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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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研究院是唯一经国务院(国办函〔1996〕66号)批准设立的儒学研究专门机构,副厅级建制;由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先生主持设计,占地150亩,建筑面积46000平方米;内设学术研究部、信息联络部、学术交流部     [ 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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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诠释的方法与文化自由的意义
发布日期: 2019-06-12 浏览次数:104 来源:《论语学研究》第一辑 作者:杨春梅
    编者按:近日,孔子研究院学术辑刊《论语学研究》第一辑由青岛出版社出版发行,现将部分文章转发于此,以飨读者。
    一、文本的回归与义理的创造性转化及价值受用
 
    文本的回归与义理的创造型转化及价值受用,和大家熟悉的“求真”“致用”两个概念含义大致相当。从这次会议大家提交的论文看,大部分属于文本回归范畴。
    文本回归范畴的研究有源远流长的传统,近百年来更有丰富厚重的现代研究成果,值得尊重和汲取。这一向度上的研究和解读对专家之学要求很高,这一点我觉得在当下学术教育中强调得不是过了,而是很不够,应该继续加强,不应弱化。因为这不仅是回归文本真相的保证,而且也是认识文本价值所在的保证。无论是个体人生受用,还是社会公共层面上的经世致用,郢书燕说的现象很多。无心的误读可以原谅,有意不守学术规范的胡乱解说发挥应该制止,恶意地遮蔽曲解更应该反对。
    也许有人质疑,一切都是解释,哪有什么文本真相?追求历史和文本真相的意义,这里无暇多说。前不久,一部美国动画片已经上映,推荐大家看一看。电影的英文名字是《CoCo》,中文译名《寻梦环游记》。我看了之后有两点印象的深刻:其一,看之前,我刚在尼山圣源书院参加了一个关于丧葬礼俗方面的研讨会,所以看了这部以墨西哥亡灵节祭祀文化为背景的电影,颇为感动,大受启发;其二,这部电影让我对追寻历史和文本真相的意义,有了一种更为特别、更为深刻的理解。
    我们经常会说,古人已经作古,人死如灯灭,一把灰而已,说什么、怎么说对他们都无所谓了,好像真相只对生者有意义。看了这部电影,我觉得真相不仅对生者有意义,对逝者也有意义。影片中提到“终极死亡”这一概念:人离开此岸世界是第一次死亡,其灵魂因亲人朋友及其他相识者的想念和祭奠而继续活在彼岸世界,并且只有在家族祭坛上摆有照片的亡灵,才能在亡灵节这天踏着鲜花铺成的彩桥,回到此岸与家族亲人团聚。如果祭坛上没有照片供奉,亡灵就过不了彩桥;如果没有人想念,亡灵就从彼岸消失,这就是所谓的“终极死亡”,是比第一次死亡还悲惨的遭遇。故事中一个重要的线索,就是既关系生者苦乐命运又决定死者终极存亡的真相的追寻。大家看了一定会对真相的意义有新的触动和体会。
 
    二、文本义理诠释中的家派立场和多元敞开
 
    杨朝明教授在《构建中国的“论语学”》中有一句话,“‘论语学’首先属于经学的范畴”,从传统学术角度看,这基本没有问题;说经学是传统学术的骨干,这大致也没有问题。但中国从近代开启了社会重大转型进程之后,经学在什么意义上延续,这是一直没有恰当解决的问题。在20世纪差不多所有时间里,经学主要是在经学史研究范畴中被道及。近十几年来,儒家学者强烈呼吁恢复经学,对经学史研究方式大不以为然,甚至深恶痛绝。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是不是要回到经学统御一切的时代,也就是“经学时代”?比如,《论语》的解读,经学是不是唯一的解读方式?我如果说否,不仅在座的不少儒家学者不会同意,不在座的很多儒家学者也不会同意。我如果说是,我自己这一关首先通不过。怎么办呢?我有一个想法,或者说建议,请大家看是否可行:非儒家学者应该尊重儒家学者家派立场上的经学解读和诠释;同时,儒家学者也应敞开胸襟,容受儒家之外百家诸子对文本非经学视角的解读。
    有个认同儒家的美国学者安靖如,我刚编发了他分别和黄玉顺教授、郭萍博士有关儒学的两个长篇对话。安靖如提出一个“有根的全球哲学”的概念,大致意思是说,一种哲学既有家派之根,又向全球各家各派开放,同时又不强求他人植根于此。这无疑是正确的理念和态度。《论语》文本向所有人开放、开放到全球范围时,就不可能要求都像儒家那样也把《论语》当作“经”来读。在多元开放过程中,儒家和非儒家应该彼此倾听,乐于容受,积极对话,善于吸纳彼此有价值的东西。《中庸》中有句话,“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才是文化应有的生态。
 
    三、文本诠释过程中的古今之变与中西之别
 
    任何富有生命力的文本、文化,在发育、成长过程中,都必然经历时空两个维度上的交汇变迁。只要还在发展,这种时间维度上的变迁和空间维度上的交汇,就会不断进行。这两个维度上的工作在过去曾取得很大成就,但也有很多不足,甚至失误。比如,古今之变的维度上,不是以今蔑古,就是以古非今,甚至以古役今;中西维度上,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长期以来,我们为这些不足、失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纠正的办法显然不是在古今或中西之间继续非此即彼的争斗,应该是通古今之变,察中西之汇。儒家也好,其他百家诸子也罢,都能自本其根,又能打开视野,容受多元,在对话中会通融合古今中西,不仅使固有儒、道等百家诸子在现代社会焕发新的生机,而且能在此之外生成古往所未有的新百家诸子。唯有如此,文化才能有崭新而生机勃勃的前景。
    或许有人担心,这样岂不是要乱了吗?不必担心这一点。深受儒家学者敬重的钱穆先生曾撰文论述过文化自由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弟子余英时也说过,只要自由开放,文化总会找到自己发展的方向。所以关键是有没有一个自由的文化空间,只要有,就不用担心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会被扼杀。扼杀文化生机的从来不是百家诸子的自由思想和言论批评,而是强权对文化的暴虐专制。这一点,从祖先到孔子曾被批判的中国人,从西化派的胡适、陈序经到儒家派的梁漱溟、吴宓曾被批判的中国人,应该深有体会。我们应该铭记,文化不自由岂止是儒家文化悲剧的根源所在,也是整个中国文化遭遇悲剧甚至陷入灭顶之灾的根源所在。(来源:《论语学研究》第一辑 作者:杨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