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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研究院是经国务院(国办函〔1996〕66号)批准设立的儒学研究专门机构,副厅级建制。孔子研究院的建设发展,历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重视。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孔子研究院,发出大力弘扬中华     [ 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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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学三孔 | 诗礼堂
发布日期: 2022-11-19 浏览次数:97 来源:游学三孔 作者:陈晓霞
编者按:本文选自孟子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陈晓霞研究员编著的《游学三孔》,通过虚构的首都大学程传茹、文昌昊教授带领孙女文广闻和外孙懂天一在圣城曲阜的亲身游历,以话题问对的方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和精神特质融入游学中。

 

文闻问道:“爷爷,孔庙的东路建筑主要是做什么用的?”

文教授说:“孔庙内设三路建筑始于宋代。东路自奎文阁以东起,有斋门、斋堂、宅厅等建筑,主要为孔氏族人作斋居、讲书、接待宾客之用。金代略有变化,自大成门以东起,有斋厅、金丝堂、家庙等建筑。明代也有变化,明弘治年间修庙后,东路有诗礼堂、家庙、神厨等建筑,主要用于讲书、习礼、宣训族规、家祭、制作祭品等。清代变化较大,雍正元年(1723年)改家庙为崇圣寺,祭祀孔子上五代先人及大成殿四配等。东路以诗礼堂、崇圣寺、家庙三座主要建筑构成三进庭院。承圣门有继承儒道之意,与西路的启圣门相呼应。”

天一问道:“姥爷,承圣门是什么时候建的?”

文教授说:“承圣门是东路的大门,始建于宋代。此门两侧有廊,金代名燕申门。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和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分别重修。清雍正七年(1729年)改名为承圣门。此门为三间三门,五檩三柱分心式木架,单檐,檐下施三踩单昂斗拱,灰瓦悬山顶,以绿琉璃瓦剪边。檐柱有侧脚,高约3.1米、直径0.36米,肥短粗壮,额枋高瘦,平板枋扁宽,斗拱用假昂尾,脊檀两侧用叉手。”

程教授一行四人穿过承圣门之后,就看到了诗礼堂。

文闻问道:“爷爷,诗礼堂建于什么年代,是做什么用的?”

文教授说:“诗礼堂的前身建筑始建于宋代,最初是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拜谒孔庙驻跸之所,后改为供孔氏族人祭祀用的斋所,并作讲学之用。那时的建筑为单檐三间,穿心有廊,与斋堂相连,为宋代常见的工字型平面建筑结构。在金代重建,两侧增加廊,省去了穿心堂。明代弘治时期为了纪念孔子教育儿子孔鲤学《诗》学《礼》的事迹而将该建筑命名为诗礼堂。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改建后有建筑五间,高二丈八尺、阔七丈五尺、深四丈二尺,上有青绿彩画,绿色琉璃屋顶。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维修,重新绘油漆彩画,外檐枋桁为大金点,斗拱为金琢墨。新中国成立后,于1987年揭瓦重修。现在诗礼堂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南门敞开,不设门窗,屋盖为绿瓦紫心悬山顶,彩画为雅伍墨,檐下金点,木架为九檀前后廊式,前檐下用一斗二升交麻叶云斗拱。清初文学家孔尚任曾在这里为康熙皇帝讲过经书并受到赏识而被破格提拔进京做官。乾隆皇帝来曲阜朝圣时,曾多次赋诗刻石,立于堂右。现在诗礼堂内新置《孔子圣迹图》,系中国孔子基金会和曲阜文物管理部门于1989年仿照汉代画像石联合制作而成。”

天一问道:“姥姥,为了纪念孔子教育儿子孔鲤学《诗》学《礼》而将该建筑命名为诗礼堂,历史上真有其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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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教授说:“在《论语·季氏》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这则故事的大意是:陈亢问孔子的儿子伯鱼:‘你在老师那里听到过什么特别的教诲吗?’伯鱼回答说:‘没有呀。有一次他独自站在堂上,我快步从庭里走过,他说学《诗》了吗?我回答说没有。他说不学《诗》,就不懂得怎么说话。我回去就学《诗》。又有一天,他又独自站在堂上,我快步从庭里走过,他说学《礼》了吗?我回答说没有。他说不学《礼》就不懂得怎样立身。我回去就学《礼》。我就听到过这两件事。’陈亢回去以后高兴地说:‘我提一个问题,得到三方面的收获。听了关于《诗》的道理,听了关于《礼》的道理,又听了君子不偏爱自己儿子的道理。’孔子教子学《诗》学《礼》,历来被传为美谈。元代初年,孔家‘作堂私第,名以诗礼,亦不忘过庭之教’。”

天一继续问道:“姥姥,学《诗》学《礼》真的这么重要吗?”

