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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忧患意识与新时代治国理政
发布日期: 2019-05-23 浏览次数:143 来源:孔子研究院 作者:陈以凤
    忧患意识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此中强调忧患意识,并提升到治国理政的高度。儒家忧患意识具体内涵是什么?当下,抉发与继承儒家忧患意识的精蕴真义,对于新时代治国理政具有什么重要意义?
 
一、儒家忧患意识的内涵
 
    何谓忧患?“忧患”一词最早出现于《易传·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说明忧患意识在《易经》兴时已有展露,其作者满怀着忧患之情。《易传》又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是故其辞危。”《易经》兴于殷衰周兴之时,源自周文王臣事殷纣王时微妙而困难的处境,可知忧患意识亦发轫于此时。
徐复观先生是现当代抉发忧患意识最有影响者,他指出:忧患意识不同于恐怖、绝望,“它们之间最大不同之点,在于忧患心理的形成,乃当事者对吉凶成败的深思熟考而来的远见;在这种远见中,主要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忧患正是由这种责任感来的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20页)。结合殷周时期的社会现实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当时人文精神跃动之下,人的信心的根据渐由神而转移向自身,责任感萌发,并在责任意识的深化下,忧患意识登上历史舞台。从忧患意识的发生来看,其可谓以冷静而戒惧的心情对待人生和社会的一种理性的、富于远见的精神状态。在孔子、孟子等早期儒家的挖掘整合下,忧患意识升华深化,其内涵具体包括心存敬畏、居安思危两方面。
    (一)心存敬畏
    “敬畏”一词首见于《管子·小匡》:“故以耕则多粟,以仕则多贤,是以圣王敬畏戚农。”敬畏意识是由“敬”与 “畏”两种情感组成,既不是单纯之敬,也有别于一般的畏,是二者相融相通的。如朱子说,“敬只一个畏字”,“敬不是万事休置之谓,只是随事专一、谨畏、不放逸耳”(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1页)。
    周人的敬畏意识又是在忧患意识基础上产生的。徐复观先生分析:“在忧患意识跃动之下,人的信心的根据,渐由神而转移向自己本身行为的谨慎与努力,这种谨慎与努力,在周初是表现在‘敬’‘敬德’‘明德’等观念里面。尤其是一个敬字,实贯穿于周初人的一切生活之中,这是直承忧患意识的警惕性而来的精神敛抑、集中,及对事的谨慎、认真的心理状态。”(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页)即在周初忧患意识的潜在影响下,所生发的敬畏理念已与以往不同,不再完全依靠神灵,转向依靠自身的谨慎与努力,是一种主体理性自觉的能力。
    敬畏思想在孔子那里得到发展、升华。他提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这里他明确提出君子应“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不仅将畏的内容具体化,还赋予新的内涵。他所谓的“天命”已经消除了夏、商时期的宗教意味,是带有自然倾向的天道观念。所谓“大人”,即作为“三代之英”的尧、舜、文王、周公等圣王。所谓“圣人之言”,即五经典籍、圣人遗文。孔子的三畏思想中具有内在统一性,“天命”、“大人”和“圣人之言”分别表征天地自然之序、人道社会之序和人的精神之序,是君子之所以成为君子的内在根据。
    相对于敬,孔子好像更重视畏。韦政通先生指出孔子时代有两大要求:“一是社会秩序的重建,其中包括政治领导中心的重振和社会的贫富问题;一是个人内心生活的调理,其中包括道德规范的确立和社会秩序在人性中的基础问题。”(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上),台北水牛出版社,1986年版,第68页)可知孔子重视畏有其现实因素,当时天下无道,人们心中没有畏惧,敬己经无法起作用;对于社会秩序的重建和个人内心生活的调理,更须强调畏,如此才有可能回到天下有道的年代。
    敬畏思想在后世儒家那里又得到进一步发展。孟子亦言畏天命,说“畏天者保其国”(《孟子·梁惠王下》);又说“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尽心上》),此语虽未明言敬畏,却内含着对道德本心的敬畏之情。荀子亦有类似看法:“君子,小人之反也。君子大心则敬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荀子·不苟》)意即君子从大处讲敬畏天道,小人从小处讲敬畏仁义礼节;同时,他认为执政者应敬畏、爱护百姓,“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已,不可得也”(《荀子·君道》)。宋明时期,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将儒家的敬畏思想进一步发展,成为一套关乎儒家价值认同和实践方式的系统论述。
    儒家敬畏思想,本质上是一种道德敬畏,是将对于天等超越性存在的敬畏,转化为对于内心道德本身的敬畏,并由敬畏之心而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
    (二)居安思危
    “居安思危”一词最早出自《尚书》。“《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左传·襄公十一年》)意思是说,处于安定的位置,要考虑可能出现的危险,时常提醒自己加以警戒,并积极采取措施预防或推迟祸患的降临,如此才能有备无患。
