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发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我曾经将礼的意义归纳为三点：对于共同体而言，礼意味着秩序；对于人际交往而言，礼意味着尊重；对于个体而言，礼意味着教养。毫无疑问，礼在今日依然不可或缺。几十年前，著名思想家梁漱溟先生就呼吁：要“大兴礼乐教化，从人的性情根本处入手，陶养涵育一片天机活泼而和乐恬谧的心理。”
在经历过一百余年对“礼”的污名化批判之后，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已经非常自觉地在弘扬中华礼乐文化，这是文化自信的表现。但是，我以为今天弘扬礼乐文化，最需要重视的就是把握好仁礼关系。我们必须明白“礼的灵魂在于仁”。在孔子儒家那里，礼和仁的关系，可以表述为“仁以成礼，礼以显仁”——仁是礼的内在本质，礼是来彰显仁德的。如果没有仁，礼就会流于形式；因此仁是更关键、更基础、更根本的。如果说仁是体，那么礼就是用。诚如王阳明所说：“故仁也者，礼之体也……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无一而非仁也，无一而非性也……故克己复礼则谓之仁，穷理则尽性以至于命，尽性而动容周旋中礼矣！”仁德是所有礼的本体，忽视了仁德，礼就成了失去了灵魂的空壳，礼所要求的敬、谦、节、让，莫不会成为虚伪的表演。
历史上和现实中，确实有这样的舍体而求用的现象。《左传·昭公五年》记载了一个古人区分“礼”和“仪”的著名故事。春秋时期，鲁昭公有一次去晋国访问，“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鲁昭公对于繁复的礼仪十分熟稔，没有出现任何差错。晋平公称赞其“善于礼”，而晋国大臣女叔齐则说：“鲁侯焉知礼？”鲁侯怎么能够算得知礼呢？他提出一个著名的判断：“是仪也，不可谓礼”，将礼与仪作出了明确区分。在他看来，鲁昭公所做都是一些礼仪形式，算不上礼。所谓“礼”，是“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将此称之为“本”，而将“仪”视之为“末”，认为“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昭公“屑屑焉习仪以亟”，不懂这些具有根本性的大道，仅仅执着于细微的礼仪末节，因此不能说其知礼。这位鲁昭公就是孔子儿子出生时，给孔子送来鲤鱼的那一位鲁君。孔子对他颇有感激之情。后来陈司败直接问孔子“昭公知礼乎”，孔子出于“为尊者讳”的“礼义”，勉强答曰“知礼”，但是私下里还是承认自己这个说法“有过”的。可见，孔子对鲁昭公是否知礼的看法，与女叔齐是一致的。
为什么说鲁昭公不懂得“礼”呢？其实，就是因为他仅仅掌握了礼之“仪”而丢掉了礼之“义”，虽然仪节非常熟稔，但这种娴熟不过是一种形式罢了。其实，我们在生活中也容易犯同样的错误，即只谨守外在的仪式流程，而内心缺乏诚敬。更有甚者，社会上还有很多人，将“礼”作为攫取功名利禄的工具。因此孔子才会感慨：“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失去了仁德，失去了诚敬，礼乐也失去了庄严，沦为一种令人生厌的形式过场。如此一来，越是行礼如仪，越是令人厌憎。我们经常批评的那种“形式化”，不就是因为这样的形式是缺乏真诚的吗？本来，礼是陶冶人的性情，是“成人之道”，这样一来，礼反而成为束缚人性正常发展的桎梏，岂不悲乎！
我们今天谈到礼，往往与儒家联系起来。其实，在孔子之前，礼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礼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出现的，乃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社会化现象。荀子所谓“先王制礼”，则是社会发展到了更高阶段，才有像周公这样“圣王”出现，通过综合整理，将礼进一步系统化、制度化，成为具有统摄性的制度之礼。到了春秋时代，周代礼乐文化经过几百年的演变，已经失去灵魂，日渐僵化沉沦，僭越、虚伪盛行，此所谓“礼坏乐崩”是也。
对此，春秋时代的思想家们都有反思。道家宗师老子批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儒家开山孔子也批评：“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道家反对礼，今人很容易理解，但崇礼的孔子也批评礼，岂不是矛盾的吗？其实，孔子及后儒对“礼”的反思，并不是彻底否定，他们所反对的仅仅是虚伪、僭越的礼。礼本来是一种文明样态，但任何一种文明都不可避免地出现异化。异化就意味着走向自己的反面。道家是因为反对异化，而对人类文明近乎一股脑地否定，而主张回归自然。孔子则不然，他在思考：礼为何会异化？如何才能避免礼流于形式化？
