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24日早8点半，收到杨朝明师微信留言，告知李学勤先生已于当日凌晨去世，享年86岁！得知太老师离世的消息，心情实在悲痛！虽早已耳闻先生病重，但当听到先生离世的消息时，仍不愿相信这一事实。
作为后学，我曾在多个场合见到先生，还有幸跟随杨朝明师多次前往先生家中拜访，并协助杨师编辑了《孔子文化奖学术精粹丛书·李学勤卷》，其间各种细节仍记忆犹新。
2013年，李学勤先生荣获孔子文化奖。9月，先生携夫人一同来曲阜参加第六届世界儒学大会。开幕式暨颁奖典礼结束后，主办方邀请先生参加午宴。作为工作人员，我陪同先生及太师母前往用餐地点。在进入餐厅前，太师母提出要前往洗手间。考虑到会议时间节点，我请李先生先进入宴会厅，同时安排其他同事陪同太师母。但先生不肯独自进入，而是一直陪伴太师母，并叮嘱她小心台阶，注意安全。随后先生对我说：“年龄大了，我不太放心。”先生一直在宴会厅外等候，然后与太师母一同携手进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相濡以沫，如是而已。
2017年初，借筹备成立“济宁市黄帝文化研究会”之机，我又一次陪同杨朝明师拜访李先生。寒风中，我们一行三人来到清华大学东侧先生寓所，本打算与师伯宫长为老师会合后一同前往，但宫老师遇到堵车，尚未到达。杨老师带领我们先行前往先生府上。敲门后，太师母开门，热情迎接，先生也站在客厅等候。此时看到李先生已略显消瘦，这是因为2016年时，先生曾入院接受治疗。但那一天李先生状态很好，他见到杨老师非常高兴。太师母为我们准备茶水，并与我们话家常。不一会儿，宫长为老师赶到，气氛更加热烈。宫长为老师向先生及太师母介绍我们的来意，他还介绍我说：“这个年轻人是房伟，是朝明的学生。”我立刻起身向先生及太师母鞠躬，先生说：“要跟朝明好好读书。”我们向先生汇报了成立研究会的计划并邀请先生在春天时到曲阜休养，先生非常愉快地答应了。由于大病初愈，需要静养，大约半小时后，我们与先生道别离开。此后，虽听说先生再次入院，我们也曾打算前往看望，但都没有成行。这次拜访算是最后一次见到先生。
李学勤先生去世后，学者辛德勇教授曾发文悼念。他在文中写道：“即使是一个天资过人的人，在自己的人生路上，可能不同程度地都得到过别人一些帮助；假如这些帮助是发生在你人生路上的关键时刻，那这些帮助就会对改变你的命运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他将李先生作为自己的“恩人”，并将此文以《追思一位恩人》为题。辛教授的文字无疑令人动容，他所讲的也正是诸多学人的心声。我想，就学术研究来讲，我们无疑都会受到前辈学者的帮助。这种帮助有的是直接的，比如在论文发表、职称晋升等过程中的大力提携。然而更多的，则是一种间接的形态，我们通过阅读前辈学者的著作，或由此确立了自身的研究方向，或利用前辈们的方法解决了特定领域的重大问题，如此等等，这何尝不是一种更大的帮助！
就我本人而言，作为再传弟子，虽未亲炙先生门下，但依然能够感受到李先生的“帮助”。能多次前往府上拜访并聆听先生教诲，近距离感受先生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这本身就是一种荣幸，更是一种激励与教化。更为难忘的是，在2015年，我协助杨朝明师编辑《孔子文化奖学术精粹丛书·李学勤卷》，得以有机会全身心地投入对李先生著作的阅读与选编，这一学习的过程让我受益匪浅。至今我依然认为，参加《李学勤卷》的编写，是我个人学术研究之路的关键节点。
阅读、编选李先生的著作使我意识到，就孔子、儒学研究而言，只有明确了宏观的思考方向，在精微之处进行深研才更加有意义。我生性愚钝，虽无法完全领会李先生的思想，但他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重新估价中国的古代文明”以及“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等论点，却实实在在地引领着个人的学术取向，成为我思考学术问题的重要基点。论者或以为李先生的主要成就在于考古学、文献学、简帛学等，而对孔子思想、儒家学说并没有提出多少有价值的论述。这显然是偏颇之见！试问，当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被某些研究者拦腰斩断时，当研究孔子的资料只剩下《论语》，甚至《论语》中的大部分都被认为不可靠时，孔子、儒学还有何可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而李先生的上述论断却有效破解了人们心中的疑惑和忧虑。他将孔子儒学置于中国古代文明的广阔背景中，充分阐述了孔子思想的“集大成”特征，同时他结合出土文献，研究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认定由孔子整理传世的六经是儒家思想理论的源头活水。对此，杨朝明师曾言：“李学勤先生开辟了走出疑古、走向民族文化自信的时代，也终结了学术上对疑古问题纠结与彷徨的时代。”这无疑是精到之论！
在编选《李学勤卷》过程中所获得的诸多感悟，亦为我所珍视。犹记为编写该卷提纲，同门师兄立林、海鹰及当时仍在校读书的育臣、吴云诸君同聚杨朝明师办公室，共同讨论，互相切磋。为了展现李先生研究的学术成就，尤其是对孔子、儒学研究的重要贡献，必须要将李先生研究的广度、深度充分挖掘出来，而我当时仍未能思虑周全。面对老师、同门诸君的询问，竟一时无语。这种感受在当时肯定颇有不爽，但这也正是促进学业长进的必由途径，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仍记得将书稿发给李先生审阅并请他作序时，内心仍有些忐忑，唯恐有所遗漏。但当读到先生在《自序》中讲，对于这本小集的出版“我真曾认为这是不大可能实现的事”，由此我们也感受到了先生的肯定，心中喜悦自不待言。此外，与宫长为、刘国忠两位老师联系李先生的图片资料时，得到了两位师伯的大力支持和鼓励；在与《李学勤卷》责编杜晓宇老师沟通、商定文稿细节时，他向我提供了很多未曾关注的资料。这些都是令人难忘的回忆。
春寒料峭，乍暖还寒之时，先生走了。追悼会上，前来送别先生的人群排起了长队。缓步进入灵堂，三叩首，献花，三鞠躬，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先生的众多弟子在遗像前久久不愿离去，似乎先生讲课时的娓娓道来，对提高学业的千般叮嘱，再次涌上心头，浮现于脑海。然而，这一次却将成为与先生的永别。痛乎！哀乎！
此情此景，似曾相识，又何曾相似！大约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去世之时，“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赣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或悲？或忧？正是在这一刻，我们与古圣先贤同在，也恰是在这一刻，学问的传承、思想的延续，终成永恒！
2019年2月28日的北京午后，万圣书城，一杯咖啡，一本书，重读先生著作，想见其为人，时感容颜犹在。
（房 伟：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