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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霞 | 宣风敷化:曲阜北朝碑刻中的儒学与社会
发布日期: 2020-12-28 浏览次数:63 来源:《孔子文化》 作者:陈霞
曲阜碑刻众多,其中北朝时期碑刻有四幢。数量如此之少,一方面与当时社会动荡、石碑难以保存,以及东汉后期曹操颁布禁碑令等原因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儒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深受玄学、佛教、道教冲击密切相关。这四幢碑刻,起初都立于阙里孔庙,所载内容均与儒学有关。因此,数量虽少,但价值宝贵。通过这几幢碑刻,我们可以此为点,以点带面,从中窥得儒学与少数民族政权的互动。
 
一、“凯悌君子,民之父母”:北魏贾思伯、张猛龙践行儒学

 

曲阜保存的北魏时期的碑刻有两幢,分别是《神龟二年魏兖州贾使君碑》与《正光三年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
《神龟二年魏兖州贾使君碑》,立于北魏孝明帝神龟二年(519),记载兖州刺史贾思伯之事,故又称《贾思伯碑》。碑上记思伯字士林,武威姑臧人。太和中,召拜荥阳太守,推迟未获。青龙中出为幽州刺史、齐郡太守。但因碑文磨灭严重,无法看出更多内容。不过,从“少有令誉”“□财赈施,亲疎周给,门姪长幼,糜不赡卹”等碑文,可见其品德高尚;另外,又可见“礼义用兴,关境怀仁”“治隆王赵,才超张陆”“宽猛相资,惠和并布”等字样,可见贾思伯在治上崇儒术、施仁政,是一位有能力、有策略的儒家官员。
《正光三年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立于北魏孝明帝正光三年(522),是鲁人为曾任鲁郡太守的张猛龙而立的颂德碑,简称《清颂碑》,又称为《张猛龙碑》。和《贾思伯》碑不同,此碑保存基本完好,碑文内容基本可见。张猛龙,字神囧,南阳白水人。根据碑文记载,张猛龙的远祖可追溯至周宣王时的张仲,其近祖为汉初赵景王张耳。魏晋以来,祖上多人出任刺史、太守,为官四方。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的张猛龙,“出孝入悌,邦闾有名”,随着名声日新,“以延昌中出身,除奉朝请,优游文省,朋侪慕其雅尚。朝廷以君荫望如此,德□宣畅,以熙平之年除鲁郡太守”。在任期间,“治民以礼,移风以乐”,“学校克修,比屋清业”,“入境观朝,莫不礼让”,“遂令讲习之音再声于阙里,来苏之歌复咏于洙中”。(房伟辑录:《正光三年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杨朝明主编:《曲阜儒家碑刻文献辑录》(第2辑),齐鲁书社,2015年,第42-44页)可见,张猛龙出任鲁郡太守期间,注重礼乐教化,实行德治仁政,尤其在兴建学校方面为大有功。因此,在张猛龙离任之后,郡人为称颂其功绩而立此碑。碑文之末列有“义主”10人,碑阴又刻有鲁郡属吏、鲁郡士望等题名100多人,涉及鲁郡下属的汶阳县、邹县、新阳县、阳平县等多地官吏,总计达160余人,由此可见张猛龙生前声名威望之高。
以上两碑均刻立于北魏孝明帝时期,前后仅相差三年,且又同为赞颂地方官员之碑。从碑文可知,不论是兖州刺史贾思伯,还是鲁郡太守张猛龙,都是品行兼优、为政以德之人,是典型的儒家官吏,采用的是典型的儒家治理方略。两碑之末都刻有“义主”。“义主”,是指出钱刻碑的人。清人蒋超伯《丽澞荟录·义主》中曾说:“魏鲁郡太守《张猛龙碑》颂后列义主十人,皆其属吏。魏齐之世,凡醵金刊石出资者曰主,造象称象主,刊经称经主,劝缘称功德主。此则郡人颂太守之德,事近于义,故称义主。”“事近于义,故称义主”,出资刻碑已近于义,则所称颂之德,更是一种高尚品行。可见时人对儒家治理方式的赞赏与推崇。而这刻立于北魏后期的两碑所展现的儒学状况,实际上是北魏政权由来已久的汉化结果与尊崇儒学的体现。
