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孔子创立儒学之后，逐渐形成了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传统。借助于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政治方略，儒家文化上升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它不仅深刻影响了古代中国的方方面面，而且远播世界，成为具有典范意义的国际性文化类型，以致构建了特殊的儒家文明形态和儒家文化圈。儒家文化研究涉及的领域极为宽广，在此，笔者着重探赜儒家文化的本质内涵，对儒家文化研究进行学术梳理，探究儒家文化研究所应关注的主要内容，阐释儒家文化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要合理理解儒家文化的本质，首先必须认识文化的内涵。文化的本质或定义众说纷纭。在西方各国，“文化”一词源于拉丁语Colere，原义为对土地的耕作及动植物的培养；自15世纪以后，它逐渐被引申使用，把对人的品德和能力的培养也称为文化。在中国古籍中，“文”既指文字、文章、文采，又指礼乐制度、法律条文等；“化”是“教化”“教行”的意思。在古汉语中，“文化”又可界定为“人文化成”，以有别于武力之功。《周易·贲卦·彖传》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义为花纹、纹理，表示天地万物的信息、纹路、轨迹。许慎《说文解字》训“文”为“画”：“文，错画也。象交文。”这意味着“文”字的最初本义是“画”。“画”又与“纹”相通，借此，“文”与“纹”一致。故此，古代“文”与文身、文饰相通。古代汉语中，“文”具有花纹、文身、文字、文献、文学、文章、文采、文饰、人文以及礼乐制度、法律条文等多种意涵、多种形态。而在儒家话语系统中，“文”既可以作为名词，指花纹、文身、文字、文献、文学、文章、文采等，也可以作为动词，指绘画、文饰、修饰、化成、掩饰等。孔子较为重视“文”的使用，《论语》关于“文”的用例达42项。孟子虽然大量运用“文”范畴，《孟子》一书关于“文”的用例高达52项，但绝大多数并无多大实质意义，只有“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孟子·离娄上》）和“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孟子·告子上》）中的“文”具有修饰的实际内涵。在笔者看来，文化本质上是指体现了社会主体旨在处理社会与自然及社会系统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关系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特质，是人类为了认识和解决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进行社会活动（当然主要形式为社会实践）的过程、条件和结果等社会事象。据此，儒家文化本质上是指围绕儒家的思想、学说、事功、活动、制度、遗迹、非遗等所呈现出来的文化形态。
根据文化的内在结构，儒家文化具有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层次分别。所谓儒家物态文化，是指为了宣传、推行、尊奉、传播儒家思想和儒家人物而建造的物态事物，如府学、文庙、乡校、私塾、碑刻、牌位、文物、典籍等。它们作为重要文化遗产，对于教化民众、传播知识、文化传承等都具有重要作用，是儒家文化的载体和象征。所谓儒家制度文化，既包括有关儒家文化的制度化规定，如汉武帝的“尊崇儒术”、隋唐宋元明清的科举考试制度，以及秦汉时期的博士制度和儒生制度，也包括制度儒学化层面的条例规定，如以孝治天下、礼制等，以及按照儒家思想所制订的乡规民约、家规族规、校训学规等。这些儒家制度文化是实现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向现实社会转化的重要途径和建制。据此，儒学才真正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干。所谓儒家行为文化，主要指体现和传播儒家思想理念的风俗习惯、祭祀活动（如祭孔）、教化行为（如儒学教育、读经活动）等。所谓儒家精神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儒家思想、儒家观念、儒家信仰、儒家情感、儒家思维、儒家态度（如对儒学的认同或排斥）、儒家精神（如儒商精神）、儒家文艺（包括儒家礼乐）、儒家道德、儒家科技等为主要内容的观念形态的综合体。在儒家文化四个层次中，儒家精神文化最重要，影响也最大，属于核心层，儒家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物态文化乃是它外化的产物。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经常把儒学混同于儒家文化。尽管两者密切相关，尽管儒学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其他儒家文化是由其衍生出来的，但是二者毕竟不是一回事，儒家文化属于上位概念，它内在地包含着儒学。正如“儒家文化大众读本”丛书《总序》所指出的：
