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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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研究院是唯一经国务院(国办函〔1996〕66号)批准设立的儒学研究专门机构,副厅级建制;由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先生主持设计,占地150亩,建筑面积46000平方米;内设学术研究部、信息联络部、学术交流部     [ 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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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为神州惜大儒——敬悼太夫子李学勤先生
发布日期: 2019-04-13 浏览次数:156 来源:未知 作者:崔海鹰
    李学勤先生走了。
    记得春节后的一天晚上,在陪杨师、师母同几位客人吃过饭后,又陪他俩儿步行回家。路上,师有些忧伤地说:“我跟你说件事,暂不要与其他人提,唉,李先生近来身体很不好……”我一时不知说甚是好,沉默了一会儿,便硬着头皮安慰他说:“祸福相依,以先生这样的地位,国家包括清华一定会以最高规格的医疗措施救护他,不会有事的。”
    可就在2月24日早晨,也就是送别妻女回老家后的第二天,我还有点睡眼惺忪,就接到杨师的电话,“海鹰”,他明显哽咽起来:“李先生,唉……”随即说不下去了。我跟着一阵揪心,于是笨嘴拙舌地安慰了他几句。过一会儿,师平静了一些,告诉我几天后要去北京送别李先生。我担心他过于悲痛,就自告奋勇地请求陪他去。师言等两天再说。随后,他命我代大家用心拟一幅挽联,以致敬并纪念先生,我竟一口答应了下来。
    其实,对素来顽劣怠忽、学殖荒芜的我而言,由先生离去所引发的生命震撼,原不可能有多少。由于福缘浅薄、学识谫陋特别是与先生崇重地位的巨大反差,虽属“再传”,却大致属于李零先生所谓的“只是远远望去,肃然起敬,没有说过话”,“只是通过老师,沾了点先生的‘仙气’”情状。但是,杨师的感伤、悲痛让我犹如身受,而他多年来对我们讲述李先生学术、志业的情形亦更是历历在目,言犹在耳。我亦不可能对这“间接”的传授无动于衷,于是努力“憋”了一上午,复经一番修改,一幅挽联总算基本成形:“披甲金文字籀简牍遗书走出疑古三代文明赖斯人,惊泰山崩颓听洙泗呜咽萎矣哲人八方后学哭宗师。”
    大约次日,杨师、光胜师兄先后来信息问我是否愿意一同去北京。我却极感踌躇乃至惶恐,我扪心自问:“我也配去吗……我究竟有何资格去送别先生?”记得两三年前,即于我有甚多恩情的田余庆先生过世时,我曾萌发前往拜别的念头,然而却无论如何也不敢或者说根本无颜前去。今李先生离去,这样的念头再次萦绕心头。盖多年之荒怠,未出点像样的文字,甚至连先生的著述也再未细读多少,如此浅薄的学问生命体验,又能承载多少文化的自觉与担当?!不过后来,我还是厚颜答应要去——好吧,就当陪我自己的老师吧,这总算是“义不容辞”的吧。
    27日下午,我同杨师、立林哥、光胜师兄、衍华兄、房伟师弟一起乘坐北上的高铁,于2小时后抵北京南站。大师兄孔德立请司机师傅将我们接到北交大红果园餐厅,他本人则为我们安排了温馨的晚餐。一个多小时的师生畅谈,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悄然烘托着温馨的师门拟血缘情谊,暂掩了大家心头的悲伤。
    餐后,立林哥接待了两位访他的客人,我与光胜师兄则陪杨师于夜晚校园散步。闲聊间,提到微信上某位署名“新古史辨”的学者撰写的所谓“致敬”李先生的文字,我谓其文实属皮里阳秋,“低红”“高黑”,于逝者方瞑之际为此,正难掩其下作。遂又大发感慨:
    李先生的学术,溥溉学林,且此系一“进程”,方兴未艾。人们只消联想,在由积年疑古、辨伪偏执层累造成的历史观念虚无,学术研究虚浮背景下,先生在宏观把握与无数具体研究基础上,提出“走出疑古时代”“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重写学术史”“对古书的反思”等学术理念与论断,苦心寻求中华民族“失落的文明”,不仅引领着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古代学术史、思想史研究,也将为此后的中国文学、哲学、艺术等人文学科研究,奠立尤为深厚、坚实、典雅的学术根基。
    在具体的方法、路径上,不管是衡以邓广铭先生所谓的“四把钥匙”,还是参照张光植所谓的“五条路径”,李先生皆兼而有之,得其精华。且就绝大多数专门、具体研究,李先生往往都突破单体之局限,而呈现其文明、文化学意义。
    而且先生谦称的很多“小文”,其实却往往开辟了一个不小的学术方向,留待后人的继续耕耘。
    杨师沉默了一会儿,略微严厉地说道:“对一位学者而言,功夫而外,境界、格局尤为重要。唯有具备孔子的格局,方足以研究孔子。但你要写啊,光空口白话有什么用?你且将自己所能理解的李先生的境界与格局书写下来,对自身学术未尝不会是一阶进境。” 老师的训示让我既感且愧,复瞬又想到:即便浅薄、不肖如我,既然号为先生“再传”,是否亦应当承担一点什么?
