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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发布日期: 2019-05-06 浏览次数:115 来源:中国德育 作者:丁鼎
编者按:孔子研究院尼山学者程奇立(丁鼎)教授的论文《<礼记>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入选高中教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莫砺锋主编,中华书局、译林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此文原载《中国德育》2015年第4期,原题为《〈礼记〉的文化地位及其当代价值》。现将文章转发于此,以飨读者。
 
 
《礼记》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丁 鼎
 
    《礼记》虽然成书较晚,而且不在“六经”之中,但认真考察一下我国古代经学史就会发现,在儒家经典文献体系中,就思想价值来说,《礼记》的地位不仅超越了“六经”,而且也超越了“十三经”中其他十二经。
    1. 在儒家“十三经”中,《礼记》一书最集中、最全面、最系统地记述、阐释了儒家思想学说的核心内容。
    众所周知,“礼”是儒家思想学说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六经”无一不渗透着浓重的礼学内容。儒家礼学思想的最主要的载体就是“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而在“三礼”中,就思想学术价值而言,《礼记》最为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
    儒家礼学历来讲究“陈其数”“知其义”。“数”即是各种礼节和仪式的具体规定,“义”则是各种礼节和仪式所体现的思想内容。而在“三礼”中,《仪礼》十七篇所讲述的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八类礼节,基本上都属于“数”的范畴,主要讲述各类礼节具体的行为规范。《周礼》,原名《周官》,是一部记述王室职官制度的著作,按照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考工记六个序列,记述了三百多种官职的设置及其职掌,基本上也是属于“陈其数”的范畴。
    而《礼记》一书则不仅陈述各种礼的“数”,而且更重要的是阐释、揭示了各种礼的“义”,即阐释、揭示了各种礼所蕴含的思想精神。《礼记》四十九篇,内容非常丰富,涉及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上至治国方略、社会发展规律,下至家庭伦理规则,在《礼记》中都有专章论述。因此,就思想学术价值而言,可以说《礼记》在“三礼”之中最为重要。正如清代著名学者焦循所说:“《周官》《仪礼》,一代之书也。《礼记》,万世之书也。必先明乎《礼记》,而后可学《周官》《仪礼》。《记》之言曰:‘礼以时为大。’此一言也,以蔽千万世制礼之法可矣。”(《礼记补疏·序》)
    2.《礼记》在曹魏时期升格为“经”,并在唐代进一步升格为“五经”之一,取代了《仪礼》的地位。
    “三礼”当中《仪礼》十七篇出现最早。汉代所谓“五经”之一的《礼》就是指《仪礼》而言。而《礼记》是西汉中期礼学博士戴圣搜集编纂的一部礼学资料汇编,当时还不算“经”,故称为“记”。到东汉末期,经著名经学大师郑玄为其作注,《礼记》的思想学术价值越来越被重视。到曹魏时期,《礼记》便升格为“经”,取得了与《仪礼》《周礼》并列的地位。
    唐王朝统一天下后,唐太宗便诏令当时的国子监祭酒孔颖达组织有关学者撰写《五经正义》,用以统一全国经学。由于当时普遍重视《礼记》一书,“人皆竞读”,而《仪礼》一书,“殆将废绝”,于是孔颖达等人便将《礼记》升格为“五经”之一,并为其作“正义”(疏)。从此之后,《礼记》便取代《仪礼》,正式进入“五经”之列。
    3.《礼记》的《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并列,被尊为“四书”之一。
    宋代著名的理学家朱熹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抽出,与《论语》《孟子》两书并列,合称为“四书”。在儒家经典中,朱熹集四十年功夫,为这四部经书分别作注,遂成《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并将其结集合刻为《四书章句集注》一书,从而创建了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影响甚大的“四书学”。
    朱熹“四书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四书”重于“五经”。他曾经以“熟饭”与“禾”来比喻“四书”与其他经典的关系。他认为“四书”能够直接体现孔孟之道,相当于“熟饭”,而“四书”之外的其他经典则与孔孟之道有所间隔,相当于“禾”,阅读“四书”之外的其他经典则相当于“打禾为饭”。也就是说,“四书”比“五经”及其他经典更为重要。
    综上所述,可知从思想价值上来说,《礼记》一书在儒家经典体系中占有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原载:《中国德育》2015年第4期 作者:丁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