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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坡 | 蒙元初期的衍圣公境遇
发布日期: 2022-06-16 浏览次数:174 来源:《地域文化研究》 作者:孟坡
要:多年来,不少研究者往往把元世祖“崇儒术、行汉法”与尊崇儒道、优礼孔氏子孙等同起来,其实是有很大区别的。蒙古可汗尊奉信仰自由,在蒙廷“间接统治”政策下,衍圣公受到优渥礼遇。元世祖总管汉地后直至其去世,在尊孔方面鲜有作为,衍圣公地位跌入历史最低谷,甚至世爵中断43年。衍圣公政治地位和特权待遇的巨大变化,集中反映了蒙元初期儒学的真实地位。本文试述蒙元初期衍圣公地位和特权待遇由盛到衰的境遇变迁,尝试提出衍圣公世爵中断的根本原因。
关键字:元代;衍圣公;元世祖;孔元措

 

蒙元初期(约1205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建立大蒙古国,到1295年元世祖去世),金代衍圣公孔元措入元,仍袭封衍圣公并受到蒙廷优渥礼遇,其自认为“儒教由此复兴”了。孔元措去世后,孔浈袭封衍圣公,但不久因与族人袭爵争讼而被总管汉地的忽必烈罢爵,孔氏子孙政治地位和特权待遇急转直下,甚至世爵(北宗)中断长达43年,成为八百余年衍圣公历史中的孤例。蒙元初期的衍圣公境遇经历了过山车式巨变,为历代封建王朝所罕见。对于蒙元初期衍圣公相关研究,见于姚从吾先生《金元之际孔元措与“衍圣公职位”在蒙古新朝的继续》、萧启庆先生《大蒙古国时代衍圣公复爵考实》、赵文坦先生《蒙元时期衍圣公袭封考》、陈高华先生《金元二代衍圣公》、潘龙威先生《蒙元时期的衍圣公》等著述,姚氏、萧氏、赵氏重点考述了衍圣公复爵或袭封的经过以及影响,陈氏对衍圣公在金元二朝的地位演变作了较为全面的考述,潘氏对蒙元时期衍圣公及其宗族活动、文化活动、姻亲仕宦等作了论述。然蒙元初期衍圣公研究仍有剩义可寻,某些史事尚待考证。本文依据历史文献和曲阜碑碣等史料,试述蒙元初期衍圣公地位和特权待遇由盛到衰的境遇变迁,并尝试提出衍圣公世爵中断的根本原因,希望得到专家师友的教正。至于南宋政权授封的衍圣公(南宗),与蒙元政策无涉,不拟讨论。

 

一、蒙廷优礼衍圣公与“儒教”复兴

 

金哀宗天兴元年(1232,窝阔台汗四年)三月,蒙军围攻金都汴京。三月甲午,中书令耶律楚材请遣使者入城谕降,“书索翰林学士赵秉文、衍圣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及归顺人家属。”次年(天兴二年)正月金将崔立开城投降,四月蒙军入汴京城。这时,金末著名学者元好问(1190—1257)向耶律楚材上书推荐有声望的士大夫五十四人,“衍圣孔公”孔元措居于首位。耶律楚材(1190—1244),契丹人,是原金朝的官员,深受儒学影响,遂“奏袭封衍圣公,付以林庙地。”六月,太宗窝阔台汗诏孔元措袭封衍圣公,并令他回曲阜“奉祀”。自此,在当朝儒臣和士人的举荐下,孔元措得到蒙廷认可,再次袭封衍圣公,回到因避战乱而不得已离开的故里奉承“祀事”。

孔元措(1181—1251),字梦得,孔揔之子,孔子五十一代孙。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补文林郎、袭封衍圣公、管勾祀事。明昌四年(1193),超授中议大夫。承安二年(1197),兼曲阜县令,仍世袭。金宣宗贞佑三年(1215),诏孔元措赴汴京(今河南开封)随朝任职太常博士。兴定四年(1220),改行太常丞。元光元年(1222),授同知集贤院、兼行太常丞。金哀宗正大二年(1225),授知集贤院、兼行太常丞。天兴元年(1232),除遥授泰定军节度使、兖州管内观察使,兼行太常少卿。天兴二年(1233)正月,迁光禄大夫事、改太常卿,汴京降蒙,失爵。太宗窝阔台汗五年(1233)六月,仍袭封衍圣公(北宗),主祀事。宪宗蒙哥汗元年(1251)卒,无子嗣。著有《孔氏祖庭广记》十二卷。