    28日9时许,我们乘车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东厅,那里已有多簇等候的人群,匾额上“沉痛悼念李学勤先生”几个黑底白章的大字格外警目,仿佛在无情地提醒人们:李学勤先生,真的走了!
    有人说:“一位老人的离世,就是一座图书馆的消失。”
    ——那李先生的离去呢?在我看来,恐怕只有陈寅恪先生的诗句“文化神州丧一身”才得仿佛一二。
    犹记刚上大学时,陆建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洛阳纸贵,风靡海内外。那年10月间,我托刚刚认识的学长宋立林自校图书馆借出《金明馆丛稿二编》等书,将其中若干篇章复印。后来,我又购得《陈寅恪先生诗集》一册,遂得一边辨识一边抄写那繁体印就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挽王静安先生》等诗文,其间竟藉此粗通繁体。对寅恪先生所谓的“独为神州惜大儒”“文化神州丧一身”,我实是多年难以想通其意境所在。但今天,看着周围少长咸集的人群,置身于这悲伤、痛惜的气氛中,我仿佛瞬间领会了其中的意涵。
    自清末西力东渐以来,在外来学术、文化的冲击、压制下,中国固有学术、文化一直处于被动应激乃至无所适从之状态。于外,“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为常态;于内,一面谋求“本国学术之独立”,一面竟又号召“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相纠葛,同时又对绝大多数的早期传世典籍提出严厉质疑。在这一背景下,王国维先生的传统学术研究则呈现会通古今中西的卓然气象,体现了实现中国学术之独立的明确蕲向,真正既“能承继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更“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之未逮,故其著作可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大师”之大,此之谓也。故其人长逝,虽百身何赎?
    王国维先生如此,陈寅恪先生如此,李学勤先生亦如此。往日因考博而游清华园,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下,尤感昔贤自觉将个人身家命运与国家、民族前途紧密联结,是以其学乃大,而其人格亦最可崇重。作为清华的“肄业”学子,李学勤先生实久已浸润于清华学人“求本国学术之独立”的洪流夙愿中。其学其业,彪炳学林,无待多言。汉末曹孟德尝谓:“设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可否设想,假若无李先生,现当代学界对中国古代文明、历史文化的认识与研究又将滞缓多少年?!数年前,田余庆先生缅怀唐长孺先生,誉为“接续陈寅恪,竖立了一个新的路标”。小子斗胆借用,谨以为李学勤先生亦完全当得起“接续王国维,竖立了一座新丰碑”!
    蓦地想起,我于李先生,其实也并非“只是远远望去”,也曾有一段“亲接”的缘分:那是2010年,我曾勉强获得清华考博面试资格,藉此旁听李先生一节金文课程,并得提前晋谒,后来还在面试中回答过先生提出的问题。
    3月31日上午,我自清华招待所至历史系先生办公室。张德良兄、光胜师兄代为向先生引荐。先生问可是报彭林老师的?我言是。先生垂询毕业论文,我乃厚颜将硕士学位论文《郭店儒简<成之闻之>研究》呈上。先生又问我若考入想做什么,我答想做《周礼》研究。先生乃言最近做《周礼》的不多,但《周礼》问题实是相当重要的。光胜师兄插言曰彭老师门下似亦以做《仪礼》者为多。先生嘱我曰,面试时勿紧张,宜放松,从容回答问题。我谨应,随后告辞出,至四楼教室,准备听课。
    先生至,主要讲士山盘,插讲春秋末楚系两器。讲及“申文王之孙州 (ben)”,言此乃双氏,“申”为氏,表其所出,“文王之孙”亦表其所出,又举大量金文及《春秋左传》辞例证之。其间,先生讲到:“唐兰先生言古文字的功夫不在古文字,实为真知灼见。但此言不见于唐兰先生任何论着,然乃我亲闻于唐先生,可以负责。在金文研究中,要解决许多疑难问题,必须熟知周代的制度。有同学想研究《周礼》,这是非常值得做的。近来常有人问我对《周礼》成书的看法,其实我的看法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差不多。《周礼》是很古的古书,它不可能是具体某人所作,某人所编出来的,因为它的内在结构,彼此间的关系太密切,太复杂。有人说为刘歆所作,呵,刘歆哪有那么大本事?如果他能做出来,那岂不比孔圣人还伟大?作为政典,《周礼》必经过历代的增损,很难讲究竟为谁所作。我提示一下,现在做《周礼》有两个方向可以努力,一是《周礼》与《左传》相结合,孙诒让《周礼正义》、刘文淇《左传旧注疏证》都曾提过这一点。但是很不易做,因为这两部书都需要下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功夫;二是《周礼》与金文结合,以前郭沫若先生做过《金文所无考》,现在材料这么多,能否做《周官金文所有考》?”这一大段的开示,简直是对我有针对性的恩赐!
