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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景年 | 汉代经书架构问题新探
发布日期: 2023-05-17 浏览次数:119 来源:《曾子学刊》 作者:曹景年
摘要汉代的经书不是一个单一的集合,而是一个阶梯式的架构。从考试制度看,汉代针对博士弟子的考试内容是五经附加《论语》,《孝经》因被当作小学看待,故未加入考试。东汉末年刊刻的熹平石经实际上是这一考试内容的反映,之所以刊刻《公羊传》是因为《春秋》学二家博士都出自公羊家,故需要提供一个标准文本。就学官层面看,除了十四家官学博士外,东汉时期《古文尚书》《毛诗》《左氏》《穀梁春秋》四家私学成为准官学,从而形成十四家博士官学+四家准官学+私学的经学发展格局。汉代这种复杂的经书结构意味着,在传统经学中,经书往往是由几类书形成的一种层级式架构,处于不同层级的经书,其内涵、地位、价值都是有区别的。对经书的架构及其内部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更深入理解中国古代的经学和学术发展史。
关键词:汉代;经学;经书架构;准官学 

在中国古代经学研究领域中,经书范围一直是一个重要课题。不同时代对经书有不同的认定,历代有五经、六经、七经、九经、十二经、十三经、十四经、四书五经等名目。学界对这一演变过程已经有诸多探讨,这些探讨大都是将经书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来理解的,即经有一个明确的范围,各种经书无差别地同属于这个叫“经”的集合。然而,经书范围往往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明确,如果把经书属性作为一种标准按100分计算,对所有的书而言,并非只有0与100分两个层次,有些书可能只有80分或60分。也就是说,经书可能只是一个界线模糊、松散的集合,且往往呈现为一种梯次性,表现为一种架构,这一点在汉代尤为突出。经学在汉代具有崇高的地位,其经书架构问题也比较复杂。本文拟从考试制度、熹平石经、学官设置三个角度对汉代经书的架构问题进行多维度考察,以加深对汉代经学和学术发展的认识。之所以选择这三个角度,是因为它们都与官方对经学的界定有关,而官方的界定常常是经书范围比较明确的法定标准。

一、经学考试制度与汉代的经书架构

汉代的经学考试又称“设科射策”,主要是针对博士弟子的学业考试。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又为博士设弟子员,博士弟子学习一年后,经过考试能通一经以上就可以补官。因此,经学就成为人人争抢的利禄之途,正如《汉书·儒林传》所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关于设科射策的具体形式,学界存在一定争议,《后汉书·顺帝纪》李贤注引《前汉书音义》云:“作简策难问,列置案上,任试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谓之射策,上者为甲,次者为乙。”可见其基本方法是,考官先出若干题目写在简策上,考生抽取其中的题目进行考试,此即“射策”;根据考核结果评出甲乙等科,每科对应不同的官职,考中某科便可获得相应的官职,此即“设科”。《史记·儒林列传》司马贞《索隐》引如淳云:“《汉仪》: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补郎中;乙科,二百人,补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国文学,秩百石也。”

关于“射策”的具体内容,《汉书·儒林传》称“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可见考试内容主要是六艺,六艺中乐无经,所以实际上是五经。东汉时考试内容有所变更。和帝永元十四年(102),徐防鉴于当时博士讲授及考试中“皆以意说,不修家法,私相容隐,开生奸路”的状况,上疏要求对考试内容和形式进行改革:“臣以为博士及甲乙策试,宜从其家章句,开五十难以试之。解释多者为上第,引文明者为高说;若不依先师,义有相伐,皆正以为非。《五经》各取上第六人,《论语》不宜射策。”(《后汉书·徐防传》)李善注引《东观记》所载防上疏又曰:“试《论语》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冀令学者务本,有所一心,专精师门,思核经意,事得其实,道得其真。”