北魏起源于漠北,是鲜卑族的一支,其政权之建立,可以追溯到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386),拓跋珪继其前人代公猗卢建立魏国,并于东晋隆安二年(398)于定都平城称帝,同年改国号曰魏,史称北魏,拓跋珪为北魏道武帝(魏太祖)。北魏是北朝时期建立最早,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少数民族政权,其对儒学的态度,及尊孔崇儒之措施,都对北朝后继政权深有影响。
拓跋珪在位期间,加强政权建设,并依靠强劲的武力也加入对中原的争夺之中。对于每一个逐鹿中原、意欲问鼎天下的少数民族势力来说,了解、亲近、学习、运用中原文化,尤其是自汉代以来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地位的儒学,是他们的现实需要。而实际上,五胡各国大都主动,甚至心怀迫切地去学习儒家文化。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汉化在胡族中是一种潮流。”(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06页)钱穆先生也在其《国史大纲》中对这一潮流进行一一总结:
五胡杂居内地,已受相当汉化。……刘渊父子皆粗知学问,渊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司马尚书》,皆是东汉的旧传统。石勒徙士族三百户于襄国,置公族大夫领之。置郡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又定秀、孝武试经之制。慕容廆益大兴文教,以刘讃为东庠祭酒,世子皝率国胄束脩受业。廆览政之暇,亲临讲肄。慕容氏于五胡中受汉化最深。苻秦文教尤盛,诸经皆置博士,惟阙《周礼》,乃就太常韦逞母宋氏传其音读,即其家立讲堂,置生员百二十人,隔绛纱幔受业。王猛死,特诏崇儒,禁老、庄、图谶之学。姚兴时,耆儒姜龛、淳于岐等教学长安,诸生自远而至。兴每与龛等讲论道艺。胡辨讲授洛阳,关中诸生赴者,兴敕关尉勿稽其出入。姚泓亲拜淳于岐于床下,自是公侯见师傅皆拜。是五胡虽云扰,而北方儒统未绝。(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79-280页)
由此可见,五胡诸国的统治者对儒家经典、儒家学问都甚为推崇,并积极去学习、推广,虽然由于诸多儒家名士已随东晋偏安江南,他们所接触者,“乃中国较旧之经学传统,而非代表当时朝士名流之清谈玄理”。但正是由于这些统治者的推崇以及沦陷于北方的士大夫的不坠旧业,才使得北方儒统未绝。
问鼎中原的需要以及五胡各国的汉化之风,尤其是拓跋氏与同为鲜卑族且汉化程度最深的慕容氏交往颇为密切,多受其影响。这些因素,都促使、影响着北魏主动去了解、亲近中原文化,尤其重视儒学。《魏书·儒林传》记载,早在道武帝拓跋珪初定中原之时,“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魏收:《魏书》卷八十四《儒林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841页)太学以儒家经典教育为主,讲授对象为贵族官宦子弟,这有利于儒学的宣扬与推广。不仅如此,作为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道武帝也效仿汉族政权,对孔子予以祭祀。《魏书·太祖纪》记载,天兴四年(401)二月,“帝命乐师入学习舞,释菜于先圣先师”,对孔子予以礼敬。此后,道武帝的后继者们在其基础之上,继续推动拓跋政权的汉化与儒学化。
