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乡党》末章云：
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理解起来有一定的困难，分歧很大，历来学者们有不同的猜测。综观各种解释，终感于文意未安。正如杨伯峻先生所说：“这段文字很费解，自古以来就没有满意的解释。”（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
“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朱熹的解释是：“言鸟见人之颜色不善，则飞去回翔审视而后下止。人之见几而作，审择所处，亦当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阙文矣。”（《论语集注》卷五）后世理解此语时觉得费解，朱熹的“阙文”之说便得到了后来不少人的认可。
争议较大的是“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有学者认为是言子路向野鸡拱拱手，野鸡张开翅膀飞去了。近人杨伯峻先生主此说；另一种观点认为是子路杀野鸡为肴奉献孔子，孔子闻了三闻，站起来走了。三国时魏人何晏说：“子路以其时物，故供具之。非其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起也。”（见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巻五）宋人邢昺也说：“子路不达，以为时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气而起。”（《论语集注大全》卷五引）
其它的说法还有不少，如朱子《论孟精义》引程子伊川先生曰：“山梁雌雉，得其时，遂其性，而人逢乱世，反不得其所。子路不逹，故共立之。孔子俾子路复审言详意，故三嗅而起，庶子路知之也。”引张载横渠先生曰：“鲁俗一时贵山雉之雌者。仲尼伤薄俗易流所美非美，仲由不达，乃具羞以馈，终食三嗅，示众好而必察也。不食者，知所以美之非美也，不言其不足贵者，举国好之，重违众而不言也。口之于味，且尔又伤，知德之鲜也。”可见，人们在理解上差别很大！
在这句话中，共、嗅两个字是理解问题的关键。《论语集注》卷五说：“晁氏曰：《石经》‘嗅’作‘戞’，谓雉鸣也。刘聘君云：‘嗅’当作‘狊’，古閴反，张两翅也。见《尔雅》。愚案：如后两说，则‘共’字当为拱执之义。然此必有阙文，不可强为之说。姑记所闻以俟知者。”从语法上讲，认为是子路杀野鸡为肴奉献孔子的说法难以讲通。前言“子路共之”，主语为子路。后言“三嗅而作”，此语不应及于孔子。若言野鸡，则蒙上“之”字而省，可以讲通。
如果“三嗅而作”说的是野鸡，那么，应依《尔雅》以“嗅”当作“狊”之说更为合理。《石经》“嗅”作“戞”，谓雉鸣，虽然也能说通，但《石经》后出，而且野鸡三戞也不如振翅意长。关于《石经》文字，程树德先生的《论语集释》卷二十一《乡党下》引前人《考异》已有辨析。“共”有拱执之义的说法出现很早，如《吕氏春秋·季秋纪》有云：“子路掩雉，得而复释之。”但此仅备一说而已，并没有什么根据。如此，“共”应与“拱”相通，“嗅”应当作“狊”，为张两翅之貌。
近有网络文章重新解释此章，略谓《乡党》只是反映了孔子的生活起居，衣食住行，以及上朝入庙的行动准则与孔子的高尚品德。是孔子最贴近的学生子路，积聚了几十年的时间，是从点点滴滴的细节中翔集而得。于是认为“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意思是“以上例举了这些孔子在生活起居方面形形色色的诸多情况，是积聚了几十年的时间，像似飘舞在空间而终于被收集来的。”
该文认为《论语》中的“曰”，简单地可理解为“子路曰”，具体一点则可以理解为：“子路的体会，或者是子路的认识”。“山梁雌鴙，时哉！时哉！”意思就是说：“孔子的行为、品德、也就是子路从‘空中’所翔集得来的这些情况，在子路看来好比高山脊梁上一只雌性的锦鸡，美丽而无可伦比。也因为其高，在山顶脊梁之上而鲜为人知。”
至于“子路共之，三嗅而作”，作者认为上面说过这些写入《乡党》的内容，都是由子路一个人提供的。“子路共之”，也就是子路在文章末尾的谦虚落款。不是都有写成某某共识、共勉的吗？“共之”也就是这个意思。“三嗅而作”，谓其慎重也。是子路经过再三的斟酌而作出的决定，使孔子的高尚品德、高尚行为，能够列入《论语》而传之于世。最后作者议论道：“历经千古而不朽，盖子路之功也，而偏偏有人有眼不识。悲乎！”
这样的解释虽然也可以蒙哄一些学者，但稍微了解《论语》的成书问题，就能够发现该文的臆断。且不说子路早于孔子去世，与孔子后学集录孔子言语在时间上对不上号，就连子路汇集孔子生活起居、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根据也能以寻找出来。更可况子路“提供”材料，子路具名之说纯属子虚乌有，与《论语》体例没有任何契合之处！
至于该文经不起推敲的地方实在更多。例如，孔子文中赞美雌鴙，恐怕也不一定是因为它“美丽而无可伦比”，而是因为成群的野鸡在一起时，领头的往往是雌鴙。《孔子家语·六本》记载了这样的故事：“孔子见罗雀者所得皆黄口小雀。夫子问之曰：‘大雀独不得，何也？’罗者曰：‘大雀善惊而难得，黄口贪食而易得。黄口从大雀则不得，大雀从黄口亦不得。’孔子顾谓弟子曰：‘善惊以远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而以所从为祸福。故君子慎其所从，以长者之虑，则有全身之阶，随小者之戆，而有危亡之败也。’”孔子对于“大雀善惊”的道理记忆很深，他还曾经告诫弟子，使他们明白警觉可以远离祸害，贪食就忘记了隐患。所以孔子赞美雌鴙“得时”完全在情理之中。
毫无疑问，《论语》的这段记载理解起来很有难度。我们认为，要正确理解它需要几个前提：第一，必须了解孔子的思想；第二，必须了解子路的性格；第三，必须了解《论语》一书的特征。另外还应当对相关的生活有一定的观察。