徐防的上疏透露出几项关键信息:首先,射策的核心内容仍是五经,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因为立于学官的十四博士都属于五经范围内的博士。其次,在五经之外徐防单独提到《论语》,并称“《论语》不宜射策”,言外之意,《论语》在此前似乎参与过射策,但徐防认为,为了让弟子们能够专攻经书,“有所一心,专精师门”,故《论语》最好不参加射策,但也不是将其完全排斥在考试范围之外。他主张采取变通的做法,即“试《论语》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所谓“试本文章句”、“通度”,大概是能够讲通章句文义即可,这可能作为正式“射策”之外的一种附加性考核,但无论如何,《论语》仍然在博士弟子考试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徐防上疏后,“诏书下公卿,皆从防言”,可见徐防的建议得到实施。

汉代经学考试内容以五经为主,《论语》为辅,这正是汉代经书架构的基本形态。对汉人来说,五经是一个具有神圣意义的知识系统,它代表了先王之道,故立于学官,由博士分经执掌。《论语》《孝经》虽然也非常重要,但并没能厕身这一系统,而仅作为其附庸而存在。汉元帝时的丞相匡衡说:“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审六艺之指,则人天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汉书·匡衡传》)匡衡先大谈六经的重要意义,然后接以“及《论语》《孝经》”,附带提及二书的价值,从这种叙述方式即可见汉人是把《论语》《孝经》看作五经的附庸。《汉书·艺文志》将《论语》《孝经》附于六艺略,也比较鲜明地体现了汉人的这一看法。王国维对汉代五经与《论语》《孝经》关系作了形象的比喻说:“小学诸书者,汉小学之科目;《论语》《孝经》者,汉中学之科目;而六艺,则大学之科目也。”又说:“盖经师授经亦兼授《孝经》《论语》,犹今日大学之或有豫备科矣。” 这也可以解释在考试中《论语》为何不能参加射策,而只是作为一种附加性考核的原因。

一个问题是,《孝经》常与《论语》并称,为何《孝经》连参加附加性考核的机会都没有?其实这一点很容易理解。首先,与《孝经》相比,《论语》与五经的关系更为接近。《论语》作为孔子言行的记录,在汉代一直被认为是五经的传记。《汉书·扬雄传赞》称:“传莫大于《论语》。”东汉赵岐在《孟子题辞》中也说:“《论语》者,五经之辖錧,六艺之喉衿也。”在汉人眼里,《论语》是与五经关系最密切的书籍,基本上充当了五经的入门书。而《孝经》专门言孝道,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更适合作为社会普及教育的内容,而与五经这种专门精深的学术系统关系较为疏远。王刚说:“《论语》在汉代经学系统中的地位高于《孝经》。”这一总结是有道理的。其次,《论语》虽不如五经内容复杂古奥,但要想掌握也需要下一番训诂、章句的工夫,《汉志》中《论语》类有“《议奏》十八篇”,班固注曰“石渠论”,可见在汉宣帝主持的石渠阁会议上讨论到了《论语》的相关内容,这也可见《论语》内容的复杂性。而《孝经》全文仅千余字,篇幅短小,内容简单,几乎不需训解,人人皆可读通,汉人是将其作为小学书看的。南朝齐时欲立《孝经》博士,陆澄认为《孝经》是“小学之类,不宜列在帝典”(《南齐书·陆澄传》),即是以《孝经》为小学这种观念的遗存。王国维虽将《论语》《孝经》一起列为汉代的中学科目,其实如果再作更细致的区分,则《论语》更接近大学科目(五经),《孝经》更接近小学(《急就章》等小学诸书)。作为小学书,《孝经》显然不适合作为博士弟子的考试内容。

当然,由于汉代以孝治天下,《孝经》在汉代很受重视,学习也非常普及,上至官宦子弟,下至平头百姓,无不讽诵《孝经》。汉平帝元始三年时重定学制:“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汉书·平帝纪》)东汉荀爽说:“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后汉书·荀爽传》)可见,《孝经》在汉代实际上充当了社会教育的角色。因此,若仅就普及率和阅读率这一点来说,《孝经》是远远超过五经和《论语》的,但是普及率高并不意味着可以列为经书、立于学官,甚至参与博士弟子的考试。