耶律楚材精通儒学,怀有“衣冠异域真余志,礼乐中原乃我荣”的情愫,是窝阔台汗的亲信,领中书省。而元好问因“系斯文为甚重故”上书举荐孔元措等中原儒生,请求蒙廷予以保护,使他们免受伤害。在儒臣和士人的举荐下,孔元措复爵回阙里“奉祀”。从复爵的经过来看,显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成为蒙廷支持中原正统思想意愿的重要象征。

自宋金以来,由于儒、释、道三教合流盛行,儒学自西汉以来“独尊”的传统优势早已荡然无存,从成吉思汗开始,历任蒙古可汗视儒学为诸“教”的一种,将之与佛、道、回、基督等各教一并尊崇,加以科举废止又使士人失去传统的进仕之路,造成士人地位下降,不少士人甚至转入佛、道二教。这一时期,儒学地位要远弱于佛、道两家,甚至孔、颜、孟诸圣子孙赋役都要“仰依僧道一体黜免差发”。比如,窝阔台汗七年(1235),对原金统治区户口进行调查,史称“乙未籍户”,在东平路行军万户严实(1181—1240)和中书令耶律楚材以及断事官耶律丑山(断事官,又称燕京行尚书省或燕京行台,是汉地最高统治者)的共同庇护下,给予阙里孔氏子孙诸多特权:

历代拨赐给曲阜孔庙的土地六百顷,“免赋役,供给祭祀”;对孔氏子孙一十五家、亚圣颜子后八家、邹国公后二家、庙户(洒扫户)一百家,计一百二十五户,“军役大小差发,并行黜免”,“不属州县所管”;令诸路征收的历日银一半用来修宣圣庙,益都、东平两路历日银全部交衍圣公孔元措修建曲阜本庙。

此等诸多特权,对于圣裔子孙尤其衍圣公来讲,虽不及金章宗、宣宗时期的优渥,但能够得到新朝的如此礼遇实属难料。

在衍圣公特权的恢复过程中,释、道两家出于维护宋金以来三教合流的趋势,为扶持孔门、维护中原传统文化贡献颇多。窝阔台汗九年(1237),孔元措在佛教竹林堂简老(印简,以法号“海云”著称于世)、全真教长春宫太师萧元的辅助下,并得到断事官丞相耶律丑山(文中称山丞相)的大力支持,官给其费修建阙里孔庙,使庙貌“复还旧观”。衍圣公孔元措对蒙廷和社会各界给予的恩渥与支持感激涕零,认为“儒教由此复兴”了。

建元前,蒙廷以草原地区为政治重心,蒙古征服中原的目的又在于掠夺兵、财二源,所以对中原地区实行的是“间接统治”政策,直接负责统治汉地的是崛兴于金元之际的“汉人世侯”。衍圣公地位和各项特权的存续,尽管得到了儒臣、士人和佛、道二教的大力支持,但主要依赖于“汉人世侯”严实、严忠济父子。“其(孔元措)衣食所须,舍馆之安,皆行台严相资给之。亲族三百皆坐享温饱,咸其所赐也。以至岁时之祭祀,宾客之往来,闾里之庆吊,穷乏之赡济,莫不仰庇而取足焉。”孔元措与严实交好,将女儿嫁于严忠济,二人结为了儿女亲家。严实父子兴学养士,创办东平府学,对孔氏子孙优待有加,东平府学中设有专授孔氏子孙的西序。

在世侯、朝中儒臣以及僧、道等共同庇护、维系下,孔元措袭封衍圣公十余年,期间窝阔台汗(1229-1241)、乃马真后(1242-1246)、贵由汗(1246-1248)、海迷失后(1249-1251)以及蒙哥汗(1251-1259)初期,衍圣公受到了蒙廷较为优渥的待遇,中原文化亦赖以存续。

 

二、元世祖崇儒术、行汉法与优待孔氏子孙

 

