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夏文化的大家庭中，有着诸如齐鲁文化、巴蜀文化、关中文化、三晋文化、荆楚文化等地域文化。尼山文化是相对于这些地域文化相似而又独具风格的一员。地域文化必须是在某一特定的地理区域内，有自成体系的历史渊源、内涵特点、表现形态以及时代影响，必然具有区别于他处区域文化的鲜明地方特色，并为众所认同的文化类型。上述的各地域都是跨省的大地域，而本文所研究的尼山文化，具有地域文化的特征却又不完全从属于地域文化的范畴。因为假如把“尼山文化”这个概念放在地域文化的范畴来理解，那么是完全由生活在尼山的人们创造了当地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也就创造了尼山文化，这显然过于狭隘。
尼山北依泰山、东临沂蒙、南通徐州、西望运河、控洙泗而祖孔孟，是邹鲁文化、洙泗文化、儒家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世界历史文化名人、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至圣先师孔子诞生于此，使尼山成为隐于乡野的“儒家文化的源头”。尼山的历史地位堪比耶路撒冷的伯利恒，是世界文化圣地、中国文化圣地、儒家文化圣山。
因此，尼山文化不仅仅从属于地域文化，不仅仅是一个区域性的物质文化概念，而且是一个精神文化概念，它是儒家精神品质与文化形态深层内涵的概括性表述。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曲阜并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要求讲清楚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儒家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深遂、最有价值、最具生命力的部分，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光，滋养着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
对尼山文化历史底蕴的探寻和确认，既是对尼山历史传统的一种回顾、一种体认，使“尼山文化”这一概念获得学理意义和丰厚内涵，也是对儒家文化的一种挖掘、一种激活，使儒家文化获得更深层次的时代价值。
尼山现属于曲阜市，位于曲阜、泗水、邹城三县市交界处。历史上因区划更改，曾属于兖州县、泗水县。曲阜市位于山东省西南部，是周朝时期鲁国国都，三面环山，北东南方向山脉连绵。《阙里志》对尼山的地理位置有详细记录：“尼山在县东南六十里，即颜母所祷处也。其东有颜母山，其西有昌平山，山脉皆自泰山来，其外众山连络环拱，不可胜数。若尼山之翼云……五峰连峙谓之五老峰，中峰即尼丘。迥出霄汉间，所谓圬其顶者也。”（明《阙里志》卷十一《山川志》）现代研究已探明，尼山由古生界寒武、奥陶系石灰岩构成，共有20多座山头组成，总面积30平方公里，主峰海拔高度344米。尼山属于泰山山脉，与周围的昌平山、颜母山、黄土山等五座山峰相连，尼山所在位置傲居正中，巍峨壮观。林区自然条件优越，苍松翠柏遍布山间，林木茂密，层峦叠嶂，自古就是人们登临探幽的佳境胜地。明代虞集曾描述尼山的自然环境：“山皆石，其巅多苍柏。诸小木皆巨叶，霜露既降，绚如渥丹……”（元代虞集：《重修尼山书院记》）1994年，尼山林区成为国家级森林公园，今日仍不失为一处清幽的天然氧吧。
尼山脚下原有夫子河、智源溪、颜母河自北向南川流不息，在尼山东面有小沂河自东向西日夜流淌，在南面有张马河，这五条河流齐聚于尼山脚下的一片洼地之中。原本智源溪与夫子河于尼山东南侧汇聚，才有了当年孔子之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全国的大部分河流都是往东而走，唯有尼山的五川之水往西流淌，这就是后人常说的“圣人门前水倒流”的独特现象。1958年，曲阜市将五川之水齐聚而成尼山水库，可蓄水1.2亿立方米，可灌溉农田20万亩。山东省水利厅已将尼山水库命名为“孔子湖”。登上尼山，俯瞰遥望，只见山峦重叠之处一片烟波浩渺的水面自东向南环绕，气势恢弘壮阔。
