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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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研究院是经国务院(国办函〔1996〕66号)批准设立的儒学研究专门机构,副厅级建制。孔子研究院的建设发展,历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重视。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孔子研究院,发出大力弘扬中华     [ 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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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立德,平衡凡世中的义利之争
发布日期: 2023-05-24 浏览次数:152 来源:文化大观 作者:hjj
修身·立德

“日月逝矣,岁不我与。”什么可以抵得住岁月流年的冲刷,在瞬息万变的尘世里留下永恒不朽的价值?《左传》中写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崇德向善是中国传统文化始终追求的价值取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古往今来的有志之士孜孜以求的理想抱负,是个人安身立命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基,亦是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之重要组成部分。忙于政事的统治阶层、寒窗苦读的布衣书生、奔波各地的商人工匠,皆可通过立德实现生命的安立和永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修身立德思想,平衡着凡世中的义利之争。

01 德行:士大夫阶层的“必修课”

《礼记·礼运》中写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统治阶级治国理政,需要真正的贤能之人加以辅佐。《孟子》中有言:“尊贤育才,以彰有德。”德行是选拔人才的重要参照标准。随着儒家思想在汉代被奉为正统,重视德行的风气迅速蔓延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汉代的选官制度亦以个人品德作为入仕的重要参照。

《论语》有言:“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认为良好的品德修养是获取知识的前提。汉朝以察举选官,即郡国按照选官标准自下而上向中央推荐人才。“四科取士”是察举制度的四条准则,其中首要的取士标准即为“德行高妙,志行清白”。“学通行修,经中博士”的有德之人方能获得被推选为官的资格。

“孝廉”是察举制的主要科目之一,“孝”是指孝敬父母,“廉”是指清廉勤政。《论语》中有“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的表述,个人德行是汉代读书人被举荐为“孝廉”的先决条件。《汉书·武帝纪》中记载了汉武帝实行举孝廉的目的:“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察举制度虽然存在着易被世家大族操控的弊端,但也促进了重视名节、重视个人德行的良好风气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社会层面的道德教化。

隋唐之后的科举考试以公开考试的方式甄选人才,考试以诗赋、时务策、儒家经典的记诵等为主要内容,有着重文重智的特点。为保证考试公平客观,科举制度未将孝悌有闻、德行敦厚等品德要求列入正式考察范围之内,这是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然而,科举进仕之后,官员仍然要接受严格的德行考课。唐代有着完善的官吏系统考评体制。《唐律疏议》中明确指出,唐朝治国“德礼为政教之本”,因此唐朝的官吏考课制度贯彻以德为本的考核原则。“四善二十七最”为唐代考课官吏在品德和才能方面的标准。“四善”专指对官吏品德操行的考察,《旧唐书·职官二》中详细记载:“凡考课之法,有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是针对各个职位的具体工作而规定的不同要求,偏重对其在职才能的考察。不论是入仕要求还是考核标准,德行都是古代士大夫阶层一生的必修课。

02 商人无德亦不立:“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

《旧唐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士农工商,四人各业。食禄之家,不得与下人争利。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封建等级时代,人们的思想受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无奸不商”“重义轻利”“舍本逐末”是大众贴在商人身上的标签。封建社会需要商业,却歧视商人。晋代傅玄在其《傅子·检商贾篇》中写道:“夫商贾者,所以冲盈虚而权天地之利,通有无而壹四海之财,其人可甚贱,而其业不可废。”及至明清时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互通有无的重要社会作用得到政府的认可,商人的地位也随之提高。明代张居正肯定农商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认为:“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明代大儒王阳明更是有着“调停得心体无碍,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的观点。

国家政令和民众思想的变化,使得明清时期涌现了大批以儒家道德规范为从商准则的“善商者”。明人李梦阳在《空同先生文集》中记录道:“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古善商者,处货财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民间常言:“修桥补路,尽是善事。”同治《瑞州府志》中记载了明代新昌(今江西省宜丰县)纸商刘亦庄从事公益,造福乡梓的善德义举,“一日自吴城回里,舟过府城,值修仁济石桥。即出囊中三百金付之,阅日再送三百金”。《明清徽商资料选辑》中记录“积帛赢金,至累巨万”的富商汪洪“佐城筑、修桥道、构路亭”。资助寒门学子读书同样是富甲一方的商人乐为的善事。同治《广信府志》中记载弋阳商人方清则“修辑生平乐行善事,凡有功世教书,不惜重资刊行”。道光《徽州府志》记载,婺源商人汪国柱为科举士子资助旅费,“本邑士子乡试艰于资斧,捐银五千二百有奇,呈请申详,定立规条,存典生息,以为试资”。

大多数富商大贾皆受过良好的儒学教育,他们将道德准则纳入经商活动,并以儒家道德理念教育子孙后代。安徽歙县呈坎罗氏家族为尊儒重教的徽商大家,罗氏家族的《重修家谱叙》展现了有为商人的善德观。家谱中写道:“《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吾族子孙蕃衍,历年滋远,无非祖宗积善余庆也。后之人,谨勿亏孝敬之行,以伤蠹此善根;谨勿贼骨肉之恩,以湮塞此善源;谨勿怀奸饰诈犯义侵礼,以断丧此善根基。”中国商人践行富而有德、义利并行的儒家财富观念,彰显着中华富商的仁爱精神。

03 道德传家:永世不斩的“君子之泽”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受着时运、志向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锦衣玉食的富贵生活并非人人皆可尽享。“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即便是钟鸣鼎食之家,诗书簪缨之族,也难保基业永续,富贵长久。“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在时光洪流中,容颜易老,富贵成空,唯有自身的道德境界,有如不倒的精神殿堂,让生命在达观自足中获得永恒的乐趣。

《周易》认为“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而精神的富有和德行的“日新”是通向“孔颜乐处”这一至高道德境界的大道。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颜乐处”是儒家的道德修养功夫和人生境界。唐代刘禹锡在《陋室铭》中写道:“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因为志行高洁、安贫乐道,故而刘禹锡于“陋室”之内,比之身处雕梁画栋之中,更能悠然自乐。于己身而言,道德修养丰盈内心,带给自己无穷的精神财富。

于后世而言,道德构筑而成的精神财富是可以传承的,是永不消逝的珍贵宝藏。《大学》中讲道:“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古罗马时期的作家普鲁塔克说:“道德是永存的,而财富每天在更换主人。”《周易》也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修德行善也是古人对子女立身处世的首要教诲,名门家训亦皆以道德传家。被历代士大夫尊为“治家之经”的《朱子家训》教导子孙树立正确的善恶观:“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古语云:“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德行是真正的传家宝,是赠与子孙后代的最有效的护身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