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书院基本上是一个教研合一的高等教育组织。书院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传承和创新中国文明之德性，即人文精神，通过教学讲明义理，发扬圣贤之内圣外王之意，化民成俗以收获明德新民之效果。
曲阜洙泗书院
一、书院精神
书院精神是书院教育在长期发展历程中，不断积淀和凝练而成的优良传统的结晶，是书院办学传统的灵魂。书院传递了中国文化和学术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且具有生命力的精神内涵，人们称之为“书院精神”，这种精神对中国文人的影响很大，它并没有随书院制度的结束而终结。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于 1923年4月在《新时代》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充分地肯定了书院的优长之处。一来是师生的感情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学有得。并明确提出自修大学之所以为一种新制，就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自修大学学生是自己看书，自己思索，共同讨论，共同研究，要有随时指导的人做学生自修的补助。自修大学以学科为单位，学生研究一科也可，研究数科也可；每科研究的时间和范围，都听由学生依自己的志愿和程度去定。自修大学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剪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湖南自修大学最鲜明地体现书院精神，是书院精神传承和创新的典范和一次伟大的实践。（高世琦：《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世纪历程》，党建读物出版社，2013.)胡适在其《书院制史略》（1924 年2月）中针对当时教育界所提倡的“道尔顿制”精神提出了“书院精神”。胡适提出，“书院之真正的精神惟自修与研究，书院里的学生，无一不有自由研究的态度，虽旧有山长，不过为学问上之顾问，至研究发明，仍视平日自修的程度如何。所以书院与今日教育界所提倡道尔顿制的精神相同”（胡适：《书院制史略》，《东方杂志》，1924，21.）。张君劢在《书院制度之精神与学海书院之设立》（1935）中针对当时中外各种大学“教师只卖知识、学生只买知识”的现象，提出书院的精神要负起责任，不但讲学识，尤其要敦品行。（张君劢：《书院制度之精神与学海书院之设立》，《新民月刊》，1935，1.）黄金鳌在《我国师范教育宜融汇书院精神》（1972）中提出：“书院精神，以余考之，要有三端，一曰尊严师道，二曰自由讲学，三曰开阔教化。”（黄金鳌：《我国师范教育宜融汇书院精神》，《东方杂志》，1973，6.）朱永新在其《书院精神对于当代大学教育的启示》一文中探讨了中国古代的书院精神及其对当代大学教育的启示，提出书院具有强调自由讲学，重视学术研究，主张门户开放，提倡尊师爱生等精神特点。（朱永新：《书院精神对于当代大学教育的启示》，《江苏高教》，1994，2.）
二、书院精神内涵
根据毛泽东、胡适、张君劢、黄金鳌、朱永新等论述，可以把中国传统的书院精神归纳为四个方面：学术自由、尊严师道、门户开放、重视德育。书院教育对宋代乃至以后的教育都有着巨大的影响。书院面向社会下层办学、打破生员身份限制、实施“有教无类”以及开放式办学，等等，充分体现了孔子的教育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等级森严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书院是一种独特的教学和学术机构。书院的财政和教育资源不完全由官府控制而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在教学和研究上有一定的自主权，在书院生徒的选择上最大限度地摆脱门第、出身的干扰，生徒来源不受限制。