    《周易·系辞下》引孔子语:“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孔子在这里深入地阐发了安与危、存与亡、治与乱的辩证关系,意在强调君子应居安思危,保证自身安全而国运常新。
    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居安思危思想,提出了“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主张。在《孟子·告子下》中,云:“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此处对比忧患、安逸两种环境对一人、一国的影响,实则深入阐释了居安思危的重要意义。在《孟子·离娄下》中,他又说“君子有终生之忧,无一朝之患”,阐明了忧与患的关系,君子有忧虑之心,畏惧谨慎,未雨绸缪,如此则“无一朝之患”。
    荀子说:“故知者之举事也,满则虑嗛,平则虑险,安则虑危,曲重其豫,犹恐及其祸,是以百举而不陷也。”(《荀子·仲尼》)明智的人身居各种环境都从多方面加以防范,故“百举而不陷”,亦阐述居安思危的必要性。
    《尚书·周官》说:“居宠思危,罔不惟畏,弗畏人畏。”此语涵括着居安思危、心存敬畏两重含义,可谓儒家忧患意识较早、较全面的诠释。综而观之,儒家忧患意识内涵丰富,是一种自觉反思约束的理性思维,具体展现为敬中有畏、畏中含敬的敬畏观念;它又是在敬畏意识基础上萌生的超前的主动防范的自觉意识,具体展现为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的居安思危理念。心存敬畏、居安思危是儒家忧患意识的精神内核,两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二、儒家忧患意识的内在要求
 
    现代新儒家曾对忧患意识高度评价,说:“真正的智慧是生于忧患。因为只有忧患,可以把我们之精神,从一种定型的生活中解放出来,以产生一超越而涵盖的胸襟,去看问题的表面与里面、来路与去路。”(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张君劢:《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书》,载封祖盛编: 《当代新儒家》,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0页)孔子、孟子等早期儒家对忧患意识进行了积极阐发,主张人们不仅要存有忧患意识,更要化解忧患、超越忧患,在忧患中生成大智慧。如何超越忧患?儒家认为必须有责任意识、危机意识和规矩意识。
    (一)责任意识
    徐复观先生解释忧患意识的产生时说:“把一切问题的责任交给神,此时不会发生忧患意识;只有自己担当起问题的责任时,才有忧患意识。”(徐复观:《中国人性论论史·先秦篇》,2014年版,第21页)也就是说,忧患意识是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的表现,其产生的关键在于责任感。
    孔子说:“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遇事小心谨慎心存敬畏、善于谋划才能成事,这种认真的态度可谓忧患面前的责任意识的基本表现。儒家主张为政在人,认为超越忧患首先必须有强烈的责任意识。
    面对天下无道的社会困境,孔子一再阐发忧患之下的责任意识,强烈呼吁君子即各级为政者以仁为己任、尽职履责。他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告诫君子在忧患面前不可须臾违仁。他又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并声称“当仁,不让于师”,将履行仁德作为君子必须做的,主动承担起宣扬仁德、践行仁德的责任。曾子继承孔子衣钵,对仁的责任感进一步阐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同上)
    《论语·宪问》中一段孔子关于君子修身的记载值得关注:“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子路一再问询修己的目的,孔子分别以“敬”“安人”“安百姓”答之,三者层层递进,修身虽是内在的道德实践,但不局限于独善其身,更重要的在于其社会功效——安人、安百姓,内在的责任感由此彰显。
    (二)危机意识
    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讲“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除了阐发忧患如影随形的道理,还意在强调危机意识,让人积极防备可能发生的祸患。《诗经·豳风·鸱号》载:“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对此诗高度赞誉,说:“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孟子·尽心下》)认为作此诗者深谙治国理政之道,饱含着危机意识。孟子就此诗与孔子所言评论道:“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褔无不自己求之者。”(同上)从反面阐述国家无危机意识,实是自求祸端。他所提出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亦是在强调这种危机感。
    古人说:“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祸。”无危机感,源于无畏,如此才随心所欲,成为灾祸的渊薮。所以孔子说:“君子有三畏……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郑玄说:“君子居安如危,小人居危如安。”(《礼记·礼运》郑注)小人与君子最大的区别是小人缺乏敬畏之心,无危机意识,由此而导致洞察力、反思力和批判力丧失。故而,只有常存敬畏之心,才会时刻有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危机感。
    (三)规矩意识
    儒家的忧患意识还内在要求着人们必须有规矩意识,心有所畏,行有所止。这可从敬畏的角度来理解。
