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1月26日，“儒家文化与新时代国家治理”学术论坛暨《洙泗儒话》首发式在孔子研究院成功举办。山东省泰山学者、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成积春在论坛上发表题为《儒家文化为新时代国家治理提供丰厚滋养》的主题演讲。现将演讲内容刊发于此，以飨读者。
这几天一直在思考“儒家文化与新时代国家治理”这一题目，下面我就以《儒家文化为新时代国家治理提供丰厚滋养》为题向大家汇报下我的思考。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在前不久召开的纪念孔子诞辰25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六届会员大会上，王岐山副主席代表习近平总书记作了讲话，他指出：中华文明始终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儒家文化作为在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长河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思想学说，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文化中的“小康”“大同”“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重民”“安民”等民本思想；“仁义礼智信”等道德约束；“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交往理念，为历代儒者所秉持，是儒家治国理政智慧的集中体现。
显然，儒家文化在今天依然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能够为新时代国家治理提供丰厚的滋养。下面从儒家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教化文化三个层面试作分析，与大家分享，并请大家批评指正。
第一方面，儒家的政治文化为新时代中国的政治治理提供丰厚滋养。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曲阜讲话时重申了“四个讲清楚”，首先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政治传统决定了我们的国家政治治理必然有自己的特色。
1.儒家中央集权的思想智慧应当加以总结，并为新时代政治治理提供借鉴。在现代政治建设中，我们常常更加注重对儒家讲仁爱、重民本等优秀治理思想的阐发和吸收，但对儒家倡导和维护中央集权的特点却避而不谈。这里必须要强调，我们所说的中央集权不是君主专权，不是寡头政治，而是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涉及到谁是主导谁是服从的问题。长期以来，受西方“政治正确”的叙事方式影响，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对中国古代强干弱枝、权力集于中央、防止地方割据的治理特色，往往仅仅作为“封建社会加强君主专制”的特点予以叙述，却羞于对其在国家和民族发展中所起的正面作用加以总结，没有很好地汲取这个方面的治理智慧。
事实上，中央集权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基本保障，也是维护国家统一、保证中华文明延续的有力武器。历史雄辩地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一个尊奉了儒家思想的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什么时候就能实现国家统一、人民安居乐业；什么时候地方坐大或称雄争长，国家就会分裂割据、生灵涂炭。可以说，中央集权是两千多年的历史传统给我们留下的一份珍贵政治遗产，汲取这一政治治理智慧对于形成新时代党的集中领导体制，维护国家统一、边疆稳定、民族团结意义重大，对于新时代坚持党的领导，做到“两个维护”具有文化根源性价值。
2.儒家民本主义的政治思想应当予以高扬。儒家继承了西周以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民本思想，进而形成了“安民利民”“民贵君轻”“平政爱民”“顺从民意”等一系列命题，构成了儒家民本思想的根基，对汉唐以后的中国古代政治治理产生过重要影响，成为统治阶级治国安民的指导思想，贯穿于古代政治治理的实践中，被当作稳定社会和治理国家的有效法宝。中国的古代社会属于专制社会，但近两千年的历史事实证明，中国民众的地位相比于同属于封建专制社会的欧洲中世纪的民众地位有很大不同，这与儒家倡导的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践行是密不可分的。
今天，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应当从儒家民本思想中汲取丰富营养，把民本思想发展为社会主义条件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为建设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完善民生保障制度提供历史借鉴。尽管古代的民本主义需要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但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与儒家以民为本、担当作为的思想具有文化基因性的传承关联。