儒家文化是以儒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儒学与儒家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儒学主要是指儒家的思想、理论、学说，儒家文化则是儒学走向社会、化成天下、移风易俗而形成的包括制度、礼俗、观念等在内的社会文化。儒学是儒家文化的源头活水，儒家文化是儒学的浩瀚长流。儒学通常为知识分子所掌握，儒家文化则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儒家文化比儒学拥有更丰富的内涵、更广阔的覆盖面和更广大的人群。
迄今为止，学界关于儒家文化研究的进展主要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儒家文化的本体研究。由梁国典主编的“儒家文化与世界”丛书（儒家文化大众读本）用通俗易懂的形式探讨了儒家的教育文化、法文化、生态文化、伦理文化、孝悌文化、政治文化、礼乐文化、商文化以及儒家文化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整套丛书一共分为《文明薪火赖传承：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教育》《应天理 顺人情：儒家法文化》《泽及草木 恩至水土：儒家生态文化》《成人之道：儒家伦理文化》《修己以安民：儒家政治文化》《以义取利的生意经：儒商文化》《至德要道：儒家孝悌文化》《和谐共存之道：儒家礼乐文化》《儒风华雨润异域：儒家文化与世界》。陈来撰著的《儒家文化与民族复兴》重新审视中华传统文化，强调重塑儒学的社会价值，倡导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郭齐勇主编的《儒家文化研究》辑刊是一本探讨儒家学术、思想、文化的高水平学术刊物，在学术界具有较高的关注度和影响力；它每年围绕一个专题，汇聚国内外儒学研究一流学者的最新成果，论题较为广泛，只是它侧重于儒家思想史的阐释，而对诸如儒家的物态文化、规范文化、制度文化等关注不够。
第二，儒家文化的多学科研究。国内一些学者运用社会学、人学等学科的概念、观点和方法去探讨儒家文化，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彭立荣的《儒文化社会学》虽然探究的是“儒文化”，但实际上指向的就是“儒家文化”，它从社会学角度对儒家文化的渊源、历史脉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系统的研究。王杰撰著的《儒家文化的人学视野》从人学研究的视角对自殷周至战国末期一千多年的儒家人学思想作了透视，深入挖掘和分析了殷周时期的神人观念、民本思想，春秋时期的人文思潮，孔子、孟子、荀子以及《大学》《中庸》《周易》等经典的人学思想。尽管该书冠之为“儒家文化”，不过客观地说，它主要涉及的还是作为观念形态的儒学文化，某种意义上它类属于先秦儒家人学研究。
第三，儒家文化的多维视野研究。周立升、颜炳罡等人撰著的《儒家文化与当代社会》一书将儒学应用于当代社会，希冀在疏解生物工程的伦理困惑、救治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生态危机、消除生命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张力、化解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诸多矛盾等方面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陈炎的《多维视野中的儒家文化》探究了在“国学”研究领域中的“价值中立”和“方法多元”是否可能的问题，阐释了儒家文化的前提与背景、图腾的秘密、黄河文明和孔子的抉择等。由台湾学者何福田主编的《儒家文化与现代化》是一本重点探讨儒家文化与现代化关系、儒家文化本身现代化的论文集，同时还涉猎儒家文化超越学问的现代化困境、牟宗三的生命哲学、“学衡派”、贞节牌坊、先秦儒家的学习观、儒家饮食文化、关圣文化等议题。
第四，儒家文化的总体性研究。目前，国内有关中国传统文化概论方面的教材、专著达100多种，它们大多把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形态与道家文化、墨家文化、法家文化、佛家文化、兵家文化等一起纳入中国文化体系之中加以介绍、叙述。譬如由金元浦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涉及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理想人格等，并把宋明理学视为儒家文化新形态。
