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使人们停下脚步，困守家中。沉静下来的人们在思考什么？王阳明当年龙场悟道，是因环境恶劣，跌落到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境，他于是追问“圣人处此会如何应对？”今天也进行这样的设问时，我们想到了孔子“灾妖不胜善政”的话。孔子之言出自《孔子家语•五仪解》，他与鲁国国君讨论如何看待灾异，人在灾异面前要采取怎样的态度，给我们很好的启发。
要慎重看待所谓“天灾地妖”
鲁哀公向孔子请教国家存亡祸福中“天命”与“人”的作用。孔子回答说：“存亡祸福皆己而已，天灾地妖不能加也……故天灾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寤梦征怪，所以儆人臣者也。灾妖不胜善政，寤梦不胜善行，能知此者，至治之极也。”在孔子看来，很多问题都源于人，反时反常现象并不能改变国家命运。但是，天降灾异、地生妖孽以及梦异怪诞，都是给世人提出的警示。
在孔子的心目中，疾疫是与祭祀、战争一样的“国之大事”。《论语•述而》记载说：“子之所慎：齐、战、疾。”这一章在《论语》中比较简洁，似乎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齐，通斋，指斋戒，就是祭祀前整洁身心的活动。战，指战备、战争。疾，指疾病，这里更大可能是指疾疫。这里是说孔子所慎三事为斋戒、战事、疾疫，体现了孔子对于疾疫的重视态度。
春秋时期，人们特别重视祭祀与战事。《左传》成公十三年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说法。因为祭祀事关神明，事关民众信仰，所以《周礼》有“以祀礼教敬”之说；兵战，则如《孙子兵法》所说乃“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所以斋戒、战事二事皆不可丝毫轻忽。孔子把疾疫与祭祀、战事等量齐观，给今人是一个提醒。疾疫值得重视，其实不难理解，一般疾病也事关人的生死健康。至于疫病肆虐，则更加严重，其产生与流行必有自然、人为的特定原因，更关乎国运兴衰乃至人类命运安危。
孔子之所慎，不是消极被动，缩手缩脚，而是要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主动去认知、去理解。西汉的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理论，认为天主宰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动天，天人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既然灾异和祥瑞表示对人们的谴责和褒奖，人就要对自然保持敬畏与尊重。既然人的行为能够使天改变原来的安排，人就要主动“知天”。所以，董仲舒所讲也是天人合一，是讲人道应该效法、遵循、顺应天道。在自然变化，“灾妖”出现时保持敬慎，这样才能处事从容稳健，立于不败之地。
任何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可能遇到曲折，任何时代都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困难甚至灾难，每当此时，人们尤其需要冷静理性，客观分析问题。
知天命 有敬畏 存戒惧
孔子自称“五十而知天命”，可见“知天命”之难。“天”对于人往往具有极大影响，它无形无影，飘渺虚幻，却好像有极大力量，仿佛可以洞悉事理，秋毫必察。“天”有时性情乖戾，恣意肆虐，有时又好像懂得是非善恶、真假美丑。他的天命观与春秋以来的进步认识是相应的。于是，郑人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这可以视为当时人们对“天道”认识的概括。
对“天”的认识决定对“天命”的态度。既然“天”与“天命”不可捉摸，那么不如用心致力于人事，此即“尽人事而知天命”。“尽人事”与“知天命”应该是统一的，应该把二者看成一个整体，一方面承认“知天命”之不易，另一方面又要在“尽人事”的过程中去“知天命”。孔子又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孔子主张一定要保持诚敬，心存对“天命”的敬畏。
国家就像一艘巨轮，行进在世界浩浩荡荡的洪流中，决定国家命运的不是巨轮本身，而是巨轮上的每一个人。驾驭巨轮与驾车一样，孔子习惯以驾车比喻治国，《孔子家语》中有许多类似的论述。子贡请教如何管理国家，孔子比喻说“懔懔焉，若持腐索之扞马”，就像拿着腐朽的马缰绳驾驭马车。何以如此谨慎恐惧？因为通达之御皆由于人，为政治国必须以正道引导人民。孔子还说：“虽有博地众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地域广阔，人口众多，而民众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念，国家也不能强大，更不能伟大。
在国家振兴、民族复兴的伟大征途中，怎样才能万众一心，共担社会责任？《说苑》说，“存亡祸福，其要在身。圣人重诫，敬慎所忽”“诫无垢，思无辱”，人当心存谨慎之诫，胸怀恭敬之心。《易传》记载孔子说“上下无常”“进退无恒”，又说“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要真的能够认识与把握“时”，就不能只顾一味前进，要看灵魂是否跟上。
人因为有智慧而有所敬畏。善于总结，沉静反思，才能存戒惧，守底线。灾难就像照妖镜，疾病也是呼唤和提醒，它要我们弥补生命中的亏欠，对古圣先贤的告诫不能不知不惧。
顺天而行 人强胜天
在孔子“知天命”之后，荀子有“制天命”的提法。《荀子•天论》说：“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制”与“裁”可以互训，后人多将“制”“裁”连用。“制”有利用、顺应、顺势之意，“制天命而用之”反映了荀子对于天命自然的态度，荀子与孔子一样，也不是主张单纯地去适应自然，而是积极主动地改造自然。
对荀子所说的“制天命而用之”，后人衍生出对天命“控制”“征服”“制服”“战而胜之”等思想，进而理解为“人与天斗争”，又出现了“人定胜天”的思想。所谓“人定胜天”，应该是在顺应遵从客观规律的前提下积极作为，或防患于未然，或寻求和采取有效的应对方式与化解措施，而非硬上、胡来、蛮干。将“制”理解为“制裁”“控制”，已经是今人的主流看法，荀子也被人们看成主张所谓“人定胜天”的代表人物。其实，人在自然面前往往显得十分渺小，违背自然规律，常常遭致失败乃至灾祸。
人何以能够“胜天”呢？新出土的战国竹书文献《郭店楚墓竹简•穷达以时》给人以很好的启示。该篇开头说：“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有其人，亡其世，虽贤弗行矣苟有其世，何难之有哉？”天、人各有其“分”，人就要明于“人之分”，“天”与“时”固然重要，“人”的因素也不可忽视。“天人相分”的观念应当像“天人合一”那样产生很早。孔子的“知天命”、荀子的“制天命”都不是单纯谈论“天命”，而是关注现实社会，思索的都是当时活生生的政治问题。
后世所说的“人定胜天”也不是空穴来风，而且出现很早。《逸周书•文传》记载，殷商末年，周文王曾说：“兵强胜人，人强胜天，能制其有者，则能制人之有。”有时候人多不如兵器优，天灾不如人心齐，做好自身的事情比什么都重要。不言而喻，这里的“人强胜天”也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孔子家语•五仪解》的记载中，孔子就总结历史，从而深刻指出，同样“以己逆天时”，有的诡福反为祸，有的得祸却成福，关键是人如何应对。
“灾妖不胜善政”，这话出自孔子之口，可谓明确而响亮。天灾地妖、诡异反常给世人以儆戒警醒，因此人不能坐待“天命”。人之敬慎，要体现在行动中。越是敬慎，越要积极主动。灾难纷至沓来，容易击垮理性，越是这样的时候，越需要让光照进黑暗，要从容机智，以国家的行动力，形成凝聚力、抗灾力。
此次疫情，消弥了节日的欢乐和祥和，但中华民族严阵以待，有百姓有难，匍匐救灾的逆行者；有“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捐助者；有令行禁止，守望相助的普通人。有那么多为国家祸中求福的人，这使我们坚信：灾妖不胜善政！（《联合日报》 作者：杨朝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