生徒多样化。书院生徒的多样性，是书院“门户开放”精神的真实写照。书院从创立之初便有浓厚的平民色彩，书院向平民百姓敞开大门，也向处于社会底层的贫苦人士开放。书院打破了封建社会“学在官府”的传统，打破了上层显贵垄断教育的特权，为下层平民百姓提供了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书院招生不分籍贯地域，不论出身贵贱、年纪长幼，无论官府子弟、乡绅儒生，还是樵夫布衣、乡村长者和普通百姓，只要有好德乐善、追求上进之心，都可以进院学习听讲，四方之士皆可入内求学问道。书院告诉人们，只要努力向学，“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这充分体现了书院开门办学的平民性与平等性，使人人都有了成功的可能与追求上进的信心，不但为更多普通民众接受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奠定了基础，也更便于儒家传统文化的推广与传承。“虞山会讲，来者不拒。凡我百姓，年齿高者与年少而知义理者，无分乡约公正粮里市井农夫，无分僧道游人，无分本境他方，但愿听讲，许先一日或本日早报名会薄。”（〔明〕张鼐等：《虞山书院志·会簿引》，三联出版社，1988.）从书院生徒的多样化不难看出，书院教育彻底贯彻和实践了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宋代书院接受生徒，不分籍贯地域，四方之士皆可居学肄业。东佳书堂是一所江南著名的开放性书院，据徐锴《陈氏书堂记》记：“东佳书堂，因胜据奇，是卜是筑，规模宏大，书楼和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置学田二十顷，作为游学之资，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学。”文莹《湘山野录》也载东佳书堂，“别墅建家塾，聚书延四方学者，伏腊皆资焉，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家”（〔北宋〕文莹：《湘山野录》，中华书局，1997.）。北宋范阳（今河北涿县）窦禹钧书院即窦氏书院不问生源来历，不计出身门第，不拒贫困孤寒，生徒来自各行各业。对此，范仲淹曾经描写道：于宅南构一书院四十间，聚书千卷。礼文行之儒，延置师席。凡四方孤寒之士贫无供需者，公咸为出之，无问识与不识，有志与学者听其自至。故其子见闻益博，以四方之士，由公之门登贵显者，前后接踵（〔北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商务印书馆，1936.）。可见，书院对生徒的身份很少限制，而同时期的官学在生徒的身份、资格上却有严格限制。
学派间争辩。从宋朝开始一直绵延于元明清，书院内允许不同学派之间进行会讲，开展争辩，就是所谓的“讲会”，这体现了书院的一种学术自由。南宋时期，朱熹和陆九渊分属两个不同的学派，宋淳熙二年，应吕祖谦之邀，陆九渊在铅山鹅湖寺与朱熹展开了一场关于心学和理学的激烈辩论。陆九渊从心学出发，认为治学不应通过读书的方式，而要充分挖掘心灵世界；朱熹则展开了驳斥，提出人应该博览群书，用对外界的感知来充实内心，双方争持不下，这就是有名的“鹅湖之会”。这次会讲虽然以双方互作讽刺之诗而闹得不欢而散，但时隔六年之后，朱熹仍然邀请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与自己同台讲学。在这次精彩绝伦的学术论辩中，两人率弟子各守阵营，相互辩论，带有浓厚的学派争鸣的色彩。陆九渊的演讲十分精彩，甚至有听众大为感动，涕泪俱下。这样的场景也令朱熹非常动容，他把陆九渊所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的讲义刻到了书院门前的石碑之上，并将其视作治学入德之方，撰写跋语，要求“凡我同志，于此反身而深察之”，这段故事在后世广为流传，造就了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丁钢，刘琪：《书院与中国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名师在书院讲学，听讲者不限本书院师生，外地士子也可前来听讲。著名的讲会有惜阴书院讲会、东林书院讲会、关中书院讲会、徽州紫阳书院讲会、姚江书院讲会等。“讲会”从最初的书院内一种教学活动方式，最后逐渐演变为社会上的学术活动，许多社会人士，甚至一般民众也可参与或旁听。“讲会”使书院得以打破门户之见而融各家之长，这对于我们当代的学校教育也是值得借鉴的。
书院之间访学游学。书院主持人（山人）主动邀请有造诣的学者来书院访学，来访者的观点可以与本书院学术方向不一致甚至有激烈争论。朱熹和陆九渊在对“理”的理解上分歧严重，两家各执一端，但是在自己主持的书院中，仍能够对对方求学弟子毫不保留地全心授教。例如，曹建虽然师从陆九渊，但对朱熹的“为己之学”也颇有研究，与朱熹学术看法背道而驰的陆九渊对此也不介意。在朱熹奉命调赴新职时，他还推荐曹建为白鹿洞书院山长。尽管曹建曾经向朱熹请教，但他并不算是白鹿洞书院的弟子，朱熹推荐曹建执掌白鹿洞书院充分说明了朱熹抛弃门户成见，重视的只有学术修养和道德品行。书院经常会邀请一些学术大家来书院讲学，即使在学术问题上与本书院意见相左甚至有重大分歧的学者也常常会在邀请之列。