二、熹平石经与“七经”

东汉末年所刻的熹平石经,开创了历代石经刊刻的先河,在中国文化史上影响深远。由于年代久远,熹平石经原石早已不存,后世仅流传若干残片,故其刻经的种类、数目也引起较多争议。经过历代学者的深入研究,现在可以确定的是,熹平石经包括《易》《书》《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七部典籍。这与此前五经、六艺的经书体系差异明显。那么,熹平石经是否意味着构建了一种新的经书体系?后人常将熹平石经与汉代的“七经”概念联系起来,如《隋志》称:“后汉镌刻七经,著于石碑,皆蔡邕所书。”今人也多以此证明汉代“七经”概念的出现,尤其论证《论语》的经书地位。

王刚对熹平石经的“七经”概念提出异议,他认为熹平石经构建了一个“新六经”的经学体系,“七经”应当理解为“六经七种”。“新六经”的构建模式是“旧六经加一”,由于在汉代《论语》地位高于《孝经》,故这个“一”只能是《论语》而不是《孝经》。但由于《乐经》本是不存在的,于是旧六经加一实际上形成的是新六经,而不是七经。《论语》之所以能够填补《乐经》的空白构成“新六经”,与汉末的学风转变和政治斗争有密切关系,即《论语》成了士林中新的知识武器,依凭《论语》资源来争夺孔门正统成了趋势所在。《公羊传》在石经中并不能算经,而只是“经之附录”。

那么,熹平石经是不是意味着在东汉末年经学模式发生重大变革,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经书体系呢?事实未必如此。关于熹平石经刊刻的直接动因,主要见于《后汉书》的以下二则材料:

(李)巡以为诸博士试甲乙科,争弟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赂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与诸儒共刻五经文于石,于是诏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后五经一定,争者用息。(《后汉书·宦者列传》)

……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后遂至忿争,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后汉书·儒林列传》)

从这两则材料可知,在当时的博士弟子考试中(即“试甲乙科”),由于不同学派的经文不统一,导致纷争不断,为了能在考试中胜出,考生甚至贿赂掌管经书和考试的官吏,把官方经书中的文字改成自己学派的文字。因此,为了使考试更加公平合理,有必要统一经书文字,公布一个难以作弊和更改的经书文本,这就是后来刊刻并立于太学门外的熹平石经。所以,熹平石经刊刻的动因很简单,就是为了统一经文,从而消除经学考试中的作弊行为。

既然熹平石经的刊刻是直接为经学考试服务的,那么,刊刻的经书自然就是考试中要考的经书。换句话说,只有经学考试要考的经书,才会刻入石经中。当时的经学考试到底考哪些经书呢?上文已经考证清楚,永元十四年(102)徐防上疏后,经学考试确定为以五经为主,《论语》仅试本文章句,不参与射策。此后,徐防的建议得到实施。熹平石经始刻于汉灵帝熹平四年(175),上距徐防上疏不过七十多年,考试内容未见有变动的记载,即仍然是五经加《论语》,所以熹平石经中包含了五经以及《论语》。

需要解释的是石经中为何会有《公羊传》?《公羊传》只是解说《春秋经》的传,其余五经都没有把各自的传刻石,《公羊传》为何会有此殊荣?这其实与当时的博士制度有关。博士弟子的射策内容,粗说是五经,细说则是立于学官的十四家博士之学。因一经分为数家,故需要为各家定一个经文的标准。而十四博士中最特殊的是《春秋》学博士。《春秋》学博士有颜氏、严氏二家,它们都宗公羊学,也就是说,公羊本是《春秋》的一家,而从公羊中又分出二家,且都立为博士。因此,石经除了要为《春秋经》立一个标准外,还要为《公羊传》立一个标准,故《公羊传》与《春秋经》得以同时刻入熹平石经中。其实,如果仔细分辨,就会发现石经中本就有传刻入,即《易传》十篇,只是《易传》与《易经》关系更为密切,很早就与《易经》合为一部书,《汉书·艺文志》于易类著录“经十二篇”,实际上就是《易经》二篇、《易传》十篇,所以,自然而然与《易经》一起刻在石经中。而《公羊传》一直是与《春秋经》别行的,所以,其出现在石经中便显得有些突兀。