第五，儒家文化的遗产保护与社会影响研究。许多文章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角度探讨了儒家文化问题。范赟主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及其内涵式保护——儒家文化与“非遗”》笔谈文章，从儒家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民俗文化、民众工艺五个方面分别就其与“非遗”保护之间的关系加以探讨。辛儒、孔旭红的《从儒家文化透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文，从特征、内涵、传播途径等方面分析了儒家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统一，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植于民间，但其内涵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可以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和生存的土壤。王曰美的《儒家思想对韩国饮食文化的影响》一文认为，中国的儒家文化传入朝鲜半岛后对当地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不仅表现在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文化教育等方面，也表现在饮食文化之中。吴南的《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指出，应当将丰厚而优秀的儒家文化资源优势通过产业化的途径转化为文化竞争的优势，充分利用儒家文化的旅游资源、品牌资源、要素资源和载体资源，努力增加资源转变方式，创新资源转变手段。
现有的儒家文化研究应当说为我们提供了良好基础，不过尚存在如下不足而有待于进一步拓展：一是缺乏对“儒家文化”这一概念的准确界定，对其认识不够透彻，以致许多人把它等同于“儒学”或“儒学文化”；二是人们更多关注儒家文化的现代化问题，而对儒家文化的特点、结构、作用、地位、影响、内核等缺乏自觉的、系统的阐释，关于专门研究儒家文化的著作尚付阙如；三是多侧重于儒家的学术文化、文化遗产等单项研究，缺乏从文化哲学的高度对其进行整体的、系统的阐释，有待于向理论广度和深度拓展。
儒家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笔者认为应当包括以下八个方面。
第一，从整体性角度把儒学当成儒家文化的核心纳入整个中国文化系统中，考察儒家文化的沉浮兴衰、历史流变，分析儒家文化特别是儒学文化在传统中华文化大格局中所处的历史地位、所扮演的文化角色，探讨儒家文化是不是传统华夏文化的主体，这一主体地位又是何时、怎样确立的，更进一步还要探究儒家文化向儒家文化圈——韩国、日本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传播的历史过程、具体机制。
第二，从类型学角度阐释儒家文化与其他各种文化形态的相互冲突、相互竞争、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考察齐鲁文化包括东夷文化对孔孟荀的原始儒学、宋初三先生儒学等造成的影响，揭示中原文化、三秦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巴蜀文化等不同地域文化是如何塑造二程洛学、张载关学、朱熹理学、阳明心学等不同儒学流派，阐发道家文化、兵家文化、佛家文化、墨家文化以及《周易》文化等思想学术文化与儒家文化的交流、互鉴；同时注重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经济文化、法律文化、养生文化等社会文化对儒家文化的内涵、走向、特点、变迁等造成的影响，以及儒家文化对它们产生的反作用。
第三，探讨儒家文化在近现代（16世纪以来）内外文化冲击下的遭遇、困局和转型，透视中国商品经济的萌生、实学思潮的崛起、科举制的废除等给儒学命运带来的改变，把握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尊孔读经”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等如何影响儒学发展态势的真相，分析西方基督教、天主教等外来宗教文化的传入以及包括格致之学在内的西方新学的引进等对儒学产生的巨大冲击。
第四，立足于中国现代化的视域，研究在新的文化背景下不同时期儒家人物建构诸如新心学、新理学、新道学、新仁学等“新儒学”“后儒学”“后新儒学”的文化意蕴，以及由海内外学者创构的政治儒学、制度儒学、生活儒学、人文儒学、生命儒学、社会儒学、进步儒学、自由儒学等各种儒学形态的文化地位、文化意义。尤其要观照在当代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儒家文化的传承、适应、创新、再生、转型与复兴，认识和评价儒学对于当代中国文化体系、文化奠基、文化资源、文化批判、文化融合和文化重构等方面的意义和作用，阐发儒家文化与中国文化现代化、民间信仰、价值重建、人格塑造、精神家园构建等的双向关系问题。
第五，不仅要探讨儒学在传统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各种文化功能效应，如客观分析儒家的纲常伦理对传统中国人道德意志的塑造，更要站在当代文化发展的角度评估儒学的文化作用与意义。虽然自古以来，儒学并不像某些文化极端保守主义者或“儒学本位论”所宣传的那样，只具有纯粹的正面价值，而是正反兼具，但是它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对当代中国文化建构仍然具有积极功效，如它对君子人格的设定、对人道德素质的提振等。
