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记录先秦历史的典籍中，《战国策》是一部比较特殊的存在。它主要记载了战国后期纵横家、谋臣策士游说诸侯、谋议论辩时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可以说是一部“说辞”的合集。
《战国策》成书于西汉，记录上起公元前490年“智伯灭范氏”，下至公元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200多年的历史。全书共33卷，分“东周”“西周”“秦”“楚”“齐”“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策论”，杂记了12个国家的军政大事和人物，是一部国别体史书，约12万字。作者并非一人，大都是战国后期的纵横家，部分篇章出自秦汉时期，最后由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编校整理成书。刘向称：这本书是“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之作，书名之“策”即“策谋”之意，故而定名为《战国策》。后世学者如近代叶德辉、王国维等也认为“策”是“简策”的意思。
《战国策》记录的是纵横策士的人生观，反映的是纵横家们的思想价值取向。他们在政治上崇尚谋略，强调审时度势，追求举贤任能；在人生观方面追求功名利禄，扬名后世。《战国策》描写了大量谋臣策士奔走于战国诸侯之间，凭借个人之力纵横捭阖，“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能令“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实现个人价值，是一部战国时期正在崛起的“士”阶层人生行迹的真实写照，反映了战国时期特殊的社会风貌。《战国策》对战国时期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鲜明生动的塑造，因此其展示的思想内容也十分丰富，涵盖了儒家、道家、法家、兵家等诸家思想，但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纵横家的思想。书中记录了张仪、苏秦、范雎等谋臣策士们运筹帷幄、诡谲纵横的谋略权术，以及他们所奉行的实用主义的人生信条和应事权变的处事谋略。“邹忌讽齐王纳谏”的以小见大、“鲁仲连义不帝秦”的夸张渲染、“苏秦始将连横”的从容不迫、“触龙说赵太后”的侧面迂回等，都成为广泛传诵的名篇。
与《左传》《国语》等主要反映儒家思想的作品不同，《战国策》的思想倾向明显表现出对个人功名追求的宣扬。比如在《战国策·燕策一》中，苏代称：“臣以为廉不与身俱达，义不与生俱立。仁义者，自完之道也，非进取之术也。”苏代对燕王说：“作为一个有进取心的人，廉洁不会同自身一道显贵，信义不会同生命一起存在。仁义，不过是自我完善的法则，不是追求进取的手段。”关于义与利的关系，儒家是重义轻利的，如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舍生取义”，“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等，因此，在以儒家为正统思想的历史长河中，《战国策》所宣扬的这种观点受到了很多学者的批判，以至于明代大儒李梦阳在《刻战国策序》中惊呼：《战国策》，离经叛道之书也。就连《战国策》的编者刘向也评价苏秦、张仪是“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谋略本身并无善恶，在战国这个乱世中，若事事都遵循礼制，不根据实际情况而灵活应变，未免会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劳而少功”，在当时社会收到的实效会很小。因此，《战国策》一改《左传》《国语》等雍容徐迂的风度，把历史的视野从天子公卿诸侯大夫转向了新兴的知识阶层“士”的身上。这是作者历史视野和思想意识转变的写照，《战国策》反映的思想观念是时代特征的体现，是充满时代气息的思想倾向。在塑造这些个性鲜明的“士”的形象时，由于作者对这些人物的认可和倾慕，采取了虚构和想象的文学性描写，如《战国策·秦策一》写苏秦夜读，“苏秦喟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这是苏秦落魄归家受到妻嫂讽刺后，夜室独语和心理活动，能有谁知道？显然是作者根据传闻加工虚构而成。然而，这种夸张虚构的描写方式，使叙事更加生动完整，使苏秦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生动。此外，《战国策》还塑造了大量不同的“士”的形象，如“高节之士”鲁仲连、颜斶，“勇毅之士”荆轲、聂政，“纵横之士”张仪、苏秦等，这些栩栩如生、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标志着先秦叙事文学达到新的水平。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胜在语言艺术的空前成功。一是先秦纵横家们游说诸侯之辞、臣讽君主之辞，以及发表不同意见的变难之辞，这些游说之辞“辩丽横肆”，极富铺张扬厉、纵横之势，反映出春秋时期谋臣策士从容不迫的说辞特色。如《战国策·赵策三》“鲁仲连义不帝秦”记载了秦国围赵之都城邯郸，赵国覆国在即。齐国人鲁仲连游历到赵，力排众议、力主抗秦，与“亲秦派”的魏国使臣辛垣衍在赵国公子平原君的殿堂展开激烈论争。他列举了周烈王之斥齐威王，殷纣王之醢鬼侯、脯鄂侯、拘文王，齐闵王之欲仆妾邹鲁，引喻设比，层层铺垫，句句深入，直陈坐视“邯郸之围”的要害，就是被秦国各个击破，最终使辛垣衍心服口服，解赵之围。《战国策》记录的这些纵横之文，其铺张恣肆的文风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其铺张华丽、气势纵横的语言手法深刻影响了两汉的骈文创作，最终融合成一种新的文体——汉赋。西汉大赋名家司马相如所作的《子虚赋》和《上林赋》，描绘了天子上林苑的巨丽之美和天子游猎的空前盛况与浩大声势，浓墨重彩，极尽铺张扬厉之势，文采之盛，就是对《战国策》主客问答、铺张扬厉风格的明显借鉴。二是善于运用丰富多彩的修辞手法和寓言故事、逸闻掌故来增强辩辞的说服力。《战国策·齐策四》写冯谖客孟尝君，冯谖用“狡兔三窟”为喻，为孟尝君营造三个可以立足之处，使孟尝君在齐为相数十年游刃有余，屹立不倒；《战国策·燕策二》苏代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劝说赵惠王不要伐燕，避免秦国坐收其利。其他如“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狐假虎威”等寓言故事在《战国策》中俯拾皆是，恰如其分、比附现实，将抽象的道理形象化、现实化，具有极强的艺术价值和力量。
《战国策》的创作手法和艺术风格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其叙事传统、人物塑造和语言艺术对后世史传文学、小说等文体创作的文化滋养尤为明显。一是开创后代史传文学的先河。《战国策》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先例，无论是《史记》《资治通鉴》和后世编撰的各朝正史，都借鉴了这种以人物为中心列传的创作手法，例如司马迁撰写《史记》，以本纪和列传为主体，以历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为主线，编撰书写了4000多个人物，其中精雕细琢的就有300人，比如屈原、刘邦、廉颇等，这些人物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塑造了一幅跨越3000年的人物群像。此外，后世史书还继承了《战国策》等先秦叙事散文记述历史事件时直书其事、褒贬鲜明的特点，敢于直接表达史传作者对人物、历史的评价，如《史记》每篇结束的“太史公曰”。二是叙事结构和方式的完整性。《战国策》对历史事件故事化的描述，叙述历史事件时条理井然又富于变化的特点在后代话本、小说等文学创作中皆有所体现，对我国古代小说、戏曲的产生发展及其艺术个性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通过个性化的语言和生动的细节描写，刻画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并且通过时间顺序串联故事情节，重视故事起因、过程、结果的全过程描写，采用倒叙、插叙等方式追述事件的起因，暗示故事的结局，这些都在后世文言小说，如唐宋传奇、明清白话小说中被广泛学习借鉴，对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艺术魅力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