历史上值得称道的是朱熹与张栻的相会，南宋乾道三年（1167）秋，朱熹与湖湘学派的著名理学家张栻在长沙相会，二人对学术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论辩，对此发表了各自不同的学术观点。（苗春德：《宋代教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此外，他们的讨论还涉及乾坤、太极、心性等理学普遍关注的问题，张栻与朱熹在这些问题上从一开始的各执己见到意见逐渐趋于一致，彼此都有很大的收获，后来朱熹还应张栻之邀在岳麓书院讲学两个多月。这次学术活动开书院自由讲学与访学之先河，是中国书院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
师长自由讲学。在书院的讲学者可以讲授自己的著作和学术观点，各自传学，互不干涉。学者大师们敢言敢书，敢于阐述各自对于儒学经典的不同理解，将讲学与个人学术研究结合，真正做到所言即所想，这体现了书院学术是自由的。书院自由讲学以学者可以进行自由研究为基础，这与书院是由作为藏书、校书和私人读书、治学的场所发展而来有关。书院的教学是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教学活动的开展，又有利于学术研究成果的传播。这就使得历史上有名的书院，几乎都成为当时教育活动的中心和著名学者进行学术研究、传播交流的中心。如南宋时期朱熹、杨时、陆九渊、吕祖谦、杨简、李侗等著名学者几乎都是南宋书院的主持人，所以，当时书院研究和讲授的基本内容是理学，书院也是理学传播和发展的重要阵地。而明代王守仁是研究“心学”的，他的学生也都是“心学”的热心研究者和积极传播者。在清代出现了阮元、孙星衍等“汉学”者，学者们致力于经史研究，书院的教学内容、方式也以“汉学”为主。
生徒自由质疑。据黄宗羲在《宋元学案•晦翁学案上》中记载，书院生徒们大量的时间是在师长指导下认真读书、自行理会、自学研究、质疑、问难、论辩。看书与日用工夫，皆要放开心胸，令其平易文阔，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养。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紧了，即气象急迫，田地狭隘，无处着工夫也。今人观书，先自立了意，后方观书，牵古人言语，入做自家意思中来。如此，则是推广得自家意思，如何得见古人意思？须是虚此心，将古人言语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杀向何处去。如此玩心，方可得古人意，有长进处。且如孟子说《诗》，要“以意逆志，是为得之”。逆者，等待之谓也。如前途等待一人，未来时，且须耐心等，将来自有来时候。他未来，其心急迫，又要进前寻来，却不是以意逆志，却是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牵古人言语，入做自家意思中来，终无进益。（〔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晦翁学案上》，中华书局，1986.）师长提纲挈领讲解、重点分析，或指点迷津、回答疑问。古人云，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朱熹提出学、问、思、辨、行五种学习方法，书院应该采用生徒质疑问难、师生相互辩论的教学模式。生徒向师长请教不懂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拘泥于课本知识，而是在生活实际中检验所学，遇到理论与实际不相符的问题，师生之间可以就不同看法各抒己见、自由辩论。《宋元学案•草庐学案》中记载了一个典型案例，生徒熊本向师长吴澄反复请教了五经中的七十二个疑问之处，吴澄都一一做以详细解答，熊本竟“为之喜而不寐”。《宋元学案·双峰学案》中还记有师长考问生徒的例子，南宋的饶鲁在豫章书院和东湖书院游学期间曾师从黄勉斋，当被问起《论语》中的“时习”是什么意思时，饶鲁回答道，当兼二义，绎之以思虑，熟之以践履。对饶鲁的回答，黄勉斋满意地说大器之。质疑是生徒学习的关键环节，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就亲自与学生质疑问难，认为往复诘难，其辩愈详，其义愈精。（《朱子全书·总论为学之方·卷一》）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后，疑渐渐解，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晦翁学案上》）陆九渊在金溪槐堂书屋也非常重视师生之间平等民主的诘难、问疑和论辩。书院生徒之间感情融洽，不忘时时互相切磋，生徒既可以向师长“问疑”，也可以与师长“辩”，而“辩”的一个前提是要做到“头项分明”。讲学固无穷，然须头项分明，方可讲说辩。若自交加糊涂，则须理会得交加糊涂处分明，方可讲辩。若是自分明，虽不是亦可商榷理会。（〔南宋〕陆九渊：《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书院的学术风气民主，师生关系平等，书院生徒才敢于质疑师长的讲学。生徒敢于质疑师长，而师长不以为恼反以为喜，“愿闻切磋语”，这是书院生徒自由质疑的真实反映。这种平等、民主的诘难、问疑和辩论是学术进步的基础，也是书院精神的真谛所在。