    孔子提出“三畏”说,告诫人们“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是基于对人性的深刻洞见来谈论,也是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深度考量的结果。关于人性,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孟子认为人性有“小体”“大体”之别,小体是人的生理自然欲望,如“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大体是人的道德追求,如“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孟子·尽心下》)。荀子在《荣辱》篇中讲人性,说“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寒,是人之所生而有也”。孟、荀皆承认人性的自然欲望,这些欲望也是人生存必需的;但如果放纵本能本性,无底限、无节制追求吃喝声色欲望的满足,那就容易进入骄奢境地,反而引发祸端。故而须要敬畏意识。这一意识实际上是在心灵深处树立了道德底线、构筑了精神的堤坝。
    儒家的敬畏思想要求每个人心中有规矩,行事有底线。即使贵为一国之君,也须有底线。诚如唐太宗所说,“为君者要自守谦恭,常怀畏惧”“朕每思出一言,行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惧群臣,天高听卑,何得不畏?”(吴兢:《贞观政要》)孔子曾自述其人生历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东汉经学家马融说:“从心所欲,无非法者”。梁皇侃认为,“矩”就是“法”孔子此语事实上也在提醒人们“随心所欲”必须以“矩”为准则和前提。
 
三、儒家忧患意识的现代价值
 
    徐复观先生将儒家忧患意识称为中国文化的深层特质,其作为中华文明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新时代的治国理政依然有着独特的价值。
    (一)有助于保持安不忘危的政治自觉,推动“中国梦”的实现
    《贞观政要》讲:“备豫不虞,为国常道。”提前做好防范,以备不测,这是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也是儒家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原则。
目前我们党执政已经60 多年了,不仅面临着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四大”复杂考验,而且还面对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四大”危险。在重重考验和挑战面前,我们实现“中国梦”必须保持忧患意识,必须理性客观地分析风险和挑战,坚持底线思维,将忧患意识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全过程。对于这种忧患意识,习总书记曾多次进行阐发,2014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5 周年招待会上深刻指出:“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实现13亿多人共同富裕,任重道远。‘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骄傲自满,党不骄傲自满,国家不能骄傲自满,领导层不能骄傲自满,人民不能骄傲自满,而是要增强忧患意识,慎终追远,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习总书记再次深刻警醒大家:“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
    习总书记一系列讲话都饱含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这也是他一贯的逻辑所在,展现了他对儒家忧患意识的自觉继承与阐扬。党的十九大报告高度强调忧患意识,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实现“中国梦”,需要全国人们保持忧患意识,才能从容应对国内外挑战,做好积极防备,赢得战略主动。实现“中国梦”,更需要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地增强忧患意识,忧国之兴衰成败,忧党之生死存亡,忧民之福康祸难,自觉自省,自制自律,切实提高为政能力和为政水平。
    (二)有助于树立党员干部的敬畏理念,推动党风廉政建设
    孔子说:“爱与敬,其政之本也。”(《礼记·经解》)将仁爱与敬畏提升到为政之根本的高度。敬畏思想是儒家忧患意识的核心内容。
    当今时代,随着人们认识、改造世界的能力愈来愈强,敬畏之心却愈来愈淡漠,甚至丧失。特别是一些党员干部,无敬畏之心,无视党纪国法,以权谋私,以权谋财,欺上瞒下,贪污受贿,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在这种形势下,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尤其需从儒家的敬畏思想中汲取智慧。
    “君子之心,常存敬畏。”儒家的敬畏理念实质上是一种道德自律,是一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价值抉择。孔子所言的“三畏”在今天依然有重要意义:“畏天命”告诫每位党员干部要敬畏自然,“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要遵循客观规律,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注重科学发展;“畏大人”启示我们要敬畏法律制度,“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管子·明法解》),丧失对党纪国法的敬畏之心,将会走向违法犯罪的深渊;“畏圣人之言”规劝我们要敬畏经典及圣人所传颂的伦理道德,所谓“道德当身,不以物惑”,以道德为本,做人做事才能有底线,心中有戒,行有所止,有所为有所不为。