第六，关注儒学对当今价值观的融贯、整合功能。儒家不仅提出了丰富多样的自然价值观、社会价值观，还创建了博大精深的个人价值观，以儒家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价值导向为主体凝聚而成的价值观，包括仁爱孝悌、修己安人、谦和好礼、诚信友善、精忠爱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等，能够对历史上的和现代的中国价值观的重建发挥良好的怡养、涵育作用，在合理价值观的重塑中提供深厚根基、有益借鉴和有效载体。对儒学价值观给予古今价值观的涵养、培育、锻造作用的具体机制、方法路径展开深入研究，是儒家文化研究不可推卸的重要内容。
第七，对儒学文化遗存的阐发。一是从纵向的角度借鉴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典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方法和经验，通过深入挖掘、梳理儒学文化遗迹、文献、史料等“死的”文化遗存，对历史上不同类型、不同层面的儒学彼此之间的结构、联结、冲突、融通进行实证分析。二是立足于主—客体视角探析作为存在形态的儒学表现为个人主体形态的儒学文化（类似于波普尔所说的世界2）和由物质（类似于波普尔所说的世界1）及道德、宗教、教育等负载的客体形态（类似于波普尔所说的世界3）的儒学文化两大层面。三是既要对通过社会化、外在化、主体化生成的物质、行为、规范和精神方面的儒学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挖掘、阐发，也要把着力点放在观念形态的精神儒学研究上，这是因为精神形态的儒学不但影响大、易于传播，能够跨越时空界限，而且它也是儒学生生不息的源泉和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根基。
第八，对儒家文化图像的探讨。毋庸置疑，儒学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但问题是怎样使它在激烈的文化竞争、文化冲突中更加丰满、充实起来，使之具备更高的文化含量、更好的文化品位，以愈加美好的文化形象示人。为此，要从学理上运用文化学的概念、方式、方法去透视、发现、诠解儒学；探讨如何借助于儒学经典诵读、影视创作、会议论辩、学术会讲、大众讲座、修学旅游等多种方式，把儒学倡导的价值观念、人生态度、道德追求和审美情趣等思想精华融入文艺作品、学校教育、大众传媒、创意产品、日常伦理、行为规范等文化领域之中，吸收进中国以至世界主流文化之中的方略，思考如何在实践上更加广泛地发挥儒学在文化方面的润泽、教化、范导、建构作用；发掘、确立和宣传儒学的文化象征，深入挖掘能够代表儒学的主体文化象征，使之符号化、外在化。
首先，厘清儒学的历史脉络。儒学自从创立伊始，其命运可谓坎坷，几经沉浮。孔子、孟子奔走于诸侯列国宣扬自己的德治、仁政主张，却屡遭碰壁，被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虽然汉代“尊崇儒术”，但历代有些统治者实际奉行的是“阳儒阴法”。自汉至唐，佛、道两教逐渐发展成为上层统治者和下层民众的崇奉信仰，儒学一度被边缘化。宋初流传着“佛家治心，儒家治世，道家治身”的观念，宋明一大批道学家为了挽救“儒门淡泊”的景况，援佛、道入儒，使儒学发展到第二期，儒家经典成为科考的必备科目。然而，进入中国封建社会中晚期，儒学因其经院化、贵族化使其被认为“袖手空谈心性”，遭到具有实学倾向的启蒙思想家的怀疑、批判。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西学东渐与冲击，特别是科举制的被取消，儒学在文化生存环境、政治制度依托和经济社会基础等方面遭受巨大冲击，出现了不可阻挡的衰落之势。太平天国取下孔子牌位、“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等激进的反传统运动，使儒学遭到瓦解、颠覆。如今，虽然伴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一定的复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儒学热”，但是，由于社会的市场化、世俗化、大众化、西方化，大多数人对儒学还是陌生、疏离的。总之，儒学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并不是那么巩固，它一再受到人们的怀疑。
