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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研究院是经国务院(国办函〔1996〕66号)批准设立的儒学研究专门机构,副厅级建制。孔子研究院的建设发展,历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重视。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孔子研究院,发出大力弘扬中华     [ 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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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要守中
发布日期: 2022-06-15 浏览次数:164 来源:中国网 作者:宋立林

在中国文化里,“中”是一个非常美的字眼。简单的字形里,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哲思,也保存着“中国”之为“中国”的基因密码。至今,在河南和鲁西南的方言里,还经常用“中”来表示肯定,蕴含着价值判断,意思就是“好”。从历史上看,“中”更多为儒家所推崇,是儒家的核心价值。不过,《老子》第五章所谓“不如守中”,恰可以代表儒家的一种追求。可以说,“中”闪耀着中华文明的精神,而“守中”透露着先哲们的智慧,成为君子、士人所不断追慕的境界。

 

既然“守中”在古圣先贤那里是如此崇高,那么,如何才能真正达到中道,实现中庸呢?孔子曾说:“夫礼,所以制中也。”“礼”是来实现中庸、中道的。这实际上为我们揭示了“礼”与“中”关系的两个维度,一方面,“制礼”需要“守中”;另一方面,“行礼”得以“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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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中和殿所悬“允执厥中”匾额

 

所谓“制礼”需“守中”,意味着“礼”应以“中”为价值旨归。这里的“中”就是指恰到好处。对此我们所熟知的表述方式,就是《论语·学而》中的名章,“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古人在制定礼的时候,已经充分考虑了各种各样的情况,做了合理合情的安排,既不能多,也不能少,以实现恰到好处。所以,《礼记·礼器》篇中才说:“先生之制礼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称也。”以“称”来概括制礼需要恰到好处真是再恰当不过了。“称”在汉语中有“合适”“合宜”的意思,与“中”义通。《弟子规》中说:“衣贵洁,不贵华。上循分,下称家。”就是告诫我们,衣服所贵不少豪华而是干净整洁,穿衣要合乎自己身份,也要和家庭条件相称。唯其相称,才能得体,得体方“中”。

 

所谓“行礼”得以“守中”,就是说要通过践行礼乐规定,各种言谈举动才能达到恰到好处,换言之,礼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制中”来实现“得其宜”,这正是儒家非常看重的修身工夫。《中庸》上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所以,人们只有按照“时中”的态度来行礼,才能真正符合礼的精神,即“中以合礼”。

 

行礼的“时中”,首先关涉到一个频率的问题。《礼记·祭义》说:“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这句话是说,祭祀不能过于频繁,过于频繁就会让人产生厌烦情绪,一旦有了厌烦情绪就会不恭敬。祭祀也不能过于稀疏,过于稀疏就会使人怠慢,怠慢了就会渐渐忘却祖先。这就体现了理与情的和谐。孔子有个弟子叫子路,曾经做过季氏的家臣。在一般印象中,子路是质而无文,甚至有时鲁莽粗鄙,不合于礼。但其实,子路在孔子的教诲下,对礼也是非常熟稔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子路更能把握礼的中道精神。据记载,有一次季氏家举行祭祀,仪程复杂,拖拖拉拉,没有章法,“逮暗而祭,日不足,继之以烛”,本来参礼者都十分肃敬,最后却变得倦怠不堪。那些管事的人,居然“跛倚以临祭”,歪歪斜斜,松松垮垮,十分不敬。这就是因为礼之“数”与“过”,参礼者出现倦怠是必然的。而如此一来,就与“祭思敬”的初衷背道而驰了。后来又一次祭祀,由子路负责主持,有板有眼,规范清晰而明了,仪程紧凑不拖沓。孔子了解这一情况后,高兴地赞叹说:“谁谓由也而不知礼乎?”对这位弟子做出了高度的肯定。

 

人与人交往,在表达敬意时应该注意把握分寸。过分热情,过分施礼,会让对方感到不自在,会不知所措,就失去尊敬的本意。反之,如果礼过于简单,就是一种不及。“礼过简则慢”,过于简陋的仪式就显得怠慢,让对方觉得不受重视。

 

其次,行礼的“时中”,也要注意对象。人的关系有亲疏远近之分,因此在处理不同的关系时,就应该有所区别,忽视了这一点就往往“非礼”而“不中”。过分的亲热,尤其是无缘无故的亲热,会被人怀疑有不良动机。所以,到一个陌生的场合,与不熟悉的人交往,言行就应该谨慎。有的人,自来熟,与不熟悉的人相处,过分亲热,口无遮拦,行为不知检束,忽视了应有的分寸感,就会令人生厌。反过来,如果与较为熟悉的亲友在一起,还处处毕恭毕敬,一本正经,没有私人间该有的轻松、熟络,失去了亲友间应有的亲热,反而有拒人千里之外的嫌疑,已经失去了“礼”的初衷了。而如果懂得理解这种亲疏远近而去寻找“度”,一个人的言行就会彬彬有礼,会增进彼此的信任。