（一）尼山八景的文化形态
尼山，原名尼丘山，因孔子名“丘”，为避圣讳，故称“尼山”。虽然奇不过三山，险不过五岳，却是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明景观的制高点，只因“尼山毓圣”也。《邹县地理志》载：“尼丘山去城东60里，在鲁源村。昔启圣王夫人颜氏祷于此，而生孔子者也。”（明嘉靖四年（1525年）戴光编修）鲁源村，亦称“鲁源林”，是一片绿树浓荫掩映着的农家房舍。因昌平山下多泉，泉水汇入沂河西去，乃鲁水之源，故村名“鲁源”。春秋时为鲁国陬邑属地，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曾任陬邑大夫，统管昌平乡的军政事务。清代康有为1924年题写的“古昌平乡”石碑曾立于村中，目前碑石已移至尼山孔庙保护。《阙里文献考》载：“昌平山在尼山南五里，下有鲁源林。即《史记》所云昌平乡也。”（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曾在昌平山建昌平亭，《史晨碑》记载：“史君念孔渎，颜母祠去市辽远，百姓酤买，不能得香酒美肉，于昌平亭下设立会市，因彼左右，咸所愿乐”（永田英正编：《汉代石刻集成•图版释文篇》——《史晨碑》），众乡亲常买“香酒美肉”去孔子诞生地祭祀，显示了对孔子的尊崇追慕，字里行间可见当年闹市之景、祥和之息。
与昌平山隔沂河相望的是颜母山，因纪念孔子的母亲颜征在而得名。明代孔尚任编《阙里志》将颜母山归为尼山之规制，记“颜母山有颜府君祠堂、颜母井、后土，俱有碑。”颜府君祠（今称“颜母祠”）是孔氏族人为感恩孔母颜氏宗族诞下先祖孔子而立。颜母井又名“扳倒井”，相传颜母在夫子洞生孔子后，口渴难忍。回家时，路过一井，无法汲取，便扶着井自言自语道：“如果把井扳倒取水该多好！”话音刚落，此井马上歪斜过来，供颜母饮用解渴。汉代鲁相史晨还设置了颜母井舍的守吏，“假夫子冢、颜母开舍及鲁公冢守吏，凡四人，月与佐除”（永田英正编：《汉代石刻集成•图版释文篇》——《史晨碑》）。明清时，每逢春秋，衍圣公便派族人祭井。这里亦深刻体现着儒家文化明礼、守孝等思想内涵。
《阙里志》记：“其山五峰连峙，谓之五老峰。中峰即尼丘，迥出霄汉间。”（日本早稻田大学藏本《阙里志》卷七）尼山东麓五座山峰并连，似五位老人在登高望远，尤以尼山主峰傲居正中，巍峨壮观。明代张寅《登尼山赞诗》曰：“群山环峙插层天，五老峰高瑞气连。”《孔氏祖庭广记》等诸多文献记载：鲁襄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庚子（前551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生之辰，有二龙绕室、五老降庭。二龙绕室意为孔子洗尘，五老降庭则为迎接孔子着地。孔母颜征在听见钧天和乐之声，上天言：“天感生圣子，故降以和乐之音。”于是再拜尼山，途中临产，乃生孔子于坤灵洞中。生有异质，凡四十九表，胸中有文曰：“制作定世符”。孔子出生后，二龙回天，五老则坐落人间，形成了尼山的五座山头，这就是“五老峰”的由来。
尼山五峰环抱之中，有一条小溪，夏秋季节，流水潺潺，涓涓有声。溪由山涧汇流而成，经孔庙、观川亭、坤灵洞向东注入沂水。因哺育圣人成其千古大道，故被后人誉为智慧之源——智源溪。明永乐年间曲阜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司教授张敏曾赋诗赞颂：“智源水远东还鲁，颜母山高上接天。木落空林明晚照，雁衔寒雨下秋田。偶因圣诞来瞻仰，红叶黄花处处鲜。”
沿智源溪北行约里许，便是坤灵洞，亦名“夫子洞”。相传孔子诞生于此洞，有两种说法：一说如前文，孔母颜征在尼山祈祷时临产而择此洞；一说孔子生来长相奇丑，顶如反盂，中低周高，面有七露：鼻露孔、嘴露齿、双眼露眸、双耳露轮。其父将其遗弃，老虎见之衔入洞内喂养。天气炎热，鹰飞来以翅膀扇凉，由此而来“凤生虎养鹰打扇”之美谈。（干宝：《搜神记》）此说应为汉代的谶纬学者们为表现孔子异人异相而编撰的一个神话。此洞汉代时名“孔渎”，“坤灵洞”之谓始见于金代《孔氏祖庭广记》的“尼山”之图中，为进士刘晔所刻。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邹县令司居敬刻孔子像，置于洞中，被战乱所毁。（《阙里志》卷十二《艺文志》——《至元三十一年尼山孔子石像记》）后因流沙淤埋，洞口被封。1978年清理维修，复现此洞。洞旁的“夫子洞”三字，为原山东省省长李予昂于1983年题。南侧有一板石如床，床上高出一石，名“枕石”。关于坤灵洞，古代多有吟咏，金代陈国瑞诗云：“云开虎洞清溪绕，雨卧龙碑碧鲜封。”明代孔子后裔孔公璜诗云：“林深文德来鸣凤，洞古坤灵起卧龙。”（《阙里志》卷之十二）
