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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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之重”爱与敬
发布日期: 2019-06-09 浏览次数:60 来源:山东画报 作者:杨朝明
    人被视为万物之灵,人们共同生活在天地之间,最不可或缺的是什么呢?或者说,人类依靠什么才能更加安定和谐,怎样才能更幸福美好地生活在一起?历来都有人在思考这一社会的根本问题。孔子自然也有他自己的思考,基于对世道人心的深切体察,他认为最紧要的其实就两个字——“爱”与“敬”。
    一次,鲁哀公向孔子请教“人道孰为大”的问题,孔子似乎感到意外。也许是孔子思考“人道”问题很久了,也许是他期待有清明的人与他一起探讨,所以,孔子表现得又有一些感动。作为鲁国的一国之君,哀公能询问这样深入的问题!孔子“愀然作色”,神情变得严肃起来。他对哀公说:您能谈到这个问题,真是鲁国百姓的恩惠了,我哪能不认真作答,把自己的想法详实禀报。
    哀公问到了关键处,孔子的回答也发人深省。孔子认为,人道最重要的是“政”。“政”不就是“正”吗?不就是由君主之“正”引导天下之“正”吗?如果老百姓都能做到“正”,天下也就和谐安宁了。可见君主的作为特别重要,君子是百姓学习的对象。君主如果不能“正”,百姓跟从君主学习什么呢?那么,君主怎样做到“正”呢?孔子说了九个字:夫妇别、男女亲、君臣信。孔子认为,三者正,众多的事物也就随之而正。
    为什么“夫妇别、男女亲、君臣信”如此关键?如果留心,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孔子家语》中孔子所说的“男女亲”,在《礼记》中被改成了“父子亲”。孰是孰非?哪个更恰当?其实,孔子是以大婚为例来谈论这个问题的。“男女”是从人的自然属性而言,“夫妇”是从人的社会属性着眼。“夫妇别”谈“敬”,“男女亲”说“爱”。在此基础上,君臣有信,上行下效,影响及于百姓,“爱”与“敬”便传导至于整个社会之中。
    孔子的逻辑很严谨。古人治政,有仁德、有爱心最为重要;有仁德,有爱心,却必须遵守礼制;遵守礼制,必须有庄敬的态度;最高的庄敬,表现在天子、诸侯等君上的婚姻中。天子、诸侯娶亲时,身穿礼服亲自迎接,是为了对新妇表示庄敬。庄敬则是为了表示亲情,放弃庄敬就是遗弃亲情,如果没有亲情、没有庄敬,哪里还有什么尊重。可见,“爱”与“敬”的内涵关涉极大。
    婚姻是人伦之本,君主是百姓的表率,君主婚姻中赋予“爱”与“敬”的意义,是治理政事的根本。《管子·牧民》说:“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恶。”引导下属和百姓走什么门路,君上的好恶很关键。夫妇之际,乃人道之大伦。为人君者不能不慎。《易传》说:“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夫妇之道联结人伦、关涉政治,难怪“三代明王必敬妻子”!
    中国历史上,人们都强调夫妇婚姻为“人道大伦”。在婚姻的意义上,有“男女亲”才有“父子亲”,婚姻中“爱”与“敬”的深层意义,牢牢奠定了社会人伦大道的基础,有爱有敬,才能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听、长惠幼顺,故汉代人说:“夫妇正则父子亲,人伦定矣”,还说“夫妇,人伦大纲,夭寿之萌也”,“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弘义,人伦之大节也。是以礼贵男女之际,诗著《关睢》之义”。原来,古代教育的实质,其实就是关于爱与敬的教育。
    这样,孔子说“爱与敬,其政之本”意义就很清楚了。孔子是说为政者要正人,要使社会“归于正”,让人心“思无邪”,就不能没有“爱”和“敬”,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为用,有机统一。如果将孔子斯言简单地理解为执政者要爱戴人民、尊敬人民,其实是把孔子思想简单化了,也把孔子思想的价值降低了。
    说到这里,我们应该明白什么是“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了。儒家思想中的“仁爱精神”与“敬畏观念”、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与“神圣观念”,不都正是“爱”与“敬”的体现吗?中国儒家极重“孝悌”,恰如孔子所说“立爱自亲始”“立敬自长始”。三国时期的魏国人刘邵认为《孝经》“以爱为至德”“以敬为要道”,在《人物志》中说“人道之极,莫过爱敬”,说明他把握了儒家学说的精髓。(原载:《山东画报》 作者:杨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