    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领导干部工作上要大胆开拓,用权上则要谨慎而行。心怀敬畏,才能自觉接受纪律和法律的约束,有所有所不为;心存警惕,才能谨小慎微,防微杜渐。”其中所强调的“敬畏”与“警惕”明显继承了儒家的忧患意识,并构建了新时代党员干部内心深处自我约束的基本底线。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总书记再次重申:“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权力观,保持高尚精神追求,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三种敬畏”是对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对于净化党风政风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在十九大报告中,习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加强纪律教育,强化纪律执行,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党风建设需要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只有知敬畏才能存戒惧,存戒惧才能守底线。
    古人门楣上常写:“出畏之,入惧之。”儒家的忧患意识启发着当代党员干部慎微慎欲,不越轨,不逾矩,养成崇德向善的道德人格,不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常思为政之德,常怀敬畏之心,换来中华大地的海晏河清、朗朗乾坤。
    (三)有助于鞭策党员干部为民服务,培养执政为民的情怀
    先秦时期,孔子、孟子等儒者超越了对自身利益的关注,将百姓的福祉纳入自己的胸怀,心怀天下,忧国忧民。这是儒家忧患意识的重要特征,对于现代社会培养党员干部执政为人民的情怀大有裨益。
    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和力量源泉。九十多年来,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培养了和谐的鱼水之情。但不可否认,目前少数党员干部身上也存在着违背、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现象:有的不关心群众疾苦,对群众的诉求置若罔闻、冷漠无情;有的好大喜功,热衷于形式主义,只对上级官员负责,无视群众的呼声;有的事事只替个人或小团体打算,以权谋私、与民争地、与民争利,严重侵犯群众正当利益;等等。这些现象,理所当然地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甚至愤恨。
     早在2005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了“红船精神”,他说:“‘红船精神’昭示我们,党和人民的关系就好比舟和水的关系,‘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革命战争年代,正是在‘红船精神’引领下,我们党从民族大义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充分发动并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夺取了政权,从此成为在全国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执政党。”(习近平:《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光明日报》,2005年6月21日)事实上“红船精神”与儒家的爱民为民思想若合符节。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讲话中,他又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党、忧国、忧民意识,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将忧民作为今天党员干部忧患意识的主要内容。
    2018年3月20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无论身居多高的职位,都必须牢记我们的共和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三个“始终”彰显了人民的重要地位,更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明确要求,向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表明了始终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决心,真切展现了他对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继承。
    孟子云:“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礼记·儒行》告诫执政者:“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儒家以忧民为主要内容的忧患意识告诫当代党员干部要多了解民生疾苦,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执政为民,人民群众才会“忧其忧”,才能形成万众一心、共创民族复兴大业的和谐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