由坤灵洞拾级西上便是“观川亭”，始建于金明昌五年（1194年），今存为清代建筑。亭是根据《论语•子罕》篇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而命名。相传为孔子临川眺望，见五川汇流（五川：智源溪、夫子河、张马河、颜母河、田黄河）、奔腾不息，叹时光变迁、“通昼夜之道”，明白了《易》所谓“终日干干，与时偕进”的道理，而能够尽达《易》的大用了（顾炎武：《日知录》）。一声叹息、余音千古。
尼山东坡有条东西向的山峪，称为中和壑。其名源于儒家“中和”思想。“中”与“和”是中华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范畴，涉及道德修养、哲学智慧、思维方式等各方面，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中庸》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此处之石呈柑黄色夹杂褐黑石松叶纹，花纹边部较密，向内渐稀，中部则无。石质坚细温润， 色泽细腻光黑，为制砚上品，是文人墨客求之难得的文房宝物。故此壑又称“尼山砚沟”。
沿智源溪西上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古柏，金代即名“文德林”。现有古柏1530余株。柏生石间，挺拔直立，多无大冠，枝叶浓密，状似笔翰之形，故又称文柏、笔柏。
鲁源林、五老峰、智源溪、坤灵洞、观川亭、中和壑、文德林、白云河被合称为“尼山八景”。（《孔尚任新编阙里志校注》卷六《名胜志》）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 与其说是“圣山毓圣”，不如说是孔子选择了这圣山，儒家思想选择了这圣水。
（二）尼山孔庙的历代沿革及其文化渊源
作为尼山主体建筑的尼山孔庙掩映在葱郁别有特色的古柏林之中。庙始见于《魏书•地形志》：“鲁县有叔梁庙”。唐代《括地志》载：“叔梁纥庙亦名尼丘山祠，在兖州泗水县五十里尼丘山东址。”说明北魏时期尼山就有祠以供祀孔子的父亲叔梁紇。唐代早期，随着儒家思想在各地的广泛传播和统治者的重视，唐太宗下诏“州县皆特立孔子庙”。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尼山作为孔子诞生地开始设庙祭孔子。《曲阜县志》记载：“周显德中，兖州赵某以尼山为孔子发祥地，始创庙祀。”这一时期尼山的祭祀功能是在叔梁纥庙的基础上增建的，建筑功能单一，仅为供祀孔子和叔梁纥的庙宇。
唐代、宋代是古代社会局势相对稳定、文教事业繁荣发展的时期，对孔子和儒学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唐代最后一次加封更是将孔子追谥为“王”（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孔子地位的提升带动了衍圣公府的地位提升，国家强盛时期官方赐予孔府的款项、祭田相应的有所增加，有助于孔府发展其所管辖的三氏学和孔府书院。而北宋更是书院的大发展时期，官方通过赐额、赐书、赐田等方式扶持书院，对知名书院的山长还会以封官赐名的方式奖励。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衍圣公府管辖下的尼山孔庙的功能开始发生变化：“四十六代文宣公始即庙为学，立学舍，置祭田。”（《阙里文献考》卷十三，《林庙》第二之三）第四十六代文宣公对尼山孔庙进行扩建，原有的祭祀建筑可以继续使用，重建祭祀的祠庙设立讲堂与学舍，使得尼山孔庙的功能开始以教学为主，兼具祭祀功能，形成一组“庙学合一”的建筑群。