元世祖还在潜邸时,就广泛结识中原儒士,身边聚集了刘秉忠、王鹗、窦默、姚枢、赵璧、许衡、张德辉、郝经、元好问等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甲辰(1244),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当时,忽必烈不满30岁。定宗贵由汗二年(1247),张德辉、元好问请奉为“儒教大宗师”,忽必烈“悦而受之”。宪宗蒙哥汗元年(1251),忽必烈之兄蒙哥即汗位,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交忽必烈管理。忽必烈采纳刘秉忠、张文谦、姚枢等儒臣建议,任用张耕、刘肃、史天泽、赵璧、杨惟中、廉希宪、赵良弼等大批儒士。首试以汉法治邢州,结果邢州大治。后在河南、京兆等地推行汉法,使汉地恢复了繁荣与安定。蒙哥汗九年(1259),蒙哥汗战死钓鱼城下,十年(1260)忽必烈即汗位。至元八年(1271),立国中原,采用汉式国号、年号,建国号为“大元”。在大批儒臣的辅佐下,先后取得了远征大理、攻伐南宋等军事上的胜利。元世祖采用郝经、许衡等儒臣提出“立政议”、“时务五事”等建议,并创建制度,立志把蒙古游牧帝国建成一个以中原为主干、继续汉唐帝业的统一的多民族封建王朝。

尽管元世祖接触儒学较早,建元后又把政治重心迁至中原,但是他自始即强调“祖述”与“变通”并行、“稽列圣之洪规”与“讲前代之定制”同施,既采行汉法,也保留蒙古旧制,采行“诸制并举”“因俗而治”的二元或多元政策。另外,元世祖受潜邸旧侣的影响,出于汉地形势和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需要而采取汉制,但根本目的还是为蒙古在中原的少数统治服务,儒家思想在忽必烈时期并未得到真正的尊崇。

忽必烈自蒙哥汗时期总管汉地起,直至即位、建立大元,在对待衍圣公和孔氏子孙方面,始终没有表现出额外的眷顾和优待。蒙哥汗二年(1252),因孔氏族人袭爵争讼,忽必烈夺去衍圣公孔浈的爵位,视孔氏子孙为“《诗》《书》不通,与凡庶等”之辈,在时任东平道宣抚使姚枢的建言下,“命洛士杨庸选孔、颜、孟三族诸孙俊秀者教之”。

从选派教授教育圣贤子孙来看,好似元世祖对待孔氏子孙尚有厚待之情。但是此诏令实施后,十余年间“不闻一人有学业问望者”,至元五——七年间(1268—1270),时任监察御史王恽建议“选三家(孔、颜、孟三族)德性颇明俊者,使入京师国学,令学士等官教育”,以进一步加强对圣裔的教育,但元世祖并未准行。可见,尽管燕京国子学设立以来就不限种族,兼收各族官员子弟,但元世祖自始就没有把孔氏子孙视为贵胄或汉官子弟,予以菁英培植。

忽必烈即汗位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大力削弱宗藩的权力。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外设六道宣抚司,以削夺郡县官吏世袭专擅之弊”。次年,严忠济(?—1293)以“强横难制”而罢东平路管民总管及行军万户职,被召入京。至元元年 (1264),“始罢诸侯世守,立迁转法”,严忠济之弟严忠范被罢东平路总管。次年,严忠范易地为官,改任兵刑部尚书,“罢各地管民官世袭,立迁转法,收世侯符节,易地为官;死后,其子孙按荫叙法授官而不再承袭父职”。阙里孔氏彻底失去了汉地世侯的庇荫,各项特权待遇受到了很大影响。

在向来被视为中国儒教文化的象征、事关中国传统文化存续的阙里孔庙的存废上,表现则尤为突出。阙里孔庙自窝阔台汗九年(1237)诏修后,长年失修,尽管“朝廷频年议加修复”,但“以军国庶务方殷,而事未及措也”,以致“荐经丧乱,表里凋敝”,祭祀礼器也缺失严重。孔氏族人为之感叹“自东平严公致政之后,而能加顾于祖庭者,盖鲜矣”。至元五——七年间(1268—1270),王恽建议“依先朝圣训,将随路及山东两路银数并修祖庭正庙”,但是并未被采纳。现有资料尚不可见元世祖时期诏修曲阜宣圣庙的有关记载。李谦将其原因归结于元世祖“志在混一,狃于金革,有所未暇。”至元二年(1265),甚至出现了尚书省“尽罢林庙洒扫户”,王磐感慨地说:“林庙户百家,岁赋钞不过六百贯,仅比一六品官终年俸耳。圣朝疆宇万里,财赋岁亿万计,岂爱一六品官俸,不以待孔子哉!且于府库所益无多,其损国体甚大”,引起朝野震动,但元世祖并没有为之所动,予以更改。所罢林庙洒扫户,直到成宗大德九年(1305)才得以恢复。

综上,元世祖尽管崇儒术行汉法,但是其采用汉法并不彻底、完全,尤其表现在优待孔氏子孙等方面,已远不及建元前汉地世侯“间接统治”时期,衍圣公及孔氏子孙总的来说是遭到冷落的。可知,元世祖崇儒术行汉法与优礼孔氏子孙并不能划等号。相反,失去汉地世侯庇护的孔氏子孙,在世祖一朝的政治地位和特权待遇跌入了历史最低谷。