    4月2日,我进入历史系考博面试室。在座李先生而外,尚有廖名春、刘北成、王晓毅等先生。我所报导师彭林先生因于京都大学访问,未有出席。其间,李先生即垂询我对《周礼》之看法。我言《周礼》是一部古书,其具体成书年代自周公所作说到彭老师的成于汉初说,可谓见仁见智。但大多数学者都不否认一点,即《周礼》材料有古老的来源。您曾经指出,许多学者一方面认为《周礼》伪书,另一方面却在古史研究频频引用《周礼》,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周礼》材料的价值。您曾讲孙诒让《周礼正义》、刘文淇《左传旧注疏证》都指出《周礼》可与《左传》结合研究,我由此想到《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谨按:应为昭公十七年,其时误记)“少昊氏以鸟名官”的记载,“以鸟名官”在人类学和图腾制上是有根据的;值得注意的是,“少昊氏以鸟名官”的系统结构与功能,与《周礼》的设官分职是大体对应的,这似也说明《周礼》材料及其理念应有较早来源。
    概言之,我虽未得考入清华,但毕竟曾近聆太夫子馨咳,究为人生一大幸事,亦属田先生所谓“有生之年能够见到大师,终生感念”也。
    其实,即便只是“只是远远望去,肃然起敬,没有说过话”,即便“只是通过老师,沾了点先生的‘仙气’”,又何尝不是另一份人生之幸?
    回想起刚读研时,日夜庆幸自己遇到一位品学皆堪为楷模的老师,求学热情极高。那时的杨师四十余岁,在他的办公室课堂里,在北操场一圈圈的师生散步中,他以极大热情,将他传自先生的学术理念、感动以类于传说中大气功师“带功”乃至“灌顶”的效应,转授于我们这些“再传”小子。那些日子,我毕生难忘。
    工作几年后,我又追随黄师怀信先生读博。其间,虽由于我的成家,特别是自身荒怠,耽误学业,论文做得甚差,但也在致谢中认真写道:“黄、杨二位恩师同为学术泰斗李学勤先生门下高弟,赖恩师引导,予小子亦得读大师之书,略窥学术门径。鄙文虽谫陋,然其理路则自太先生、恩师学脉衍伸而来。”盖饮水思源也……
    就在东厅外相对漫长的等待中,我还见到多位曾投考过的导师:彭林先生、廖名春先生、陈伟先生、刘乐贤先生、朱凤瀚先生,还有业师黄怀信先生,他们大都受惠乃至受学于李先生。其间,我向黄师、刘先生、陈先生简单问安;面对彭先生,想起他昔年对我的关怀与勉励,不由感愧;廖先生经过我身侧时,叫了我一声“是海鹰啊”,轻轻点了点头,我分明从他的眼神中看到慈祥的光彩……就在一瞬间,我痛苦地意识到:多年间,我究竟错失了多少机会,荒废了多少光阴!唉,我竟辜负了这么多、这么好的学者、长者!
    我们站的那一列,据说本只有李先生直系弟子才得站列的。但我们这些“再传”,实际也含糊地跟着老师站在了里面。大约11时许,社会各界人士吊唁已毕,先生门下弟子才慢慢依次进入。当我追随杨师,慢慢踱至先生灵前时,久抑的情感陡然迸发,却不得不尽力压制,以至自己发出沉沉的呜咽之声。闻我近侧的杨师、立林哥,也是如此。大家是忍着何等的悲痛啊!我与立林哥跟着老师,依次向先生遗体三叩首,又慢慢绕至棺椁北面,再向先生三鞠躬。我一面念叨着“文化神州丧一身”“敢为神州惜大儒”,一面痛苦地回味着无尽的自责……
    谨以此文,敬悼太夫子!
    亦权藉此拙文,祭奠自己荒怠的学术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