金、元两代，各地战火纷扰，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遭到极大破坏。尼山孔庙与全国大多数书院一样，在社会动荡中屡有损毁，“自是宋金至于今，盖三百余年矣，宫不知何时废。”（虞集：《创建尼山书院之记碑》）元初，随着蒙古族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开始以中原文化作为驯服汉民的工具，将各派持不同观点的书院统一到官方统筹之下。一方面，尊孔崇儒，进一步提升孔子和衍圣公府的历史地位，鼓励设立书院；一方面，极力引导书院走官学化的道路。在这种背景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衍圣公掌管的尼山、洙泗两大书院成为全国四十所知名书院之一，尼山孔庙也迎来了发展的辉煌时期。由于在扩建时由官方主导，其建筑布局也体现了朝廷的意志：“学宫在庙之西，仿国子监制也。”以北京国子监的布局方式为模版，此时尼山孔庙的地位堪比太学，远高于其他地方书院。北京国子监作为官方太学，是国家最高学府，采取“左庙右学”的传统规制。孔庙在国子监的东侧，两者相邻而建，各司其职。尼山孔庙增建学宫，以北京国子监的布局方式为模版，与原有祀庙成左右并列关系，实际上形成了“庙学分离”的布局，虽然其学宫规模远小于北京国子监，其文化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教学意义，是尊孔方面的一种极致体现。
《兖州府志》对元代的尼山孔庙规模做了详细记载：“赐额尼山书院，立讲堂、学舍、祭田，设山长一人，奉祀其志。中为大成殿五间，以奉夫子；后为寝殿三间，以祀夫人；东庑三间，以祀伯鱼；西庑三间，以祀子思。庙之西北为启圣公庙，庙后有寝，祀颜氏夫人；其西南为毓圣侯庙，以祀尼山之神……”（《曲阜县志》记载：“宋仁宗皇祐三年封尼山神为毓圣侯”。这种对某一山神另行册封的方式在古代并不多见，将尼山山神封侯并于书院内供奉，特殊的供奉对象体现了宋代统治者开始着手神话与孔子相关的圣迹）除了宋代设立的用以祭孔子及其夫人的大成殿和寝殿，还增建了供奉孔子父母和尼山山神的两组建筑。由此可见，元代尼山孔庙的祭祀建筑比重开始加大，格局已经向着重祭祀的方向发展。而这其中，衍圣公府对尼山孔庙功能的引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而尊孔的另一体现则是尼山山长的任命与职能设置。元代开始，书院推行山长制，由官方委派学者或官员主持书院日常活动。尼山孔庙属衍圣公府直接管辖，因此在山长的任命和地位方面不同于其他书院。《阙里志》之《尼山洙泗书院世职学录》记载了从元代开始的历任学录：“元至顺二年衍圣公思晦请设尼山书院、洙泗书院山长各一员，本年以彭璠为山长，至元三年以谿达职为山长。”元代至元二年（1336年），中书左丞王懋德奏请在尼山创建书院“以彭璠为山长”（《阙里文献考》卷十三，《林庙》第二之三）。早期的山长是由官员奏请，由异性人士担任，到了明代洪武元年则规定：“唯仍元之旧额，设尼山、洙泗二处山长各一员，听衍圣公保举族人之贤者任”。“保举权”其实就是赋予衍圣公的自治权，尼山山长的任命完全由衍圣公决定。如孔闻韶曾以尼山、洙泗书院无人主持祭祀事宜为由，奏请朝廷委派他的弟弟孔闻礼担任山长。
“正德二年，衍圣公闻诏奏改山长职衔为学录，职视国子监。”“学录”之职在宋代就已经出现，是管理国子监的学官，宋以后各朝代都按旧制设置，至清代末年随科举制一同废除。《孔府档案》以及与尼山相关的地方志中有大量关于尼山学录任职的记载，其中“题补尼山书院学录”就有三十七卷之多，在《圣门志》中还有专门的记录“世职题名”的，记录了孔彦章、孔弘鉴保任学录的时间。将尼山的“山长”改为“学录”，其职责等同于国子监，也就是朝廷任命的官员，这就为孔氏族人入仕为官打开一条道路。
“元远既去，毁于兵燹，故址颓甚，鞠为茂草；春秋祭祀，扫地而行，触目荒凉，诚为可叹。”（《阙里文献考》卷三十三，《尼山新庙碑》）元末尼山孔庙荒废之后，明代并未依照元代盛期规模对尼山书院进行重建，仅对残存的建筑加以修整维护，所有资金由衍圣公府筹集。明代大兴文字狱，全国书院都经过数次损毁，尼山孔庙却可以独善其身，这与它隶属于衍圣公府而同时又是祭祀型书院的规制形式息息相关。
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都对尼山孔庙进行重修，可见清初官方对尼山孔庙的重视。其规模格局基本没有大的改动，仅是材质的使用有了提升。清后期尼山孔庙的教学功能陷入停滞，仅余讲堂和九间书院，在整个建筑群中的教育部分的重视程度和使用频率远小于祭祀部分。