 

三、衍圣公世爵中断与元世祖止授封

 

宪宗蒙哥汗元年(1251),五十一代衍圣公孔元措因病去世,因无子嗣,其弟孔元纮之孙孔浈袭封衍圣公。孔浈,字昭度,孔之固之子,孔元纮之孙,孔揔之曾孙。孔浈庶出,受嫡母任氏所逼,随生母改嫁驱口(奴隶),故改姓李。后来,虽然被伯祖孔元措育为后嗣,但未改户籍,仍在驱口籍。孔元措去世后,孔浈以其后嗣的身份袭封衍圣公。袭爵后不久,曲阜管民长官孔治率族人以孔浈“非孔氏子”、“不事儒雅”报朝。此时,忽必烈负责总领漠南汉地事务,经忽必烈亲自裁定,夺去了孔浈的衍圣公爵位。尽管孔浈嫡母任氏为之上疏辨雪:“(孔浈)乃五十一代袭封衍圣公孔元措之耳孙,五十二代袭封衍圣公孔之固之冢嗣”,“虽云庶出,实系长房”,但于事无补。

孔浈袭爵不久后被罢爵,“(孔元措)卒,其子(误,应指其弟孙孔浈)与族人争求袭爵,讼之潜藩,帝时曰:‘第往力学,俟有成德达才,我则官之。’”。《元史》所记,因孔浈与族人袭爵争讼,元世祖罢孔浈世爵,对孔氏子孙提出“第往力学,成德达才”的明确要求。元代著名史学家苏天爵却认为,孔浈系“冒孔氏以承其祀者”,忽必烈罢其爵位是维护宗法制度的“正其事”之举,“奉常既老,有冒孔氏以承其祀者,族人讼之有司,诬被刑苦。乃复诉之于朝,始正其事。” 于苏天爵看来,孔浈是“冒孔氏”者,其理应被罢爵,这也许是苏一家之言。不管孔浈与族人袭爵争讼的根本原因如何,孔浈被罢爵却是事实,“成德达才”亦成为新朝衍圣公的授封标准。

至元五——七年间(1268—1270),王恽上奏《立袭封衍圣公事状》,直言“自(孔)元措之后,嗣袭遂阙,岁时主祀止令曲阜令(孔)治承权祀事,甚非大宗主祭之义”,建议“考族谱,令宗亲推其贤而有文者袭其封爵,俾奉祀事”。但是,建议没有得到元世祖的采纳。从王恽所上奏状并未得准行来看,“成德达才”这一衍圣公授封标准,依然得到了坚决施行。

至元十九年(1282),元世祖为稳定江南政局,笼络任用南人,“许令江南曾有官人,赍告敕赴省换授”,“江南袭封衍圣公”孔洙应召入觐。

元世祖视孔氏南宗孔洙为“贤才”,欲授封其衍圣公,但孔洙以不能守林庙坟墓而固辞,“宋社既墟,廷议以袭封之爵当归三衢,彼固辞曰:吾既不能守林庙坟墓,其(岂)敢受是封乎!”,“有诏令洙赴阙……廷议俾仍嗣袭,洙力辞。”孔洙“辞爵”后,仍被任命为国子祭酒、兼提举浙东道学校事,并给俸禄与护持林庙玺书。至元二十三年(1286)三月,元世祖遣翰林集贤直学士程钜夫求贤于江南,程钜夫举荐二十余位“贤才”,孔洙仍位列其中(当时,孔洙秩满家居)。孔洙“辞爵”后,朝廷一直没有再遴选到孔氏子孙中符合“成德达才”标准的“贤才”,衍圣公爵位不得不继续中断,“世祖……而于先圣之后,尤所注意遴选,师儒训迪,作成需贤,以嗣封爵,兹志未究。”被士人认为“国家崇圣心,日夜求英裔。”终元世祖一朝没有授封衍圣公,造成世爵(北宗)中绝43年。阙里孔庙也不得不长期由曲阜县尹权主奉祀,直到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在朝中儒臣阎复等人的建议下,时任奉直大夫、知密州的孔治袭封衍圣公,“孔氏世爵弗传者久,至是乃复。”