综上所述,《熹平石经》并没有构建一个新的经书体系,而只是当时经学考试内容的反映而已,不宜对其进行过度解读。

除熹平石经外,汉代的确还流行“七经”的说法。汉武帝时司马相如所作的《封禅文》有“袭旧六为七”之句,常被认为是“七经”概念的最早表述。此文是司马相如为劝说汉武帝去泰山封禅而作,其大意是认为汉朝发展到武帝,功业甚盛,瑞应迭至,足以去泰山封禅,以比肩古圣王。其中核心的一段话是:

夫修德以锡符,奉符以行事,不为进越也。故圣王弗替,而修礼地祇,谒款天神,勒功中岳,以章至尊,舒盛德,发号荣,受厚福,以浸黎民。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壮观,王者之卒业,不可贬也。愿陛下全之。而后因杂缙绅先生之略术,使获曜日月之末光绝炎,以展采错事。犹兼正列其义,祓饰厥文,作《春秋》一艺。将袭旧六为七,摅之无穷,俾万世得激清流,扬微波,蜚英声,腾茂实。前圣之所以永保鸿名而常为称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仪而览焉。

其中有“袭旧六为七”之语,东汉服虔注曰:“旧为六经,汉欲七经。”(李善《文选》注引)认为这句话指的是“七经”,其实这是误解。从语境看,司马相如认为封禅泰山是一代圣王功业的最高表现,而汉朝是与唐、虞、夏、商、周等并列的圣朝,汉武帝为圣朝之圣王。圣朝要有圣朝的标志,其标志除了封禅,还有 “作《春秋》一艺”,以作为对“六艺”的继承。在当时人看来,六艺是古圣王之道的代表,今汉朝再续一艺,“袭旧六为七”,就意味着汉朝是古圣王之道的正统延续。这就是司马相如所谓“袭旧六为七”的真实含义。由此可见,所谓“袭旧六为七”,只是一种对汉朝皇权正统性的说明,与“七经”及经书体系的变革没有太大关系。在中国古代,每个朝代都在努力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正统性,方式很多,如改元、天命、瑞应、五德终始、封禅等等,司马相如提出的对六经的延续,也是汉朝证明其合法性、正统性的一种途径和方式。与之类似的,司马迁作《史记》也自认是对《春秋》的延续。

真正明确使用“七经”一词的,是在东汉初期,如汉明帝时傅毅《明帝诔》云:“七经宣畅,孔业淑著。”(《艺文类聚》卷十二引)蔡邕《玄文先生李休碑》称誉李休:“少以好学,游心典谟,既综七经,又精群纬,钩深极奥,穷览圣旨。”(《艺文类聚》卷三十七引)《三国志·秦宓传》云:“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虽然说的西汉司马相如的事,但西汉时期显然并无七经,则其所谓“七经”,只是秦宓甚至陈寿时流行的概念。上述材料中使用的“七经”概念具体所指不详,从当时经学考试内容为五经加《论语》看,五经本来与六艺是相通的,六艺外加《论语》恰为七,则所谓“七经”可能是当时经学考试所考经书的一种泛称。当然,也可能是五经外加《论语》《孝经》。但无论是指哪一种,都不代表一种内涵明确、明文法定的经书体系,而只是一种俗称而已,因为汉代中央政府从来没有在正式文件中定义过“七经”。与之类似的是后世的“十三经”之称,其实在宋代以降的官方制度体系中,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十三经”,南宋的法定经书是“新六经”(《易》《书》《诗》《周礼》《礼记》《春秋》)加《论语》《孟子》,元代以降科举考试法定经书是五经四书,“十三经”只是对所有经书(或曾经的经书)的一个统称、俗称,也不代表一个新的经书体系。

