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一句最早出自《中庸》，其在《中庸》的地位比较特殊。因其可能涉及到了《中庸》的作者和成书年代等问题，学界对其讨论颇多。
《中庸》一般认为是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史记•孔子世家》曰：“子思作《中庸》。”郑玄曰：“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朱子曰：“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史迁、郑玄、朱子等大家都认为子思作《中庸》，金德建《子思作<中庸>的推测》一文，以《荀子•非十二子》篇中批评子思的语句和《中庸》进行对比，认为《非十二子》的议论暗合《中庸》，从侧面论证了《中庸》确实出自子思。所以子思作《中庸》一直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然而学界中也一直存有怀疑，认为《中庸》非子思所作，自欧阳修提出异议后，颇多探究。非子思派的根据之一即是“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一句乃秦汉间常用词语，不应出现在子思时代。
《中庸》原文为：
子曰：“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
“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这句虽最早出现在《中庸》中，却是作为秦始皇帝的政令而最为人熟知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书，治离宫别馆，周遍天下”“更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许慎《说文解字序》亦有“秦始皇初始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的记载，尤其“更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一句，乃是李斯上书秦二世，自述对秦国的功绩，可见此项政令的重要性和真实性，这也是学界因此怀疑《中庸》为秦汉间产生的原因。
其实《中庸》里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未必和《史记》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的内涵相同。《史记》中强调的是始皇帝为了维护秦国的大一统事业而实施的一系列具体政策，《中庸》则更强调一种“尊君”的观念，这与孔子“尊周天子”的思想是相通的。郑注曰：“此天下所共行，天子乃能一之也。今，孔子谓其时也。言作礼乐者，必圣人在天子之位。”孔疏曰：“‘今天下车同轨’者，今谓孔子时。车同轨，覆上‘不制度’。‘书同文’覆上‘不考文’。‘行同伦’，伦，道也，言人所行之行，皆同道理，覆上‘不议礼’。当孔子时，礼坏乐崩，家殊国异，而云此者，欲明己虽有德，身无其位，不敢造作礼乐，故极行而虚己，先说以自谦也。”郑注和孔疏紧扣《中庸》“无过无不及”的内涵，认为即使圣人做事也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议礼、制度、考文章书籍之名，乃天子的职权，圣人虽有道德，不在其位，亦无法参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为孔子描述其当时的社会状况，对应上句，再次强调制礼作乐之道。朱子亦曰：“今，子思自谓当时也。轨，辙迹之度。伦，次序之体。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统也。”（前面郑玄、孔颖达都说“今”乃孔子谓其时，朱子则说“今”乃子思谓其时。这是因断句不同而造成的，郑、孔把上面一段全划归孔子之语，朱子则只把“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属之孔子，其下则为子思阐述孔子的话。不管“今”只孔子时还是子思时，大略都可归为春秋战国时期，本文重点不在于此，故不展开讨论）也是认为这几句是说当时天下统一的社会状况。朱子《中庸或问》也说：“或问：子思之时，周室衰微，礼乐失官，制度不行于天下久矣，其曰同轨同文，何也？曰：当是之时，周室虽衰而人犹以为天下之共主，诸侯虽有不臣之心，然方彼此争雄，不能相尚，下及六国之未亡，犹未有能更姓改物，而定天下于一者也。则周之文轨，孰得而变之哉？……古语所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盖言其法之同，而《春秋传》所谓‘同轨毕至’者，则以言其四海之内政令所及者，无不来也。”李学勤则说“今”非时间词，乃“若”也，假如、如果，是孔子假设之语，非当时真实情况。
况且“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也不是秦汉时才出现，先秦时期已经有此类说法，如《管子•君臣上》：“朝有定度衡仪以尊主位…衡石一称，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书同名，车同轨，此至正也。”所以“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是秦汉间常用的，但并非仅秦汉间才用，亦非秦汉时才出现，所以因为《中庸》中出现了秦汉间常用的词汇而怀疑《中庸》即是秦汉间人伪造的，（有说是战国末期所作，如陈独秀说：至战国之末，不知何人，糅合儒道二家之说，作《中庸》）这种观点亦是落入疑古的窠臼了。
学界另有一种看法，就是“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一句乃后人窜加的。甚至有学者认为含“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中庸》首末两段都是后人掺入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说：“此中段似为子思原来所作之《中庸》，即《汉书•艺文志》儒家中之《子思》二十三篇之类，首末二段，乃后来儒者所加，即《汉书•艺文志》‘凡礼十三家’中之《中庸说》二篇类也。‘今天下车同轨’等言，皆在后段，更可见矣。”武内义雄也说：“《中庸》之首章与下半，乃韩非、始皇之倾，是子思学派之人所敷演之部分，非子思原始的部分。”
笔者是比较赞同此语乃后人窜入的，原因有二：一、先秦古籍被增删较常见。李学勤先生在《对古书的反思》中说：“古书的形成每每要有很长的过程，除了少数书籍立于学官，或有官本，一般都要经过改动变化。很多书在写定前，还有一段口传的过程。尤其在民间流传的，变化尤甚。”很多古籍都有后世增删的问题，《中庸》可能也是如此，《中庸》出自《小戴礼记》，《小戴礼记》乃西汉经学家戴圣汇集儒家礼仪类著作而成，在编订的过程中，戴圣掺入一些当时的常用词也是很有可能的，所以包括“载华岳而不重”等在内的句子，很有可能是戴圣甚至是传抄者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思想观念窜加进去的。
二、与上下文语义不通。看《中庸》原文为：
子曰：“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
如果去掉此句来看，孔子说：不是天子就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章书籍之名，也就是说只有身为天子，才能议礼、制度、考文章书籍之名。所以即使身处天子之位，如果没有高尚的德行，也不敢制作礼乐；即使有高尚的德行，如果不身处天子之位，同样也不敢制作礼乐。这里强调制作礼乐是一件严肃而庄重的事情，“作礼乐者，必圣人在天子之位”，这既是孔子“尊周”思想的表现，也是中庸之道的表现，这样语义已经较为通顺了。加入“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情况下，如果是描述当时实际情况，天下已经如此统一，那下面为何会再说怎么制礼作乐？把“今”解释成假如、如果，即是假设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则圣人在天子之位方可制作礼乐，意义亦不通。所以，没有“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则上下文语义通顺连贯，加入之后反而对语意有碍。
所以，《中庸》原本为子思所作，“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描写秦朝统一后的社会景象之嫌，但很可能是被戴圣或其他秦汉间人掺入，不足以作为《中庸》非子思作的确证。（原载：《洙泗儒话》 作者：崔伟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