其次，确立儒学的良好形象。儒家文化研究不仅指向它的思想内容、功能实现和存在形态，还可以也应当指向体现良好文化质量、文化特质、文化象征、文化样貌的儒学。它既指向关注由某种文化特质所呈现出来的儒学形象，也指向不同时期中国文化体系所展现出来的儒学面相；既解释为历史的或现实的借由某些儒家文化符号（如“三孔”“三孟”）所传达出来的儒学象征，也阐释未来儒学创新性发展的、理想化的图像或目标等。换言之，儒家文化研究将作为特定的学术范式、思想范式和实践范式，既成为儒学传播、宣传、交流、吸收赖以倚重的特殊文化符号意象，也成为用以说明儒学在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中重要地位的标示性概念。它将引导普通大众立足于文化的立场把儒学作为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文化类型、文化资源、文化遗存去体认、去接受，激励儒学研究者和爱好者立足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使命去努力建构代表人文社会科学一定方向、饱含丰富知识体系、文化样态和思想智慧的儒学，也推动社会上一切有识之士把儒学当作古圣先贤所呕心沥血创造出来的珍贵文化资源去挖掘、利用、传播。可以相信，通过一种人文学视野，不带偏见地多方打量、观照和建构、传扬，儒学一定将在多样性的世界文化版图中以中国文化特质、中国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气派的形象展现出来，在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对话、互鉴中向世人充分展现自身的强大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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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强化儒学的现代定力。强化儒家文化研究有助于应对儒学受到的攻击、批判、质疑。一些人指责儒学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试问，难道不正是儒家尊师重教的传统为当代科教兴国、科技创新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支撑吗？有的人攻击儒家的“礼教杀人”，殊不知，儒家历来主张“礼有损益”“义礼合一”，还有人反对儒家的“诗言志”“文以载道”理念，认定它会妨碍文艺的个性化发展和真实情感的表达。实际上，正是儒家的这一创作原则才抑制了文艺领域“三俗”（低俗、庸俗、媚俗）文化的过度膨胀。诚然，随着当代科学学科的不断分化，儒学不可能成为“百科全书”，也不能指望儒学顺畅地开出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一切价值。但是，这并不等于儒学只能退守到生命哲学、人文领域而放弃固有的文化思想、政治思想等传统领地。只有加强儒家文化不同类型的协调发展研究，才能从整体上增强儒学的解释力、话语权，才能共同应对儒学面临的种种挑战。儒家文化思想观念积淀着中华民族深层的精神追求和崇高的精神品格，凝聚着优秀的传统美德、健康向上的价值追求和远大的社会理想，确立了个人待人处世的行为规范和生存智慧，如此在当代中国社会才掀起了一股股“儒学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为儒学站稳脚跟奠定了良好的基石。儒家文化本身蕴含着大量文化知识、文化信息，可以使人学以益智、学以修身，犹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特别是在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越来越相互交融，越来越一体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重要因素的社会背景下，儒家文化能够成为民族文化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文化软实力的有力支撑、国际竞争的独特优势和社会发展的文化资源，以此提升它的影响力与生命力。
涂可国，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特聘教授，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院原院长、二级研究员，山东社会科学院博士后实践流动站博士后导师，兼任中国实学研究会副会长、山东孔子学会会长、山东省哲学学会副会长、山东省伦理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人学学会常务理事等。为山东省智库高端人才入库专家、首批齐鲁文化英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出版专著8部，主编及参著50多部，发表各类文章400余篇，其中40多篇文章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光明日报》《高校文科学报学术文摘》等报刊复印、摘登或转载。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两项、省部级课题三十多项，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项（合作1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1项、全国“五个一工程”奖1项（合作）。
（本文刊载于《走进孔子》2023年第2期。本刊出版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