礼的最大异化就是流于“虚伪”。在孔子看来，“虚伪”恰恰是因为人心之“不仁”。孔子之所以对“巧言令色足恭”“耻之”，就是因为其中“鲜矣仁”；之所以批评“乡愿为德之贼”，就是因为其“无是非”，本身就是一种“不仁”；孔子之所以对“为礼不敬，临丧不哀”不欲观之，就是因为那仅仅是礼的形式化。所以，孔子甚至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性情中和之人如果不可得的话，那也应是有真性情的狂狷者才值得交往。所以，明末张宗子《陶庵梦忆》所谓“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正是与孔子真精神相贯通的。梁漱溟先生讲，“发自真性情的礼，率真，质朴，合乎本心。不合乎人情，巧言令色都不是礼”，诚哉斯言！
孔子“寓作于述”，创立儒学，将仁礼合一。其中，礼是继承（述），仁是创新（作）。孔子之所以提出“仁”的学说，就是希望将仁的精神灌注到世俗的礼之中，使其更加合乎天道、人性，才能成为推动修齐治平的重要方式。所以，儒家之礼与世俗之礼，有同有异。换句话说，我们日常所批评的那些讨厌的繁琐、虚伪之礼，也是儒家所反对的。所以，儒家在历史上不断地倡导移风易俗，为的就是要将异化的礼俗重新加以整饬，注入“仁”的精神，使之恢复生命力。
孔子一生崇礼，礼型塑了他的生命，而孔子的生命却充满积极向上、乐观豁达的勃勃生机，并没有陷入虚伪、迂腐与僵化之中。他在“立于礼”之前，能够“兴于诗”，生命与天地自然万物相感通，那是仁心的跃动；在“立于礼”之后，能够“成于乐”，生命达到与天地自然的圆融和谐，那是仁心的圆满。你看他，一生之中艰辛备尝，但不论遇到何种的困境，他都能“弦歌不衰”，乐观以待。读《乡党》，那样一位谨守礼乐的士大夫的形象，并不令人生厌。子贡眼中是“温良恭俭让”的气象，那正是礼教熏染下的生命温度。子夏所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正是孔夫子在弟子们心中的形象，这种生命富有感通力、感染力和感化力，所以孟子说“七十子之服孔子”是“中心悦而诚服”，是必然的。这一切源自他那颗“活泼泼”的“仁心”。“仁”是生命的自我觉醒，是心中装着他者，是将人当人，因此仁心才会生发出“爱”“诚”“公”“恕”。孟子所谓“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的生命之辉光，必然在“仁礼合一”之中才能呈现！
其实，不仅孔子如此，儒家先贤中，这样的真性情可谓生命的常态。大家如果喜欢读各种传记，你就会发现，真正的伟大人物，都富有天机活泼的真性情。2021年10月，我与业师杨朝明先生应邀赴福建武夷山参加首届“武夷会讲”，更真切地感受到朱子故里的自然与人文之“双美”，更了解到朱子的真实的生命情态。我那时才意识到，对于朱子，过去仅仅读《四书章句集注》等，看到的仅仅是其思想文理密察的一面，于其生命情调是不甚了了的。我们过去总是根据教科书的描述，将理学家想象成不苟言笑、缺乏情趣的道学先生。然而，事实并不如此。作为理学宗师的朱子，实际上是一位真正的“活泼泼地”性情中人。哲学史家陈荣捷曾评论说：“朱子教学，是其最快乐处。闲情逸趣，则在旅游与诗酒之兴。”确实，我翻阅当地学者编写的朱子文化丛书，发现朱子确实喜欢名山大川，饮酒烹茶，与二三子徜徉乎山水之间，往往发为诗歌吟咏。在当下的清明时节，发现朱子也有“满意分携一杯酒，登山临水意未休”，“书册埋头无了日，不如抛却去寻春”这样的豪迈洒脱的诗句，竟撩动了我这沉寂枯闷之心，触发纵情山水之念。天机活泼如孔子、如朱子，依然感发着我们，而那些用礼来当作枷锁束缚别人并自我束缚的人，早已扫进了历史的垃圾袋里，烟消云散。这就是“仁礼合一”的魅力！
今天流行一句话：人生需要仪式感！确实，“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人应该在温饱解决之后，有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但是，如何区别清楚“仪式感”与“形式化”二者的异同，恐怕是首先必须加以厘清的。我们应该明白，我们所期待的“仪式感”，其实是“仪式”带给我们的“诚敬”与“庄严”，而这一切都源自“仪式”之魂——我们内心的“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