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学术相对于西方近现代学术来说，不但思想内容各不相同，在表现手法上也有较大差异。这是因为：

其一，中国古典学术所使用的表述语言是汉字，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六书”中的“假借”“转注”之法，又使得多数汉字具有一字多义性；汉字字义的这种不确定性使得同一汉字文词可有两种或更多的合理解释。再者，古汉语文词又甚为简括，此种简括性增加了中国古典学术典籍文句的含蓄性，从而使之具有较大的可扩展性。这种可扩展性，使得对中国古典学术的解说和研究具有多义性特点。

其二，中国古典学术典籍特别是早期儒家经典多由短小章节缀成，难以通篇连贯理解，这也造成了解说和研究具有多义性。

其三，以儒生为主流的中国历代知识士子多讲求社会参与意识，多追求用所继承的思想学说来指导执政者确立统治理论以治理万民，即所谓“立万世法”“为帝王师”。这样，便使得中国古典学术大多与社会政治紧密相连。特别是每当新王朝讲求稳定、寻求调节社会矛盾的指导思想时，以儒生为主流的中国历代知识士子多会依据执政者的新需要和发展变化了的社会实际，综合运用文、史、哲各学科典籍，引申和发挥其本义，改造旧说，追求自己所继承的思想学说的社会价值的重构。这也使中国古典学术的解说和研究具有内容多义性特点，并具有学科并包性特点。

这样一来，社会不同发展时期的执政者对古典学术的不同要求，以儒生为主流的中国历代知识士子对古典学术之社会价值进行重构的愿望，便在中国古典学术典籍的文字、语词、文章特点造成的释义的可扩张性上找到了结合点，从而造成了中国古典学术表述手法的多义性和含蓄性，也使得内容具有指向多义性、内容并包性、学科交叉性等特点。

因而，它与以语言指义明确、内容表述专一、学科界限分明为表现特点的西方近现代学术在研究路径选取、研究方法使用上就不能不有所区别。所以，我们不应以西学方法为本位，而应从东方学术特点出发，应在历代学者研究我国古典学术所积累的传统方法的基础上，以整合成功的中国传统学术方法为主，有选择地吸收西学方法中那些适用于研究我国古典学术的成分，来整理历代古籍，来研究古典学术，来重构“东方本位”的学术研究方法体系。

以下结合古典学术研究过程来看“东方本位”学术方法研究体系的程式和方法。

中国古典学术的主要载体是古典文献。在研究古典学术前，我们应借鉴“考辨为先”“扎实考证”“作品会通”“文献实证”等古文经学方法，对研究对象即各类古典文献进行整理、会通和考辨。

(1)借助目录，确定版本

整理古典文献，首先应借助于历代古籍目录著述，和前人序跋题记，理清它的流传、存佚情况；自己作部分必要的对校，理清其版本源流；参照前人总结的“时代早”“内容全”“校勘精”等条件，确定底本、主校本、参校本。参照陈垣总结的“对校”“本校”“他校”“理校”校书四法，作存真(或求古本之真，或求事实之真)、校异(文字异同，以及书的行款、版式、收藏图章、纸质、圈点等差异)、订讹(误字、脱字、衍文、错简及旁记字混入正文、正文与注文混杂、后人妄删妄改等)等工作，以得出最接近原作之文本。

(2)运用各法，考辨真伪

整理古典文献离不开考辨。我国古籍辨伪有一个完善、发展的过程。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时代》以为书籍辨伪起于司马迁作《史记》，但已难考稽线索。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古书，疑书有伪者16种。其辨伪方法有“文辞辨伪法”“史事辨伪法”等。东汉马融辨《尚书》中《泰誓》之伪，从三个角度，曰文章浅露，曰其中有些内容与孔子思想不合，曰前人引《泰誓》不见今本者颇多。其中前后两条即“文风辨伪法”“引文辨伪法”最可注意。南朝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辨李陵、班婕妤五言诗之伪，创“文体辨伪法”。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论《山海经》中有伪，创“地理沿革辨伪法”。唐代《法苑珠林》作者释道世在《辨道经真伪表》中又明确提出“著录源流辨伪法”，而为后世辨伪所最常用。柳宗元《诸子辨》之《论语辩》又创“称谓辨伪法”。宋代朱熹之辨伪方法，白寿彝先生为《朱熹辨伪书语》所写序言中总结为6条，其中“以文章气象辨伪”最可引人注意。明代胡应麟《四部正讹》总结前人辨伪方法，提出辨伪八法：1.核之《七略》以观其源；2.核之群志以观其绪；3.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4.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5.核之文以观其体；6.核之事以观其时；7.核之撰者以观其托；8.核之传者以观其人。清代《四库全书总目》辨出伪书570余部，其所运用的辨伪方法，杜泽逊教授归结为20种，可谓集辨伪方法之大成。