我们认为，《乡党》此章所记是一幅很美的图画：孔子与弟子子路一起走在山间，不远处有几只野鸡停留在哪里。那几只野鸡看到来人，便很机警地飞起来，这就是文中所说的“色斯举矣”。《论语集释》引王伯申曰：“汉人多以‘色斯‘二字连读。‘色斯’者，状鸟舉之疾也。”《论衡·定贤》篇曰：“大贤之涉世也，翔而有集，色斯而舉。”恐与此意相同。《孟子》以孔子为“圣之时者”，两次说到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分别见于《公孙丑上》和《万章下》），对照孔子后来的议论，这种理解应当符合本意。
那几只野鸡警觉地飞起来后，它们盘旋飞翔一阵，便在远处飞落到了前面的树上。孔子看到这一情景，感叹地说到：“山梁上的这些雌雉，得其时啊！得其时啊！”孔子认为，这些野鸡能够远害避险，能够看到自己所处的情势。这时，子路悟出孔子所要表达的意思，也非常感慨，遂不无俏皮地向它们拱拱手。这批野鸡见状，便振振翅膀飞走了。
子路是一位性格鲜明的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路进入孔门前后的情形说：“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在孔门弟子中，他以擅长“政事”著称，性格鲁莽侠义，果敢勇武。孔子曾赞扬“由也果” （《论语·雍也》），孔子甚至自称“由之勇，贤于丘”（《孔子家语·六本》）。子路以其勇武处处随从孔子，并誓死护卫，孔子叹曰：“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路显然不属于那种文静一类的性格，所以他向孔子请教，常常涉及“勇”、“强”一类的问题。孔子“因材施教”，针对子路的个性，及时施以教导。后人议论说：“山梁雌雉，子路共之。孔子叹之也，时哉时哉。三嗅而作，以有好斗而死，自取之也，而岂其时哉。然子路不悟也。”（程树德：《论语集释》卷二十一引《古史·孔子弟子傳》）这种解释虽未必完全符合《论语》本意，但其言孔子针对子路的性情及时加以引导还是有道理的。
孔子所发的感慨当然不会仅仅是诱导子路。孔子时代，“天下无道”、“礼崩乐坏”，孔子感叹生不逢时。他曾总结自己的一生，称“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但他的人生境界有一个提高的过程，他多次谈到自己所处非时，如《孔丛子·记问》两次说到“时”，当“楚王使使奉金币聘夫子”时，他的弟子向他表示祝贺，认为老师的主张终于可以有伸展的机会了，但孔子感叹地唱歌道：“大道隐兮，礼为基。贤人窜兮，将待时。天下如一，欲何之。”有人“樵于野而获兽”时，孔子看到是麒麟，他也认为自己时运不济，又歌曰：“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吾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有人说，孔子晚年所作《易传》中最能够体现孔子“时”的思想，体现了孔子“时”的哲学。《郭店楚墓竹简》中发现的《穷达以时》，又印证了这一观点。
《论语》出自子思等人的编集，《论语》是最基本的研究孔子的材料。我们认为，《论语》首章中“学而时习之”的“时”也是此意。（详见杨朝明：《新出竹书与〈论语〉成书问题再认识》，《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3期；《从〈穷达以时〉看孔子的“时遇”思想》，山东大学“易学与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青岛，2004年7月）很明显，在孔子那里，“时”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孔子谈到“时”的思想，并以之教导子路，非常合乎情理。孔子是“学而不厌”的学者，更是“诲人不倦”的导师。孔子本人闲居时，虽然和乐舒展，但总是严整而不轻率，所以《论语·述而》篇说：“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孔子与弟子在一起，他也能够做到“能近取譬”（《论语·雍也》），即使像孔子与子路一起在山间行走时，也不忘随时教导弟子。《荘子》曰：“澤雉十歩一啄，百歩一飲，不期畜乎樊中。”人遭遇乱世，往往流离失所，是未得时，尚不如山梁之雉，孔子有感于此，故有所叹。孔子有感而发，子路亦若有所动。
《论语》一书是语录体著作，但其中有内在的逻辑，它是按照孔子一生的出处进退精心编辑的孔子言语集。因此，《乡党》篇中的记载决不会是出于某一孔子弟子之手，更不可能是子路一人的集录，而应是从众多的孔子材料中，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元朝·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经部》之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而成。看来，有的所谓“探解”有点“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了。
事情很有意思，在理解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一些记载时，往往有人不对早期儒学进行深入细致研究，就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而且对其他研究还不管不顾，自以为是。可是，他却意识不到，他在感慨他人“悲夫”的同时，其实是自己已经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可悲”境地！（原载：孔子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作者：杨朝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