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推行尊孔政策，使得祭孔典礼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以后。但此时的书院教育已到尽头，各地书院逐渐改为新式学堂。同为四大孔府书院的“石门书院”和“春秋书院”在民国年间都改为“明德小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只有书院之名而无授课之实的尼山孔庙，完全成为人们进行祭祀的场所。但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中华儿女不论身处何处都对孔子怀有特殊的感情，民国十四年（1925年），华侨商人郭桢祥捐出个人资产约四万银元用以修缮尼山孔庙。（李翠：《民国初年孔教运动的缩影——重修尼山圣庙之碑研究》，《孔子学刊》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建国后，国家设立国家文物局统筹管理各地文物古迹，孔子相关的建筑因其对中华文明的彰显意义在保护中受到重视。文革结束之后的1978年，对尼山孔庙进行全面大修，将在政治运动中被损坏的东西庑、寝殿等进行维修。2006年，尼山孔庙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12月16日，尼山孔庙作为“三孔”扩展项目入选国家文物局公布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但在2012年11月17日更新的预备名单中落选。2014年，建国后最大的一次尼山孔庙建筑群维修工程获得“2013年度全国十佳文物维修工程”荣誉。
作为孔子诞生地，又是衍圣公府管辖的四大孔府书院之首，尼山孔庙所承载的不只是教书育人的职责，它的设立、发展、衰败、重生见证了中国孔庙建筑的沿革历程，更见证了儒家文化发展与地位提升的过程。伴随着尼山孔庙祭祀功能的扩展，其所涵盖的文化价值远大于教学这一基本功能，成为一个漫长历史时期儒家思想的遗迹和文化渊源的载体。
（三）尼山春祭的道统意义
对孔子的纪念和祭祀是尼山孔庙产生的最主要原因。虽然在曲阜阙里有孔子家庙这一最高等级的祭孔场所，但是由于衍圣公府的崇高地位，曲阜孔庙更多的服务于历代帝王的祭孔活动，因而不能由普通民众随意进入和祭祀。自唐代开始各州县府学中设孔庙，将孔子祭祀作为一种官方的规范活动定期举行，官方对儒家学派的推动需要衍圣公府的参与和配合，而孔子祭祀便是对儒家文化潜移默化的宣扬。“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凡释奠，必有合也，有国故则否。”（《礼记•文王世子》）《周礼》中大司徒有“十二教”，首要的就是以祀礼教敬。尼山孔庙便需要以严谨而规范的祭祀来彰显孔子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两千多年的文庙祭祀活动中，“释奠礼”是最高规格的礼仪等级，以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文庙祭祀”的专称。除四时祭祀等多种名目的祀礼之外，“春秋释奠”是最高等级的祭祀规格。2004年，曲阜阙里孔庙改建国以来的“民间祭祀”为“官方公祭”，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事实上使孔子诞辰日的祭祀成为“秋祭”的形式。2008年，曲阜与台北孔庙不约而同的恢复“春季祭祀”。2009年，曲阜的“春祭”由阙里孔庙移至尼山孔庙进行，并从此成为定制。至此，历史上“春秋两大祭”的文庙祭祀礼制得以基本恢复。
“天行大道降仲尼，地择净土孕尼山”；“若无尼山毓圣，何启万代民智？我谓尼山神祗，其功何其伟哉！”在孔子出生地尼山举行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春季祭孔”，既凸显了尼山作为孔子儒学源头的历史价值，也传递了道统承继、代代不息的文化意义。尤其是尼山春祭除祭祀礼仪之外，更统摄了自宋代以来赋予文庙的教育教化功能，开展“开笔礼”、“成人礼”等人生礼仪，举办尼山书院讲学讲经活动，与“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等活动相互配合，使得尼山文化的内在价值逐渐为世人所认知。