三、东汉经学中的“准官学”

众所周知,东汉立于学官的是五经十四博士,即易:施、孟、梁丘、京氏,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公羊颜氏、公羊严氏。除此之外,民间还存在很多其它的经说,如易有费氏、高氏,书有《古文尚书》,诗有《毛诗》,礼有《逸礼》《周官》《庆氏》,春秋有《穀梁》《左氏》。这些学派因未能立于学官,而不为官方承认,其地位自然无法与十四家博士官学相提并论。当然,有些学派也曾努力争取官学地位,如《左传》《古文尚书》等,但旋立旋废,都未能成功。尽管如此,它们的影响却不可小觑,不但有许多人传承和学习,而且其中还不乏学识渊博的大儒,所以不能不引起官方的关注,这其中最突出的是《古文尚书》《毛诗》《左传》《穀梁》四家。这四家的学术影响非常大,郑兴、郑众、尹敏、卫弘、贾逵等名儒都曾传习,而且常常作为一个固定的组合,如尹敏“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穀梁》《左氏春秋》”(《后汉书·儒林列传》)。可见,此四部书在东汉初就齐头并进、广泛流传。

汉章帝对经学很有兴趣,他不但发起并主持了白虎观经学会议,而且还对没有立于学官的其它学派给予积极支持,并进用了这方面的人才如贾逵等。建初八年(83),汉章帝下诏曰:“五经剖判,去圣弥远,章句遗辞,乖疑难正,恐先师微言将遂废绝,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群儒选高才生,受学《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以扶微学,广异义焉。”(《后汉书·章帝纪》)《后汉书·儒林传》记载此事云:“又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穀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所以网罗遗逸,博存众家。”章帝认为,五经内容古奥,去圣久远,立于学官的十四博士也未必能够穷尽经书的义理,因此需要进一步拓宽经学的视野,以“扶微学,广异义”,于是下诏招收学员学习《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四家没有立于学官的经学学说,并选拔成绩优异者授以讲郎之职。这是东汉官方第一次明确支持官学之外其他学说的传承发展。

对于这一事件,《后汉书·贾逵传》的记述值得注意:“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将此四家学说合称为“四经”,又称“遂行于世”,可见在汉章帝诏书之后,此四家学说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几乎可以称为“经”了。章帝之后,安帝、灵帝均继承并重申了这一经学政策。汉安帝延光二年(123),“诏选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书》《毛诗》《穀梁春秋》各一人。”(《后汉书·安帝纪》)这里没有提到《左氏春秋》,疑史文有脱漏,或当时由于《左氏》非常流行,这方面人才甚多,故不需再行诏选。汉灵帝光和三年(180)六月,“诏公卿举能通《古文尚书》《毛诗》《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议郎。” (《后汉书·灵帝纪》)依然将此四家作为一个完整组合举荐议郎。

东汉官学之外的经学学说甚多,为什么只有这四种能够独获青睐?这首先与其自身的学术价值有关。《古文尚书》以古字书写,年代早于《今文尚书》,很多地方可以纠正《今文尚书》的讹误,学术价值很高,研究者也很多,如杜林、郑众、贾逵等名儒。《毛诗》有完整大小序,内容简明扼要,是一个非常完善的、自圆其说的《诗经》解说系统。《左传》叙事详明、文辞富丽,《穀梁》简要明核,且早在汉宣帝时即曾立为博士,传习不绝。再看其它的解说系统,如费氏易只是“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汉书·儒林传》),创新性不足。《逸礼》三十九篇传习者甚少,没有以此名家者,且比较精要的内容已经被大小戴《礼记》所吸收。《周官》本不是经,王莽时才改称《周礼》,其作为礼学经书的地位并不稳固。《春秋》学的邹氏、夹氏或无师、或无书,学术影响更小。因此,经过历史的沙汰,在东汉时只有《古文尚书》《毛诗》《左氏》《穀梁春秋》成为十四博士之外价值最高、影响最大的经说系统。