辨伪对于学术研究的作用，在于它理清了研究对象产生的真实年代，以对研究对象作切合实际的探讨和评说，此即辨伪的目的及学术意义所在。否则，若不进行研究对象的辨伪，如胡适说的“若把那些不可靠的材料信为真书，必致一失了各家学说的真相；二乱了学说先后的次序；三乱了学派相承的系统”。

古典文献所使用的语言是与现代汉语字义、词义、标点甚有区别的古汉语。要把握其意义就要会通古籍。会通古籍时应借鉴古文经学方法，按照“由词到句到篇”的顺序，逐步深化理解。首先要诂字、训词。诂字、训词一定要按照写作时代的已有义项去理解，才能寻查出作者的句意、段意，直至连缀成篇意。

会通古籍，欲正确深入地理解古籍蕴义，对其所涉人物、事件、物品、礼仪、制度、风习等的考证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举文学典籍的会通性考证为例，袁世硕先生曾考《聊斋志异》之《马介甫》中“杨万石怕老婆”之本事，以及蒲松龄在宝应县令孙慧处辅政时与孙慧所买小妾顾青霞之纠葛，因而在《娇娜》《连锁》《白秋练》诸篇之吟诗精灵中有顾青霞的影子等。这种借助酬和诗文以及方志、正史记载所作的文学作品的会通性考证，确可加深对《聊斋志异》所涉事件与人物的理解，为深入分析作品奠定了学术基础。其他古籍的会通性考证，也应如此。

为了对古籍及古籍所载人物、事件等作进一步深入研究，还要对研究对象进行“四维时空考辨”。就古代文学研究对象来说，大概不外乎作家、作品和文学专题三类。作家研究，不论是单个作家的研究，还是以地域或流派区分的作家群的研究，都必须先厘清他(他们)所处的空间位置即具体环境，包括政治环境、生活环境、思想环境等，以便为之后研究他的思想情怀、写作动机、艺术修养等的生成原因提供学术基础。同时，这种种环境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变化，这就需要对作家或作家群所处的具体时代进行考辨。而作家或作家群所处的具体时代中不断变换的一个个时间段上的各种环境也必定不断变化而又因果相关。因而，对作家或作家群所处的不断变化着的环境的考辨，必须和作家或作家群所经历的不断变换的一个个典型事件之“时间段”的考辨结合起来。即这种考辨，必须是对一个个相对独立而又有机连接的“典型时间段”上产生的一个个特征有异而又因果相关的不同政治环境、生活环境、思想环境等“综合环境”的“四维考辨”。时间变化和空间变换紧密关联，空间环境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变化而又因果相关，是“四维时空考辨”的显著特点。只有这样的考辨，才能明了作家或作家群的思想情怀、写作动机、艺术修养等的生成环境特别是发展变化的复杂原因。那么，“四维时空考辨”应是作家或作家群研究中最具基础性的学术先导工作。

同理，作品研究，不论是一部作品的研究，还是某作家全部作品的研究，抑或是某一文学类别作品的研究，都必须首先厘清它(它们)所处的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着的一个个的空间位置，即先作好某作品“四维时空考辨”，才能进而作其他深入研究。文学专题研究，不论是一个文学概念的研究，还是一类作品流变的研究，抑或是某一历史时段各类文学作品的综合研究，亦复如之。

若以研究对象如作家或作品为线索，将一个个时空考证联系起来，可做作家编年或作品编年。对作家行事逐一考证编年，将此研究对象“细化”，可更为细致地把握作家的性格变化和思想演变轨迹，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其作品思想和风格的生成、发展、变化的复杂原因。对一类作品进行编年，将研究此对象“细化”，可更详细地把握某类作品的演变轨迹，探查致其演变的各种复杂原因。如我们读《左传》和《史记》，发现先秦两汉历史散文呈现出由“纪事为主”到“写人为要”的重大变化；而正是通过对《战国策》各篇策文的考证和编年，才发现此变化是通过《战国策》所收录的200余年间产生的近500篇策文的不断演化而逐步形成的。前人没有厘清这种演化过程，主要原因是他们没对《战国策》所收策文的所作时间逐一考证，没对《战国策》所收策文作系统编年。

总之，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四维时空考辨”、作品的会通性考证以及作家作品的编年考证，都是十分必要的。