实际上，孔子祭祀不仅是孔氏族人祭祖的“家事”，更是中国人文化上慎终追远的“国事”。今人祭祀孔子，也应看作是对中国文化及其创造者们表达敬意的一种重要途径和方式，虽然这种敬意对不少人来说已属陌生疏离。“墟墓之间，有哀的空气；宗庙之中，有敬的空气。”（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华书局，2018年，第115页）祭祀仪式对于不曾入学就读的普通百姓亦可起到隐性宣讲教化的作用，繁琐的仪式赋予先贤先儒类似神灵的地位，造成士人学子通过饱读诗书获得社会与文化地位的暗示。一个充满自信和创造力的民族，必定抱有宽容的精神，尊重前人的智慧，珍视自己的传统，善待外来的文化，从多元文化中择善而从，从而延续民族文化的生命，创建属于当今时代的精神家园。
（一）经济优先与文化本位
伴随着人文回归的天下大势，经济主动与文化“亲密接触”，各地掀起了地方文化研究热潮。然而，热潮的涌动，往往是泥沙俱下。多年来时有所闻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之说即其典型一例。这种论调看似既重视文化也重视经济，实则是根本没有深刻理解文化的内涵和强大内生动力，反而本末倒置，在事实上将文化置于经济的附属地位，成为一种装饰或点缀。这必然会使文化研究陷于困境，文化本来可以起到的促进经济、政治、社会等各领域发展的作用也被弱化、边缘化，此时更需要有披沙拣金的智慧和能力。因此，应势提出“尼山文化”的概念，将世俗理解的所谓“文化”，赋予深厚的学术支撑和内涵表达，释放尼山已存育千年的独特价值，正当其时。
比如，“尼山圣境”项目，作为山东省文化旅游产业重点工程，总体定位为“文化修贤度假胜地”，致力于建设成为全球儒学体验中心和世界级人文旅游目的地。项目总投资为100亿元，一期核心景区项目投资30亿元，建设内容包括宫像区（儒宫、孔子像、诸子百家堂）、鲁源村、耕读书院、配套服务区（含诸子百花谷）等。其巨大的经济投入将会形成强大的旅游市场影响力和号召力，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如果离开儒家思想所赋予尼山的强大的文化内核，项目将失去其核心魅力和永恒意义，也必将失去其时代价值。尼山，作为孔子诞生地，儒学圣源，其历史地位和文化象征意义决定了其高度和影响力，在此核心要地进行产业开发，必须厘清尼山作为文明之山、思想之山、精神之山、教化之山、智慧之山的独特定位，才能找准开发方向，避免历史错误。
又如，“一山一水一圣人”是山东文化旅游传统的提法。从这个角度来讲，尼山文化研究可以是对山东“山水圣人”文化旅游格局的完善和提升。随着京沪高铁的全线贯通，济南、泰安都把曲阜纳入了一小时生活圈，未来曲阜将在这一格局中扮演着重要的文化体验角色：玩水济南，游山泰安，朝圣曲阜，修贤尼山，进一步丰富“山水圣人”线的文化参与性和体验性。若是只追求经济效益的数量与质量，忽略了文化内涵与社会实践的结合，也终将失去山东丰厚的文化底蕴与时代机缘的有效契合。
只有坚持文化本位，才能最终实现经济对接与共赢。从经济上对“尼山文化”这一品牌进行打造和拓展，实现尼山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使深厚的文化积累获得新的时代价值，成为当代文化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内在基础和精神动力；从文化上对“儒家文化发源地”进行深刻的挖掘和论证，整合尼山文化资源，寻找尼山文化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最深厚的人文价值，为经济注入鲜活的血液和催化的动力，使其具备文化自觉的战略性思考和前瞻。经济与文化双翼同时展开，实现比翼腾飞，将成为尼山文化研究课题应有之义。
（二）即时效应与恒久价值
近年来的文化研究，时常可见因关注社会的即时效应或某种现实需要而忽略学理依据、忽视长久价值的观念、思维或主张。文化研究的时效性较容易被认可、被关注，但其恒久性才更加重要。如前文所述，经济上对“尼山文化”这一品牌进行打造和拓展，会使尼山文化研究呈现出即时效应；而若要使这种效应由即时意义转化为恒久价值，尼山文化还需要更加深入系统性的探究。