从明元帝拓跋嗣至显祖拓跋弘时期,拓跋政权更加广泛地征聘汉族士人。这些汉族士人,除了参与国家治理决策之外,还对儒家经典进行整理和诠释,例如常奭撰《六经略注》,索敞编撰《丧服要记》,阚骃注《易传》等。这些经过注释后的儒家经典,不仅极大地方便了拓跋族人的学习,也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此外,这一时期,拓跋魏在各州郡广建学校,儒生空前增加。拓跋族的上层贵族集团也注重学习儒家经典,像皇子,虽然不入太学,但有专人传授儒学,且成定制,即使做了皇帝,仍请名儒讲学。因此,自幼的儒学教育,使得拓跋政权统治者的思想逐渐儒学化,进而使其政策法令的儒家色彩日益浓厚。随着儒学在政权内部地位的提升,拓跋氏对孔子的尊崇也日益提高。泰常十年(423)二月,拓跋嗣首次“祀孔子于国学,以颜渊配”。皇兴二年(468),魏军占领青徐二州,拓跋弘“遣中书令兼太常令高允奉玉币,祀于东岳,以太牢祀孔子”。(《魏书》卷一百八之一《礼志一》,第2739页)在崇孔的同时,儒家的“礼”“孝”等社会伦理思想也逐步在社会上推广开来。遵礼、重礼、尊老、敬老为社会所推崇。当时甚至出现“不孝父母、不顺尊长”者则交由地方官惩办社会制度。
孝文帝时期,拓跋魏汉化更加深入,儒家政治亦全面推行。孝文帝拓跋宏自幼深受汉化熏染,热衷儒学。魏收评价他“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第187页)同时,他又心怀统治中华之雄心,因此,为了实现抱负,他尤其推崇中原汉族的儒学治国传统。为此,他实行了一系列的尊孔活动。例如,天兴二年(399),他诏令禁止妇女祭孔。次年(400),加封孔子二十八世孙孔乘为崇圣大夫。太和十三年(489),又“立孔子庙于京师”。太和十六年(492),将孔子的谥号“宣尼”改为“文圣尼父”。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亲躬鲁城曲阜,祀孔子于孔子庙,为孔子起园柏,修起坟陇;随后“诏拜孔氏四人,颜氏二人为官”,“又诏选诸孔宗子一人,封崇圣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之祀”。(《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第177页)可见,魏文帝对孔子尊崇及其后裔的优渥逐步提升。
此外在前代帝王的基础上,孝文帝进一步推行以礼、孝等儒家伦理思想治国理政。唐杜佑曾说:“后魏道武帝举其大体,事多阙遗;孝文帝率由旧章,择其令典,朝仪国范,焕乎复振。”(杜佑:《通典》卷第四十一《礼一沿革一》,中华书局,1988年,第1121页)诸礼之中,孝文帝尤其重视婚丧之礼。据文献记载,冯太后去世之后,他按照古丧礼,守“三年之丧”。(《魏书》卷一百八之四《礼志四》,第2781页)广川王元谐去世,他又打算恢复汉代以后废而不用的君王三临之礼。此外,他还亲自为群臣讲解“丧服”礼,可谓历史上皇帝讲礼第一人。在以孝治国的推行中,更是颇为用心。为了在社会中推行孝,实施孝治,孝文帝时期提出了诸多奖励措施。比如,当时朝廷要求地方官将“力田孝悌”“孝悌廉贞”“孝友德义”之人都上报给他,并赐给这些具有孝德之人谷帛,或者授予官职;还制定相关规章制度以尊老和养老;而对于不孝者,则予以重惩。这些都显示出北魏将儒家的伦理思想与礼制用之于社会治理。
以上北魏“以礼治国”“以孝治国”的儒家治理思想,在北魏二碑中即有所体现。例如《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中,说到其先祖“周宣时□□张仲”,“诗人咏其孝友”;至于张猛龙,更是“入孝出弟,邦闾有名”,在父亲去世服丧期间,“寝食过礼,泣血情深,假使曾柴更世,宁异今德”;后来母亲去世之后,“丁母艰,勺饮不入,偷魂七朝,磬力尽心备之,生死脱时,当宣尼无愧”。这些都是北魏在社会上倡导“孝”,宣扬“孝”,“以孝治国”理念的体现。此外,碑文记载张猛龙出任鲁郡太守期间,“治民以礼,移风以乐”,“入境观朝,莫不礼让,化感无心”,将“礼治”用之社会。再者,兴修学校,使“讲习之音,再声于阙里;来苏之歌,复咏于洙中”。这也是北魏倡导儒学,兴修学校的体现。
 
