底层民众对社会不公和腐败的一种抗争手段。民粹主义的基础是平民大众这个底层草根人群，在社会转型期，他们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为了生存与发展，往往比其他阶层具有更为强烈的反抗意识。在中国历史上，“均贫富”就是一句带有强烈民粹主义色彩的口号。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民粹主义者强调的并不是机会均等，而是结果均等，因此，他们的均贫富往往伴随着暴力与血腥，通常是采用抢掠、没收、非法占有来达到其目的，因而它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带有很强的破坏性，常常给社会与民众造成更深的伤害。与民粹主义的积极抗争不同，儒家强调的是和谐，是人与人之间的和平相处，是以“仁”为特征的君子人格。孔子喟叹“苛政猛于虎”， 对下层人民报以深切的同情，但他却不会象后世的农民起义者们那样提出“均贫富”的口号，并以暴制暴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孔子仁学的实质就是人学，是以人为本，一切为了人，是为了人的生存、发展而存在的，为此他一生都在不懈努力。关于这一点，近代不少人对孔子批评颇多，孔子十四年周游列国的壮举也被他们嘲弄。究其原因，仍然是根深蒂固的民粹主义思维在做怪。
儒学是开放的，这是它拥有长久生命力的根源。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借助于某种思潮来取得发展进步，是其开放性的表现之一。但儒学的复兴不能以牺牲儒学的本真为代价，如果过分依赖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这些双刃剑的话，很可能对自身造成重大伤害，从而阻碍儒学复兴的进程。消解民粹主义的负面影响，充分发挥自身的理论优势与传统优势，完成儒学的现代化创造性转型才是当务之急。具有传统底蕴的当代儒学才是有生命力的，儒学只有切实推动国家的制度化建设和社会的进步，才能真正在社会上占有长久的话语权。完善的现代国家制度反过来会消除社会上的诸多不公，在最大限度上保证公民的权利，从而消除极端民粹主义滋生的土壤，把它的负面作用降到最低。
“路漫漫其修远兮”，儒学复兴之路艰巨而漫长，摒弃那种希望借助民粹主义走上复兴快车道的想法与做法，回归儒学的本义，踏踏实做好儒学本身的事情，才是儒学复兴的正途。
（周建：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宋赟：孔子研究院研究实习员）（《孔子文化季刊》第22期201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