着眼于时代价值的体现，需要确立尼山在儒家文化体系中的定位与地位，鲜明地呈示出尼山文化的本根性，并将其置身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坐标中，找到其共性基础，发展其关联性，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因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孔子诞生于此，尼山成为中国历史上开启智慧源头的圣地。其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建筑群体的文化形态、历史演变，展示和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和文脉的取圣土圣水、秋季祭孔等祀典仪式，都与儒家文化的命运息息相关。尼山文化是儒家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丰富着儒家文化的内涵，体现着儒家文化的终极价值。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具有核心价值的意识形态，如儒家明礼守孝之伦理观念、中庸和谐之文化观念、天人合一之哲学观念、含蓄蕴藉之艺术观念在尼山文化中皆有所体现。挖掘和研究尼山文化，对于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时代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孔子思想、儒家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出来。推动尼山文化研究和发展无疑是中国文化大发展的重要任务。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尼山古老而丰富的地域文化资源和信息也面临湮灭和失传，如历代碑刻的自然损害、神话传说的流传无序、尼山矿产的泛滥开采等。因而，整合尼山文化研究的力量，推进、推动系统性、保护性、抢救性的研究和措施也成为当务之急。文化研究是跨学科研究，需要文化学、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民俗学、文艺学以及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学术团体和机构鼎力合作，才能取得整体性的进展。就目前儒家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来说，放眼或立足尼山研究的屈指可数。不少从事儒家文化研究的学者，对尼山文化知之甚少。而有限的研究人员，由于缺乏整合，基本上是散兵游勇，各自为政。这些情况，对于尼山文化研究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应采取各种措施，整合儒家文化研究的力量，包括建设一批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机构，同时在立项、经费等方面，向从事尼山文化研究的学术团体和专家学者倾斜。
尼山文化研究，其时代价值不仅仅是在学术上对其文化本根性的认证，更重要的是在于中华民族文化未来的指向。时至今日，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伦理共识与终极关怀都需要儒家文化的指导、参与、滋润与调剂，儒家文化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最独特的精神标识，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尼山文化深刻的历史渊源与儒家文化精神血脉相连，对尼山文化进行研究和创造，将为儒家文化的生存与延续提供新的内涵与机遇，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远意义与时代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