二、李仲璇修孔子庙与东魏政权之尊孔

 

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后,大抵以山西、陕西两省间的黄河为界,西魏占有黄河以西关陇之地,都长安(今西安);东魏则占黄河以东及淮北以北之地,都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一带)。东魏仅历孝静帝一帝即亡,有国十七年。公元550年,高欢子高洋逼迫孝静帝禅位,改国号为齐(为与南朝萧齐区别,史家称高洋所建之齐为北齐),是为北齐文宣帝。可见东魏上承北魏,北齐又承东魏而来,所辖地区都在黄河以东及淮北以北的中原之地。而西魏则为北周所取代,他们所统辖之地则在黄河以西的关陇之地。显然,作为阙里孔子庙的所在地——鲁都曲阜,正好处于东魏和北齐的辖区范围之内。这也正好可以解释,为何曲阜所存北朝时期碑刻只有北魏、东魏和北齐时期的,却没有西魏和北周时期的。
“东魏仅历孝静帝一帝即亡,有国十七年。故其政权与儒学的关系不甚明显。从总体上说因东魏所占之地多属中原地区,上承北魏孝文帝汉化的结果,其文明程度及儒学的影响应高出关陇地区。但由于国祚有限,再加之高欢父子的专权,鲜卑勋贵的贪淫,遂使东魏国事日非,儒学停滞。”(李中华:《中国儒学史·魏晋南北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67页)如此状况之下,东魏尚有修孔子庙之事,可见虽政权更迭,国势渐弱,但北魏以来的尊孔崇儒的儒学发展惯性仍在持续,故有《兴和三年李仲璇修孔子庙碑》。这对于仅历一帝、国祚仅十七年的东魏来说,也显得弥足珍贵了。
《兴和三年李仲璇修孔子庙碑》,又称《李仲璇碑》,立于东魏孝静帝兴和三年(541)十二月。此碑为兖州丞令士民颂李仲璇修孔庙事,而非李仲璇修庙自立之碑。李仲璇,《魏书》有传,碑文也有交代,“君姓李字仲璇,赵国柏仁人也”(孟坡辑录:《兴和三年李仲璇修孔子庙碑》,杨朝明主编:《曲阜儒家碑刻文献辑录》(第4辑),齐鲁书社,2018年,第13页)。曾做过定州平北府法曹参军,定、相雝三州长史等职。《魏书》本传记仲璇“以孔子庙墙宇颇有颓毁,遂修改焉”,此碑则详细记述了此次修庙的经过。
从碑文可知,李仲璇于“大魏徙邺之五载”,即兴和元年(539)到任兖州,出任“使持节都督兖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当州大都督、兖州刺史”,统领兖州诸事宜。而朝廷对他的委任,则有“宣风教化”“弦歌邹鲁,克振斯文”之希望。为此,李仲璇上任不久,即恭敬地表达要拜谒孔子庙的想法,并随即“轫车曲阜”。到曲阜后,仲璇“饮马沂流,周游眺览,尚想伊人,□□慨然有报功□□之意”。遂着手修缮孔子庙。此次修庙,不仅完善了孔子庙建筑,更特意树立了颜回、子贡、子路等“十子”的塑像。为何雕塑孔子弟子容像?碑文交代说:“孔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得及门也。因历叙其才,以为四科之目。生既见从,没□□侍。故颜氏□□□□于易辞。启予者商,纷纶于文诰。是则圣人之道,须辅佐而成。故曰:吾有由也,恶言不闻于耳。所以雕素十子,侍于其侧。今于设圣容仍奉进儒冠,于诸徒亦青衿青领。”(孟坡辑录:《兴和三年李仲璇修孔子庙碑》,杨朝明主编:《曲阜儒家碑刻文献辑录》(第4辑),第14页)可见,李仲璇等时人认为“十哲”对孔子有辅佐之功,所以给他们塑像,让他们像生前一样,侍奉于孔子之前。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夫道系于人,人亡则道隐。斯大义以之而乖,微言以之而绝。今圣容肃穆,二五成行,丹素陆离,光□□□□□□微笑而□言,左右若承颜而受业。是以睹之者,莫不忻忻焉有入室登堂之想,斯亦化□□一隅也。”(同上)可见,孔子和孔子弟子塑像的设立,给人以圣人师徒仍在世传道授业之感觉。这样,“道”由此而显,“微言”由此而存,让见之人心生思慕、效仿、学习之意,从而达到传承儒家思想,接受儒家教化之效果。可见,“十子”之像的塑立,也是有感于魏晋以来圣学不振,道系于一线的儒学发展状况而生发的。在北朝政权不断更迭与社会的纷乱中,李仲璇等人能以如此细腻、感性的情怀来思考儒学的承传,不能不说弥足珍贵。也正因为如此,立碑者将此事记之金石,树碑庙亭,并说“丹青所以图盛迹,金石所以刊不朽”,以期“后来君子,知功业之若斯焉”。
 
三、寻父足迹,述“祖”之志:郑述祖与《北齐夫子庙碑》

 