东汉中后期对《古文尚书》等四家学说的重视,对汉代的经学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朝廷没将它们正式立于学官,但选拔高才生研习此四家学说,授予学业优异者议郎、讲郎之职,就使其具有了鲜明的官学色彩。已有学者研究指出,汉代的议郎虽无学官之名,但其性质与博士颇多相近之处。议郎是皇帝左右的侍从文官,备顾问奉使,职在言议,其职能与博士之职相近,甚至可以视为博士的候补人员,很多博士都是议郎出身,由于博士员额有限制,而议郎无限制,故大量的经学人才都给以议郎之职。朝廷特意选拔《古文尚书》等方面的人才为议郎,实际上是“对古文诸经予以某种程度上的官方承认。或者可以说,因议郎在职任性质上与博士相近,此举实相当于半正式地立古文诸经于学官,从而对古文诸经的传习从朝廷方面给以认可” 。因此,《古文尚书》《毛诗》《左氏》《穀梁春秋》四家学说在东汉中后期实际上具有了准官学的地位,这样就使当时的经学形成“十四家博士官学+四家准官学+私学”的发展格局。

另外,东汉至魏晋有所谓“五经四部”的说法,如汉末孔融说:“郑康成多臆说,人见其名学,为有所出也。证案大较,要在五经四部书,如非此文,近为妄矣。若子所执,以为郊天鼓必当麒麟之皮也,写《孝经》本当曾子家策乎?” (《太平御览》卷六〇八引)三国初曹丕说:“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三国志·文帝纪》注引曹丕《典论·自叙》)这里的所谓“四部”肯定不是后世的经史子集四部,但对于其确切含义,学界有不同的说法,余嘉锡先生认为“四部者,即指六艺略中之乐、《论语》《孝经》、小学也。”有学者认为指《七录·文集录》中的“楚辞部、别集部、总集部、杂文部四部”。从“五经四部”的称呼看,“四部”与五经并称,排在子史之前,显然地位较高,应该是经部或接近经部之书。结合东汉时《古文尚书》《毛诗》《左氏》《穀梁春秋》四家学说作为仅次于五经的准官学经来看,有理由合理推测,所谓四部很可能是指这四家学说。

结语

综合本文所述,汉代的经书架构颇为复杂,就考试制度层面看,五经虽然分裂为十四家博士,但仍是考试的中心内容和经书体系的核心,这一点终汉一代没有变化,《周礼》《春秋》三传、《礼记》等始终没有上升到与五经并驾齐驱的地位。五经之下是《论语》《孝经》,其中《论语》又作为经学考试的附属,《孝经》则成为国家普及教育的重要内容。就学官层面看,东汉时期众多的民间经学学说开始走向台前,追求政治地位,但官学博士名额有限,无法容纳所有学说,于是经过遴选的《古文尚书》《毛诗》《左氏》《穀梁春秋》四家私学成为准官学,不但国家广泛招收这方面的学员,学成后还可以授予讲郎、议郎等与博士职能接近的职务,从而形成官学+准官学+私学的架构。汉代的这种复杂的经书结构意味着,在传统经学中,经书往往不是单一的一类书,而是由几类书形成的一种层级式架构,处于不同层级的经书,其内涵、地位、价值都是有区别的。例如,唐代出现了“正经-兼经”这种架构,正经是《易》《书》《诗》《周礼》《礼记》《仪礼》《公羊传》《穀梁传》《左传》九经,是考试的主要科目,兼经则是《论语》《孝经》《道德经》等小经,是兼考科目。元代之后又出现“四书五经”的经书架构,四书成了主体,五经则变成附庸。对经书的架构及其内部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更深入理解中国古代经学和学术发展史。

本文刊载于《曾子学刊》第4辑(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版),为方便阅读, 注释从略,引用请以正式发表文本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