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后现代思潮和全球化形势为儒学“走出去”、对西方现代和后现代思潮做出反应提供了历史的条件。“走向去”的意思是与后现代思想对话。在这点上，儒学历史上做不到，在很多年中西相遇过程中也还未做到。为此，儒学需要对西方文化结构和思想背景有深入了解，同时要坚持自己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一同与后现代思想讨论在全球化浪潮中困扰人类的“现代性”以及它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这样的挑战要求儒学学者放开眼界，针对后现代社会提出全球范围内可资利用的儒学观点。
儒学需要拓展自己的体系以容纳后现代主义视角。目前儒学的复兴要超越古老的争论和旧的话语局限，避免简单复古。儒学的光明前途在于用现代语言表述自己深厚的哲学与文化意义，也即能够对后现代社会的问题做出回应与解释，为人类理解自身前途提供一种崭新的视角。
我们生活在一个各文明达到前所未有地频繁交流的后现代时期，每个文明面临的紧迫问题都是要对其他文明、宗教和哲学进行深刻了解。如萨缪尔·亨廷顿所说，“要更深刻理解其他文明所基于的宗教与哲学理念和其他文明中人们如何看待自己利益的方法”。人类未来不可能由某单一文明作为全球文明，任何文明都必须学会与其他文明和平相处和探寻这种可能性。所以儒学更要与时俱进，找到与其他文明形态存在的相通之处，同时满怀自尊与自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与它们进行交流。
在西方与中国一个多世纪的相遇时期，儒学都没能与西方文化传统进行真正对话，这主要由三个历史原因所致。首先是1919年五四运动及之后对儒学无情的攻击，宣称儒家思想应该对清王朝腐败及最终覆灭负责。其次，正像在田辰山的研究中揭示的，中国文化传统（包括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产生对话以后，特别是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在毛泽东思想中成功和臻于成熟。毛泽东思想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经过转换的版本，其精髓是中国哲学，但用的是马克思主义术语；而这术语，又是翻译成汉语的术语。最后，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所推行的经济改革，迎来的是新自由主义。由于改革需要，知识分子逐渐转换了一种有关中国未来的话语，它对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解释，都是自由主义话语。事实上，流行的话语对儒学的批评很极端，并且将抛弃儒学视为时髦之事，认为它是过时的封建文化残余，与现代化、民主理念相抵触。
看起来，儒学与西方思想进行对话的机遇已经出现了，因为：1）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提出了挑战；2）文化批评家们对资本主义、民主及技术的制度提出了质疑；3）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专家们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早期哲学家都是后现代主义者；4）尽管中国与西方文化思想体系存在结构上的差异，但中国和西方学者们都在向对方学习，以寻求对话的可能。
后现代主义者否认先验论。对他们而言，对现实存在着不同世界观和概想，并不是只有一种唯一正确或真实的世界观和概想，所以，存在多元和并生的本体。如果说笛卡尔建立了现代主义，那么后现代主义则是摒弃了笛卡尔（或曰“所谓笛卡尔”）现代思想的主要特点。后现代的旗帜下容纳着一系列观点，如强调社会先于个体，不承认哲学的无处不为的真理性，认为矛盾性比知识更为重要，在决策程序中赋予非理性与理性相同的地位，等等。正像郝大维（David Hall）与安乐哲（Roger T.Ames）所论述那样：有一个单一秩序的世界的假设，它也许可以作为描述或解释所做努力的根据和目标；它或者也可作为行动者在本质化思维框架和自我中心意识上思想、决策和采取行动的根据；它也可是某一稳定的行动者之所以采取行动的理念，而这种理念又可以成为理念的主体或者是行动和决策之责任的归于结果，这一切都不再是前面所提到的（后现代）运动所设想的了。
郝大维与安乐哲认为，对标准理性主义神话到文化发展逻辑主义阐释很有挑战性的是对美国实用主义传统的重新评价与更新。安乐哲指出，约翰·杜威具有某种宇宙论“理念”的民主，这种理念可以作为启发，让人们发现儒学所具有的相应的宇宙论“理念”；它可以作为可靠的基础去预想一种中国式的民主，这是一种能够对自由主义民主提供对照与批评的民主形态。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葛瑞汉（Angus Graham）及其他专家就开始认为中国所有早期的哲学家都是后现代主义者，或者至少是后现代主义的候选人，因为他们的思想都不讲本质、真理或者超越的起源，不包括原旨主义设想。孔子、庄子以及其他不在少数的人被认为享有与西方同期思想家同等的地位，是因为中国的思想家关注的是对于道德或争论的有效性、可能性、共识性，而非绝对性的参考点。在这些论述中，正像苏源熙（Haun Saussy）所指出的，这些学者认为只在当下才能够想象两种思想的交汇。
然而，正因为有了接触的机遇，双方更需要对对方有更深刻的了解，这可以从对两种文化传统的结构性差异的研究入手。了解了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我们就会意识到我们能够做的并不是寻找二者之间的共同点，而是要建立对彼此的开放心态。双方如此践行的可能性产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葛瑞汉、郝大维和安乐哲这样的重要的文化对话学者。他们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鼓励一种可行操作：一方需通过超越自身术语背景达成对对方传统的近距离理解；或者说，在存在结构差异的情况下，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在自身的术语背景下充分地理解对方，所以双方必须学会如何以对方的术语正确地理解对方。
全球化时代要求儒学日益增强意识：它要走向全球，真正参与到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相关的现代性问题及日益困扰人类种种议题的对话中。与其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所做的不同，儒学不需要试图将自己纳入西方知识体系和思维框架中去；它在后现代时期的光明前途在于用当代语言展示其深邃的哲学和文化内涵，因为它的博大精深使自己具备从不同于西方的视角提供对人类未来之路更充分理解的能力。
在后现代时期，后现代主义与儒学的相遇正在启动一场真正的对话。这种对话在全球化和后现代性产生之前，由于缺乏历史条件而从未存在过可能性。现在条件来了，相互理解的希望曙光正从地平线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