北齐政权存在亦不长,前后共历六主,凡二十八年。作为东魏的后继者,北齐在文化上的表现亦无大的改变,虽然在其开国伊始,即表现出对儒学的崇尚。文宣帝即位之初即下诏修立学校:
诏郡国修立簧序,广延髦侨,敦述儒风。其国子学生亦仰依旧铨补,服膺师说,研习《礼经》。往者文襄皇帝所运蔡邕石经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学馆,依次修立。(李百药:《北齐书》卷四《文宣帝纪》,中华书局,1972年,第53页)
其中所言蔡邕石经之事,说的是东魏时期,高欢曾命移洛阳汉魏石经于邺,但在搬运途中,至河阳岸崩,石经多没于水,最终完整运到邺地的,仅剩五十二枚,此后又移置于学馆,以鼓励学子敦述儒风。后北齐政权为了整顿风俗,建立制度,又从儒学着手。文宣帝天保七年(556),下诏有司校定群书,以供朝廷览读,樊逊等十一人共同刊定,“凡得别本三千余卷,《五经》诸史,殆无遗阙”。(《北齐书》卷四十五《文苑列传·樊逊传》,第614页)孝昭帝皇建元年(560),又下诏于国子寺备置生员,讲习经典,岁时考课,并命外州郡学,亦仰典司勤加督课。此后,齐主又命儒臣魏收、杨休之、颜之推等二十余人选录诸书,集论经传,撰成《修文殿御览》,专供皇帝读。
然而,和这一微弱的敦崇儒风之举相比,北齐社会更为崇尚、更为流行的是佛学。据《续高僧传》载,时“昭玄一曹,纯掌僧录。令史员置,五十许人,所部僧尼,二百余万”。([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上)卷八《仪解篇四·齐大统合水寺释法上传六》,中华书局,2014年,第261页)又据《佛祖统纪》载,“所部僧尼四百余万,四百余寺,咸廪风教。齐主筑坛具礼,尊为国师。布法于地,令上统践之升座,后妃重臣皆受菩提戒”。(志磐:《佛祖统纪》卷三十八,《大正藏》第49册,第0356页)由此可见,当时崇佛之风兴盛无比,皇帝、后妃、重臣皆沉迷其中。然而,在这样的上行下效之下,仍有儒臣倾慕孔子,寻其庙宇,拜谒于前。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的谒孔之举,才使得鲁人觉得弥足珍贵,谨以纪之。
《乾明元年北齐夫子庙碑》,立于北齐废帝乾明元年(560)。“乾明”为北齐废帝(高殷)年号,这年八月,北齐孝昭帝(高演)废废帝改元重建。可知此碑应立于这一年的八月之前。此碑因石质剥落,碑文多不可辨识。碑中有“公道昭之第□子也”。按《魏书·郑道昭传》记其有五子:严祖、敬祖、述祖、遵祖、顺然。其五子中,三子述祖善隶书。此碑笔法与郑述祖书天柱山铭相同,故定为郑述祖书。(骆承烈:《石头上的儒家文献》,第88页)然,“公道昭第□子”这样的记事口吻,与传统上的子不能直接呼其父之名的习惯相悖,因此,此碑应为他人纪事,而述祖照抄而成。从仅可辨认的一百余字可推断碑文大意为:郑述祖的父亲郑道昭为光州刺史时,曾前来曲阜谒孔庙,拜孔子。而等到述祖继位为光州刺史后,寻访其父当年活动的遗迹,亦到曲阜谒孔,并立碑纪念。
述祖之父道昭,据《魏书》所记为荥阳开封人(碑中亦可见“开封人”3字),历官平东将军、光州刺史,转青州刺史,复入为秘书监,卒增镇北将军(今碑中亦有“镇北将军”4字)。文献记载道昭钟情于道事,常率属僚悠游于山林之间,然从碑中所记他曾造访曲阜拜谒孔子来看,道昭亦敬重儒家。不仅如此,在社会治理中,文献记载他崇尚政务宽厚,不滥用酷刑,以教化和培养人才为己任,这种儒家式的治理方式很得百姓之心,故深受百姓爱戴。郑道昭对儒学的态度,必然影响了其子述祖,因此在他到任光州刺史后,也遵循其父足迹,到曲阜拜谒孔子。可以想见,在政治治理中,他也必然效仿其父,采取儒家治理方式。由此也可以看出,北齐,包括北朝时期的其他政权,在信仰上都倾向于佛道,但是归结到社会治理中,儒学,仍是他们遵循所用的不变之法。

 

结语

 

受社会的动乱与政权频繁更迭的影响,尤其是玄学、佛、道兴盛的冲击,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儒学发展的低迷时期。但是从曲阜所存此一时期的碑刻可以看出,祭祀孔子、封爵孔子后裔、修建孔庙等尊孔崇儒举措,已经逐渐成为各个新生政权标榜其政权合法性的重要体现。因此,即使在社会混乱之际,各统治者亦不忘尊孔崇儒。而在这些表象之下,实则是儒学对于政治治理的切实可行的功用,使得统治者们,尤其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都竞相学习中原文化,尊崇孔子与儒学。在统治者此一风气影响之下,地方官员亦在政治治理中践行儒家治理理念,将儒学推至社会。这无疑推动了儒学发挥其深入社会、教化民众之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