独立自治。书院独立自治，主要表现为大师治校，如两宋时期范仲淹主应天书院、朱熹主白鹿洞书院、陆九渊主长象山书院、吕祖谦主长丽泽书院，等等。书院一般与官府没有直接的财政关系，主要依靠所拥有的土地收入来维持。书院自主招生，自设课程，自制学规、章程等。书院的独立自治是对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私学自主办学精神的继承和发扬。“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大多数的书院都是自筹经费，常设经费始终以学田为主。“养士不可无田，无田是无院也。院有田则士集，而讲道者千载一时；院无田则士难久集，院随以废，如讲道何哉？”（徐梓：《元代书院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学田是书院较为稳固的收入来源，从而保证书院的正常办学和办学的连续性。书院的学田来源主要有家族提供、捐赠、政府拨给。宋代书院接受生徒不分籍贯地域，四方之士皆可居学肄业，生徒数量主要根据书院经费和房舍等客观条件而定。当一些名儒来书院宿学时，跟随者往往几百上千人，常常不管他们的出身、贵贱、老少，道同与不同者。这样书院自然成了有识之士发展儒家思想、创新儒家思想的最好场所。书院没有统一的教材，不同学术流派的书院中课程也各不相同，在书院中自由讲授自己学派的新思想，各有特色。例如明代大儒吴与弼在崇仁修有小陂书院，以耕耘为课，劳作为书，尝雨中被笠，负末相与诸生并耕，归则解犁，饭粝蔬豆共食。生徒来学均须与其一同参加农业生产的体力劳动，参与耕耘、栽插、收割、制作的全过程。吴与弼与弟子往亲农途中，读《孟子》与野花相值，幽草自生而水声琅然，延伫久之，意思潇洒。（杨鑫辉、李才栋主编：《江西古代教育家评传》，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大部分书院一般都采用《论语》《孟子》《中庸》《大学》《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为教材，强调生徒要学得修身为人之道，即为世用而学。多数书院重视制定书院学规，书院历史上最著名最有影响的书院学规是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提出书院教人为学的基本方针和教育目的是讲明五伦之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反对“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并指出了学习过程和修身、处事、接物的要点。（苗春德：《宋代教育》）
尊师爱国。书院生徒与师长情如父子、亲如朋友。师长大多能以身作则，以自身的实际行动作为生徒做人、为学的榜样，他们对生徒关怀备至，并罄其所知以授后学，尽其所能传道、授业、解惑，因而得到生徒的普遍尊敬。生徒常年追随师长左右，不但学习知识，还学习做人。书院师生一直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具有高度的爱国热情。书院生徒一贯尊师重道，他们从师，不仅要学知识，还要学做人。他们对教师的感情很深，从学术到生活，从生养到死葬，都有极为动人的事例。许多生徒在师长去世后继承师业，自建书院、广招门徒，以继续传播、研究和进一步发展师长的学术思想。《二程语录•侯子雅言》中的“程门立雪”就是一个广为人们所传颂的尊师故事。元祐八年（1093）的一个冬天，杨时、游酢登门求教于程颐。他们二人看到先生正在炉旁打坐养神，为了不打扰先生，就恭恭敬敬地侍立在门外，等候先生醒来。过了很久，等程颐一觉醒来，看到门外侍立在风雪中的杨时、游酢，浑身是雪，脚下的积雪已经有一尺多厚了，他赶忙把二人让进屋里。书院精神就是这样，鼓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志士文人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不懈努力。（原载：《孔子文化》季刊 作者：陈晓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