在熟读、会通古籍的基础上，可结合中西学术方法来进行义理研究。在孔子晚年“信古为今”学术态度和作《春秋》时的“改作言教”方法的启发下，后世儒家生发出“文以载道”的古典学术理论，即以古籍和古籍所承载的古代文化和古代思想为现实社会服务，为社会政治教化和人心道德重塑服务。在此古典学术理论影响下产生的我国古代文史哲典籍的内容，与社会政治思想和社会生活的关联特别明显。因而，若脱离当时的社会政治现状、思想潮流、风俗习惯、民生民情等去考察文学作品，其研究便难以深入。所以，在古籍义理研究中，对在诂字、训词基础上得出的作者的句意、段意直至篇意的理解和研究，一定要与典籍生成时的社会政治现状、思想潮流、风俗习惯、民生民情相结合，才能把握真旨。

若从表现类别角度讲，古典学术所涵盖的义理可分为“社会性义理”和“人生性义理”两大类。“社会性义理”所涵盖的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客体，研究社会现象及其运动规律，探索的是社会的运行、组织、调控、管理、规范和发展之类的社会性问题，如法律、道德、伦理、习俗等，多与社会物质性生活(本能性生活)直接关联，具有直观性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物质运动规律的制约，西学中的调查、观测、解析等社会学方法乃至自然科学的实证性的方法等，可以用来对这类“社会性义理”进行研究。而“人生性义理”所涵盖的研究对象是人文世界，研究社会现象及其运动规律，研究的是人对生命意义和生命目的的追寻，探索的是人的生存与关怀、人的信仰与情感、人的自由与幸福、人的价值与发展等等，其与社会物质性生活(本能性生活)多无直接关联，具有超越性特点。由于其与社会物质不直接关联，故而物质的、本能的动作规律已经不再适用于它，因此西学中的调查、观测、解析等社会学方法乃至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并不适用于“人生性义理”的研究，但中国传统的感悟、意会、推断、类及等“体悟式研究方法”就有了用武之地。

古典学术研究的对象是历史，那么此类的“人生性义理”研究就要用“体悟式研究方法”去作历史性体悟。这种历史性体悟的主体对象应是经过了整理、辨伪的各类古籍。对这类古籍经由会通而对其所载作历史性体悟时，首先要经过想象和联想，归纳、升华出推测性的论断——“假设”，然后收集各种相关的“历史事实”的记载——“书证”来检验“假设”，经反复修正和检验，历经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等逻辑过程，最终得出符合社会历史实际的结论。今文经学康有为总结的“大胆设想”等方法和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已对此多有论说。

古典学术研究中有各式各样的研究价值评价方法。在儒家“文以载道”的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响下，传统的学术研究价值评价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强调教化价值，强调彰善瘅恶，强调经世致用；新中国成立后的学术研究价值评价也曾有过“以阶级斗争为纲”“古为今用”的功利性评价阶段。

但是，学术研究价值评价具有历史性、复杂性和客观性。学术研究价值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随着社会的变革而改变。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时代特点，不同的时代特点就会导致人们的价值思想、人生观发生很大的变化。另外，社会历史的复杂性也决定了学术研究价值评价的复杂性，没有绝对的好与绝对的坏，只有从正反两方面出发，才能公正、完全、客观地作出评价。此外，学术研究价值评价的主体是人，人在评价中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带着主观感情色彩。那么，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在历史发展观基础上的学术价值评说体系与方法。

任何学术研究都是循序渐进的。所以我们对学术成果进行评价，应重在看其对其前学术研究成果超越的“质”和“量”。

首先看其对前代学术成果掌握全面与否，能否把握前代学术研究的本质问题和规律性特点。然后看其能否在前代学术的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进行创新性研究。如相比于前人，他提出什么样的学术新见，此见解是否可靠，对此新见作论证的证据是否充分，对此新见作论证的方法是否合理。

其次看此见解对后人的学术影响范围有多大，程度有多深。是否为学界提供了重大的突破性学术见解，是否为后学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他的学术见解和方法论指导的历史作用是阶段性的还是永久性的？是否具有前瞻意义和作用？与同时代其他成果作比较，在他自身所处的时代里,是否提出他人难以发现的学术见解，使用了他人还未使用的研究方法？经过这样纵横比较，来确定它的历史性学术价值。

总之，中国古典学术的指向多义性、内容并包性、学科交叉性等自有特点，使得上述学术研究过程具有互含性和互动性。我国古典学术内容和形式方面的特点，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硬套”西学方法去研究它。我们必须从我国古典学术特点出发，立足于我们的传统学术观念，运用我们的传统学术方法，再灵活吸取西学研究方法中的可用成分，来重构“东方本位”的学术研究方法体系，进而建构东方学术研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