可见,元世祖在对衍圣公承袭之人的抉择上,“汉人”或是“南人”在其心中并无轩轾,“贤”与“不贤”才是唯一差别。同时,在衍圣公长期缺位的情况下,元世祖没有屈从并采用汉人宗法制度,而是坚持早年确立的“成德达才,我则官之”授封标准,直到其去世。至于明代史志记载孔洙让爵于北宗和元世祖赞语等事,当系后人为南宗争取特殊待遇而杜撰,于元史多无考。

孔氏族人许是出于对先祖的尊敬,对“与凡庶等”“世爵中断”的原因归结于兵乱所致。“自兵乱以来,往往失学,甘为庸鄙”,“自浈之失爵,元人在兵戈扰攘间未暇讲求所当立者。”其实,当时山东是金、蒙古、南宋政权角逐之地,多年来战事不断是事实,但是圣贤之后尤于孔浈、孔治等孔族近支来讲,因此而失学的说法显然有失准确。因为孔浈作为孔元措嗣孙,在孔元措的养育下成人,被罢爵后仍任潍州尹。孔治17岁担任曲阜管民长官,20岁袭曲阜县尹,后擢升兼管诸军奥鲁、单州防御使、密州知州等官职。在科举长期中断的情况下,二人虽皆为荫补充官,但是在蒙元时期甄用官员重“出身”,即当时所谓“跟脚”的情况下能够不断升迁,应该还是有一定学识的。另一方面,从孔浈荫补入仕来看,显然世侯甚至蒙廷还是认可孔浈圣裔身份的,并非族人所称“非孔氏子”和苏天爵所言“冒孔氏以承其祀者”,至于其曾经随生母入“驱口”籍,更是不值一提了。所以将世爵中绝的原因归于“兵戈扰攘间未暇讲求所当立者”,许是孔氏族人的自我宽慰而已。

如前所述,元世祖既推行汉法,也保留蒙古旧制,采行“诸制并举”“因俗而治”的二元或多元政策。

孔氏族人争求袭爵而争讼的做法,有悖儒家“和为贵”思想,所谓“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氏子孙被元世祖视为“《诗》《书》不通”的常人。由于蒙古历来没有确立嫡长制,新汗选立需要前汗提名和忽里勒台(又称“呼拉尔”)推选,忽必烈借用蒙古制度,对于衍圣公爵位的继承,提出了“成德达才,我则官之”的授封要求。朝廷选派儒士教授圣贤子弟,多年“不闻一人有学业问望者”,儒臣上奏推选“贤而有文”者承袭衍圣公未被采纳,所遴选“贤才”孔洙又“固辞”不受,造成世爵不得不持续中断。从“贤才”孔洙“辞爵”以及世爵长期中断的历史来看,也进一步证明孔氏子孙袭爵争讼以及“成德达才”的衍圣公授封标准,才是衍圣公世爵长期中断的根本原因。这期间,元世祖没有屈服并采用汉人宗法制度,而是坚持早年确立的“成德达才”衍圣公授封标准。

 

结论

 

上面简略叙述了蒙元初期衍圣公地位和特权的境遇变迁,从中可以看出:

1.建元前,蒙廷对华北等定居地区实行“间接统治”,在汉地世侯、朝中儒臣和僧、道等多方庇护下,孔元措复爵,得到蒙廷较为优渥的礼遇并得以维系,认为“儒教由此复兴”了。

2.建元后,元世祖受政权性质的制约和蒙古统治的需要,为加强中央集权“罢诸侯世守,立迁转法”,孔氏子孙失去了汉地世侯支持。元世祖虽然崇儒术行汉法,但并不等同于优礼孔氏子孙,反而在孔子后裔教育、经济特权、林庙修缮、孔庙祭祀(县尹权主、祭器未备)等方面鲜有眷顾,孔氏子孙的地位和特权待遇跌入历史最低谷。

3.元世祖采取“诸制并举”“因俗而治”的二元或多元政策,效行汉法不彻底,受蒙古汗位继承制度的影响,摒弃汉人宗法制度而提出“第往力学,俟有成德达才,我则官之”的衍圣公授封要求。孔氏族人之间的袭爵争讼、“成德达才”的衍圣公授封标准以及“贤才”孔洙“辞爵”,是衍圣公世爵(北宗)中断43年的根本原因。

4.衍圣公作为道统的象征,是一个透视元代政治的多棱镜,在蒙元初期地位和特权出现“过山车”式的由盛到衰的巨大变化,折射出蒙元初期儒学的真实地位。元世祖受汉人谋士的影响,虽然采取一些尊孔崇儒措施,以资号召,但是儒学在蒙元初期并未得到真正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