 

学术界多年来盛传一个“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的传奇故事。这四大导师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梁启超、王国维和年轻的陈寅恪、赵元任。而将这四大导师敦聘到国学院的,与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就是吴宓。吴宓是哈佛归来的学人,是《学衡》派的骨干,1925年初受聘清华学校,任清华研究院国学部主任。《吴宓自编年谱》1925年2月13日条记载:“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静安)先生,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后又谒梁启超先生。梁先生极乐意前来。”王国维是一位非常传统的学者,格外看重礼。而吴宓能够根据对象的不同,采用不同的礼仪,表达对对方的尊重,获得对方的认可。这是非常明智的。礼,就是要考虑对方的感受,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吴宓先生这一做法,值得我们深思。

 

中道就好像一个制衡器、调节机。行礼除了需要把握“时”以守中,更需要强调“度”。度产生于人的生产与生活之中。比如上古先民制造青铜器,其中合金的成分及其比例,就是一个“度”的问题。对这个“度”的掌握可能要经历成百上千次的实验、失败才会逐渐摸索到。其实,人类所制造的任何一件器物,大到建筑,小到把玩,都有个度的问题。书法学上有个“法度”的概念。一个孩子练习写字,一旦掌握了其中的法度,也才算是会书法了,否则永远是写字而已。我们常说“过犹不及”,其实就是一个“度”的问题。礼也是如此。各种各样的礼,“曲礼三千”“威仪三千”,纷繁复杂,一个人能够做到时时处处行为举止合乎“礼”,既端庄又优雅,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不管是古代的贵族,还是今天的绅士,那种合礼的风度,并不是原本如此,而是源于规训。没有长时期的训练,很难对礼得心应手,所谓“习惯成自然”。我们知道,“中”还有一个读音为“ zhòng”。《中庸》讲“发而皆中节”的“中”就读作“ zhòng”。“中”就是成功地实现了目标,合乎应有的法度。礼仪的训练,最后的结果便是“无不中礼”。这样一种境界,被孟子大加赞誉:“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孟子·尽心下》)唐代的李翱在《复性书》里也强调:“动而中礼,礼之本也。”

 

再以丧礼为例。孔子说:“丧尽哀。”一个人如果过于悲痛,以至因此而毁坏了身体,那么也违背了丧礼本义。子夏是孔门“文学”科高足,据说儒家的很多经典都是由他传下来的。孔子去世后,子夏到魏国做了魏文侯的老师,非常受尊重。子夏晚年,他的儿子死了。白发人送黑发人,其悲痛可想而知。他因伤心过度,把眼睛哭瞎了。曾子前去吊唁时,就批评子夏未能遵守中道,不能做到孔子强调的“哀而不伤”。当然,在一些世态浇漓、人情淡薄的时代,恐怕又往往走向“不及”,有的甚至毁弃礼俗而洋洋自得,败坏人心而不自知。

 

古人很重视以“守中”与否来观察人、评判一个人是否“守礼”。《礼记·礼器》记载说:“管仲镂簋朱纮,山节藻棁,君子以为滥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为隘矣。”管仲生活奢侈,“镂簋朱纮”就是使用的“簋簠”等器具上都精雕细刻着多种花纹,戴的帽子上缀着红红的帽带。“山节藻棁”就是说他住的房子,连斗拱上都刻绘着山岳图形,连梁上短柱都装饰着精美的图案。足见其生活之“奢”,甚至近乎“僭”;而晏婴则恰恰相反,一生节俭,连祭祀先祖时所用的牺牲都很小,放在盛放的器物“豆”中,居然还没有掩盖住“豆”的口沿。穿戴着陈旧的衣冠上朝。足见其生活之“俭”,甚至近乎“吝”。其实,不论是管子还是晏子,都是孔子素所敬仰的贤人。我们知道,孔子曾经盛赞管子“如其仁,如其仁”!也多次赞美晏子:“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但是在“礼”这一点上,孔子也好、后儒也罢,对这二位还是颇有微词的。孔子批评管子:“管仲而知礼,孰不知礼!”如果管仲懂得礼的话,哪还有谁不懂得礼呢?批评是很严厉的。之所以说他们二位不懂礼,是因为管子与晏子都没做到“守中”。

 

再来看我们的孔夫子:“温良恭俭让”,出处语默、动容周旋“无不中礼”,君子翩翩,优雅端庄,美在其中!确乎如《中庸》所说:“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作为生命的学问,儒学并不是——更严谨地说是——不仅仅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生命状态。通过“礼”之“修身”实现身体之美的呈现,进而绽放出生命的中道之光。这才是我们要“学礼”“知礼”的最大理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