程教授说:“《诗》就是《诗经》,为六艺之一,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共305篇。《诗经》的作者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根据传说,春秋时期卫国人尹吉甫是《诗经》的采风者、编纂者。尹吉甫是周宣王时的太师、西周时期著名的贤相,辅助周宣王使周朝出现中兴景象,因为是流传后世的《诗经》的总编篡者,所以又被尊称为中华诗祖。后来孔子编订了《诗经》。在先秦时期《诗经》被称为《诗》,或称《诗三百》。西汉时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孔子曾概括《诗经》的宗旨为‘思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为《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时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诗经》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包含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文闻说:“奶奶,《诗经》这么重要,那《礼》也同样重要吗?”

程教授说:“《礼》一般是指《周礼》,是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其世传为周公旦所著,但实际上可能是由战国时期的人们归纳创作而成的。《周礼》《仪礼》和《礼记》合称三礼,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最为深远。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作了出色的注。由于郑玄崇高的学术声望,《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成为儒家的皇皇大典之一。《周礼》中记载的先秦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礼法诸制,多有史料可依,所涉及内容极为丰富,可谓无所不包,堪称我国文化史之宝库。《周礼》包括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故本名《周官》,又称《周官经》。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周礼》内容之丰富翔实。第一个例子是《周礼》中的居民组织。国都之外的四郊之地称为乡,郊外之地称为遂。乡之下细分为州、党、族、闾、比等五级行政组织。遂之下细分为邻、里、酂、鄙、县等五级行政组织。根据地官部分《大司徒》《遂人》等中的记载,其中乡的民户构成分别为:一比5家,一闾25家,一族100家,一党500家,一州2500家,一乡12500家。第二个例子是《周礼》中对于旷野农田的规划。《地官·遂人》云:‘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这里记载了两个系统,一是农田系统,二是沟洫系统。农田以夫为基本单位,一夫受田百亩。夫田与夫田之间有称为遂的水渠,遂上有称为径的道路。每十夫之田之间,有称为沟的水渠,沟上有称为畛的道路。每百夫之田之间,有称为洫的水渠,洫上有称为涂的道路。每千夫之田之间,有称为浍的水渠,浍上有称为道的道路。每万夫之田之间,有称为川的水渠,川上有称为路的道路。如此通达于王畿。上述沟洫、道路系统有严格的丈尺规定。据郑玄的注,遂,宽、深各二尺;沟,宽、深各四尺;洫,宽、深各八尺;浍,宽二寻、深二仞。沟洫上道路的宽度,径可以让牛马通过,畛可以让大车(车轨宽六尺)通过,涂可以让一乘车(车轨宽八尺)通过,道可以让两乘车通过,路可以让三乘车通过。”

天一说:“原来道与路是有区别的。”

程教授一行四人边看边说边向前走,看到了这个院子的东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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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授说:“这是礼器库,是存放祭祀器物的库房。院中有一株唐代的槐树和两株宋代的银杏树,虽历经千年,仍枝叶茂盛。银杏东雄西雌,雌树至今果实累累。”

程教授接着说,“礼器是古代中国贵族在举行祭祀、宴飨、征伐及丧葬等礼仪活动时使用的器物,用来表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与权力。礼器是在原始社会晚期随着氏族贵族的出现而产生的。进入商周社会后,礼器有了很大的发展,成为礼治的象征,用以调节王权内部的秩序,从而维护社会稳定。这时的礼器包括玉器、青铜器及服饰。玉礼器有璧、琮、圭、璋等。青铜礼器种类众多,工艺精美,最为重要,有食器,如煮肉盛肉的鼎、盛饭的簋;酒器,如饮酒器爵,盛酒器尊、壶;水器,如盥洗器盘、匜;乐器,如钟、铙和杂器,如罐、箕形器、方形器等。进入秦汉社会后期,社会混乱,礼崩乐坏,礼仪文明就难以为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