3.儒家的德治思想应成为现代政治治理的重要借鉴。儒家的德治思想继承发展了西周“敬德保民”“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观念，孔子对为政者提出了“为政以德，譬如北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倡导，孟子发出了“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的赞美，并将德治深化为“仁政”，荀子推崇“以德兼人”的王道。儒家讲德治，特别突出了修身的意义，《大学》主张“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里首先是对统治者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要求他们率先修身，然后才来谈民众的“修身”。而孟子更进一步，认为实现天下治理的根本途径在于“得民心”：“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
这些儒家的倡导对后世影响很大，历朝有为的统治者都奉德治仁政为治理之正途。直到清朝，雍正皇帝还在《大义觉迷录》中一再论证唯“有德者方能得天下”的道理。儒家德治思想的内涵丰富，是古代政治治理智慧的宝贵结晶，必将成为中国特色政治治理的重要思想源泉。
第二方面，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制度文化为新时代国家治理制度提供丰厚滋养
从汉代以来2000多年的中国古代治理实践中，儒家思想成为唯一的国家治理指导思想，并由此形成了具有儒家特色的制度文化，总结这些制度文化并为新时代国家治理制度提供参考和借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德主刑辅的制度设置。儒家向来主张“有治人无治法”，强调了人在政治治理中的主导性，这与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人认为人是恶的，故而用“法”来限定人的行为，而儒家认为人生来即有仁善之端，最重要的是通过自我道德修养和教化引导来成就人。中国由此产生的治理模式便是“德主刑辅”，即主张在治国安民过程中，应以道德教化为主要手段，而以刑罚惩治为辅助手段，提出“以德化民，以刑辅教”的具体办法，并特别强调了立法、行政、司法等公权力人员要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和政治立场。这种制度设置曾在近代以来长期被人诟病，认为缺少了法治精神，不值得继承发扬。但近年来，香港的司法者肆意操纵法律来打击迫害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察和反“占中”、反“乱港”的平民百姓等现实实例，给我们很好地上了一课，我们不禁惊叹我们的祖宗“有治人无治法”的告诫是多么的明智！香港的法律不可谓不完备（却还不完善），但一旦司法者站错了政治立场、服务错了对象，法律只不过是一种挟私报复、排斥异己的工具！它提示我们，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执法者、行政者的“德”的提升和正确的站位才更加重要！
2.首重德行的选官任官制度。中国古代有“举孝廉”“九品官人法”“荐举制”等一系列以德为主的选官办法，后期科举成为选官的主流制度，但首重德行的荐举办法和选官用官原则一直延续下来。这种注重德行的选人思想是可取的，历代的选官用官实践也积累了大量经验，这对于今天完善选人用人制度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3.高效保密的中枢决策机制和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的行政管理体系。 唐以来的中书门下政事堂、中书省、内阁、御门听政、军机处等中枢机构，是保密性强、运转迅速、决策高效的军国重事决策机制，保证了参政决策大臣磋商密议和君臣集思广益。我们过去认为这种机制是为了保证君主集权，对皇帝专权有利，这种认识是片面的。事实上，欲要有效治理拥有辽阔疆域的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高效保密的中枢决策机制是根本行不通的，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参考借鉴的。另外，九卿会议、九卿科道会议、大臣和监察官会商机制保证了行政和司法决策正常化；三省六部，部门分工明确、科层管理有序；御史台、观察使、巡按御史、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分巡道等机构的设置十分健全；京察、大计、觐见等述职述廉、分类考核制度完备，都值得总结借鉴。
第三个方面儒家的政德和民德教育文化为国家的社会治理提供丰厚滋养
首先，儒学是君子之学，是重视官民修身的“成人”之学，其蕴含的道德教育资源必当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厚滋养，也是社会主义新道德新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
其次，圣训、乡约、遗规、家训、宗谱可以为今天的公民道德修养和社会规范养成提供更加贴近生活的借鉴。圣谕十六条、圣谕广训，通过县令每月朔望日的宣讲，把最高统治者对民众的道德规范训谕广播于民间；吕氏乡约、南赣乡约等乡规民约、《五种遗规》、颜氏家训、朱子家训，针对官民、男女、家庭予以训诫、规劝，入情入理，贴近生活，走近民众；遍及各大族姓的宗谱载有家风、家史，充满了对祖宗父母、生源家世的怀恋，既有对诗礼传家、忠厚做人、勤俭持家、遵纪守法的倡导，更有对一诺千金、仗义疏财、为民请命、忠君爱国、千秋功业的颂扬，以及励志奋进、光耀门庭的殷殷期望，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富有社会治理可资利用的优秀文化遗产，值得传承发扬。（来源：孔子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作者：成积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